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晔的文章《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提到鲁迅帮助一位普通车夫的故事。这位车夫为了谋生赚钱，晚上光着脚在路上拉车，不幸被一块玻璃扎到了脚。鲁迅知道后，立即从家里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然后，掏出一些钱来给车夫，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并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
　　作家傅东华在《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沉痛地写到，在鲁迅去世前一年的一个秋老虎肆虐的日子，傅东华17岁的儿子刚去学校没几天，就因病被送了回来。当时，他高烧40度以上，人已经烧迷糊了，一个劲地说糊话，请了几个医生看了都不得要领，最后才断定是得了伤寒病，有人提出只有送到医术好的福民医院才行。傅东华想起鲁迅跟这家医院的院长熟悉，便托鲁迅出面介绍。
　　鲁迅对孩子的病情十分关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的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傅东华一连用了三个“亲自”，再现了鲁迅待人的热情和友善。
　　1924年7月，鲁迅应西北大学的邀请去西安讲学一个月，得了300元讲学费，他说：“现在陕西还不富裕，很多方面都经费不足，我要把在陕西得到的钱都用在陕西。”于是，他给为他们做饭的工友多付了工钱，给当地一个缺少经费的小文艺社团——易俗社捐了款，帮助易俗社解了燃眉之急。
　　有人说，鲁迅对钱看得重，舍不得借钱给别人。其实，鲁迅是经常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应急的。文学史家王瑶回忆，他的一个朋友没有钱花的时候，找到王瑶，王瑶爱莫能助，鲁迅听说后，主动借给他10元光洋解困。
　　湖南株洲籍翻译家张友松在大姐张挹兰和姐夫李大钊牺牲后，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他不能继续留在北大念书了。当时在北大教书的鲁迅对张友松寄予了很深的同情，亲自推荐他去北新书局做编辑。谁知，在北新书局做了不到一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迅稿费而同经理李小峰彻底闹翻。在鲁迅的支持下，张友松创办了自己的春潮书局。鲁迅不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帮张友松邀人组稿，拟定编辑文艺丛书计划，还在自己经济相当拮据的情况下，借给张友松500元钱，帮助他筹办新的书局。
　　对湖南邵阳籍翻译家石民，鲁迅更是关怀备至。1930年11月，石民得了肺病，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鲁迅先后5次陪同他去日本医生平井博士家里就诊，因为石民日语不甚流利，鲁迅主动给石民和平井当翻译。1934年5月，石民的肺病加重，急需筹钱治病。鲁迅当即拿出银洋250元给他治病。对石民每次请他修改稿子，鲁迅都会不厌其烦地仔细修改，改好后又附信给予鼓励。
　　鲁迅是一个心肠很热的人，乐于为他人排忧解难。在内山书店，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想买他的书却没有足够的钱时，便主动把自己的书送给这位年轻人。有人为生活所迫，抄袭他的作品挣版税，他知道后，不但不追究这位抄袭者，还为自己的作品能为他人解脱困境感到欣慰。
　　青年学子李霁野为筹集学费，打算把自己的译稿《黑假面人》廉价卖出去。鲁迅得知后，找到李霁野，要他别这么便宜地把书稿卖了，鼓励他自行印刷出售，并借钱给李。后来，李霁野的书印出来没有赚到钱，他几次去给鲁迅还钱，鲁迅都不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