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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很有些名气。不是因为她有或者曾经有过哪一位著名哲学家，而是因为她拥有一个“胡塞尔档案馆”。胡塞尔是德国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遗留下来的手稿和图书资料存放在鲁汶大学哲学系，因此这里就有了出名的理由。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学习哲学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总是会慕名而来——这个名就是胡塞尔，就是这个“胡塞尔档案馆”。
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他于1859年4月8日出生在普罗斯尼兹(Prossnitz)，这个小城今在捷克境内的摩拉维亚(Moravia)。他在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188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于1887年在哈雷(Halle)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并在那里教书至1901年。随后，他到哥廷根大学做了副教授，并于1906年提升为教授，在那里他居住了大约15年。1916年，他接受了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邀请，离开哥廷根，来到弗莱堡，并在这里居住直到去世。胡塞尔一直有一个非常宏达的计划，他想建立一门超验的纯意识的科学。他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学者和学生，形成了一个现象学的研究中心。他常常提到他有大量未发表的手稿。他说，他发表的那些著作勾画和介绍了他的计划，这些手稿则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些计划。胡塞尔晚年受到纳粹的迫害，不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出席国际会议，出版受到审查。但是他在家中继续从事他的研究，他身边有两位助手协助他整理和誊写他的手稿。1938年4月29日，胡塞尔去世。这以后，他的手稿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胡塞尔档案馆”始建于1938年10月27日，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范·布雷达神父(H.L.Van Breda)是它的创始人，也是它的第一任馆长，直到1974年去世。胡塞尔去世的时候，范·布雷达正在鲁汶大学学习胡塞尔的哲学，准备写论文。1938年8月，他从鲁汶来到弗莱堡，想为论文收集一些资料，包括阅读胡塞尔的一些手稿。出发的前几天和路途上，他突发奇想：出版胡塞尔的遗著。与胡塞尔夫人见面之后，这个想法又逐渐演变成“建立胡塞尔档案馆”。正是这个想法使他的弗莱堡之行，从而使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弗莱堡，他没有阅读和收集论文所需要的资料，而是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实现一个计划：拯救胡塞尔遗留下来的手稿。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胡塞尔的家里与胡塞尔夫人多次会谈，向她讲述自己的想法，征求她的同意和支挣，与她和胡塞尔生前的助手一道商量如何实现这个计划；他给鲁汶写信，找相关人士协商，申请经费；他奔波于弗莱堡和法兰克福、弗莱堡和柏林之间，与比利时驻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的有关人员协商沟通；他还尝试通过朋友把胡塞尔的手稿运出德国，送往瑞士。从8月29日范·布雷达在胡塞尔家中与胡塞尔夫人第一次见面，到9月24日他亲手把胡塞尔的手稿交到比利时驻德国大使馆官员的手中，并且一起把它们放进大使馆的保险柜里，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完成了胡塞尔手稿的拯救计划。如果我们想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一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想到胡塞尔本人的特殊情况——他有犹太血统，而纳粹已经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想到德国这个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背景，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我只就最后这一点提一件事。范·布雷达是以自己个人财产的名义把胡塞尔手稿存放在比利时驻德国大使馆的，因为只有比利时公民的财产才能这样做。为了这一点，就需要进行财产转让。这样就要签署一些文件。在德国做这样的事情非常复杂。当时，胡塞尔的儿子已经去了美国，胡塞尔夫人本来早就可以离开德国，她继续留在德国，就是为了丈夫的这些手稿，她已经把它们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授权别人来保存和出版这些手稿与转让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因此，当她决定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手稿转让给他人，她不会是心血来潮。这里有她与范·布雷达的交流和沟通，饱含她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还寄托着她对自己丈夫这些手稿未来的希望。做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手稿”以及“胡塞尔档案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胡塞尔手稿”不是一两部书或几部书，不是放在书包或藏在箱子里可以带走的，而是大约4万页胡塞尔的文稿，还有约一万页由他的助手在他生前帮助誊写的文稿。“胡塞尔档案馆”则除了这些手稿，还有胡塞尔生前自己建立的一个图书馆，主要是他自己从1880年到1938年间收集和使用的大约2700册哲学书和将近2千份论文单行本。不少书上有作者送给胡塞尔时的签名；许多书和论文上有胡塞尔在阅读过程中做的批注。这些内容使这些书具有了史学的意义和学术的意义，因而具有超出它们本身的价值。仅仅转移这5万页手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建立一个“胡塞尔档案馆”。
