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8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30年被称为“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在这期间，科技高速发展，国家间的地理局限被打破，人们越来越自由。但因传统的羁绊，人们在尝试新事物时也受到束缚，这种既自由又束缚的状态孕育出了一批影响后世的女艺术家，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西蒙娜·薇依，她们或出生在那个时代，或生活于那个历史时期，因为那份“美好时代”浪漫开放气息的熏陶而成为一代名流。
盛世下带着脚镣跳舞的女人
“美好时代”是世界现代文明的转折点，蒸汽机、远洋航海技术，使得世界第一次连成一片。人们开始看得更远，女性也渐渐从闺阁中抬起头寻找自己，就像这个崭新的世界一样。她们渴望多样的生活并为女性的觉醒做出了探寻，这些萌动与苏醒，这些走出第一步的女性，为日后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留下了开篇。
埃菲尔铁塔落成的那一刻，巴黎街头人头攒动，人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仰头看着这个灰色的钢筋铁骨高耸进整个欧洲大陆的云端。
这是1889年，埃菲尔铁塔的落成由此成为“美好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由此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法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感叹着科技力量对现实生活的改变：巴黎城区成功扩建、华丽的大小宫殿纷纷屹立在塞纳河畔、第一条地铁投入运营、雷诺汽车诞生、多孔双翼飞机第一次飞上蓝天时代是新鲜的，科技为人类的想象力带来了无限延展，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第一次带领着人们想象当下之外无限可能的明天，以莫奈（Claude Monet）的《印象·日出》为代表的印象派绘画也正是在此时开启了欧洲绘画史的新纪元，而如今已经成为法国国宝级艺术的香颂也正是从“美好时代”开始传唱至整个法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个世纪的末尾，但同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更是一个时代的开端。
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改变，女人也在改变，女子笔下的文学似乎具有最敏感的触觉，只是所有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既自由又受到束缚成为“美好时代”30年女性艺术的主要特征。在“美好时代”之前，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已经借由简·爱之口来呼吁女性的价值和尊严，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乔治·桑（George Sand）等同样走出闺阁，开始关注工业社会壮美而又灰暗的现实。出生、成长于“美好时代”的女性们呼吸着这些女作家所带来的自由空气，在“美好时代”浪漫开放的氛围下，进一步启蒙和解放着心灵，并为日后五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女权运动的全球燃烧做足了准备。
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散文家的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 Gabrielle Colette）即生活在那个时代，她在这关键的30年奠定了自己在散文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成就和地位，以至于在1954年科莱特去世时，法国为她举办了国葬，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位女权先锋都惊叹地称呼她为“了不起的女神、母亲”，并对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憧憬不已。这位法国国宝级的女作家在“美好时代”完成了由一个乡下女孩到世人所尊敬的女作家的完美蜕变，而在这一步步的蜕变中，她也因为对唯一爱情的一次又一次忠贞的追求而受尽世人的指责与非议。
同样备受非议的还有出身于贵族世家的才女作家路易丝·德·维尔莫兰（Louise de Vilmorin），在当时，她所举办的文艺沙龙成为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象征，可是她一个星期更换一个未婚夫的传闻同样惊扰了世人，她们追寻爱情与自由的同时又承担着传统世俗的束缚，也正因此，科莱特和维尔莫兰的人生成为“美好时代”大多数女性的写照。相较之下，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似乎特立独行于那个时代之外，她以自己的方式真正践行了“美好时代”的自由信仰，她终生挚爱穷人，并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了一生。
这些走在女性觉醒这一崎岖前进道路上的女子们饱受争议，在此之前，她们被认为只合适待在闺房之中，而广阔的天地是男人的。她们受到非难、指责，她们在文艺界的身份受到怀疑，她们的才能不被肯定，在道德上受到污蔑。但“美好时代”的女性没有退缩，她们用耀眼的姿态来回应责难，她们向世人证明，性别不是天然的局限。她们是带着脚镣跳舞的一群人，舞姿并不轻盈，但这份沉重有着异样的美感，正是这些笨拙的舞姿所换来的觉醒带来了如今的自由。
回望历史，她们早已湮没无闻，而在“美好时代”即将过去100年之时，回看彼时之人之事才能体会到，自由二字对女性不是潇洒，而是沉重。那群带着脚镣跳舞的女人所发出的叮当之声，仍然提醒着当下的世人对自我的不懈追求与前行。
既自由又受束缚
——“美好时代”女性特征
“美好时代”只有近30年，短暂、不可复制，可是它却着实改变了女人。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经历了一次自由暴风雨的洗礼，她们等待自由的到来，但等待是漫长的，而人的生命却有限，她们经过“美好时代”，走过饱受困扰的人生，而这份困扰又为女性“美好年代”的真正到来提供了明证。
不满与对抗
生活在“美好时代”的女性似乎都嗅到了自由的味道。科技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更多的资讯，而伴随着这些讯息到来的是一股不安之风—女人可以做点什么？受制于传统的男权之下，女性自我的觉醒首先从不满开始，从对抗世俗价值观的桎梏开始。
