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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葆拉·马歇尔是美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黑人女性移民作家之一。其小说《寡妇赞歌》围绕主人公艾维在加勒比海的四天之旅展开其一生寻求文化家园的历程。通过分析艾维无法在美国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最终在西印度文化中建构自我的过程，试图揭示小说的文化融合主题，并指出加勒比裔的美国移民后代可以在非洲共同的文化经验中找到文化家园。
关键词：葆拉·马歇尔;《寡妇赞歌》;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3007303
收稿日期：2014-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英国移民文学研究”（12BWW050）资助
作者简介：江妍（1990-），女，安徽黄山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The theme of cultur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JIANG Yan， SUN N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Abstract： Paule Marshall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emale immigra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Her novel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unfolds the protagonist’s whole-life journey of pursuing her cultural home by focusing on her four-day journey on the Caribbean Sea.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eal the novel’s theme of cultural reconcili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Avey’s failure to find her sense of belonging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finally establishing her self in the West Indian culture， as well as to point out that Caribbean-American immigrants are able to find their cultural home in the common African cultural experience.
Key words：Paule Marshall;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cultural reconciliation
《寡妇赞歌》是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1929—）于1983年创作的第三部小说。马歇尔因其小说中对加勒比传统仪式与西印度民俗文化的生动叙述获得了哥伦布基金会美国国家图书奖（Columbus Foundation American Book Award）。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的马歇尔从小深受西印度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影响。马歇尔作品里有着浓厚的西印度方言和文化印记，反映了美国的加勒比移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和进行的抗争[1]505。作为加勒比第二代移民的马歇尔也曾经在双重文化的十字路口徘徊过，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她早期作品中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困境在两次非洲之旅中找到了解决方案。1977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非洲文化艺术节期间，马歇尔曾对记者莫劳拉说：“我的作品是为了带来两种文化的综合体。除此之外，还要将两种文化与非洲经验相连接”[2]37。马歇尔认为美国文化和加勒比黑人文化可以在非洲共同的经验中找到联系彼此的桥梁。
小说《寡妇赞歌》的女主人公艾维在加勒比地区的四天之旅中找回迷失自我的这段经历带有作者马歇尔的自传色彩。艾维也如马歇尔一样生活在纽约的移民家庭中，在两种文化的影响下成长。成年的艾维因为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决定放下自己的西印度文化身份从而追寻能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文化身份。当她终于实现美国梦时，她发觉自己依然找不到文化归属感。在加勒比的四天之旅中艾维长期累积的文化困境终于让她觉醒，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在卡利阿库岛之行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家园。小说的文化融合主题也在艾维的身体和心灵之旅中得以彰显。