范·布雷达于1938年9月27日从德国返回鲁汶，开始为出版胡塞尔遗著和建立档案馆的工作上下奔走。胡塞尔的手稿存放在比利时驻德使馆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使它们暂时脱离了遭到纳粹毁坏的危险。出版和建馆谈何容易!学校有关领导和同事大都不知道范·布雷达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做了‘些什么，也不太理解他要做些什么。1938年10月27日是“胡塞尔档案馆”成立的日子。不过在这一天，并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档案馆。实际上，胡塞尔的手稿是在11月底才被运回鲁汶，放进鲁汶大学图书馆里，而胡塞尔家中的那些图书和家具则是在1939年6月才运到鲁汶的。人们称1938年10月27日这一天为“胡塞尔档案馆”成立日，是因为这一天比利时方济各会基金会决定资助范·布雷达提出的这个计划，为期两年a有了资金来源，范·布雷达才可以具体实施他的计划。即便如此，也有许多麻烦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要与使馆联系把胡塞尔的手稿运回比利时；胡塞尔的手稿，当时只有他的两位助手能够识别，因此就需要与他们协商，聘请他们来鲁汶工作，并请他们培训相关人员；胡塞尔的手稿，虽然到了范·布雷达的手中，真正要出版，却还要有胡塞尔远在美国的儿子的授权，因此还要与他沟通协商；此外，还有找房子、雇佣工作人员等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范·布雷达把胡塞尔的手稿转移到鲁汶，是为了使它们脱离纳粹的魔掌，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以后，就在1940年，纳粹侵占了比利时。多事之秋的故事，难免又多了一些曲折。今天讲起来，这些曲折不过增添了这个故事的色彩和魅力，但是坐在“胡塞尔档案馆”里，我们还会想到范·布雷达神父当年建馆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吗?当我们被告知范·布雷达神父是“胡塞尔档案馆”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我们真能体会到他为建馆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吗?
“胡塞尔档案馆”是在一座三层小楼 里面。这座小楼在哲学系小院一进门的左手处，很不起眼。一层是哲学系的教授会议室和系主任办公室，“胡塞尔档案馆”则在顶层的阁楼上。上楼时经过楼梯旁堆放的饮料箱等杂物，你绝不会想到你是在去著名的“胡塞尔档案馆”：它和寻常百姓家似乎没有什么两样。走进三层右手的房间，也就进入了“胡塞尔档案馆”。这里存放着胡塞尔的手稿和他自己使用的图书，他生前使用的写字台和座椅，还有后来收集的胡塞尔与许多学者的来往信函。除了存放手稿的保险柜，工作人员使用的电脑和复印机外，屋子里面没有什么现代的设备，也没有什么现代的迹象。在这里，我看到了胡塞尔的一些手稿，也在他的写字台前他那把木质座椅上坐了一坐，留了影。不过，最让我感到满足的还是翻阅了胡塞尔保留的一些弗雷格的著作。
哲学史上有一段十分出名的故事。弗雷格在1884年发表了《算术基础》一书。不过，和他的《概念文字》一样，这本书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胡塞尔在1891年发表了《算术哲学》第一卷，其中他谈到了弗雷格的这本书，但主要是批评。弗雷格则为胡塞尔的这本书写了一个书评，对他的主要论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和混乱。弗雷格的批评使胡塞尔转变了自己的学术观点。由此也开始了这两位思想巨匠之间长达16年(即1891—1906年)的通信。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它还有一些细节。一个细节是，据说弗雷格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基础，最终促使胡塞尔转变自己的看法，彻底地放弃了心理主义观点。这一点是人们在研究中常常会关注的问题，如今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胡塞尔放弃心理主义并不是由于受到弗雷格的影响，而是他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与前面的看法显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我对这个细节很感兴趣，以前也曾这样考虑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有了变化。如今我主要思考的是，这样两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是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一位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他们最初有着几乎共同的背景和知识结构，思考过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最后能够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形成完全不同的哲学流派，引领了20世纪两种最大的哲学思潮呢?