诗人总保持着最敏锐的感受，女诗人安娜·德·诺伊斯（Anna de Noailles）便是女性自觉中的先行者。她出身贵族，是一位公主，但诺伊斯并不醉心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她更关心女性在艺术和诗歌方面的发展与成就。1903年，龚古尔文学奖成立，评审委员中无一位女性列席，诺伊斯为此感到强烈不满，在她的主持和鼎力支持下，1904年费米娜文学奖成立，费米娜在法语中即为“女性”的意思，费米娜奖原名“女性幸福生活文学奖”，其评审委员会全由女性组成，最初评审委员为20位，比龚古尔评审委员的人数多一倍，这是女性对男性的一次分庭抗礼。截至今日，费米娜文学奖比肩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文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这种不满与对抗伴随着“美好时代”，这是女性自觉真正的起点。她们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并在男权下慢慢向前。对女性而言，真正的美好才刚刚开始，只是这种尝试的方式并不优雅，它仍然属于男性的方式——对抗。
爱情游戏或自由使然
爱情是女性生命中重要的体验之一，“美好时代”的女性也不会错过。她们的爱情较之前人更多了一份自由的选择，只是这份自由的尝试也需要付出代价，一时不慎便会被打上不贞的罪名。那时的法国并不能公然接受女性拥有多位情人，但是“美好时代”的女性证明，蝴蝶夫人式的苦等不是必然，爱情有多种形式。
“美好时代”的文艺气息正如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描述的一般，浪漫奢华而又纸醉金迷，爱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戏剧，充满了心碎和浪漫。彼时的欧洲文艺以法国巴黎为中心辐射周边，于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Salome）的爱情戏剧便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演，她的名字串连起了诸多天才：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他们都是在莎乐美的爱情剧中前后登场的人物，却没有一个留下永久的名字。
一天，38岁的尼采怀着一种少有的兴奋向朋友透露：一位女性闯进了他的生活，他决定向她求婚。这位女性就是19岁的莎乐美，但她拒绝了，她不愿让婚姻束缚自己对自由灵魂的追求；36岁时，她又遇到了里尔克，他像个孩子似的对她乞求：“我不要鲜花，不要天空，也不要太阳，我要的惟有你”但莎乐美认为里尔克对她的依赖限制了她的自由，最终与里尔克主动提出了分手；50岁时，她成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助理，她对弗洛伊德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可是对自由的向往使得她只愿当弗洛伊德的助手和密友，于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助理，她将自己的余生都用在了参与弗洛伊德关于探索人类潜意识的研究。
这几段流传的情史最终让莎乐美披上了不忠与不贞的恶名，她的著作和成就被忽视，在世人眼里她只是享受爱情追逐游戏的蝴蝶，没人愿意理解她对自由的渴望和坚持。她的名字广为流传只因身边诸多著名的情人，这样的结果令人黯然。
为女权主义的繁荣做准备
“美好时代”之前的主流女性价值观依附在男权之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价值观已经有所松动，部分女人不愿再束缚在婚姻和家庭之内，她们走出去，开始广泛接触诗歌、文学、哲学等领域，她们初尝到美妙的滋味。如同所有灵魂被伟大的艺术所震撼一样，她们也同样为此折服。
这些噼啪的小火苗发出微弱的光芒，在暗夜里静静进行，但它们注定要引燃一场大火。在“美好时代”，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是一名少女，新小说派的女性作家娜塔丽·萨洛特正在成长，她们静默无声地注视着这一火苗，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埋下了种子。这一灿烂的景象正是源于“美好时代”女性的挣扎和尝试，她们被时间的车轮碾过，没有留下痕迹，但如果没有她们铺陈的基础，就不会有日后的繁荣。
莎乐美的爱情戏剧串连起了诸多天才：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可是她也因此披上了不贞的恶名。
在最具“美好时代”气息的才女作家维尔莫兰的笔下，女性既自由又受到束缚。图为由其代表作《某夫人》改编的电影《伯爵夫人的耳环》剧照。影片描述了一位伯爵夫人困于婚姻，想爱又不敢爱的故事，这正是维尔莫兰自身的写照。
美好的年代与受困的人生
——那些自由而高贵的灵魂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西蒙娜·薇依，这些成长、生活在“美好时代”的女性初试了自由之美妙，又受到世俗的困扰。她们以独特的方式在“美好时代”的文学、艺术等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其光辉闪烁至今。
科莱特：法国国宝级女作家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1873~1954）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作为“美好时代”既自由又受束缚的代表，她几度离婚、爱上继子、穿着内衣在红磨坊登台，科莱特的一生仿佛都在以惊世骇俗的行为挑战道德底线，但因为对那份自我的忠贞，她的底色始终是纯情。
“你希望我做什么？”
“一切。”
“你希望我死，对吗？”
“不，你的一生。”
科莱特在结婚时这样问她丈夫，她希望他们一生纠缠在一起。那时科莱特20岁，她的丈夫亨利·戈蒂埃·维拉尔34岁，是混迹巴黎的记者兼作家，科莱特称他“维里”。
在认识丈夫维里之前，科莱特是法国勃艮第乡村一位天真少女。出生于1873年的科莱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她都习惯了跟随着两个哥哥在漫无边际的田野里奔跑唱歌，生活一直平淡而幸福。父母一生相爱并始终互相忠诚的婚姻对科莱特影响至深，她的一生都在寻求父母那样唯一的爱情。
16岁时科莱特遇见了维里，父亲的朋友，并爱上了他。简单的科莱特一心希望和他结婚生子并相伴一生。4年后，他们结婚，维里带她去了巴黎。科莱特的一生由此真正开始。
维里长期混迹于巴黎文化圈，他带着科莱特走入这个圈子，视年轻的科莱特为一只漂亮的宠物。科莱特在维里的介绍下结识了普鲁斯特、雷诺阿等名流，她在沙龙里向这些巴黎的上流人士讲述着自己儿时的乡村生活，生动幽默的语言常常逗得宾客们大笑。于是维里鼓励科莱特将这些故事写下来。
1900年，科莱特的第一本小说《克罗蒂娜上学》出版，在书中，她描写了一位叫克罗蒂娜的少女，她活泼好动、机灵调皮，在勃艮第乡村小学上学——这无疑是科莱特童年的写照。小说言语犀利，热情生动地描写了乡村生活，一经出版就受到热捧。读者们很是喜爱这个天真不造作的小姑娘。科莱特于是连续写了4本，创作了克罗蒂娜系列。可是这些作品的前三部署名全部是维里，他只准妻子署他一个人的名字，将小说据为己有，没人知道科莱特是谁。丈夫需要名气和金钱，而科莱特希望维持的只是爱情。
最终，克罗蒂娜系列为维里带来了他所渴望的一切，科莱特却得到了背叛。维里生性风流，身边情人众多。科莱特屡次发现维里与人偷情，伤心疑惑时她不止一次地问丈夫：“对男人来说，一个女人的保鲜度是多久？”他回答：“一辈子？一分钟？这要看。”
