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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历者的周恩来，举世闻名的长征在他一生中意义非凡。当年，他领导红军出生入死，一路艰辛，九死一生。周恩来深深的长征情怀，更直接、充分地反映在他情系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长征的篇目上。周恩来对《长征组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曾亲自指导过它的创作、排练并多次观看演出。对创作和演出人员，他同样关怀有加。
悉心指导《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是一部主题鲜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一直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
早在1965年《长征组歌》刚刚推出时，周恩来就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一直以来就有创作作品来纪念红军长征的想法。1964年，适逢全军各部队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萧华约稿。当时，他得了严重肝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病疗养。治病这段时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会。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在舞台上展示一个全景式的长征。历时两个月，他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创作。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为《长征组歌》谱曲。1965年5月，战友文工团开始正式排练《长征组歌》。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观看了排练，立即就喜欢上了这部作品，并提了重要意见。为激励演员演好这部组歌，他语重心长地说：“萧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萧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就在当晚，忙完整天工作后他还兴致勃勃地给远在杭州的萧华打去了电话，热诚地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周恩来曾多次观看《长征组歌》的彩排并精心指导。他一段一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了自己的品评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或一节曲调的激抒配搭。《长征组歌》首演后，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军上下学唱。他最喜欢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第七曲《到吴起镇》。他还对初稿第一曲《告别》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时，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这儿不能快，红军是不走不行，又不愿意走，所以后边送行的时候要悲悲切切。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才能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文工团创作中还修改了萧华的部分词句，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妙”字不好发音演唱，故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恩来看后赞赏说：“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1965年8月24日晚，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剧场，当时已座无虚席，他就悄悄坐在剧场最后一排警卫席。群众发现后，全体起立鼓掌，剧场中间一排观众还主动给总理和随行人员让座。周恩来婉言谢绝。当文工团的同志说明前面有一个给艺术指导留的座位时，他才勉强答应去，但仍坚持让警卫坐在最后排，并特意转身提醒秘书补买了入场票。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着被汗水浸透上衣的指挥唐江，他风趣地说：“都大会湿（师）了！”在场者都会心地笑起来，现场气氛融洽。周总理还兴奋地总结鼓励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然后周总理说：“我听了两次，比上次有了进步，很亲切，很感人，很容易学，很容易传播。我都可以学嘛！”略作停顿，他又对团长说：“明天请你们去大会堂教我唱《长征组歌》。”周总理的讲话让在场的演员鼓起掌来，“来，合个影吧！”总理说着就随便地坐在了领唱贾世骏的旁边，而没有坐在正中间。珍贵的瞬间就这样被定格在胶片上。
《长征组歌》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1967年，词作者萧华在骤起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长征组歌》被诬蔑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萧华本人树碑立传。周恩来挺身而出，全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萧华。1967年3月3日晚，他亲自出席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六千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备受周恩来喜爱的《长征组歌》（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禁演多年，直到1975年复排公演）一直常演不衰，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被复制最多的作品。
1966年春，战友文工团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6月至9月，周总理带《长征组歌》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演出了几十场，每到一个地方演出，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一位罗马尼亚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感慨地说：“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乐曲是怎么写出来的，真是太美了！”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还亲自指挥演职人员与使馆的同志们一起高唱《长征组歌》，周恩来最喜爱的那段“过雪山草地”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
病重深情恋听“组歌”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始终充满了深厚的感情。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做过第5次手术后，就再也没能下病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于时代激流的中心位置，经历过数不清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此时他虽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唯一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工作了。在弥留之际，他的脑海里会时不时重现长征的情景，并情不自禁地哼唱《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共10个唱段，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周恩来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长征组歌》是周总理在病中最爱听、最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选刊》1977年第30期上记载：“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长征组歌》的复排公演。”当时，战友文工团在北京展览馆连演40多场《长征组歌》。周恩来知道后，对邓颖超说想要看一次。邓颖超含着泪水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一天，战友文工团演出接近尾声时，文工团的领导传达了为病榻上的总理表演这一紧急任务。演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空空的剧场面对摄像机，拿出最佳状态，忍着泪认真演唱并录制了《长征组歌》这场给周总理的特殊演出唱片。
