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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晋时期的士人，在人生趣味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而东晋陶渊明对生命的体悟主要表现在他的读书与创作过程中。他禀执淡泊人生的欣趣来进行读书活动，常以入神为主，在典籍中求得精神的“会意”。所会之意，主要表现在他与古之高士如隐者、贫士、悲剧英雄等人物之间的千古交流，进而表达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获得一种“欣然忘食”的审美愉悦。而他的作品，而在艺术甚至人生的高度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关键词：陶渊明 读书趣味 人生趣味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批准号：2014BS067）
陶渊明，在后世许多文士心目中，是作为一个理想人格而存在的。朱光潜评其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诗论》）[1]。陶渊明的此种人生境界已与他的诗文融为一体，触物而发。在两晋文士之中，他的文学艺术与人生的完美统一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成为后世文人的理想与楷模。
陶渊明的人生趣味，总的说来，可以简约为他的一句诗“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2]203。“即事”即为他的生命体验，“欣”则是他所获得的生命愉悦，他的人生趣味也便是在这种于“即事”之中获得愉悦。袁行霈在《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一文中解释道：“乐趣在于行为的过程之中，而不在于功力的获得。这也就是所谓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吧。”[3]44陶渊明的“即事”既是对物质上的形的体认，又是对精神上的神的感知。细察之，陶渊明在读书的趣味上，尤为精神愉悦。
一、“有得”与“会意”的读书体验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提到他读书的体验与愉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五柳先生传》中又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是一种充满了玄学思想的人生趣味。他喜好读书，却不像汉儒章句之学一般，将读书困于繁琐的训诂之中，索然乏味。他喜欢“有得”，喜欢“会意”，而魏晋时期的读书风尚多为“会意”。《世说新语·轻诋》中就以相马之说比喻读书讲道的故事：
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
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4]
相马之说源于《列子·说符》中九方皋相马之事。当时伯乐向秦穆公推荐相马能者九方皋，秦穆公要求九方皋寻找一匹天下之马回来。九方皋三月之后返回，报告说已经在沙丘寻得一匹好马，乃一匹黄色母马。秦穆公派人去取，却领回来一匹黑色公马。穆公便很不高兴，向伯乐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便道出了相马的道理：“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5]257伯乐认为，九方皋相马，是观其精内（天机）而忽视其粗外（牝牡毛色）。其实这也是人们对形神关系的认识的反映。此处张湛注曰：“神明所得。”卢重玄解曰：“夫形质者，万物之著也；神气者，无象之征也。运有形者，无象也；用无象者，形物也。终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终年运之而不以为劳，知而养之者，道之主页。皋之乎所见者以神也。”[5]258九方皋相马，重在取神，而谢安以此来喻支道林讲经。支道林每升座讲经，都标举大义，而在解释章句文字等上多有疏漏，谢安以为这是遗其形而取其神。支道林本就喜欢养马，重马之神骏，所以谢安以九方皋相马来喻之。
以“形神”关系言读书讲经，涉及到魏晋时期风靡的言意之辨话题。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中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6]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开卷有得”“有会意”都是“通”。他从读书的“通”中所得到的是一种愉悦的满足感，这种愉悦超越了人的感官直达精神境界，使得他“欣然忘食”。
同时，陶渊明读书的体验及随之的愉悦还从琴中得来。他喜欢读书，也喜好琴。他的诗文中多次将琴与书并提，如《归去来兮辞》中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有：“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答庞参军》有：“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陶渊明孤独幽居，弹咏自娱，寄心于琴书之间。他曾蓄得一把无弦琴，“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卷九十四《陶渊明传》）[7]陶渊明在醉酒之时取出无弦琴“抚弄以寄其意”，这与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境界是同样的。
陶渊明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描述了他的这种体验：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閇。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陶渊明与世隔绝，下雪之时显得尤为孤独凄清。在这空空宇宙之中，他唯有以千载之书来弥补这种空虚。书中之古代志士，其节操高尚，非我辈所能比。而在书中与古之志士相交通，正是一种愉悦的生命体验，是对空宇的弥补，也是于平津之人的一种傲然。这种生命体验旁人是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从弟敬远可以与之同享。