一、美国文化认同失败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是黑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小说的主人公一家住在布鲁克林的黑人聚集区——海尔赛街区，
“就是住在布鲁克林的那条街区致使杰必须购买大量有关火灾，偷窃，死亡，伤残的保险，因为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或他们的家里。就是在海尔赛街区，尤其是他们曾经居住的那栋房子周边时常传出无轨电车的噪声和邻居的争吵声，让他们时刻感到不安。在杰的事业已经稳定下来，房子的贷款已还清并且小女儿玛利亚也大学毕业开始教书后，这种不安的情绪仍困扰着他”[3]89。
可见，海尔赛街区的生活环境给艾维和丈夫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怀孕期间的艾维由于无法工作使他们的生活愈发窘迫。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的艾维怀疑丈夫在外工作期间有了外遇，她开始抱怨生活，和丈夫争吵。艾维将生活的困境归结于黑人的文化身份，并督促丈夫离开充满黑人文化氛围的住宅区。“布鲁克林，她恨它！他为什么不能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她是习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3]103一个星期二夜晚，她发狂似的紧抱大女儿，并对丈夫吼道：“去你的，黑鬼，我要带着我的孩子离开这儿！”[3]106这既是艾维否定与放弃黑人文化身份的宣示，也是她远离西印度文化价值观，走向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前奏。丈夫杰对这样的宣示久久无法平静，他用窒息的语气说：“你知道你听上去像谁吗？”[3]106艾维的话在杰看来与那些在海尔赛街区中自暴自弃，抛弃黑人尊严的人没有任何区别。艾维夫妇曾经对放弃民族文化的人充满不屑，而现在令杰不能想象的是艾维已经在生活的重压下不自觉地走上了同一条被美国文化淹没的路。这个星期二晚上也由此成为夫妻二人生活的转折点，杰自那时起为了妻子决定追逐资本主义价值观下的事业成功。他放弃了自己深爱的爵士乐、诗歌朗诵、民族舞蹈，就连一年一度的文化旅行都被商业学习所取代。而这些休闲方式却是维系杰与艾维、孩子们感情交流的文化媒介。“当他出于经济困境放弃他的民族，社群和文化归属时，他与妻子都失去了他们的停泊港，他们也将成为文化意义上无家可归的人。”[4]169经过不懈的努力，杰终于在富尔顿街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艾维也如愿以偿搬进北边白色平原的大房子。 进入美国社会文化主流圈的艾维一家并没有如预想那样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相反，她和丈夫的关系渐行渐远，停止了精神交流。艾维不再随着爵士乐跳舞，杰不再给妻子和女儿朗诵他最爱的黑人诗歌。在追寻美国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杰变成一个没有精神的专家，艾维则变成一个没有心的物欲主义者。”[5]47艾维与杰自从放弃西印度的文化纽带后，各自成为了彼此的陌生人。在艾维眼中，杰变成失去幽默感的杰罗姆。而在杰眼中，艾维则变成找不到真实姓名阿瓦塔的迷路人。直到杰去世，艾维也没有实现融入美国文化生活的目标。找不到文化归属感的艾维在晚年的一次加勒比海之旅中发现了通往文化家园的路口。
二、西印度的文化家园
实现美国梦的艾维晚年俨然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形象，她身着华服，举止优雅，每年都要与自己的好友乘坐游轮去世界各地旅行。尽管很多年前她就已经放弃了去叔祖母故乡泰特姆的旅行，她却不顾小女儿的反对花重金到别的地方出游。令艾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加勒比海之旅中，她的精神空虚感以身体的疾病外在地显现出来。登上游轮的第一天，她就梦到了叔祖母与其故乡泰特姆。艾维自7岁起每年暑假都会去泰特姆跟叔祖母一起生活。叔祖母在泰特姆会告诉艾维许多有关黑人祖先的传奇，其中伊博人登陆（Ibos Landing）是西印度群落中流传最广的传说。伊博人是从非洲被白人殖民者贩卖至美洲的黑人，他们刚下奴隶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过身，望向非洲的故乡。他们带着手链脚铐毅然决然迈着坚定的步伐回家。“他们那时候洞察事物的能力是你我无法拥有的，因为我的祖母说这些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可以看穿事物的多面性。”[3]37艾维的叔祖母一直充当着导师的角色孜孜不倦地教诲她有关祖先伊博人的故事。这种教诲既是民族记忆的传承也是文化寻根的媒介，如同艾维的名字也是由叔祖母的祖母以托梦的方式传承下来一样。消逝多年的记忆顷刻间在艾维的梦中重现，她的游轮之旅随之梦魇连连。梦中叔祖母重复召唤着：“来吧，哦，你会来吧？”[3]42她紧紧拉住艾维和自己一起回泰特姆，艾维却拼命抵抗，拒绝和她回故乡。随后，她和叔祖母的拉扯陷入僵局。当艾维的皮毛大衣被拉下来时，艾维陷入了疯狂，开始对叔祖母拳脚相向。“她的叔祖母毫不犹豫地将艾维的暴行都打回去，如果不比她的力气更大，至少也是相同的。”[3]44梦境中艾维对叔祖母的顽固抵抗暗示艾维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而叔祖母拉落下来的毛皮大衣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隐喻。艾维有关她昂贵的衣服被撕扯掉的梦是她摆脱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序曲，她自己也曾为这一价值观感到困惑[6]90。自此以后，艾维在梦境与现实的交错下走向了一条寻找文化家园的回归之路。
