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部老片子，1966年拍摄，那一年，我们正在文化大革命,对它一无所知。这是一部当时非常有名的电影，法国著名导演克劳德·莱路许执棒，当年曾经得到过戛纳和金球两项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可以说是横扫全球。42年时过境迁之后，这部电影所演绎的一个赛车手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近乎纯情的爱情故事，对于我们这些将爱情都弄得久经沧海而一派老态龙钟的人们，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但是，片子里面那个赛车手对那个寡妇说过的一段话，那天看电影时还是让我心里一动。他说：“一位雕刻家问：如果博物馆失火，里面有一幅名画和一只猫，你会去救哪一个？”寡妇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那位雕刻家怎么说？”赛车手告诉她：“雕刻家说，当然要救那只猫。”寡妇问：“为什么要救那只猫呢？”
　　是的，为什么非得救那只猫呢？为什么不去抢救那幅名画呢？
　　这个问题，虽然过去了42年，似乎仍然具有意义，就在于这样看似并不严峻却实实在在的困惑，时刻还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要我们回答或者要我们来做，我们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做？救那只猫，还是救那幅画？或者贪心地两者都要揽在怀里一个也不能少？或者两者都不要去救，只管自己先逃命要紧？
　　寡妇问赛车手：“雕刻家为什么要救那只猫呢？”赛车手告诉她：“因为雕刻家认为猫是生命。”原因就这么简单，但简单的原因背后矗立着的是人生恒定的价值观念。
　　生命？生命就是唯一的解释吗？在那雕刻家的眼里，生命就是这样重要，画，哪怕是名画，对比生命，是死的，而唯有生命是活生生的，是珍贵的，是一次性而不可再生的，也是唯一的，哪怕它只是一只小猫的生命，是名画也不可以交换的。价值的对比，如此醒目而清晰，不容置疑。
　　如今，还有这样的雕刻家吗？
　　面对大火，要我们在片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会如雕刻家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猫而放弃了名画吗？如果那幅名画是凡高的、是莫奈的、是齐白石的或是张大千的呢？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就不会有丝毫的颤抖和犹豫，而毅然放弃他们，冒着熊熊大火的危险，去弯腰抱起一只可怜的小猫？我们做得到吗？
　　在商业社会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从穷怕了的时代刚刚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钱忽然一下子显得格外重要。人们极其容易地就完成了过去对政治的信仰到现在对金钱的信仰从程序到系统的转化。我们会觉得说别的什么都是瞎掰，钱才是好东西，再多也不怕压手。面对大火中的价值连城的名画和可怜巴巴的小猫，我们自然心安理得而无师自通地迅速算出两者不同而悬殊的价格。哪怕是再名贵的波斯猫，也没有名画值钱呀，波斯猫再怎么名贵也能够找到，而名画才是不可复制的，是一次性的呢。况且，它还不是波斯猫，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可怜的小猫。用不着计算器，我们心里的小九九，早就已经完成了两者性价比的计算，掂量出两者的分量。
　　就再别提什么生命了，谁都知道生命的重要，但要看什么样的生命了，要看生命究竟怎么才能够真正有价值了。没听说早把裴多菲的诗改造成这样了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两者靠什么？没钱都没招。
　　看来，电影里赛车手问年轻寡妇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两情相悦，心心相印，认同了雕刻家的选择，使得他们最终虽没有得到爱情的美满结果却得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
　　你到底是要名画，还是要小猫？人生中，我们常常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在生命和金钱面前，在精神和物质面前，在显性而高尚的思想追求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面前，是需要矗立着迎风飘扬旗帜的宽阔广场，还是只需要自家越宽越不嫌宽的客厅和越来越软的席梦思，是做一株会思考的芦苇，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是我们人类永远不会过时的选择。
　　■编辑 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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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李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