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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观念中，十分重视实体正义；二是现有《刑法》对部分罪名的阐述还不够完善；三是侦查、审查起诉、审理三阶段各司其职，法院在法庭审理阶段，对于个案罪名的理解更加全面。
关键词 刑事法律 实体正义 指控罪名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8.288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分别承担着侦查、起诉、审判的不同职能，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在刑事诉讼中，审判阶段是核心，通过控、辩、审三方在法庭上的诉讼活动，法院能够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行。在实践中，由于法院享有的审判权使得其成为变更指控罪名的最为有利的解释。除此之外，变更罪名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在我国的传统法律观念中，更重视实现实体正义，实体法上对于部分罪名的立法不完善造成在适用中的不统一等等，下面笔者将对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成因进行详尽的分析，剖析其在我国存在的原因。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不平衡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传统中，主张有罪必罚，有错必纠，追求客观真实，立法赋予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以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法院在审判中发现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与发现查明的事实不一致时，以庭审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刑法为准绳，主动的变更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以此能够实现实体正义。在我国长久以来的法律传统中，将程序视为工具，程序的存在是为实现实体的正义服务的，程序法是附属于实体法的，这种思想被称为程序工具主义。该思想只看到了程序的工具性作用，而一定程度忽略了程序自身独立的价值，公正的程序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得到尊重、意志和行为自由得到保障，当事人自主参与、自主选择、自己负责，从而成为真正自由、理性的诉讼主体。这应当是程序公正更深层的价值所在。
而在该制度设置中，对于变更的罪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并没有机会行使辩护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事实上被剥夺了，造成的结果是变更后的罪名未经庭审程序而直接予以确立。这种片面的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使得程序正义落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护权的丧失，使其对程序的参与不能实现。公正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的罪名，不能体现出公正的程序，即使其实体是公正的，其产生的判决在整体上也是非正义的。
对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应当改变对实体公正的片面追求，需要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需要通过设定公正的程序，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不受侵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相统一。
二、实体法罪名的不完善
举例：被告人孙某、韩某、史某于2012年8月至11月期间非法经营六合彩，累计营业额80余万元，人民检察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遂以非法经营罪起诉到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孙某通过购买“六合彩”非法经营网页，用于“六合彩”非法赌博活动，期间韩某“收号”，再由史某通过网络上报给孙某押号投注，孙某接受投注后按照总数额给韩某提水。法院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特征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最终认定三人构成开设赌场罪。刑法中的罪名是通过对罪状的表述形成的，而罪状则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于犯罪行为状况的规定和描述。刑法理论中将罪状分为四类：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其中，只有叙明罪状在条文中具体的描述了行为的特征，如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对非法经营的行为特征作了详细的描述，被告非法经营六合彩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罪的一种情形。简单罪状在条文中只规定了罪名，如开设赌场罪，《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类罪名并不对犯罪特征作详细的描述，在本案中，三被告以网络为平台，进行赌博活动，亦属于开设赌场的行为。对于空白罪状而言，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够正确的认定该罪的特征。
刑法条文对于罪名的规定的不完善，是立法技术的不完善造成的，但是法律天然的滞后性、僵硬性等缺点使得实体法的完善是缓慢的，即使对于每个罪名都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也不一定能够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现象。所以应当赋予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能夠弥补刑法的不足，弥补因认识上的差异导致的实体上的不公正。
此外，刑法分则对犯罪的规定是通过罪状的描述，而对于罪名的确定却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的，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罪名的理解不一样，在刑法颁布后不久，两高对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在规定上有不统一的地方，在适用中检察机关依据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而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必然会造成起诉的罪名与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情况。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该问题作了补充规定，统一了认定的罪名。这有利的缓和了法院和检察院在认定罪名时的矛盾关系。
三、处于不同诉讼阶段导致理解不同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其对案件的了解逐步的深入、全面。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立案之后对案件进行侦查，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对案件的性质有所了解，在移送的起诉意见书中初步确定案件的罪名；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通过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审查，对于符合要求的进行起诉，根据审查材料对案件的性质再次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在起诉书确定罪名；法院在庭审活动中通过控辩双方对于案件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对案件有全面的认识，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可能存在不同，所以对于认定的罪名自然而然也可能存在差异。
刑法条文中存在包容性的罪名，因犯罪主体特殊、犯罪对象特殊、犯罪目的特殊、犯罪方式或手段特殊、犯罪时间特殊、以及因数个特殊要件发生的法条竞合。在理论上，对于竞合的条文，只能适用一个条文进行定罪量刑，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而言，其在不同阶段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可能会发生变化，尤其对于竞合性的罪名，可能会因为认定事实的不全面而导致在认定罪名时存在差异。下面以具体的案例加以说明，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以建房为由，骗取赵某工程预付款共计十万余元，只施工了价值二万元的少部分工程后，携款逃匿，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中的诈骗罪，以诈骗罪起诉。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经济合同管理秩序和他人财产所有权，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指控罪名不成立，应予更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亦满足诈骗罪，但是在侵犯的客体上，相比较诈骗罪而言，它不仅侵犯了财产权利，还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管理秩序。检察院以普通的诈骗罪予以起诉，而法院在认定事实时则发现其是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诈骗行为，具有特殊性，应以特殊罪名合同诈骗罪定罪论处。从此案件中可以看出对于条文竞合的罪名，具有一定的包含性，在不同阶段不同机关掌握的事实不同，对罪名的认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为赋予法院在全面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变更罪名的权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由于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控诉方在指控时依据的是由侦查机关提供的材料，而法院依据材料的却是在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中认定的，相比较而言，法院确定的罪名在程序上更具有客观、公正性。这也更说明了应当赋予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使判决的结果更客观公正。