二、欣然愉悦的读书趣味
陶渊明的诗文中有大量古时志士，如隐者伯夷、叔齐、张挚、杨伦，安贫乐道之士颜回、荣启期、原宪、袁安，功成身退的疏广与疏受，为国尽忠的三良，还有志于除暴安良、性情豪放的荆轲等。这些志士都是陶渊明在书中所交游的先师益友，陶渊明每每读书，便获得人生体验中的审美愉悦。 （一）伯夷、叔齐：隐者的先师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有：“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洁行如此而饿死！”[9]2123伯夷、叔齐，是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去世以后，他们两人都不肯继承君位，于是一起出逃。后来周朝灭商，夷叔二人耻食周粟，便隐居在首阳山，以野菜为食，最后饿死。陶渊明诗《饮酒》其二中为夷叔鸣不平：“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伯夷叔齐都是积善之人，却饿死于首阳山上，人说“积善有报”深可怀疑。《读史述九章》中也专门评价了伯夷、叔齐：“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希望以黄虞的仁爱正义之道拯救天下，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而归隐之心原何而来，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指出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的腐朽与士人道德的败坏，导致心怀大志的有识之士在黑暗的社会中进退两难。他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时，曾经作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9]2123商山四皓隐居时亦作歌曰：“唐虞世远，吾将何归？”（皇甫谧《高士传》）[10]屈原也在《离骚》中叹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11]这些无可奈何的哀叹也正印上了陶渊明的心境。
于是，陶渊明对古之高节隐士大加赞赏，在《饮酒》其十二中，他赞扬了张挚、扬伦辞官归隐之志。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张挚字长公，杨伦字仲理。他们都是是汉代辞官归隐的隐士。《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曰：“（张挚）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9]2757《后汉书》记载：“（杨伦）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12]张挚因与世不容而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归隐，杨伦亦与世俗相乖，其高风清节为陶渊明所称赞，渊明也以其自况，称“寝迹穷年，谁知斯意”（《读史述九章》）。一面表达自己同张、杨一样有着不为世人所理解的隐居之志，一面又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知音，对他的终身不仕、“高谢人间”（《扇上画赞》）表示同情的理解。
（二）荣启期、原宪：安贫乐道的知音
陶渊明自隐居以后，一直以农耕自给，虽然贫寒，却仍能支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然而移居南村以后，常常因为年收不好而贫困饥寒，以至于潦倒的境况。由于“螟蜮恣中田”而导致“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种贫困生涯迫使他从最初归隐的乐趣中抽身出来，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观，领悟到固穷守节的人生大道。于是他从书中寻找到了安贫乐道的知音，这些古代贫士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贫士生涯。
在《咏贫士》七首中，他首先吟咏的便是春秋时期的贫士荣启期和原宪。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隐士。《列子·天瑞》中记载：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 “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5]22
荣启期在郕之野游乐，衣不蔽体，却鼓琴而歌，自足自乐。孔子见到他，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令人快乐的原因。第一，人之所能成为人，便是快乐；第二，男尊女卑，男人之所能成为男人，便是快乐；第三，人生无常，而生命可以延续至今九十载，便是快乐。荣启期提出：“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荣启期顺应大化，以己与天地运道为一体，安贫顺化，因此可以得乐。而对于贫富与生死，陶渊明正是坚持安于贫、顺于化的态度，固穷守节。
另一个人物原宪，是孔子的弟子，也是一位贫士。《韩诗外传》中记载，原宪是鲁人，性格狷介，居处陋室，却仍然“匡坐而弦歌”。他的同学子贡盛装车马衣饰去看他，发现他“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便问道：“先生何病也？”原宪回答道：“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13]原宪以为将仁义藏匿起来而求车马衣裘之盛，还不如居陋室求道。这种安贫乐道、以自由为适的贫士精神亦是陶渊明所赞许的。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蔽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咏贫士》其四）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其五）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其六）