于是，背叛和创作成为了科莱特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她一面纠缠在千疮百孔的婚姻中，一面沉浸在写作里。她的作品依然全都署名维里，可是随着小说的日渐受欢迎，科莱特早已不甘于逆来顺受，为了争得作品的署名权，科莱特不惜与丈夫反目，终于在1904年，他们结婚11年后，科莱特才在小说《野兽对话》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进而在文艺圈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作品上日渐独立的科莱特发现丈夫永远不会有所改变，1910年，她结束了长达17年的婚姻，终于摆脱了维里的盘剥。离开维里的科莱特曾经问自己：“我幸福吗？我不知道，但我会平静。”可是，科莱特之后的生活，从来没有平静过。
她继续着那份对唯一爱情的追寻，之前丈夫的屡屡背叛令科莱特失望之余，更对夫妻关系产生了怀疑和逃避，她转而向同性寻求慰藉。离开丈夫后，科莱特与一位侯爵夫人“米茜”约会。她们在红磨坊的舞台上大跳脱衣舞，科莱特更是公开与“米茜” 在台上热吻，台下的观众落荒而逃，警察前来禁止表演。科莱特被指行为放荡，人品低劣。这段孤独且重新寻找自我的经历最终以小说《流浪女》作结。
此后，科莱特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她从单纯的小说家又成为一名记者，所写的关于演出、诉讼、社会新闻的报道吸引了众多读者。写作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她离婚后对赚钱从未放松。1912年，科莱特嫁给了《晨报》主编亨利·德·茹伏内尔，曾经流浪于红磨坊脱衣舞台的科莱特似乎终于找到了理想婚姻生活中的平静，可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丈夫的参军，曾经和谐的一切最终又被打断。
她爱上了亨利与前妻的儿子。当继子16岁时，科莱特亲自对他进行情感教育和性启蒙，面对他人的责难，她斩钉截铁地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 那时科莱特46岁，与继子相差30岁。
这段被外人称为“腐烂”的恋情被科莱特写入了小说《谢利宝贝》，其中女主角与少年的爱情缠绵悱恻，小说的结局是死亡。也许科莱特知道，她的一生像是对爱情关系的逃避，对夫妻生活的挣脱，但她没能逃开爱情。科莱特和所有普通女人一样需要爱与被爱，也许死亡才能结束这矛盾的一切——她寻求一生的忠贞的爱情。科莱特的忠贞，是对自己感情的忠贞，而非对某个人的忠贞。她要享受，享受蛹破成蝶后的华美世界。她要放纵，即便仅仅为了弥补那些黑暗中流失的青春。
二战前后，科莱特更加娴熟地游走于各种文体的创作。1944年，科莱特创作的短篇小说《吉吉》再一次带领战争阴云中的巴黎回到了“美好时代”的交际花社会。1947年，她创作的单纯描写花的散文集《花事》，一经出版即被评论界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作为一个时代的光荣偶像，科莱特得到了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作家的敬意，这些人中包括安德列·纪德、让·科克托、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尔·克洛代尔，即便是当时初出茅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提起科莱特时都称之为“了不起的女神、母亲”。
1954年，科莱特去世，尽管教会因为她生前生活不羁而拒绝为其举行宗教葬礼，但法国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
维尔莫兰：最具“美好时代”气息的沙龙女主人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1902~1969）是成长在“美好时代”的贵族少女，她身上始终留有“美好时代”的浪漫与繁荣，她是最受宠的沙龙女主人，文人墨客以进入她的沙龙为荣。她曾是《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未婚妻，却为了情人把他送的订婚戒指出售，“维尔莫兰是最好的女人，也是最坏的女人。”
维尔莫兰的姓氏首先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在路易丝·德·维尔莫兰出生前的100年，维尔莫兰家族因为经营谷物成为法国巨富。到1902年路易丝出生于家族城堡时，家中已有4个哥哥，优越的家境让她不必为生活琐事烦恼，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更是让她受尽众人宠爱，维尔莫兰什么都不用做，她所需要的只是在上流社交圈内展露光芒。
维尔莫兰的母亲虚荣好热闹，在父亲过世后，举家搬到巴黎榭兹街的一所大宅中，家中宾客从此络绎不绝，多半人都是被未成年的维尔莫兰吸引，“紫罗兰的明眸和山茶花的面庞”是众人对她面貌的形容，由此可见其美貌让人惊叹。维尔莫兰的追求者不可胜数，少女时期她伤了髋部卧病3年，追求者们就在病榻前陪了3年。虽然自此患病后，维尔莫兰走路有些跛，但她的倾慕者觉得微跛的步态也很迷人。追求者的络绎不绝使得成年后的维尔莫兰俨然是一位被宠坏的贵族小姐，似乎任何人在她心中都只是过客，她可以每个礼拜都宣布新的订婚对象，《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她的未婚夫之一。
圣-埃克苏佩里在22岁时遇到了20岁的维尔莫兰，很快陷入爱河，他狂热地迷恋维尔莫兰，与其订婚后，将家传蓝宝石戒指送给她作为订婚戒指，可是，维尔莫兰为了帮另一位情人还债却将这枚戒指卖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感情也像这枚戒指，在不久后被维尔莫兰轻易丢弃。
在一次旅行中，圣-埃克苏佩里将自己的飞行感受告诉维尔莫兰，他喜欢“翱翔天地之间那种震慑人心、超越俗世的时刻”，但维尔莫兰对此毫无兴趣，她更喜欢的是温暖的家、喜欢冬天坐在火炉旁的新沙发上。两个月后，维尔莫兰未留一言独自到法国大西洋沿岸度假，不知缘由的圣-埃克苏佩里拼命写信，维尔莫兰一封未回。
伤心之余，圣-埃克苏佩里投身飞行，6年后的1929年，他带着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南方航线》走入了维尔莫兰家中，将手稿送给她，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不要忘记我太多。可是当时已经离婚又再婚的维尔莫兰已经成为一位伯爵夫人，过着一生中最想要的安适生活。对《南方航线》，她完全没有表现出圣-埃克苏佩里所期待的热情评价，没过多久，她就把手稿出售了。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维尔莫兰因在自家城堡所举办的巴黎名流聚会“蓝色沙龙”而越来越闻名，“蓝色沙龙”真正秉承了维尔莫兰的“蓝色血统”，“美好时代”所孕育的文艺精英成全了她，为这位沙龙女主人送去了一众有资格被写进世纪文化史的风流人物。他们大多是文人学者和政治名流，诗人科克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时常在此出没；导演路易·马勒和特吕弗，明星让·莫罗和碧姬·巴铎都以出入维尔莫兰的沙龙为荣，这些文人名士都急切地希望从中获得认同。
也正是在她的沙龙里，维尔莫兰结识了日后成为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这是她最被人所熟知的一段爱情。从1933年两人一见钟情到1966年，马尔罗最终决定为了维尔莫兰与妻子分居，正式住进维尔莫兰的城堡，33年历经磨难最终修成正果的爱情成就了维尔莫兰一生的传奇。
