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这份文件明确要求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往前追溯，起码自今年以来，包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在内，我国已经先后推出了若干个项目的结构性减税措施。这些项目，足够让我们扳着手指数上一阵子。
　　应当说，迄今为止，如果单就项目的个数而论，结构性减税的动静不能算小。然而，一旦脱出项目个数的局限而论及规模，则又会立即发现，即便将上述所有的项目加总求和，结构性减税所触动的税收数量，至多只是几百亿元的样子。所以，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我国的结构性减税不仅缺乏总体规划，而且明显带有零敲碎打的特征，尚无一个规模的界定。照着目前这样的格局走下去，很难将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
　　在历史上，外行看热闹的苦头，我们吃过不少。由于结构性减税的特殊含义在于有增有减，倘若满足于减税项目的一个个粉墨登场而不论及究竟要减多少税，其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根本减不了多少税，要么是增减互抵之后的净效应反而演化为增税。故而，立足于透过热热闹闹的表面现象而窥视其门道——究竟要减或可减多少税，可能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结构性减税工作的重头戏。对于结构性减税抱有热切期待的人们来说，尤应牵住这个牛鼻子。
　　其实，结构性减税的规模并不难界定。正如居民家庭财务出现赤字的根源，不是多花了钱就是少挣了钱一样，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之所以产生，也同样是多花钱（增加支出）或少挣钱（减少税收）的结果。既然今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已经界定为10700亿元，那么，可以确认，这笔财政赤字不是用来支撑多花钱（增加支出），就是用来支撑少挣钱（减少税收），或者是多花钱（增加支出）和少挣钱（减少税收）同时发生。鉴于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在于结构性减税而非扩大政府支出，那么，将这笔财政赤字主要用来支撑结构性减税而非扩大政府支出，便是一件不言而喻之事。照此推算，即便将今年财政赤字的一半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那么，结构性减税的最低规模也应在5350亿元。再进一步，倘若按照结构性减税重于扩大政府支出的思维操作，那么，即便保守推算，结构性减税的规模也至少应以6000亿元计。
　　令人不无忧虑的是，一方面，结构性减税的具体规模迟迟未予界定，缺乏明确目标，致使这一操作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另一方面，在各方面矛盾陷于错综复杂状态的背景下，政府支出的压力居高不下。两者力量合股一处，其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本应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财政赤字转用于支撑扩大政府支出。进一步说，考虑到当前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方向限定于在建项目续建和收尾，而不能用于新增项目，那么，被转用于支撑扩大的政府支出，很可能不是投资性支出，而是行政性支出。一旦最终呈现这种结果，不仅在政府层面，而且在整个社会层面，其难堪的局面都可想而知。
　　问题在于，结构性减税不仅事关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事关整个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在当前的中国，抽象的谈论结构性减税而不深入到具体规模，或者，热衷于一个个减税项目的陆续推出而无一个至少涉及规模的总体规划，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们所想要、所应当追求的结构性减税。
　　说到这里，可以做出的结论是，该是我们行动起来、将结构性减税规模界定清楚并推进实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