昔有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其七）
（三）荆轲：悲剧的英雄
史书还给予了陶渊明一个悲剧的英雄，一个他性情中的豪放之气的启发者——荆轲。陶渊明有《咏荆轲》诗一首，咏赞荆轲除暴安良的壮烈行为，塑造了一位勇士的悲壮形象。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在诗中从燕太子丹招募勇士说起，荆轲百里挑一，被太子丹选中刺杀秦王。其中详细描写了送行一段：荆轲骑着雪白的骏马行走在大道上，怒发冲冠，气冲长缨，俨然一位猛士形象。众人夹道，送至易水，易水的践行宴会上，豪英列坐，饮酒送别。高渐离击筑，宋意高歌，音声悲壮而凄凉。而此时的易水，悲风吹过，波纹横生。陶渊明花费大量的语句来烘托送别之情景，细节鲜活，充满了摄人心魄的悲壮之气。接下来夸张急写荆轲出燕入秦，“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悲壮淋漓。荆轲的豪侠之气顿然而出。然而荆轲终是功败垂成，悲剧的英雄自然而生。陶渊明叹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千年过后，荆轲之举仍在诗人心中涌动起阵阵豪气。朱熹曰：“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14]
陶渊明的这种慷慨激昂的人生体验，受教于他的勋功家族。他在《命子》诗中勾连出了从尧帝陶唐氏开始直至祖考的陶氏家族谱。自汉以来，从“抚剑风迈，显兹武功”的开封愍侯陶舍，至桓桓威武、专征南国的长沙公陶侃，陶渊明一笔笔抒写着陶氏勋贵世族的家风。这些武功德业让陶渊明内心激荡难安，而祖考辈退隐，也使得原本微薄的陶氏在陶渊明这一代全然变为寒门素族。而这种崇尚功业的精神，也正是这个家族赋予陶渊明的一去不回的梦想。陶渊明在《杂诗》其五中追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蹇翮思远翥。”又在《拟古》其八中抒写少年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这种建功立业的豪侠梦想曾经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形影神》诗中的《影答形》一诗中，也列说了“影”的生命价值：“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这里的“影”其实一种立名不朽，以期精神长生的名教思想。陶渊明曾经怀抱着这样“立善”求名的思想，对如荆轲一般的悲剧英雄充满了崇拜之情。
三、结语
两晋时期有许多嗜欲读书的士人。而陶渊明的读书趣味，融入了他的人生趣味。陶渊明读书注重对神的感知，不求甚解而独得欣然；又以古之隐者、贫士与悲剧英雄为师为友，神通万里，志存千古。这种读书体验也反映在了他的诗文境界之中。正是物我相容相感、既有“我”又无“我”的超然。宋代诗人苏轼称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随缘自适之真，又赞其清淡恬然、安贫乐道之清，即是对他合于自然的人生趣味的珍视。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266.
[2] 陶渊明.陶渊明集笺注[M].袁行霈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3]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刘义庆，等，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周祖谟，余淑宜，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843.
[5] 杨伯峻，集释.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29.
[7]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63.
关键词：陶渊明 读书趣味 人生趣味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批准号：2014BS067）
陶渊明，在后世许多文士心目中，是作为一个理想人格而存在的。朱光潜评其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诗论》）[1]。陶渊明的此种人生境界已与他的诗文融为一体，触物而发。在两晋文士之中，他的文学艺术与人生的完美统一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成为后世文人的理想与楷模。
陶渊明的人生趣味，总的说来，可以简约为他的一句诗“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2]203。“即事”即为他的生命体验，“欣”则是他所获得的生命愉悦，他的人生趣味也便是在这种于“即事”之中获得愉悦。袁行霈在《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一文中解释道：“乐趣在于行为的过程之中，而不在于功力的获得。这也就是所谓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吧。”[3]44陶渊明的“即事”既是对物质上的形的体认，又是对精神上的神的感知。细察之，陶渊明在读书的趣味上，尤为精神愉悦。
一、“有得”与“会意”的读书体验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提到他读书的体验与愉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五柳先生传》中又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是一种充满了玄学思想的人生趣味。他喜好读书，却不像汉儒章句之学一般，将读书困于繁琐的训诂之中，索然乏味。他喜欢“有得”，喜欢“会意”，而魏晋时期的读书风尚多为“会意”。《世说新语·轻诋》中就以相马之说比喻读书讲道的故事：
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
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4]