也正是在马尔罗的鼓励下，维尔莫兰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写作天赋。几年后，维尔莫兰完成了小说《某夫人》，一经出版立刻走红。也正是在这部被认为是维尔莫兰最成功的小说中，维尔莫兰纪念了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中一位贵族将军夫人，为偿还债务将丈夫送给她的钻石耳环卖给了珠宝商。耳环辗转到一位外交大使手中，将军夫人遇到了大使并与之深深相爱，却困于婚姻不能在一起，耳环又回到了将军夫人手中，最后两人用死亡证明了真爱。1953年小说被拍成电影《伯爵夫人的耳环》后，法国《电影手册》将其收入“世上最美的100部电影”。有人如此评价这部电影：“女人会爱了，会哭了，会沮丧，会怀念，会思索，会感到羞耻了她们变成‘人’了，有了人气，有了人味儿，因为她们有了‘心上人’”。这或许是对维尔莫兰的写照，她遇上了马尔罗，之前轻浮的爱情变得沉重，她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一个人。
1969年维尔莫兰去世，按照生前愿望，她被安葬在城堡花园里的樱桃树下，1976年，马尔罗去世后两人合葬在一起。
薇依：作为圣徒的一生
苏珊·桑塔格如此评价西蒙娜·薇依（1909~1943）：“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西蒙娜·薇依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怜悯的圣徒，让人无法接近、无法理解，却无法不崇敬。
“14岁那年，我陷入了青春期不可自拔的绝望中，我很认真地想到死，原因是我的天资平庸。我的哥哥天资超人生活中没有真理，毋宁死。”西蒙娜·薇依如此描写她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困扰，和其他青少年所遇到的烦恼没有相同之处，她为不能接近真理而绝望。
1909年，这已经接近“美好时代”的尾声，第一次世界大战悄无声息地正在逼近，身处“美好时代”的人们丝毫不觉，这是最独特和多彩的日子。西蒙娜·薇依也正是在此时，出生于巴黎，赶上了“美好时代”的末班车。
如果说维尔莫兰完整保留了“美好时代”的浪漫与开放，西蒙娜·薇依则继承了那30年所积蓄出的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只是她的反抗方式更加身体力行，充满圣洁的人道主义精神。薇依家境优渥，作为医生的父亲学识渊博，母亲也是一位善良、乐于助人的女人。只是这种富足的家境并未在薇依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一生挚爱贫穷与困苦。一次她与波伏娃争论人生的意义，她以果断的口吻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将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伏娃反驳：“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轻蔑地看了波伏娃一眼，说：“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西蒙娜·薇依的出身背景和教育足以让她一世衣食无忧，但她对优渥说不。
薇依家中另有一位长她3岁的哥哥：安德烈·薇依（André Weil），日后成为了一位数学家。正是在哥哥的带领下，薇依自幼童时便开始充实自己的知识。从文学到哲学，从政治经济学到神学。她童年的玩伴不是洋娃娃，而是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康德和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薇依和普通女孩就不一样，她只为真理而生。
上学后的薇依学习哲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师。1931年，她在22岁之时即取得了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后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这是一条平坦顺利的人生之路，在当时，一位年轻出众的学衔获得者尽可以安娴地享用他的荣誉，如当时的哲学家萨特、波伏娃一样，等待她的是与年轻的学生在思想上进行激烈的碰撞，撰写深刻的哲学作品，然后荣升伟大哲学家之列。但薇依没有，在她执教期间，吸引她注意力的是贫苦的工人。
为了解贫穷，她尽量和清洁工待在一起，学习清洗技术，她设法下矿井、挖土豆、干农活，她的房间门一直敞开是为方便失业者前来吃饭，她把大部分的薪水用来接济穷人，而自己在冬天连烤火炉的钱也付不起。最后她因帮助工人游行，被勒浦依市市长亲自下令强行将她调离这座城市。这并未阻止薇依，她说：“我一直把解职视为我生涯的正常结局。”
穿着满是污迹的像一个面粉口袋似的黑衣服，不戴帽子，短头发又硬又乱，盖在面孔两侧像是乌鸦的翅膀。这是薇依成年后的形象。
她在被解雇后孤身找了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她到一家冶金厂上班，车间肮脏，工作劳苦，她每小时做400个零件，一个月后被解雇。她又陆续在几家工厂打工，沉重的工作、没有尊严、奴役，这一切摧毁了她的身体。她曾经回忆道：“我每日起身怀着不安，我带着恐惧去工厂，就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结束工厂生活后，她觉得身心均已碎裂。“耳闻目睹工厂中的不幸，扼杀了我的青年时代。”那时她25岁。
接着发生的西班牙内战让薇依有机会接近她所推崇的革命，她坐不住了，决定前往西班牙。由于到佛朗哥占领区去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她便带着巴黎工会组织发给她的记者证，为全国劳动联合会的无政府工会活动分子服务。但战争并非她所期待的那样，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战争带来的是杀戮、对生命的戕害，与她在工厂所见无二，生命被践踏。
在逃亡期间，她不停地读、写，桌面上堆满了纸张。这时她写下后来被收入《伦敦论文集》、《压迫与自由》、《扎根》等文集中的大量文字。这些文字在日后成为二战后法国国家命运思考的重要理论依据。薇依进入了一种近于激战的写作状态，常常忘记时间；当来不及乘坐末班地铁返回寓所时，就睡在办公桌上。长期的饥饿、劳累摧毁了她，她患上肺结核住进医院，她拒绝作为结核病人的额外伙食补助，直到死去。这是1943年，西蒙娜·薇依34岁。她死后，法医作出结论：“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起的心肌衰弱导致心力衰竭”。外界直接宣布她是饿死的。
二战后，尤其是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薇依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渐渐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拥趸，但是正如苏珊·桑塔格所预言的那样，“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没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愿意去效法她的奉献精神，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或所爱的人去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把神圣看得和生活一样重，我们就会被她打动，被她感化。”
