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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孙恩元（1895-1985），字一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一个农户家庭。1917年毕业于奉天两级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后任海城县中校长。1928年8月张学良在海城县创办私立海城同泽中学，聘请父亲负责筹建并任校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流亡关内，在北平、上海、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关总署人事处副处长、上海海关专科学校第一副校长 、辽宁省政协常委及副秘书长等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父亲在上海度过了近二十年波澜壮阔的岁月，与上海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与阎宝航在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军侵占沈阳，父亲流亡到北平。同年9月27日他与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王卓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1月23日，张学良指定救国会成立10人的核心组，组员有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后又称十人团。他们立志抗日复土。
1932年父亲受“东北抗日救国会”派遣，赴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义勇军募集款项，发行爱国奖券。1933年春父亲与阎宝航组织东北社，在上海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募集捐款资金。东北社的活动得到上海知名人士李公朴、丁贵堂、章乃器、黄炎培、沈体兰、罗又玄等大力支持。阎宝航离开上海后，父亲继续与上海的抗日救国团体、东北义勇军代表和东北同乡在海关、邮局、银行、浚浦局等处工作的人进行联系。为了便于掩护工作与维持生活，经东北同乡、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介绍，父亲考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任文牍。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丁贵堂即倡导海关华籍职员每人月捐工资5%作为慰劳抗日将士之用。父亲到海关工作后协助丁贵堂接济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赵侗等人，并资助东北救国会车向忱办凤翔中学。阎宝航、杜重远和东北流亡学生都曾得到过父亲的帮助。
1934年至1937年间，张希尧（时任中共东北特别支部领导， 1950年去世后被授予“革命烈士”）以东北救国会的名义，经常往返北平与上海两地，并吃住在我们家里，了解和布置上海抗日救亡工作。我的母亲林淑范，长期以来不但掩护父亲的革命战友开展工作，还对张希尧等人加以生活上的照料。淞沪抗战期间，张希尧因病入院，母亲冒着敌机炮火，备办药物、鸡汤补品，去医院看望。李正文（1949年后任高教部教育司负责人）和陈惠瑛等同志因公离沪去香港，母亲义务为他们照看留沪的幼儿。母亲还经常为东北义勇军联络人员在沪参加抗日活动聚会时站岗放哨，安排食宿。
组织“星二聚餐会”成立“工合”
1936年8月河南鸡公山的东北中学由于内部派系复杂，反动势力压迫进步学生，引起广大学生罢课，去武汉请愿，要求改革校务，即“肖家港事件”。张学良将原校长王化一等负责人悉行解职，张学良自兼校长并亲自赴沪向丁贵堂借调父亲任代理校长。父亲后来因支持并领导学生进行抗日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免去职务，于1937年10月返回上海。
父亲的胞弟孙恩泉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日“突击敢死队”，于1937年10月6日同敌寇肉搏两昼夜，壮烈牺牲于上海大场，年仅22岁。国难家仇更加激起了父亲抗日到底的决心。
父亲返沪后，回到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稽核科复职。他仍以海关职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经管捐款与救济工作。淞沪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苏州河北，四川路、虹口等处的居民纷纷逃至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和南市等地。父亲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人名义，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救国组织，称“星二聚餐会”。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许广平、赵朴初、张宗麟、沈体兰、吴耀宗、杨素兰、陈鹤琴、韦悫、顾执中、丁贵堂、陈琼琨、卢广绵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为了严防敌特破坏，他们每周二晚换地聚餐一次，对外说“过生日”。星二聚餐会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任主席，刘湛恩校长被刺后，改由胡愈之任主席。聚餐会主要讨论研究如何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1月的一次会上，埃德加·斯诺携夫人也来参加。当时他们访问陕北根据地后到沪，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会上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任工业督察长的艾黎先生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艾黎和卢广绵先在西北的宝鸡、天水等处组建工合西北办事处，艰难维持经营，得到宋庆龄以及外国友人斯诺等大力支持和赞许。父亲在沪将逃亡的工人和难民加以组织输送去西北后方，从事生产，并执行留沪联络任务。他还利用在海关工作的有利条件输送革命人士去抗战后方。1937年10月张希尧到沪与父亲一同护送刘澜波、李东野及其姐姐等人离沪去延安。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日寇侵占租界，封锁路口，搜查行人。“星二聚餐会”因无法藏身，迫不得已宣告暂停。