相马之说源于《列子·说符》中九方皋相马之事。当时伯乐向秦穆公推荐相马能者九方皋，秦穆公要求九方皋寻找一匹天下之马回来。九方皋三月之后返回，报告说已经在沙丘寻得一匹好马，乃一匹黄色母马。秦穆公派人去取，却领回来一匹黑色公马。穆公便很不高兴，向伯乐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便道出了相马的道理：“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5]257伯乐认为，九方皋相马，是观其精内（天机）而忽视其粗外（牝牡毛色）。其实这也是人们对形神关系的认识的反映。此处张湛注曰：“神明所得。”卢重玄解曰：“夫形质者，万物之著也；神气者，无象之征也。运有形者，无象也；用无象者，形物也。终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终年运之而不以为劳，知而养之者，道之主页。皋之乎所见者以神也。”[5]258九方皋相马，重在取神，而谢安以此来喻支道林讲经。支道林每升座讲经，都标举大义，而在解释章句文字等上多有疏漏，谢安以为这是遗其形而取其神。支道林本就喜欢养马，重马之神骏，所以谢安以九方皋相马来喻之。
以“形神”关系言读书讲经，涉及到魏晋时期风靡的言意之辨话题。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中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6]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开卷有得”“有会意”都是“通”。他从读书的“通”中所得到的是一种愉悦的满足感，这种愉悦超越了人的感官直达精神境界，使得他“欣然忘食”。
同时，陶渊明读书的体验及随之的愉悦还从琴中得来。他喜欢读书，也喜好琴。他的诗文中多次将琴与书并提，如《归去来兮辞》中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有：“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答庞参军》有：“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陶渊明孤独幽居，弹咏自娱，寄心于琴书之间。他曾蓄得一把无弦琴，“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卷九十四《陶渊明传》）[7]陶渊明在醉酒之时取出无弦琴“抚弄以寄其意”，这与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境界是同样的。
陶渊明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描述了他的这种体验：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閇。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陶渊明与世隔绝，下雪之时显得尤为孤独凄清。在这空空宇宙之中，他唯有以千载之书来弥补这种空虚。书中之古代志士，其节操高尚，非我辈所能比。而在书中与古之志士相交通，正是一种愉悦的生命体验，是对空宇的弥补，也是于平津之人的一种傲然。这种生命体验旁人是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从弟敬远可以与之同享。
二、欣然愉悦的读书趣味
陶渊明的诗文中有大量古时志士，如隐者伯夷、叔齐、张挚、杨伦，安贫乐道之士颜回、荣启期、原宪、袁安，功成身退的疏广与疏受，为国尽忠的三良，还有志于除暴安良、性情豪放的荆轲等。这些志士都是陶渊明在书中所交游的先师益友，陶渊明每每读书，便获得人生体验中的审美愉悦。 （一）伯夷、叔齐：隐者的先师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有：“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洁行如此而饿死！”[9]2123伯夷、叔齐，是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去世以后，他们两人都不肯继承君位，于是一起出逃。后来周朝灭商，夷叔二人耻食周粟，便隐居在首阳山，以野菜为食，最后饿死。陶渊明诗《饮酒》其二中为夷叔鸣不平：“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伯夷叔齐都是积善之人，却饿死于首阳山上，人说“积善有报”深可怀疑。《读史述九章》中也专门评价了伯夷、叔齐：“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希望以黄虞的仁爱正义之道拯救天下，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而归隐之心原何而来，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指出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的腐朽与士人道德的败坏，导致心怀大志的有识之士在黑暗的社会中进退两难。他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时，曾经作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9]2123商山四皓隐居时亦作歌曰：“唐虞世远，吾将何归？”（皇甫谧《高士传》）[10]屈原也在《离骚》中叹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11]这些无可奈何的哀叹也正印上了陶渊明的心境。
于是，陶渊明对古之高节隐士大加赞赏，在《饮酒》其十二中，他赞扬了张挚、扬伦辞官归隐之志。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张挚字长公，杨伦字仲理。他们都是是汉代辞官归隐的隐士。《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曰：“（张挚）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9]2757《后汉书》记载：“（杨伦）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12]张挚因与世不容而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归隐，杨伦亦与世俗相乖，其高风清节为陶渊明所称赞，渊明也以其自况，称“寝迹穷年，谁知斯意”（《读史述九章》）。一面表达自己同张、杨一样有着不为世人所理解的隐居之志，一面又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知音，对他的终身不仕、“高谢人间”（《扇上画赞》）表示同情的理解。