西蒙娜·薇依，这是一颗伟大的灵魂，她的信仰远远高于生活。有人曾预言：“当戏剧大师肖伯纳被人遗忘时，人们还会记得西蒙娜·薇依。”她的心灵值得膜拜，也激励着今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
盛世下带着脚镣跳舞的女人
“美好时代”是世界现代文明的转折点，蒸汽机、远洋航海技术，使得世界第一次连成一片。人们开始看得更远，女性也渐渐从闺阁中抬起头寻找自己，就像这个崭新的世界一样。她们渴望多样的生活并为女性的觉醒做出了探寻，这些萌动与苏醒，这些走出第一步的女性，为日后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留下了开篇。
埃菲尔铁塔落成的那一刻，巴黎街头人头攒动，人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仰头看着这个灰色的钢筋铁骨高耸进整个欧洲大陆的云端。
这是1889年，埃菲尔铁塔的落成由此成为“美好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由此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法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感叹着科技力量对现实生活的改变：巴黎城区成功扩建、华丽的大小宫殿纷纷屹立在塞纳河畔、第一条地铁投入运营、雷诺汽车诞生、多孔双翼飞机第一次飞上蓝天时代是新鲜的，科技为人类的想象力带来了无限延展，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第一次带领着人们想象当下之外无限可能的明天，以莫奈（Claude Monet）的《印象·日出》为代表的印象派绘画也正是在此时开启了欧洲绘画史的新纪元，而如今已经成为法国国宝级艺术的香颂也正是从“美好时代”开始传唱至整个法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个世纪的末尾，但同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更是一个时代的开端。
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改变，女人也在改变，女子笔下的文学似乎具有最敏感的触觉，只是所有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既自由又受到束缚成为“美好时代”30年女性艺术的主要特征。在“美好时代”之前，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已经借由简·爱之口来呼吁女性的价值和尊严，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乔治·桑（George Sand）等同样走出闺阁，开始关注工业社会壮美而又灰暗的现实。出生、成长于“美好时代”的女性们呼吸着这些女作家所带来的自由空气，在“美好时代”浪漫开放的氛围下，进一步启蒙和解放着心灵，并为日后五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女权运动的全球燃烧做足了准备。
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散文家的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 Gabrielle Colette）即生活在那个时代，她在这关键的30年奠定了自己在散文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成就和地位，以至于在1954年科莱特去世时，法国为她举办了国葬，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位女权先锋都惊叹地称呼她为“了不起的女神、母亲”，并对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憧憬不已。这位法国国宝级的女作家在“美好时代”完成了由一个乡下女孩到世人所尊敬的女作家的完美蜕变，而在这一步步的蜕变中，她也因为对唯一爱情的一次又一次忠贞的追求而受尽世人的指责与非议。
同样备受非议的还有出身于贵族世家的才女作家路易丝·德·维尔莫兰（Louise de Vilmorin），在当时，她所举办的文艺沙龙成为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象征，可是她一个星期更换一个未婚夫的传闻同样惊扰了世人，她们追寻爱情与自由的同时又承担着传统世俗的束缚，也正因此，科莱特和维尔莫兰的人生成为“美好时代”大多数女性的写照。相较之下，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似乎特立独行于那个时代之外，她以自己的方式真正践行了“美好时代”的自由信仰，她终生挚爱穷人，并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了一生。
这些走在女性觉醒这一崎岖前进道路上的女子们饱受争议，在此之前，她们被认为只合适待在闺房之中，而广阔的天地是男人的。她们受到非难、指责，她们在文艺界的身份受到怀疑，她们的才能不被肯定，在道德上受到污蔑。但“美好时代”的女性没有退缩，她们用耀眼的姿态来回应责难，她们向世人证明，性别不是天然的局限。她们是带着脚镣跳舞的一群人，舞姿并不轻盈，但这份沉重有着异样的美感，正是这些笨拙的舞姿所换来的觉醒带来了如今的自由。
回望历史，她们早已湮没无闻，而在“美好时代”即将过去100年之时，回看彼时之人之事才能体会到，自由二字对女性不是潇洒，而是沉重。那群带着脚镣跳舞的女人所发出的叮当之声，仍然提醒着当下的世人对自我的不懈追求与前行。
既自由又受束缚
——“美好时代”女性特征
“美好时代”只有近30年，短暂、不可复制，可是它却着实改变了女人。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经历了一次自由暴风雨的洗礼，她们等待自由的到来，但等待是漫长的，而人的生命却有限，她们经过“美好时代”，走过饱受困扰的人生，而这份困扰又为女性“美好年代”的真正到来提供了明证。
不满与对抗
生活在“美好时代”的女性似乎都嗅到了自由的味道。科技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更多的资讯，而伴随着这些讯息到来的是一股不安之风—女人可以做点什么？受制于传统的男权之下，女性自我的觉醒首先从不满开始，从对抗世俗价值观的桎梏开始。
诗人总保持着最敏锐的感受，女诗人安娜·德·诺伊斯（Anna de Noailles）便是女性自觉中的先行者。她出身贵族，是一位公主，但诺伊斯并不醉心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她更关心女性在艺术和诗歌方面的发展与成就。1903年，龚古尔文学奖成立，评审委员中无一位女性列席，诺伊斯为此感到强烈不满，在她的主持和鼎力支持下，1904年费米娜文学奖成立，费米娜在法语中即为“女性”的意思，费米娜奖原名“女性幸福生活文学奖”，其评审委员会全由女性组成，最初评审委员为20位，比龚古尔评审委员的人数多一倍，这是女性对男性的一次分庭抗礼。截至今日，费米娜文学奖比肩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文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这种不满与对抗伴随着“美好时代”，这是女性自觉真正的起点。她们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并在男权下慢慢向前。对女性而言，真正的美好才刚刚开始，只是这种尝试的方式并不优雅，它仍然属于男性的方式——对抗。