利用海关工作之便为地下党收集情报
1941年7月，由阎宝航、许家骏介绍，父亲认识了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李正文，他此时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来搞地下工作。此后，父亲一直协助李正文在上海从事对敌后的军政情报工作。1942年，父亲和丁贵堂一道秘密离沪，奔赴内地。抗战胜利后，父亲在1946年返回上海海关工作。
1948年秋，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蒋介石开始计划如何向台湾撤退。他密令海关“海星”巡舰装载大量国库黄金，并由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备于12月1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父亲通过丁贵堂得知这一消息，向李正文汇报。党组织派父亲与丁贵堂促膝交谈，争取丁贵堂起义。鉴于丁贵堂对国民党政府种种做法早已不满并答应积极配合工作，父亲提出建议，请丁贵堂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设置障碍，保护海关资产，阻止大批物资运往台湾，保护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出入安全，并成功瓦解了国民党大型万吨自航耙吸挖泥船“建设”号运赴台湾的计划。当时丁贵堂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很高，父亲不断从丁贵堂手中为党获得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 迎来送往，护送地下党和爱国人士进出上海
父亲1946年返回上海海关总署工作后，利用为职员办理住处与家属子女安排之际，联系上海知名人士协助东北人返回老家，并组织技术专家去东北参加解放区的建设与策动国民党统治下的士兵反正活动。
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大肆迫害进步人士的关键时刻，在李正文的单线领导下，父亲利用在海关工作可逃避国民党宪警特联合检查的便利条件，同在海关工作的同事陈凤平、陈琼琨一道，借助在海关外勤工作的高国壁（父亲的学生）可代办证件、购买船票的有利条件，护送地下党领导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出上海港。
1946年6月23日，上海7万群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推选阎宝航、马叙伦、雷洁琼等10人为代表。父亲和高国壁在上海护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阎宝航从南京脱险返沪后不久，父亲即护送阎宝航从上海黄浦江码头乘船去天津转东北解放区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主席。
1946年秋父亲又为左翼作家骆宾基办理证件和船票，从上海乘船安全离沪转往东北解放区。
1948年冬，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搜捕和迫害，无法在国内居住。父亲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开始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开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其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夫人及两个孩子，他们从上海乘船安全离沪赴港，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到北平参加新政协。
当时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父亲与高国壁周密策划（父亲当时并未告诉高黄炎培的真实身份，仅称其是教育界的老友） ，利用高国壁与警备司令部驻海关检查组的工作关系，化名先办一张警备司令部的出境证件，再代购英籍 “盛京” 轮船的头等客舱票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凡离沪去香港的，必须经过警备司令部严密审查批准。高国壁利用警备司令部驻海关的少校组长的关系办妥了证件和船票。
开航前一天深夜，父亲与高囯壁驱车至黄老的临时住所，了解黄老本人及其住处周边环境。翌日再由高国壁单独驾车至黄老住所，将化装过的黄老和夫人及两个孩子护送到外滩码头。高国壁以其亲长名义掩护登轮并托人沿途照顾，直至轮船启碇时，高国壁才下船。父亲和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则在码头远处守候瞭望。父亲离家前悄悄告知母亲，“有任务，如有不测，不要悲伤，要培养教育好孩子，将来为党工作”。而黄竞武在黄炎培离开上海不久即被敌特逮捕并杀害。
1949年1月李正文夫妇、张执一夫妇、方行（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从香港回上海时，就由父亲和陈凤平两人到码头迎接，保护他们过关，行李没受到搜查，身份职业也没受到盘问。父亲还曾护送徐寿轩、沈体兰、张志让、顾执中等离沪出港去东北参加建设。
保护海关迎接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丁贵堂从重庆回到上海，接收海关总署。父亲回到上海后，先后在李正文、唐守志、王致中等直接单线领导下，又增加从事高教联活动。这阶段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怎样发动并参加反内战、反饥饿与罢工工作。二是如何保护海关的全部资产、档案和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丁贵堂起义，迎接上海解放。