叔祖母将艾维从美国文化认同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仿佛艾维成为当代伊博人的一员，在智者约瑟夫·勒伯特的带领下体验西印度的民俗文化。卡利阿库岛上隆重的大鼓仪式（The Big Drum）和民族舞蹈震撼着艾维的心灵，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西印度群落的陌生人一起舞动起来。“当她的脚自己发现古老的舞步时，她亚麻布裙子下的臀部也自动从一边扭到另一边，开始有些僵硬，随着身体更深入地与音乐呼应，她流畅地大幅度摆动起来。”[3]249这种后天没有学过而是用身体记住的舞步是民族文化在艾维心中不可抹去的印记，即便暂时忘记了，也会在民族文化的氛围中再次显露出来。“艾维说不知道将手举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这些陌生人的陪伴下转了多少圈，但是她知道这些人和家乡泰特姆的人都是一家人。”[3]250在西印度民族文化仪式中，艾维感受到在共同的非洲文化经验中“我们都是一家人”（All o’we is one）。美国文化认同失败的艾维在加勒比海之旅的民俗仪式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家园，为自己在第二故乡（美国）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文化融合之桥
加勒比旅行结束时，艾维终于可以回答勒伯特一再重复的问题：“你是谁？你是什么民族？”[3]167分别之际，勒伯特告诉艾维：“你知道，我好好观察了你昨晚在仪式中的舞蹈。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我觉得你就是阿拉达（Arada）民族的一员。”[3]252原先声称自己对西印度各民族一无所知并强调自己是纽约客的艾维听到这番话，心满意足地笑了。无论是泰特姆的伊博人传奇还是西印度群岛的大鼓仪式都是非洲黑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之根。文化寻根之旅结束的艾维带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回到美国，她计划在泰特姆安家，像叔祖母生前一样向自己的子孙后代讲述她们祖先的文化。在非洲黑奴踏上美国大陆的第一片土地上帮助自己的后辈解除文化困境，从而找到美国黑人的文化家园。
马歇尔曾说过她的写作蓝图是试图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上建造一座连接两大黑人流散地的桥梁。“我作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表述创造我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在我看来可以归为一种文化。我们都是一家人（All o’we is one）。”[7]88这两种文化指的是西印度文化与美国黑人文化。西印度地区和美国是非洲黑人在世界流散的两大主要聚集地。马歇尔认为西印度文化与美国黑人文化可以用非洲的民俗文化来连接，它们具有共同的经验。“我认为这种文化基本上来源于非洲，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全世界的。”[2]35马歇尔的文化融合思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艾维在小说最后对家的概念产生了变化，她明白那个让自己与丈夫奋斗近二十年的体面住宅不是她的文化归属地，她在美国真正的家园是西印度文化与美国黑人文化的汇聚地——泰特姆：“就是在这儿，他们将他们带来，就是这儿他们让他们下船来到我们站的地方。”[3]256泰特姆作为美国的黑人文化融合之桥给处在文化十字路口的移民后代带来了希望。
四、结语
《寡妇赞歌》以艾维回到泰特姆传承民族文化结束，揭示出马歇尔对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身份建构等问题的想法。全球化的今天，各个民族往来愈发频繁，文化交流也愈发紧密，人们怎样在多元文化中找到各自的归属感成为当今的热点问题。美国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各个民族的移民后代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家园是很多移民作家的关注点。马歇尔作为加勒比的二代移民在这部小说中帮助她的同胞们找到了解决文化困境的方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美国的加勒比移民后代可以在非洲黑人民族共同的文化经验中联系彼此，建构文化家园。
参考文献：
[1] 徐颖果，马红旗.美国女性文学：从殖民时期到20世纪[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05.
[2] James C，
Hall，Heather Hathaway. Conversation with Paule Marshall[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35-37.
[3] Paule Marshall.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M].New York： Putnam’s， 1983.
[4] Bernhard Melchior. Re/Visioning the Self Away From Home： Autobiographical and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in the Works of Paule Marshall[M].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8：169.
[5] William David Hart. Afro-Eccentricity： Beyond the Standard Narrative of Black Religi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47.