爱情游戏或自由使然
爱情是女性生命中重要的体验之一，“美好时代”的女性也不会错过。她们的爱情较之前人更多了一份自由的选择，只是这份自由的尝试也需要付出代价，一时不慎便会被打上不贞的罪名。那时的法国并不能公然接受女性拥有多位情人，但是“美好时代”的女性证明，蝴蝶夫人式的苦等不是必然，爱情有多种形式。
“美好时代”的文艺气息正如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描述的一般，浪漫奢华而又纸醉金迷，爱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戏剧，充满了心碎和浪漫。彼时的欧洲文艺以法国巴黎为中心辐射周边，于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Salome）的爱情戏剧便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演，她的名字串连起了诸多天才：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他们都是在莎乐美的爱情剧中前后登场的人物，却没有一个留下永久的名字。
一天，38岁的尼采怀着一种少有的兴奋向朋友透露：一位女性闯进了他的生活，他决定向她求婚。这位女性就是19岁的莎乐美，但她拒绝了，她不愿让婚姻束缚自己对自由灵魂的追求；36岁时，她又遇到了里尔克，他像个孩子似的对她乞求：“我不要鲜花，不要天空，也不要太阳，我要的惟有你”但莎乐美认为里尔克对她的依赖限制了她的自由，最终与里尔克主动提出了分手；50岁时，她成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助理，她对弗洛伊德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可是对自由的向往使得她只愿当弗洛伊德的助手和密友，于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助理，她将自己的余生都用在了参与弗洛伊德关于探索人类潜意识的研究。
这几段流传的情史最终让莎乐美披上了不忠与不贞的恶名，她的著作和成就被忽视，在世人眼里她只是享受爱情追逐游戏的蝴蝶，没人愿意理解她对自由的渴望和坚持。她的名字广为流传只因身边诸多著名的情人，这样的结果令人黯然。
为女权主义的繁荣做准备
“美好时代”之前的主流女性价值观依附在男权之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价值观已经有所松动，部分女人不愿再束缚在婚姻和家庭之内，她们走出去，开始广泛接触诗歌、文学、哲学等领域，她们初尝到美妙的滋味。如同所有灵魂被伟大的艺术所震撼一样，她们也同样为此折服。
这些噼啪的小火苗发出微弱的光芒，在暗夜里静静进行，但它们注定要引燃一场大火。在“美好时代”，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是一名少女，新小说派的女性作家娜塔丽·萨洛特正在成长，她们静默无声地注视着这一火苗，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埋下了种子。这一灿烂的景象正是源于“美好时代”女性的挣扎和尝试，她们被时间的车轮碾过，没有留下痕迹，但如果没有她们铺陈的基础，就不会有日后的繁荣。
莎乐美的爱情戏剧串连起了诸多天才：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可是她也因此披上了不贞的恶名。
在最具“美好时代”气息的才女作家维尔莫兰的笔下，女性既自由又受到束缚。图为由其代表作《某夫人》改编的电影《伯爵夫人的耳环》剧照。影片描述了一位伯爵夫人困于婚姻，想爱又不敢爱的故事，这正是维尔莫兰自身的写照。
美好的年代与受困的人生
——那些自由而高贵的灵魂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西蒙娜·薇依，这些成长、生活在“美好时代”的女性初试了自由之美妙，又受到世俗的困扰。她们以独特的方式在“美好时代”的文学、艺术等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其光辉闪烁至今。
科莱特：法国国宝级女作家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1873~1954）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作为“美好时代”既自由又受束缚的代表，她几度离婚、爱上继子、穿着内衣在红磨坊登台，科莱特的一生仿佛都在以惊世骇俗的行为挑战道德底线，但因为对那份自我的忠贞，她的底色始终是纯情。
“你希望我做什么？”
“一切。”
“你希望我死，对吗？”
“不，你的一生。”
科莱特在结婚时这样问她丈夫，她希望他们一生纠缠在一起。那时科莱特20岁，她的丈夫亨利·戈蒂埃·维拉尔34岁，是混迹巴黎的记者兼作家，科莱特称他“维里”。
在认识丈夫维里之前，科莱特是法国勃艮第乡村一位天真少女。出生于1873年的科莱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她都习惯了跟随着两个哥哥在漫无边际的田野里奔跑唱歌，生活一直平淡而幸福。父母一生相爱并始终互相忠诚的婚姻对科莱特影响至深，她的一生都在寻求父母那样唯一的爱情。
16岁时科莱特遇见了维里，父亲的朋友，并爱上了他。简单的科莱特一心希望和他结婚生子并相伴一生。4年后，他们结婚，维里带她去了巴黎。科莱特的一生由此真正开始。
维里长期混迹于巴黎文化圈，他带着科莱特走入这个圈子，视年轻的科莱特为一只漂亮的宠物。科莱特在维里的介绍下结识了普鲁斯特、雷诺阿等名流，她在沙龙里向这些巴黎的上流人士讲述着自己儿时的乡村生活，生动幽默的语言常常逗得宾客们大笑。于是维里鼓励科莱特将这些故事写下来。
1900年，科莱特的第一本小说《克罗蒂娜上学》出版，在书中，她描写了一位叫克罗蒂娜的少女，她活泼好动、机灵调皮，在勃艮第乡村小学上学——这无疑是科莱特童年的写照。小说言语犀利，热情生动地描写了乡村生活，一经出版就受到热捧。读者们很是喜爱这个天真不造作的小姑娘。科莱特于是连续写了4本，创作了克罗蒂娜系列。可是这些作品的前三部署名全部是维里，他只准妻子署他一个人的名字，将小说据为己有，没人知道科莱特是谁。丈夫需要名气和金钱，而科莱特希望维持的只是爱情。
最终，克罗蒂娜系列为维里带来了他所渴望的一切，科莱特却得到了背叛。维里生性风流，身边情人众多。科莱特屡次发现维里与人偷情，伤心疑惑时她不止一次地问丈夫：“对男人来说，一个女人的保鲜度是多久？”他回答：“一辈子？一分钟？这要看。”
于是，背叛和创作成为了科莱特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她一面纠缠在千疮百孔的婚姻中，一面沉浸在写作里。她的作品依然全都署名维里，可是随着小说的日渐受欢迎，科莱特早已不甘于逆来顺受，为了争得作品的署名权，科莱特不惜与丈夫反目，终于在1904年，他们结婚11年后，科莱特才在小说《野兽对话》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进而在文艺圈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作品上日渐独立的科莱特发现丈夫永远不会有所改变，1910年，她结束了长达17年的婚姻，终于摆脱了维里的盘剥。离开维里的科莱特曾经问自己：“我幸福吗？我不知道，但我会平静。”可是，科莱特之后的生活，从来没有平静过。