父亲1948年4月由李正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8年初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正如李正文同志写的《丁贵堂在上海立功 》一文中回忆：尽管孙恩元严格遵守地下党的组织原则，没把入党的事告诉丁贵堂，但丁贵堂却心照不宣地意识到孙恩元可能是党员了。因为孙恩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不有所表现。对于那些违反国民党海关制度而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孙恩元就干，而对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不利的事，即使蒋介石政府下令要办的，孙恩元也经常找理由不办。丁贵堂在孙恩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逐步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下定了为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解放事业做贡献的决心。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局的决定，李正文和父亲商量，由父亲正式向丁贵堂提出党组织对其的希望，希望丁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理由，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的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麻烦，不要让我们国家的贵重物资（早己被蒋介石从各地运来上海码头堆积如山）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1949年3月，李正文又通过父亲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丁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丁贵堂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全中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振兴，顺应人民革命事业，这一切确是应该做的。但要冒很大的危险。他必须和中共取得正式的联系，丁贵堂向父亲提出：“共产党能派一个正式代表和我谈谈么？”父亲立即答应，并经张执一同志批准，李正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和父亲一同在仁济医院的一间高级病房里，和丁贵堂见面。丁贵堂非常慎重而高兴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1948年春，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后，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的手里，丁贵堂利用这个权力，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布命令，上海局也通过地下党海关总支，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于是，海关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回到了人民手中。当时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贵堂将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调往台湾，丁贵堂假称该船待修而留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全部解放，6月8日军管会成立派来军代表徐雪寒、贾振之和联络员王洪章驻海关总税务司署与上海海关。父亲协助军管会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与统计处印刷厂，保证我党顺利接管海关。同时并协助筹划建设新海关体制机构与人事、规章制度等工作。
1949年11月7日新中国人民海关总署成立，父亲离开上海奉调北京，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命为该署人事处副处长，分管职工教育和工资福利工作。
与阎宝航在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军侵占沈阳，父亲流亡到北平。同年9月27日他与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王卓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1月23日，张学良指定救国会成立10人的核心组，组员有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后又称十人团。他们立志抗日复土。
1932年父亲受“东北抗日救国会”派遣，赴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义勇军募集款项，发行爱国奖券。1933年春父亲与阎宝航组织东北社，在上海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募集捐款资金。东北社的活动得到上海知名人士李公朴、丁贵堂、章乃器、黄炎培、沈体兰、罗又玄等大力支持。阎宝航离开上海后，父亲继续与上海的抗日救国团体、东北义勇军代表和东北同乡在海关、邮局、银行、浚浦局等处工作的人进行联系。为了便于掩护工作与维持生活，经东北同乡、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介绍，父亲考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任文牍。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丁贵堂即倡导海关华籍职员每人月捐工资5%作为慰劳抗日将士之用。父亲到海关工作后协助丁贵堂接济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赵侗等人，并资助东北救国会车向忱办凤翔中学。阎宝航、杜重远和东北流亡学生都曾得到过父亲的帮助。
1934年至1937年间，张希尧（时任中共东北特别支部领导， 1950年去世后被授予“革命烈士”）以东北救国会的名义，经常往返北平与上海两地，并吃住在我们家里，了解和布置上海抗日救亡工作。我的母亲林淑范，长期以来不但掩护父亲的革命战友开展工作，还对张希尧等人加以生活上的照料。淞沪抗战期间，张希尧因病入院，母亲冒着敌机炮火，备办药物、鸡汤补品，去医院看望。李正文（1949年后任高教部教育司负责人）和陈惠瑛等同志因公离沪去香港，母亲义务为他们照看留沪的幼儿。母亲还经常为东北义勇军联络人员在沪参加抗日活动聚会时站岗放哨，安排食宿。
组织“星二聚餐会”成立“工合”
1936年8月河南鸡公山的东北中学由于内部派系复杂，反动势力压迫进步学生，引起广大学生罢课，去武汉请愿，要求改革校务，即“肖家港事件”。张学良将原校长王化一等负责人悉行解职，张学良自兼校长并亲自赴沪向丁贵堂借调父亲任代理校长。父亲后来因支持并领导学生进行抗日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免去职务，于1937年10月返回上海。