另一个细节是，据说胡塞尔仔细阅读了弗雷格的所有著作，并且在上面做了详细的批注。这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在档案馆里，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些批注。胡塞尔所做的批注有三类。一类是画线。这与大多数人看书画线差不多。画线的地方可能是觉得重要或有疑问。一类是画线加页边注释。在这样的地方大致可以看出画线的理由。有些注释很简单，只有一个词，比如“不清楚”、“某物，一个数”。有些注释则比较详细。比如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胡塞尔在弗雷格谈到函数和函数值的地方画线并加边注如下：“2.12 1似乎确实是这样一个值，它是一个有效的对象，即3。但是值确实应该是与真值相区别的。”还有一类是贴页加注。这种情况非常少，我只在《概念文字》一书中看到。可以看出，胡塞尔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弗雷格的公式利用了书写的二维空间，很占地方，在边页上写这样的公式是不够的。胡塞尔在加页上画出弗雷格表达推理的公式，详细写出自己对各种真值情况的理解。这样的注释对于研究胡塞尔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注意到，胡塞尔的这些批注与他手稿的文字不同，基本没有用简写的方式。所以阅读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档案馆研究员给我展示了胡塞尔的手稿，并应我的请求念了一段。他告诉我，阅读胡塞尔的手稿需要专门培训，不过比较简单，只要两三个月就可以了。他还给我简单解释了他念的那一段中几个缩写字母的意思。我曾经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学习，在显微镜下亲眼看过莱布尼兹的胶片手稿，听德国朋友给我讲过如何识别莱布尼兹的手迹；近年来也常听身边的朋友谈起国际上编辑出版马恩全集MEGA版的故事，看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一些影印手稿。因此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不会像这位专家说的那样轻松容易。不过，无论是手稿还是在弗雷格著作中加的注释，胡塞尔的字迹非常清楚，没有修改或涂改。可以推想，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清晰，考虑问题非常细致的人。
这次访问鲁汶大学是在2007年11月，我随清华大学代表团参加这里的“清华－鲁汶周”校际交流活动。由于时间短暂，我只参观了胡塞尔档案馆两次，一次是鲁汶大学专门为清华大学哲学系老师安排的活动，大约四十分钟；另一次是第二天我自己抽时间专门去看胡塞尔对弗雷格的批注，在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当我把这两次访问的感受说给鲁汶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时，他告诉我，当年贝尔(David Bell)来到档案馆，对这里的研究员说，我只看胡塞尔在弗雷格著作上的批注。结果他在这里呆了好几年，只看这些批注。我们都笑了。我知道贝尔，也读过他的书。他先研究了弗雷格，后来又研究了胡塞尔，先后还都写出专著。如今他已是这个圈子里的名人了，否则也不会被别人拿来说事。我想，这个故事夸张得大了一些，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它包含着哲学家们对胡塞尔、弗雷格的崇拜，可能也表示出人们的猎奇心理，但是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离开“胡塞尔档案馆”的时候，馆里的研究员送给我一本2007年由Springer出版社以德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刚刚出版的书，题目是《“胡塞尔档案馆”史》(Geschichte des，Hussed-Arehivs／His-tory of the Husserl-Archives)。如今，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已经是第三任了。档案馆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保存胡塞尔的手稿、信件和书籍，接待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学者，还要编辑出版胡塞尔全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此外，档案馆的研究员也在从事胡塞尔思想的研究，参加有关胡塞尔思想研究的学术会议，参与鲁汶大学一些教学工作。作为一个档案馆，70年的时间不算太长，讲“史”也许甚至有些年轻。作为学校的一个单位，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平凡之至。但是，“胡塞尔档案馆”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为人们提供文献和历史，拓展人们的认识空间，使人们能够深入思考许多问题。由于停留时间太短，这样的感受可能仅仅是表面的，甚至是肤浅的，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
(本文编辑：李焱)