她继续着那份对唯一爱情的追寻，之前丈夫的屡屡背叛令科莱特失望之余，更对夫妻关系产生了怀疑和逃避，她转而向同性寻求慰藉。离开丈夫后，科莱特与一位侯爵夫人“米茜”约会。她们在红磨坊的舞台上大跳脱衣舞，科莱特更是公开与“米茜” 在台上热吻，台下的观众落荒而逃，警察前来禁止表演。科莱特被指行为放荡，人品低劣。这段孤独且重新寻找自我的经历最终以小说《流浪女》作结。
此后，科莱特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她从单纯的小说家又成为一名记者，所写的关于演出、诉讼、社会新闻的报道吸引了众多读者。写作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她离婚后对赚钱从未放松。1912年，科莱特嫁给了《晨报》主编亨利·德·茹伏内尔，曾经流浪于红磨坊脱衣舞台的科莱特似乎终于找到了理想婚姻生活中的平静，可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丈夫的参军，曾经和谐的一切最终又被打断。
她爱上了亨利与前妻的儿子。当继子16岁时，科莱特亲自对他进行情感教育和性启蒙，面对他人的责难，她斩钉截铁地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 那时科莱特46岁，与继子相差30岁。
这段被外人称为“腐烂”的恋情被科莱特写入了小说《谢利宝贝》，其中女主角与少年的爱情缠绵悱恻，小说的结局是死亡。也许科莱特知道，她的一生像是对爱情关系的逃避，对夫妻生活的挣脱，但她没能逃开爱情。科莱特和所有普通女人一样需要爱与被爱，也许死亡才能结束这矛盾的一切——她寻求一生的忠贞的爱情。科莱特的忠贞，是对自己感情的忠贞，而非对某个人的忠贞。她要享受，享受蛹破成蝶后的华美世界。她要放纵，即便仅仅为了弥补那些黑暗中流失的青春。
二战前后，科莱特更加娴熟地游走于各种文体的创作。1944年，科莱特创作的短篇小说《吉吉》再一次带领战争阴云中的巴黎回到了“美好时代”的交际花社会。1947年，她创作的单纯描写花的散文集《花事》，一经出版即被评论界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作为一个时代的光荣偶像，科莱特得到了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作家的敬意，这些人中包括安德列·纪德、让·科克托、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尔·克洛代尔，即便是当时初出茅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提起科莱特时都称之为“了不起的女神、母亲”。
1954年，科莱特去世，尽管教会因为她生前生活不羁而拒绝为其举行宗教葬礼，但法国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
维尔莫兰：最具“美好时代”气息的沙龙女主人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1902~1969）是成长在“美好时代”的贵族少女，她身上始终留有“美好时代”的浪漫与繁荣，她是最受宠的沙龙女主人，文人墨客以进入她的沙龙为荣。她曾是《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未婚妻，却为了情人把他送的订婚戒指出售，“维尔莫兰是最好的女人，也是最坏的女人。”
维尔莫兰的姓氏首先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在路易丝·德·维尔莫兰出生前的100年，维尔莫兰家族因为经营谷物成为法国巨富。到1902年路易丝出生于家族城堡时，家中已有4个哥哥，优越的家境让她不必为生活琐事烦恼，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更是让她受尽众人宠爱，维尔莫兰什么都不用做，她所需要的只是在上流社交圈内展露光芒。
维尔莫兰的母亲虚荣好热闹，在父亲过世后，举家搬到巴黎榭兹街的一所大宅中，家中宾客从此络绎不绝，多半人都是被未成年的维尔莫兰吸引，“紫罗兰的明眸和山茶花的面庞”是众人对她面貌的形容，由此可见其美貌让人惊叹。维尔莫兰的追求者不可胜数，少女时期她伤了髋部卧病3年，追求者们就在病榻前陪了3年。虽然自此患病后，维尔莫兰走路有些跛，但她的倾慕者觉得微跛的步态也很迷人。追求者的络绎不绝使得成年后的维尔莫兰俨然是一位被宠坏的贵族小姐，似乎任何人在她心中都只是过客，她可以每个礼拜都宣布新的订婚对象，《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她的未婚夫之一。
圣-埃克苏佩里在22岁时遇到了20岁的维尔莫兰，很快陷入爱河，他狂热地迷恋维尔莫兰，与其订婚后，将家传蓝宝石戒指送给她作为订婚戒指，可是，维尔莫兰为了帮另一位情人还债却将这枚戒指卖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感情也像这枚戒指，在不久后被维尔莫兰轻易丢弃。
在一次旅行中，圣-埃克苏佩里将自己的飞行感受告诉维尔莫兰，他喜欢“翱翔天地之间那种震慑人心、超越俗世的时刻”，但维尔莫兰对此毫无兴趣，她更喜欢的是温暖的家、喜欢冬天坐在火炉旁的新沙发上。两个月后，维尔莫兰未留一言独自到法国大西洋沿岸度假，不知缘由的圣-埃克苏佩里拼命写信，维尔莫兰一封未回。
伤心之余，圣-埃克苏佩里投身飞行，6年后的1929年，他带着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南方航线》走入了维尔莫兰家中，将手稿送给她，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不要忘记我太多。可是当时已经离婚又再婚的维尔莫兰已经成为一位伯爵夫人，过着一生中最想要的安适生活。对《南方航线》，她完全没有表现出圣-埃克苏佩里所期待的热情评价，没过多久，她就把手稿出售了。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维尔莫兰因在自家城堡所举办的巴黎名流聚会“蓝色沙龙”而越来越闻名，“蓝色沙龙”真正秉承了维尔莫兰的“蓝色血统”，“美好时代”所孕育的文艺精英成全了她，为这位沙龙女主人送去了一众有资格被写进世纪文化史的风流人物。他们大多是文人学者和政治名流，诗人科克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时常在此出没；导演路易·马勒和特吕弗，明星让·莫罗和碧姬·巴铎都以出入维尔莫兰的沙龙为荣，这些文人名士都急切地希望从中获得认同。
也正是在她的沙龙里，维尔莫兰结识了日后成为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这是她最被人所熟知的一段爱情。从1933年两人一见钟情到1966年，马尔罗最终决定为了维尔莫兰与妻子分居，正式住进维尔莫兰的城堡，33年历经磨难最终修成正果的爱情成就了维尔莫兰一生的传奇。