患病的日子里，每当周恩来疼痛难忍时，邓颖超就会取出《长征组歌》的唱片，为他播放这些歌曲，他的眼里总会闪出湿漉漉的波光，神情中流露出静谧安详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鞠躬尽瘁为人民、人民衷心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在这熟悉的旋律中与病魔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摘自《黨史纵横》）
悉心指导《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是一部主题鲜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一直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
早在1965年《长征组歌》刚刚推出时，周恩来就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一直以来就有创作作品来纪念红军长征的想法。1964年，适逢全军各部队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萧华约稿。当时，他得了严重肝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病疗养。治病这段时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会。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在舞台上展示一个全景式的长征。历时两个月，他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创作。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为《长征组歌》谱曲。1965年5月，战友文工团开始正式排练《长征组歌》。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观看了排练，立即就喜欢上了这部作品，并提了重要意见。为激励演员演好这部组歌，他语重心长地说：“萧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萧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就在当晚，忙完整天工作后他还兴致勃勃地给远在杭州的萧华打去了电话，热诚地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周恩来曾多次观看《长征组歌》的彩排并精心指导。他一段一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了自己的品评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或一节曲调的激抒配搭。《长征组歌》首演后，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军上下学唱。他最喜欢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第七曲《到吴起镇》。他还对初稿第一曲《告别》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时，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这儿不能快，红军是不走不行，又不愿意走，所以后边送行的时候要悲悲切切。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才能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文工团创作中还修改了萧华的部分词句，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妙”字不好发音演唱，故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恩来看后赞赏说：“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1965年8月24日晚，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剧场，当时已座无虚席，他就悄悄坐在剧场最后一排警卫席。群众发现后，全体起立鼓掌，剧场中间一排观众还主动给总理和随行人员让座。周恩来婉言谢绝。当文工团的同志说明前面有一个给艺术指导留的座位时，他才勉强答应去，但仍坚持让警卫坐在最后排，并特意转身提醒秘书补买了入场票。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着被汗水浸透上衣的指挥唐江，他风趣地说：“都大会湿（师）了！”在场者都会心地笑起来，现场气氛融洽。周总理还兴奋地总结鼓励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然后周总理说：“我听了两次，比上次有了进步，很亲切，很感人，很容易学，很容易传播。我都可以学嘛！”略作停顿，他又对团长说：“明天请你们去大会堂教我唱《长征组歌》。”周总理的讲话让在场的演员鼓起掌来，“来，合个影吧！”总理说着就随便地坐在了领唱贾世骏的旁边，而没有坐在正中间。珍贵的瞬间就这样被定格在胶片上。
《长征组歌》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1967年，词作者萧华在骤起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长征组歌》被诬蔑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萧华本人树碑立传。周恩来挺身而出，全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萧华。1967年3月3日晚，他亲自出席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六千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备受周恩来喜爱的《长征组歌》（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禁演多年，直到1975年复排公演）一直常演不衰，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被复制最多的作品。
1966年春，战友文工团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6月至9月，周总理带《长征组歌》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演出了几十场，每到一个地方演出，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一位罗马尼亚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感慨地说：“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乐曲是怎么写出来的，真是太美了！”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还亲自指挥演职人员与使馆的同志们一起高唱《长征组歌》，周恩来最喜爱的那段“过雪山草地”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
病重深情恋听“组歌”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始终充满了深厚的感情。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做过第5次手术后，就再也没能下病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于时代激流的中心位置，经历过数不清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此时他虽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唯一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工作了。在弥留之际，他的脑海里会时不时重现长征的情景，并情不自禁地哼唱《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共10个唱段，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周恩来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长征组歌》是周总理在病中最爱听、最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选刊》1977年第30期上记载：“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长征组歌》的复排公演。”当时，战友文工团在北京展览馆连演40多场《长征组歌》。周恩来知道后，对邓颖超说想要看一次。邓颖超含着泪水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一天，战友文工团演出接近尾声时，文工团的领导传达了为病榻上的总理表演这一紧急任务。演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空空的剧场面对摄像机，拿出最佳状态，忍着泪认真演唱并录制了《长征组歌》这场给周总理的特殊演出唱片。
患病的日子里，每当周恩来疼痛难忍时，邓颖超就会取出《长征组歌》的唱片，为他播放这些歌曲，他的眼里总会闪出湿漉漉的波光，神情中流露出静谧安详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鞠躬尽瘁为人民、人民衷心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在这熟悉的旋律中与病魔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摘自《黨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