父亲的胞弟孙恩泉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日“突击敢死队”，于1937年10月6日同敌寇肉搏两昼夜，壮烈牺牲于上海大场，年仅22岁。国难家仇更加激起了父亲抗日到底的决心。
父亲返沪后，回到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稽核科复职。他仍以海关职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经管捐款与救济工作。淞沪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苏州河北，四川路、虹口等处的居民纷纷逃至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和南市等地。父亲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人名义，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救国组织，称“星二聚餐会”。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许广平、赵朴初、张宗麟、沈体兰、吴耀宗、杨素兰、陈鹤琴、韦悫、顾执中、丁贵堂、陈琼琨、卢广绵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为了严防敌特破坏，他们每周二晚换地聚餐一次，对外说“过生日”。星二聚餐会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任主席，刘湛恩校长被刺后，改由胡愈之任主席。聚餐会主要讨论研究如何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1月的一次会上，埃德加·斯诺携夫人也来参加。当时他们访问陕北根据地后到沪，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会上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任工业督察长的艾黎先生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艾黎和卢广绵先在西北的宝鸡、天水等处组建工合西北办事处，艰难维持经营，得到宋庆龄以及外国友人斯诺等大力支持和赞许。父亲在沪将逃亡的工人和难民加以组织输送去西北后方，从事生产，并执行留沪联络任务。他还利用在海关工作的有利条件输送革命人士去抗战后方。1937年10月张希尧到沪与父亲一同护送刘澜波、李东野及其姐姐等人离沪去延安。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日寇侵占租界，封锁路口，搜查行人。“星二聚餐会”因无法藏身，迫不得已宣告暂停。
利用海关工作之便为地下党收集情报
1941年7月，由阎宝航、许家骏介绍，父亲认识了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李正文，他此时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来搞地下工作。此后，父亲一直协助李正文在上海从事对敌后的军政情报工作。1942年，父亲和丁贵堂一道秘密离沪，奔赴内地。抗战胜利后，父亲在1946年返回上海海关工作。
1948年秋，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蒋介石开始计划如何向台湾撤退。他密令海关“海星”巡舰装载大量国库黄金，并由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备于12月1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父亲通过丁贵堂得知这一消息，向李正文汇报。党组织派父亲与丁贵堂促膝交谈，争取丁贵堂起义。鉴于丁贵堂对国民党政府种种做法早已不满并答应积极配合工作，父亲提出建议，请丁贵堂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设置障碍，保护海关资产，阻止大批物资运往台湾，保护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出入安全，并成功瓦解了国民党大型万吨自航耙吸挖泥船“建设”号运赴台湾的计划。当时丁贵堂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很高，父亲不断从丁贵堂手中为党获得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 迎来送往，护送地下党和爱国人士进出上海
父亲1946年返回上海海关总署工作后，利用为职员办理住处与家属子女安排之际，联系上海知名人士协助东北人返回老家，并组织技术专家去东北参加解放区的建设与策动国民党统治下的士兵反正活动。
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大肆迫害进步人士的关键时刻，在李正文的单线领导下，父亲利用在海关工作可逃避国民党宪警特联合检查的便利条件，同在海关工作的同事陈凤平、陈琼琨一道，借助在海关外勤工作的高国壁（父亲的学生）可代办证件、购买船票的有利条件，护送地下党领导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出上海港。
1946年6月23日，上海7万群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推选阎宝航、马叙伦、雷洁琼等10人为代表。父亲和高国壁在上海护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阎宝航从南京脱险返沪后不久，父亲即护送阎宝航从上海黄浦江码头乘船去天津转东北解放区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主席。
1946年秋父亲又为左翼作家骆宾基办理证件和船票，从上海乘船安全离沪转往东北解放区。
1948年冬，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搜捕和迫害，无法在国内居住。父亲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开始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开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其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夫人及两个孩子，他们从上海乘船安全离沪赴港，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到北平参加新政协。