[6] Eugenia C. DeLamotte. Places of Silence， Journeys of Freedom： The Fiction of Paule Marshall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90.
[7] Heather Hathaway.Caribbean Waves：Relocating Claude McKay and Paule Marshall[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88.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葆拉·马歇尔;《寡妇赞歌》;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3007303
收稿日期：2014-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英国移民文学研究”（12BWW050）资助
作者简介：江妍（1990-），女，安徽黄山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The theme of cultur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JIANG Yan， SUN N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Abstract： Paule Marshall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emale immigra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Her novel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unfolds the protagonist’s whole-life journey of pursuing her cultural home by focusing on her four-day journey on the Caribbean Sea.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eal the novel’s theme of cultural reconcili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Avey’s failure to find her sense of belonging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finally establishing her self in the West Indian culture， as well as to point out that Caribbean-American immigrants are able to find their cultural home in the common African cultural experience.
Key words：Paule Marshall;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cultural reconciliation
《寡妇赞歌》是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1929—）于1983年创作的第三部小说。马歇尔因其小说中对加勒比传统仪式与西印度民俗文化的生动叙述获得了哥伦布基金会美国国家图书奖（Columbus Foundation American Book Award）。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的马歇尔从小深受西印度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影响。马歇尔作品里有着浓厚的西印度方言和文化印记，反映了美国的加勒比移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和进行的抗争[1]505。作为加勒比第二代移民的马歇尔也曾经在双重文化的十字路口徘徊过，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她早期作品中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困境在两次非洲之旅中找到了解决方案。1977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非洲文化艺术节期间，马歇尔曾对记者莫劳拉说：“我的作品是为了带来两种文化的综合体。除此之外，还要将两种文化与非洲经验相连接”[2]37。马歇尔认为美国文化和加勒比黑人文化可以在非洲共同的经验中找到联系彼此的桥梁。
小说《寡妇赞歌》的女主人公艾维在加勒比地区的四天之旅中找回迷失自我的这段经历带有作者马歇尔的自传色彩。艾维也如马歇尔一样生活在纽约的移民家庭中，在两种文化的影响下成长。成年的艾维因为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决定放下自己的西印度文化身份从而追寻能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文化身份。当她终于实现美国梦时，她发觉自己依然找不到文化归属感。在加勒比的四天之旅中艾维长期累积的文化困境终于让她觉醒，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在卡利阿库岛之行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家园。小说的文化融合主题也在艾维的身体和心灵之旅中得以彰显。
一、美国文化认同失败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是黑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小说的主人公一家住在布鲁克林的黑人聚集区——海尔赛街区，