（二）荣启期、原宪：安贫乐道的知音
陶渊明自隐居以后，一直以农耕自给，虽然贫寒，却仍能支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然而移居南村以后，常常因为年收不好而贫困饥寒，以至于潦倒的境况。由于“螟蜮恣中田”而导致“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种贫困生涯迫使他从最初归隐的乐趣中抽身出来，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观，领悟到固穷守节的人生大道。于是他从书中寻找到了安贫乐道的知音，这些古代贫士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贫士生涯。
在《咏贫士》七首中，他首先吟咏的便是春秋时期的贫士荣启期和原宪。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隐士。《列子·天瑞》中记载：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 “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5]22
荣启期在郕之野游乐，衣不蔽体，却鼓琴而歌，自足自乐。孔子见到他，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令人快乐的原因。第一，人之所能成为人，便是快乐；第二，男尊女卑，男人之所能成为男人，便是快乐；第三，人生无常，而生命可以延续至今九十载，便是快乐。荣启期提出：“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荣启期顺应大化，以己与天地运道为一体，安贫顺化，因此可以得乐。而对于贫富与生死，陶渊明正是坚持安于贫、顺于化的态度，固穷守节。
另一个人物原宪，是孔子的弟子，也是一位贫士。《韩诗外传》中记载，原宪是鲁人，性格狷介，居处陋室，却仍然“匡坐而弦歌”。他的同学子贡盛装车马衣饰去看他，发现他“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便问道：“先生何病也？”原宪回答道：“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13]原宪以为将仁义藏匿起来而求车马衣裘之盛，还不如居陋室求道。这种安贫乐道、以自由为适的贫士精神亦是陶渊明所赞许的。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蔽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咏贫士》其四）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其五）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其六）
昔有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其七）
（三）荆轲：悲剧的英雄
史书还给予了陶渊明一个悲剧的英雄，一个他性情中的豪放之气的启发者——荆轲。陶渊明有《咏荆轲》诗一首，咏赞荆轲除暴安良的壮烈行为，塑造了一位勇士的悲壮形象。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在诗中从燕太子丹招募勇士说起，荆轲百里挑一，被太子丹选中刺杀秦王。其中详细描写了送行一段：荆轲骑着雪白的骏马行走在大道上，怒发冲冠，气冲长缨，俨然一位猛士形象。众人夹道，送至易水，易水的践行宴会上，豪英列坐，饮酒送别。高渐离击筑，宋意高歌，音声悲壮而凄凉。而此时的易水，悲风吹过，波纹横生。陶渊明花费大量的语句来烘托送别之情景，细节鲜活，充满了摄人心魄的悲壮之气。接下来夸张急写荆轲出燕入秦，“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悲壮淋漓。荆轲的豪侠之气顿然而出。然而荆轲终是功败垂成，悲剧的英雄自然而生。陶渊明叹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千年过后，荆轲之举仍在诗人心中涌动起阵阵豪气。朱熹曰：“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14]
陶渊明的这种慷慨激昂的人生体验，受教于他的勋功家族。他在《命子》诗中勾连出了从尧帝陶唐氏开始直至祖考的陶氏家族谱。自汉以来，从“抚剑风迈，显兹武功”的开封愍侯陶舍，至桓桓威武、专征南国的长沙公陶侃，陶渊明一笔笔抒写着陶氏勋贵世族的家风。这些武功德业让陶渊明内心激荡难安，而祖考辈退隐，也使得原本微薄的陶氏在陶渊明这一代全然变为寒门素族。而这种崇尚功业的精神，也正是这个家族赋予陶渊明的一去不回的梦想。陶渊明在《杂诗》其五中追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蹇翮思远翥。”又在《拟古》其八中抒写少年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这种建功立业的豪侠梦想曾经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形影神》诗中的《影答形》一诗中，也列说了“影”的生命价值：“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这里的“影”其实一种立名不朽，以期精神长生的名教思想。陶渊明曾经怀抱着这样“立善”求名的思想，对如荆轲一般的悲剧英雄充满了崇拜之情。
三、结语
两晋时期有许多嗜欲读书的士人。而陶渊明的读书趣味，融入了他的人生趣味。陶渊明读书注重对神的感知，不求甚解而独得欣然；又以古之隐者、贫士与悲剧英雄为师为友，神通万里，志存千古。这种读书体验也反映在了他的诗文境界之中。正是物我相容相感、既有“我”又无“我”的超然。宋代诗人苏轼称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随缘自适之真，又赞其清淡恬然、安贫乐道之清，即是对他合于自然的人生趣味的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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