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他于1859年4月8日出生在普罗斯尼兹(Prossnitz)，这个小城今在捷克境内的摩拉维亚(Moravia)。他在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188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于1887年在哈雷(Halle)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并在那里教书至1901年。随后，他到哥廷根大学做了副教授，并于1906年提升为教授，在那里他居住了大约15年。1916年，他接受了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邀请，离开哥廷根，来到弗莱堡，并在这里居住直到去世。胡塞尔一直有一个非常宏达的计划，他想建立一门超验的纯意识的科学。他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学者和学生，形成了一个现象学的研究中心。他常常提到他有大量未发表的手稿。他说，他发表的那些著作勾画和介绍了他的计划，这些手稿则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些计划。胡塞尔晚年受到纳粹的迫害，不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出席国际会议，出版受到审查。但是他在家中继续从事他的研究，他身边有两位助手协助他整理和誊写他的手稿。1938年4月29日，胡塞尔去世。这以后，他的手稿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胡塞尔档案馆”始建于1938年10月27日，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范·布雷达神父(H.L.Van Breda)是它的创始人，也是它的第一任馆长，直到1974年去世。胡塞尔去世的时候，范·布雷达正在鲁汶大学学习胡塞尔的哲学，准备写论文。1938年8月，他从鲁汶来到弗莱堡，想为论文收集一些资料，包括阅读胡塞尔的一些手稿。出发的前几天和路途上，他突发奇想：出版胡塞尔的遗著。与胡塞尔夫人见面之后，这个想法又逐渐演变成“建立胡塞尔档案馆”。正是这个想法使他的弗莱堡之行，从而使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弗莱堡，他没有阅读和收集论文所需要的资料，而是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实现一个计划：拯救胡塞尔遗留下来的手稿。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胡塞尔的家里与胡塞尔夫人多次会谈，向她讲述自己的想法，征求她的同意和支挣，与她和胡塞尔生前的助手一道商量如何实现这个计划；他给鲁汶写信，找相关人士协商，申请经费；他奔波于弗莱堡和法兰克福、弗莱堡和柏林之间，与比利时驻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的有关人员协商沟通；他还尝试通过朋友把胡塞尔的手稿运出德国，送往瑞士。从8月29日范·布雷达在胡塞尔家中与胡塞尔夫人第一次见面，到9月24日他亲手把胡塞尔的手稿交到比利时驻德国大使馆官员的手中，并且一起把它们放进大使馆的保险柜里，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完成了胡塞尔手稿的拯救计划。如果我们想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一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想到胡塞尔本人的特殊情况——他有犹太血统，而纳粹已经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想到德国这个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背景，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我只就最后这一点提一件事。范·布雷达是以自己个人财产的名义把胡塞尔手稿存放在比利时驻德国大使馆的，因为只有比利时公民的财产才能这样做。为了这一点，就需要进行财产转让。这样就要签署一些文件。在德国做这样的事情非常复杂。当时，胡塞尔的儿子已经去了美国，胡塞尔夫人本来早就可以离开德国，她继续留在德国，就是为了丈夫的这些手稿，她已经把它们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授权别人来保存和出版这些手稿与转让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因此，当她决定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手稿转让给他人，她不会是心血来潮。这里有她与范·布雷达的交流和沟通，饱含她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还寄托着她对自己丈夫这些手稿未来的希望。做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手稿”以及“胡塞尔档案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胡塞尔手稿”不是一两部书或几部书，不是放在书包或藏在箱子里可以带走的，而是大约4万页胡塞尔的文稿，还有约一万页由他的助手在他生前帮助誊写的文稿。“胡塞尔档案馆”则除了这些手稿，还有胡塞尔生前自己建立的一个图书馆，主要是他自己从1880年到1938年间收集和使用的大约2700册哲学书和将近2千份论文单行本。不少书上有作者送给胡塞尔时的签名；许多书和论文上有胡塞尔在阅读过程中做的批注。这些内容使这些书具有了史学的意义和学术的意义，因而具有超出它们本身的价值。仅仅转移这5万页手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建立一个“胡塞尔档案馆”。