“就是住在布鲁克林的那条街区致使杰必须购买大量有关火灾，偷窃，死亡，伤残的保险，因为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或他们的家里。就是在海尔赛街区，尤其是他们曾经居住的那栋房子周边时常传出无轨电车的噪声和邻居的争吵声，让他们时刻感到不安。在杰的事业已经稳定下来，房子的贷款已还清并且小女儿玛利亚也大学毕业开始教书后，这种不安的情绪仍困扰着他”[3]89。
可见，海尔赛街区的生活环境给艾维和丈夫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怀孕期间的艾维由于无法工作使他们的生活愈发窘迫。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的艾维怀疑丈夫在外工作期间有了外遇，她开始抱怨生活，和丈夫争吵。艾维将生活的困境归结于黑人的文化身份，并督促丈夫离开充满黑人文化氛围的住宅区。“布鲁克林，她恨它！他为什么不能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她是习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3]103一个星期二夜晚，她发狂似的紧抱大女儿，并对丈夫吼道：“去你的，黑鬼，我要带着我的孩子离开这儿！”[3]106这既是艾维否定与放弃黑人文化身份的宣示，也是她远离西印度文化价值观，走向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前奏。丈夫杰对这样的宣示久久无法平静，他用窒息的语气说：“你知道你听上去像谁吗？”[3]106艾维的话在杰看来与那些在海尔赛街区中自暴自弃，抛弃黑人尊严的人没有任何区别。艾维夫妇曾经对放弃民族文化的人充满不屑，而现在令杰不能想象的是艾维已经在生活的重压下不自觉地走上了同一条被美国文化淹没的路。这个星期二晚上也由此成为夫妻二人生活的转折点，杰自那时起为了妻子决定追逐资本主义价值观下的事业成功。他放弃了自己深爱的爵士乐、诗歌朗诵、民族舞蹈，就连一年一度的文化旅行都被商业学习所取代。而这些休闲方式却是维系杰与艾维、孩子们感情交流的文化媒介。“当他出于经济困境放弃他的民族，社群和文化归属时，他与妻子都失去了他们的停泊港，他们也将成为文化意义上无家可归的人。”[4]169经过不懈的努力，杰终于在富尔顿街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艾维也如愿以偿搬进北边白色平原的大房子。 进入美国社会文化主流圈的艾维一家并没有如预想那样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相反，她和丈夫的关系渐行渐远，停止了精神交流。艾维不再随着爵士乐跳舞，杰不再给妻子和女儿朗诵他最爱的黑人诗歌。在追寻美国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杰变成一个没有精神的专家，艾维则变成一个没有心的物欲主义者。”[5]47艾维与杰自从放弃西印度的文化纽带后，各自成为了彼此的陌生人。在艾维眼中，杰变成失去幽默感的杰罗姆。而在杰眼中，艾维则变成找不到真实姓名阿瓦塔的迷路人。直到杰去世，艾维也没有实现融入美国文化生活的目标。找不到文化归属感的艾维在晚年的一次加勒比海之旅中发现了通往文化家园的路口。
二、西印度的文化家园
实现美国梦的艾维晚年俨然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形象，她身着华服，举止优雅，每年都要与自己的好友乘坐游轮去世界各地旅行。尽管很多年前她就已经放弃了去叔祖母故乡泰特姆的旅行，她却不顾小女儿的反对花重金到别的地方出游。令艾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加勒比海之旅中，她的精神空虚感以身体的疾病外在地显现出来。登上游轮的第一天，她就梦到了叔祖母与其故乡泰特姆。艾维自7岁起每年暑假都会去泰特姆跟叔祖母一起生活。叔祖母在泰特姆会告诉艾维许多有关黑人祖先的传奇，其中伊博人登陆（Ibos Landing）是西印度群落中流传最广的传说。伊博人是从非洲被白人殖民者贩卖至美洲的黑人，他们刚下奴隶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过身，望向非洲的故乡。他们带着手链脚铐毅然决然迈着坚定的步伐回家。“他们那时候洞察事物的能力是你我无法拥有的，因为我的祖母说这些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可以看穿事物的多面性。”[3]37艾维的叔祖母一直充当着导师的角色孜孜不倦地教诲她有关祖先伊博人的故事。这种教诲既是民族记忆的传承也是文化寻根的媒介，如同艾维的名字也是由叔祖母的祖母以托梦的方式传承下来一样。消逝多年的记忆顷刻间在艾维的梦中重现，她的游轮之旅随之梦魇连连。梦中叔祖母重复召唤着：“来吧，哦，你会来吧？”[3]42她紧紧拉住艾维和自己一起回泰特姆，艾维却拼命抵抗，拒绝和她回故乡。随后，她和叔祖母的拉扯陷入僵局。当艾维的皮毛大衣被拉下来时，艾维陷入了疯狂，开始对叔祖母拳脚相向。“她的叔祖母毫不犹豫地将艾维的暴行都打回去，如果不比她的力气更大，至少也是相同的。”[3]44梦境中艾维对叔祖母的顽固抵抗暗示艾维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而叔祖母拉落下来的毛皮大衣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隐喻。艾维有关她昂贵的衣服被撕扯掉的梦是她摆脱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序曲，她自己也曾为这一价值观感到困惑[6]90。自此以后，艾维在梦境与现实的交错下走向了一条寻找文化家园的回归之路。