也正是在马尔罗的鼓励下，维尔莫兰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写作天赋。几年后，维尔莫兰完成了小说《某夫人》，一经出版立刻走红。也正是在这部被认为是维尔莫兰最成功的小说中，维尔莫兰纪念了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中一位贵族将军夫人，为偿还债务将丈夫送给她的钻石耳环卖给了珠宝商。耳环辗转到一位外交大使手中，将军夫人遇到了大使并与之深深相爱，却困于婚姻不能在一起，耳环又回到了将军夫人手中，最后两人用死亡证明了真爱。1953年小说被拍成电影《伯爵夫人的耳环》后，法国《电影手册》将其收入“世上最美的100部电影”。有人如此评价这部电影：“女人会爱了，会哭了，会沮丧，会怀念，会思索，会感到羞耻了她们变成‘人’了，有了人气，有了人味儿，因为她们有了‘心上人’”。这或许是对维尔莫兰的写照，她遇上了马尔罗，之前轻浮的爱情变得沉重，她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一个人。
1969年维尔莫兰去世，按照生前愿望，她被安葬在城堡花园里的樱桃树下，1976年，马尔罗去世后两人合葬在一起。
薇依：作为圣徒的一生
苏珊·桑塔格如此评价西蒙娜·薇依（1909~1943）：“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西蒙娜·薇依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怜悯的圣徒，让人无法接近、无法理解，却无法不崇敬。
“14岁那年，我陷入了青春期不可自拔的绝望中，我很认真地想到死，原因是我的天资平庸。我的哥哥天资超人生活中没有真理，毋宁死。”西蒙娜·薇依如此描写她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困扰，和其他青少年所遇到的烦恼没有相同之处，她为不能接近真理而绝望。
1909年，这已经接近“美好时代”的尾声，第一次世界大战悄无声息地正在逼近，身处“美好时代”的人们丝毫不觉，这是最独特和多彩的日子。西蒙娜·薇依也正是在此时，出生于巴黎，赶上了“美好时代”的末班车。
如果说维尔莫兰完整保留了“美好时代”的浪漫与开放，西蒙娜·薇依则继承了那30年所积蓄出的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只是她的反抗方式更加身体力行，充满圣洁的人道主义精神。薇依家境优渥，作为医生的父亲学识渊博，母亲也是一位善良、乐于助人的女人。只是这种富足的家境并未在薇依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一生挚爱贫穷与困苦。一次她与波伏娃争论人生的意义，她以果断的口吻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将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伏娃反驳：“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轻蔑地看了波伏娃一眼，说：“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西蒙娜·薇依的出身背景和教育足以让她一世衣食无忧，但她对优渥说不。
薇依家中另有一位长她3岁的哥哥：安德烈·薇依（André Weil），日后成为了一位数学家。正是在哥哥的带领下，薇依自幼童时便开始充实自己的知识。从文学到哲学，从政治经济学到神学。她童年的玩伴不是洋娃娃，而是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康德和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薇依和普通女孩就不一样，她只为真理而生。
上学后的薇依学习哲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师。1931年，她在22岁之时即取得了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后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这是一条平坦顺利的人生之路，在当时，一位年轻出众的学衔获得者尽可以安娴地享用他的荣誉，如当时的哲学家萨特、波伏娃一样，等待她的是与年轻的学生在思想上进行激烈的碰撞，撰写深刻的哲学作品，然后荣升伟大哲学家之列。但薇依没有，在她执教期间，吸引她注意力的是贫苦的工人。
为了解贫穷，她尽量和清洁工待在一起，学习清洗技术，她设法下矿井、挖土豆、干农活，她的房间门一直敞开是为方便失业者前来吃饭，她把大部分的薪水用来接济穷人，而自己在冬天连烤火炉的钱也付不起。最后她因帮助工人游行，被勒浦依市市长亲自下令强行将她调离这座城市。这并未阻止薇依，她说：“我一直把解职视为我生涯的正常结局。”
穿着满是污迹的像一个面粉口袋似的黑衣服，不戴帽子，短头发又硬又乱，盖在面孔两侧像是乌鸦的翅膀。这是薇依成年后的形象。
她在被解雇后孤身找了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她到一家冶金厂上班，车间肮脏，工作劳苦，她每小时做400个零件，一个月后被解雇。她又陆续在几家工厂打工，沉重的工作、没有尊严、奴役，这一切摧毁了她的身体。她曾经回忆道：“我每日起身怀着不安，我带着恐惧去工厂，就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结束工厂生活后，她觉得身心均已碎裂。“耳闻目睹工厂中的不幸，扼杀了我的青年时代。”那时她25岁。
接着发生的西班牙内战让薇依有机会接近她所推崇的革命，她坐不住了，决定前往西班牙。由于到佛朗哥占领区去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她便带着巴黎工会组织发给她的记者证，为全国劳动联合会的无政府工会活动分子服务。但战争并非她所期待的那样，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战争带来的是杀戮、对生命的戕害，与她在工厂所见无二，生命被践踏。
在逃亡期间，她不停地读、写，桌面上堆满了纸张。这时她写下后来被收入《伦敦论文集》、《压迫与自由》、《扎根》等文集中的大量文字。这些文字在日后成为二战后法国国家命运思考的重要理论依据。薇依进入了一种近于激战的写作状态，常常忘记时间；当来不及乘坐末班地铁返回寓所时，就睡在办公桌上。长期的饥饿、劳累摧毁了她，她患上肺结核住进医院，她拒绝作为结核病人的额外伙食补助，直到死去。这是1943年，西蒙娜·薇依34岁。她死后，法医作出结论：“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起的心肌衰弱导致心力衰竭”。外界直接宣布她是饿死的。
二战后，尤其是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薇依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渐渐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拥趸，但是正如苏珊·桑塔格所预言的那样，“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没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愿意去效法她的奉献精神，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或所爱的人去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把神圣看得和生活一样重，我们就会被她打动，被她感化。”
西蒙娜·薇依，这是一颗伟大的灵魂，她的信仰远远高于生活。有人曾预言：“当戏剧大师肖伯纳被人遗忘时，人们还会记得西蒙娜·薇依。”她的心灵值得膜拜，也激励着今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