范·布雷达于1938年9月27日从德国返回鲁汶，开始为出版胡塞尔遗著和建立档案馆的工作上下奔走。胡塞尔的手稿存放在比利时驻德使馆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使它们暂时脱离了遭到纳粹毁坏的危险。出版和建馆谈何容易!学校有关领导和同事大都不知道范·布雷达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做了‘些什么，也不太理解他要做些什么。1938年10月27日是“胡塞尔档案馆”成立的日子。不过在这一天，并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档案馆。实际上，胡塞尔的手稿是在11月底才被运回鲁汶，放进鲁汶大学图书馆里，而胡塞尔家中的那些图书和家具则是在1939年6月才运到鲁汶的。人们称1938年10月27日这一天为“胡塞尔档案馆”成立日，是因为这一天比利时方济各会基金会决定资助范·布雷达提出的这个计划，为期两年a有了资金来源，范·布雷达才可以具体实施他的计划。即便如此，也有许多麻烦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要与使馆联系把胡塞尔的手稿运回比利时；胡塞尔的手稿，当时只有他的两位助手能够识别，因此就需要与他们协商，聘请他们来鲁汶工作，并请他们培训相关人员；胡塞尔的手稿，虽然到了范·布雷达的手中，真正要出版，却还要有胡塞尔远在美国的儿子的授权，因此还要与他沟通协商；此外，还有找房子、雇佣工作人员等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范·布雷达把胡塞尔的手稿转移到鲁汶，是为了使它们脱离纳粹的魔掌，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以后，就在1940年，纳粹侵占了比利时。多事之秋的故事，难免又多了一些曲折。今天讲起来，这些曲折不过增添了这个故事的色彩和魅力，但是坐在“胡塞尔档案馆”里，我们还会想到范·布雷达神父当年建馆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吗?当我们被告知范·布雷达神父是“胡塞尔档案馆”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我们真能体会到他为建馆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吗?
“胡塞尔档案馆”是在一座三层小楼 里面。这座小楼在哲学系小院一进门的左手处，很不起眼。一层是哲学系的教授会议室和系主任办公室，“胡塞尔档案馆”则在顶层的阁楼上。上楼时经过楼梯旁堆放的饮料箱等杂物，你绝不会想到你是在去著名的“胡塞尔档案馆”：它和寻常百姓家似乎没有什么两样。走进三层右手的房间，也就进入了“胡塞尔档案馆”。这里存放着胡塞尔的手稿和他自己使用的图书，他生前使用的写字台和座椅，还有后来收集的胡塞尔与许多学者的来往信函。除了存放手稿的保险柜，工作人员使用的电脑和复印机外，屋子里面没有什么现代的设备，也没有什么现代的迹象。在这里，我看到了胡塞尔的一些手稿，也在他的写字台前他那把木质座椅上坐了一坐，留了影。不过，最让我感到满足的还是翻阅了胡塞尔保留的一些弗雷格的著作。
哲学史上有一段十分出名的故事。弗雷格在1884年发表了《算术基础》一书。不过，和他的《概念文字》一样，这本书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胡塞尔在1891年发表了《算术哲学》第一卷，其中他谈到了弗雷格的这本书，但主要是批评。弗雷格则为胡塞尔的这本书写了一个书评，对他的主要论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和混乱。弗雷格的批评使胡塞尔转变了自己的学术观点。由此也开始了这两位思想巨匠之间长达16年(即1891—1906年)的通信。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它还有一些细节。一个细节是，据说弗雷格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基础，最终促使胡塞尔转变自己的看法，彻底地放弃了心理主义观点。这一点是人们在研究中常常会关注的问题，如今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胡塞尔放弃心理主义并不是由于受到弗雷格的影响，而是他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与前面的看法显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我对这个细节很感兴趣，以前也曾这样考虑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有了变化。如今我主要思考的是，这样两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是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一位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他们最初有着几乎共同的背景和知识结构，思考过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最后能够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形成完全不同的哲学流派，引领了20世纪两种最大的哲学思潮呢?