当时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父亲与高国壁周密策划（父亲当时并未告诉高黄炎培的真实身份，仅称其是教育界的老友） ，利用高国壁与警备司令部驻海关检查组的工作关系，化名先办一张警备司令部的出境证件，再代购英籍 “盛京” 轮船的头等客舱票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凡离沪去香港的，必须经过警备司令部严密审查批准。高国壁利用警备司令部驻海关的少校组长的关系办妥了证件和船票。
开航前一天深夜，父亲与高囯壁驱车至黄老的临时住所，了解黄老本人及其住处周边环境。翌日再由高国壁单独驾车至黄老住所，将化装过的黄老和夫人及两个孩子护送到外滩码头。高国壁以其亲长名义掩护登轮并托人沿途照顾，直至轮船启碇时，高国壁才下船。父亲和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则在码头远处守候瞭望。父亲离家前悄悄告知母亲，“有任务，如有不测，不要悲伤，要培养教育好孩子，将来为党工作”。而黄竞武在黄炎培离开上海不久即被敌特逮捕并杀害。
1949年1月李正文夫妇、张执一夫妇、方行（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从香港回上海时，就由父亲和陈凤平两人到码头迎接，保护他们过关，行李没受到搜查，身份职业也没受到盘问。父亲还曾护送徐寿轩、沈体兰、张志让、顾执中等离沪出港去东北参加建设。
保护海关迎接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丁贵堂从重庆回到上海，接收海关总署。父亲回到上海后，先后在李正文、唐守志、王致中等直接单线领导下，又增加从事高教联活动。这阶段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怎样发动并参加反内战、反饥饿与罢工工作。二是如何保护海关的全部资产、档案和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丁贵堂起义，迎接上海解放。
父亲1948年4月由李正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8年初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正如李正文同志写的《丁贵堂在上海立功 》一文中回忆：尽管孙恩元严格遵守地下党的组织原则，没把入党的事告诉丁贵堂，但丁贵堂却心照不宣地意识到孙恩元可能是党员了。因为孙恩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不有所表现。对于那些违反国民党海关制度而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孙恩元就干，而对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不利的事，即使蒋介石政府下令要办的，孙恩元也经常找理由不办。丁贵堂在孙恩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逐步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下定了为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解放事业做贡献的决心。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局的决定，李正文和父亲商量，由父亲正式向丁贵堂提出党组织对其的希望，希望丁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理由，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的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麻烦，不要让我们国家的贵重物资（早己被蒋介石从各地运来上海码头堆积如山）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1949年3月，李正文又通过父亲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丁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丁贵堂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全中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振兴，顺应人民革命事业，这一切确是应该做的。但要冒很大的危险。他必须和中共取得正式的联系，丁贵堂向父亲提出：“共产党能派一个正式代表和我谈谈么？”父亲立即答应，并经张执一同志批准，李正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和父亲一同在仁济医院的一间高级病房里，和丁贵堂见面。丁贵堂非常慎重而高兴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1948年春，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后，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的手里，丁贵堂利用这个权力，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布命令，上海局也通过地下党海关总支，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于是，海关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回到了人民手中。当时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贵堂将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调往台湾，丁贵堂假称该船待修而留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全部解放，6月8日军管会成立派来军代表徐雪寒、贾振之和联络员王洪章驻海关总税务司署与上海海关。父亲协助军管会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与统计处印刷厂，保证我党顺利接管海关。同时并协助筹划建设新海关体制机构与人事、规章制度等工作。
1949年11月7日新中国人民海关总署成立，父亲离开上海奉调北京，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命为该署人事处副处长，分管职工教育和工资福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