叔祖母将艾维从美国文化认同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仿佛艾维成为当代伊博人的一员，在智者约瑟夫·勒伯特的带领下体验西印度的民俗文化。卡利阿库岛上隆重的大鼓仪式（The Big Drum）和民族舞蹈震撼着艾维的心灵，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西印度群落的陌生人一起舞动起来。“当她的脚自己发现古老的舞步时，她亚麻布裙子下的臀部也自动从一边扭到另一边，开始有些僵硬，随着身体更深入地与音乐呼应，她流畅地大幅度摆动起来。”[3]249这种后天没有学过而是用身体记住的舞步是民族文化在艾维心中不可抹去的印记，即便暂时忘记了，也会在民族文化的氛围中再次显露出来。“艾维说不知道将手举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这些陌生人的陪伴下转了多少圈，但是她知道这些人和家乡泰特姆的人都是一家人。”[3]250在西印度民族文化仪式中，艾维感受到在共同的非洲文化经验中“我们都是一家人”（All o’we is one）。美国文化认同失败的艾维在加勒比海之旅的民俗仪式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家园，为自己在第二故乡（美国）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文化融合之桥
加勒比旅行结束时，艾维终于可以回答勒伯特一再重复的问题：“你是谁？你是什么民族？”[3]167分别之际，勒伯特告诉艾维：“你知道，我好好观察了你昨晚在仪式中的舞蹈。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我觉得你就是阿拉达（Arada）民族的一员。”[3]252原先声称自己对西印度各民族一无所知并强调自己是纽约客的艾维听到这番话，心满意足地笑了。无论是泰特姆的伊博人传奇还是西印度群岛的大鼓仪式都是非洲黑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之根。文化寻根之旅结束的艾维带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回到美国，她计划在泰特姆安家，像叔祖母生前一样向自己的子孙后代讲述她们祖先的文化。在非洲黑奴踏上美国大陆的第一片土地上帮助自己的后辈解除文化困境，从而找到美国黑人的文化家园。
马歇尔曾说过她的写作蓝图是试图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上建造一座连接两大黑人流散地的桥梁。“我作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表述创造我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在我看来可以归为一种文化。我们都是一家人（All o’we is one）。”[7]88这两种文化指的是西印度文化与美国黑人文化。西印度地区和美国是非洲黑人在世界流散的两大主要聚集地。马歇尔认为西印度文化与美国黑人文化可以用非洲的民俗文化来连接，它们具有共同的经验。“我认为这种文化基本上来源于非洲，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全世界的。”[2]35马歇尔的文化融合思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艾维在小说最后对家的概念产生了变化，她明白那个让自己与丈夫奋斗近二十年的体面住宅不是她的文化归属地，她在美国真正的家园是西印度文化与美国黑人文化的汇聚地——泰特姆：“就是在这儿，他们将他们带来，就是这儿他们让他们下船来到我们站的地方。”[3]256泰特姆作为美国的黑人文化融合之桥给处在文化十字路口的移民后代带来了希望。
四、结语
《寡妇赞歌》以艾维回到泰特姆传承民族文化结束，揭示出马歇尔对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身份建构等问题的想法。全球化的今天，各个民族往来愈发频繁，文化交流也愈发紧密，人们怎样在多元文化中找到各自的归属感成为当今的热点问题。美国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各个民族的移民后代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家园是很多移民作家的关注点。马歇尔作为加勒比的二代移民在这部小说中帮助她的同胞们找到了解决文化困境的方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美国的加勒比移民后代可以在非洲黑人民族共同的文化经验中联系彼此，建构文化家园。
参考文献：
[1] 徐颖果，马红旗.美国女性文学：从殖民时期到20世纪[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05.
[2] James C，
Hall，Heather Hathaway. Conversation with Paule Marshall[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35-37.
[3] Paule Marshall.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M].New York： Putnam’s， 1983.
[4] Bernhard Melchior. Re/Visioning the Self Away From Home： Autobiographical and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in the Works of Paule Marshall[M].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8：169.
[5] William David Hart. Afro-Eccentricity： Beyond the Standard Narrative of Black Religi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47.
[6] Eugenia C. DeLamotte. Places of Silence， Journeys of Freedom： The Fiction of Paule Marshall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90.
[7] Heather Hathaway.Caribbean Waves：Relocating Claude McKay and Paule Marshall[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88.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