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可以追溯到两宋勾栏瓦舍的表演，散曲则是受到游牧民族影响的俗谣俚曲，都是通俗文学。散曲是诗，杂剧是戏，所以杂剧也叫剧曲。有剧曲，有散曲，合起来就是元曲。尽管两宋之际中国南方就已经有了被称为“南戏”的温州杂剧和永嘉杂剧，但杂剧首先兴盛于北方，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等也都是北方人，则为不争的事实。
　　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比如《窦娥冤》和《西厢记》等等，也都首先是在北方，而且是在元大都上演的。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当然有。原因之一，就在统治者的态度。南宋上流社会对通俗文学和民间艺术总体上是排斥鄙视的，朱熹等理学家甚至直接禁止地方戏曲的演出。金元当局则不同。他们并不那么看重文学艺术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多管闲事。有此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杂剧就蓬蓬勃勃地發展了起来。知识精英的身份转变，则是另一个原因。对社会现实的绝望与政治生活的绝缘，使他们在平治天下之外的领域成为新的建设性力量。离统治阶级越远，离底层人民就越近；自己的身段放得越低，艺术的成就便越高。关汉卿就是这样。作为剧作家，他的敬业和投入已经到了“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程度。对于一个曾经担任太医院官员的士人来说，这并不容易。但唯其如此，关汉卿才能做到懂戏剧，懂舞台，懂观众，懂表演艺术，他的剧作也才会那样悬念不断，高潮迭起，丝丝入扣，催人泪下。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关汉卿懂得世道艰难和民间疾苦。否则，他写不出这样惊心动魄的唱词：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可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我们知道，伟大的艺术品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像《窦娥冤》这样的传世经典，则是南宋文人士大夫们写不出来的。他们太有优越感了，哪怕在亡国之后。
　　杂剧在北方兴盛，绝非偶然。然而南方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华夏文明得以保全之都。因此南北混一之后，关汉卿等人便相继南下，剧曲的创作中心也随之南移，与理学的北传形成对流。可惜，杂剧南下之后却由黄金时代转向衰微，终为南戏压倒，并在元末明初形成有别于杂剧的传奇戏。其中奥秘，一言难尽。气候环境的不同造成水土不服，或许是原因之一。
　　有成就的是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与杂剧同属元曲，也都使用当时的北曲，但又分属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跟杂剧一样，散曲兴起于北方，流行于市井，某些曲调比如《山坡羊》和《者剌古》等等，也可能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因此散曲虽然也有格律，却比诗词宽松得多，押韵既可以不拘平仄，遣词造句也更平民化和口语化。比如：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虽然是对仗句，却明白如话。又如：庙不灵狐狸样瓦，官无事乌鼠当衙。
　　值得注意的是，散曲虽然通俗如此，却并非不能入雅士的法眼。文人画的领袖人物就有撰写过散曲的。比如赵孟之《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又如倪云林之《人月圆》：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但，更像文人画的却是马致远的这首：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虽然白话白描，却余味无穷。
　　同样必须说到的，还有张养浩的这首：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样的作品，与宋词相比也毫不逊色，难怪许多学者都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是中国诗歌的三大高峰。此后，中国文学将进入小说的时代。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比杂剧的容量更大，也更符合文学艺术走向大众的总趋势。
　　文学艺术是民族敏感的神经。高雅的文人画连同通俗的杂剧和散曲一起，证明了元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更何况，这种转折还是世界性的。
　　选自《易中天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