关键词 刑事法律 实体正义 指控罪名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8.288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分别承担着侦查、起诉、审判的不同职能，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在刑事诉讼中，审判阶段是核心，通过控、辩、审三方在法庭上的诉讼活动，法院能够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行。在实践中，由于法院享有的审判权使得其成为变更指控罪名的最为有利的解释。除此之外，变更罪名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在我国的传统法律观念中，更重视实现实体正义，实体法上对于部分罪名的立法不完善造成在适用中的不统一等等，下面笔者将对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成因进行详尽的分析，剖析其在我国存在的原因。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不平衡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传统中，主张有罪必罚，有错必纠，追求客观真实，立法赋予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以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法院在审判中发现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与发现查明的事实不一致时，以庭审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刑法为准绳，主动的变更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以此能够实现实体正义。在我国长久以来的法律传统中，将程序视为工具，程序的存在是为实现实体的正义服务的，程序法是附属于实体法的，这种思想被称为程序工具主义。该思想只看到了程序的工具性作用，而一定程度忽略了程序自身独立的价值，公正的程序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得到尊重、意志和行为自由得到保障，当事人自主参与、自主选择、自己负责，从而成为真正自由、理性的诉讼主体。这应当是程序公正更深层的价值所在。
而在该制度设置中，对于变更的罪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并没有机会行使辩护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事实上被剥夺了，造成的结果是变更后的罪名未经庭审程序而直接予以确立。这种片面的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使得程序正义落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护权的丧失，使其对程序的参与不能实现。公正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的罪名，不能体现出公正的程序，即使其实体是公正的，其产生的判决在整体上也是非正义的。
对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应当改变对实体公正的片面追求，需要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需要通过设定公正的程序，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不受侵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相统一。
二、实体法罪名的不完善
举例：被告人孙某、韩某、史某于2012年8月至11月期间非法经营六合彩，累计营业额80余万元，人民检察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遂以非法经营罪起诉到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孙某通过购买“六合彩”非法经营网页，用于“六合彩”非法赌博活动，期间韩某“收号”，再由史某通过网络上报给孙某押号投注，孙某接受投注后按照总数额给韩某提水。法院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特征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最终认定三人构成开设赌场罪。刑法中的罪名是通过对罪状的表述形成的，而罪状则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于犯罪行为状况的规定和描述。刑法理论中将罪状分为四类：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其中，只有叙明罪状在条文中具体的描述了行为的特征，如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对非法经营的行为特征作了详细的描述，被告非法经营六合彩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罪的一种情形。简单罪状在条文中只规定了罪名，如开设赌场罪，《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类罪名并不对犯罪特征作详细的描述，在本案中，三被告以网络为平台，进行赌博活动，亦属于开设赌场的行为。对于空白罪状而言，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够正确的认定该罪的特征。
刑法条文对于罪名的规定的不完善，是立法技术的不完善造成的，但是法律天然的滞后性、僵硬性等缺点使得实体法的完善是缓慢的，即使对于每个罪名都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也不一定能够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现象。所以应当赋予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能夠弥补刑法的不足，弥补因认识上的差异导致的实体上的不公正。
此外，刑法分则对犯罪的规定是通过罪状的描述，而对于罪名的确定却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的，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罪名的理解不一样，在刑法颁布后不久，两高对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在规定上有不统一的地方，在适用中检察机关依据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而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必然会造成起诉的罪名与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情况。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该问题作了补充规定，统一了认定的罪名。这有利的缓和了法院和检察院在认定罪名时的矛盾关系。
三、处于不同诉讼阶段导致理解不同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其对案件的了解逐步的深入、全面。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立案之后对案件进行侦查，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对案件的性质有所了解，在移送的起诉意见书中初步确定案件的罪名；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通过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审查，对于符合要求的进行起诉，根据审查材料对案件的性质再次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在起诉书确定罪名；法院在庭审活动中通过控辩双方对于案件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对案件有全面的认识，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可能存在不同，所以对于认定的罪名自然而然也可能存在差异。
刑法条文中存在包容性的罪名，因犯罪主体特殊、犯罪对象特殊、犯罪目的特殊、犯罪方式或手段特殊、犯罪时间特殊、以及因数个特殊要件发生的法条竞合。在理论上，对于竞合的条文，只能适用一个条文进行定罪量刑，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而言，其在不同阶段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可能会发生变化，尤其对于竞合性的罪名，可能会因为认定事实的不全面而导致在认定罪名时存在差异。下面以具体的案例加以说明，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以建房为由，骗取赵某工程预付款共计十万余元，只施工了价值二万元的少部分工程后，携款逃匿，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中的诈骗罪，以诈骗罪起诉。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经济合同管理秩序和他人财产所有权，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指控罪名不成立，应予更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亦满足诈骗罪，但是在侵犯的客体上，相比较诈骗罪而言，它不仅侵犯了财产权利，还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管理秩序。检察院以普通的诈骗罪予以起诉，而法院在认定事实时则发现其是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诈骗行为，具有特殊性，应以特殊罪名合同诈骗罪定罪论处。从此案件中可以看出对于条文竞合的罪名，具有一定的包含性，在不同阶段不同机关掌握的事实不同，对罪名的认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为赋予法院在全面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变更罪名的权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由于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控诉方在指控时依据的是由侦查机关提供的材料，而法院依据材料的却是在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中认定的，相比较而言，法院确定的罪名在程序上更具有客观、公正性。这也更说明了应当赋予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使判决的结果更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