另一个细节是，据说胡塞尔仔细阅读了弗雷格的所有著作，并且在上面做了详细的批注。这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在档案馆里，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些批注。胡塞尔所做的批注有三类。一类是画线。这与大多数人看书画线差不多。画线的地方可能是觉得重要或有疑问。一类是画线加页边注释。在这样的地方大致可以看出画线的理由。有些注释很简单，只有一个词，比如“不清楚”、“某物，一个数”。有些注释则比较详细。比如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胡塞尔在弗雷格谈到函数和函数值的地方画线并加边注如下：“2.12 1似乎确实是这样一个值，它是一个有效的对象，即3。但是值确实应该是与真值相区别的。”还有一类是贴页加注。这种情况非常少，我只在《概念文字》一书中看到。可以看出，胡塞尔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弗雷格的公式利用了书写的二维空间，很占地方，在边页上写这样的公式是不够的。胡塞尔在加页上画出弗雷格表达推理的公式，详细写出自己对各种真值情况的理解。这样的注释对于研究胡塞尔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注意到，胡塞尔的这些批注与他手稿的文字不同，基本没有用简写的方式。所以阅读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档案馆研究员给我展示了胡塞尔的手稿，并应我的请求念了一段。他告诉我，阅读胡塞尔的手稿需要专门培训，不过比较简单，只要两三个月就可以了。他还给我简单解释了他念的那一段中几个缩写字母的意思。我曾经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学习，在显微镜下亲眼看过莱布尼兹的胶片手稿，听德国朋友给我讲过如何识别莱布尼兹的手迹；近年来也常听身边的朋友谈起国际上编辑出版马恩全集MEGA版的故事，看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一些影印手稿。因此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不会像这位专家说的那样轻松容易。不过，无论是手稿还是在弗雷格著作中加的注释，胡塞尔的字迹非常清楚，没有修改或涂改。可以推想，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清晰，考虑问题非常细致的人。
这次访问鲁汶大学是在2007年11月，我随清华大学代表团参加这里的“清华－鲁汶周”校际交流活动。由于时间短暂，我只参观了胡塞尔档案馆两次，一次是鲁汶大学专门为清华大学哲学系老师安排的活动，大约四十分钟；另一次是第二天我自己抽时间专门去看胡塞尔对弗雷格的批注，在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当我把这两次访问的感受说给鲁汶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时，他告诉我，当年贝尔(David Bell)来到档案馆，对这里的研究员说，我只看胡塞尔在弗雷格著作上的批注。结果他在这里呆了好几年，只看这些批注。我们都笑了。我知道贝尔，也读过他的书。他先研究了弗雷格，后来又研究了胡塞尔，先后还都写出专著。如今他已是这个圈子里的名人了，否则也不会被别人拿来说事。我想，这个故事夸张得大了一些，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它包含着哲学家们对胡塞尔、弗雷格的崇拜，可能也表示出人们的猎奇心理，但是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离开“胡塞尔档案馆”的时候，馆里的研究员送给我一本2007年由Springer出版社以德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刚刚出版的书，题目是《“胡塞尔档案馆”史》(Geschichte des，Hussed-Arehivs／His-tory of the Husserl-Archives)。如今，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已经是第三任了。档案馆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保存胡塞尔的手稿、信件和书籍，接待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学者，还要编辑出版胡塞尔全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此外，档案馆的研究员也在从事胡塞尔思想的研究，参加有关胡塞尔思想研究的学术会议，参与鲁汶大学一些教学工作。作为一个档案馆，70年的时间不算太长，讲“史”也许甚至有些年轻。作为学校的一个单位，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平凡之至。但是，“胡塞尔档案馆”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为人们提供文献和历史，拓展人们的认识空间，使人们能够深入思考许多问题。由于停留时间太短，这样的感受可能仅仅是表面的，甚至是肤浅的，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