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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西萍
别把困难在想像中放大
琼斯大学毕业后如愿考入当地的《明星报》任记者。这天，他的上司交给他一个任务：采访大法官布兰代斯。
第一次接到重要任务，琼斯不是欣喜若狂，而是愁眉苦脸。他想：自己任职的报纸又不是当地的一流大报，自己也只是一名刚刚出道、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大法官布兰代斯怎么会接受他的采访呢?同事史蒂芬获悉他的苦恼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我很理解你。让我来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躲在阴暗的房子里，然后想像外面的阳光多么炽烈。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往外跨出第一步。”
史蒂芬拿起琼斯桌上的电话，查询布兰代斯的办公室电话。很快，他与大法官的秘书对上了话。接下来，史蒂芬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要求：“我是《明星报》新闻部记者琼斯，我奉命访问法官，不知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呢?”旁边的琼斯吓了一跳。
史蒂芬一边接电话，一边不忘抽空向目瞪口呆的琼斯扮个鬼脸。接着，琼斯听到了他的答话：“谢谢你。明天1点15分，我准时到。”
“瞧，直接向人说出你的想法，不就管用了吗?”史蒂芬向琼斯扬扬话筒，“明天中午1点15分，你的约会定好了。”一直在旁边看着整个过程的琼斯面色放缓，似有所悟。
多年以后，昔日羞怯的琼斯已成为了《明星报》的台柱记者。回顾此事，他仍觉得刻骨铭心：“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单刀直入的办法，做来不易，但很有用。而且，第一次克服了心中的畏惧，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有时困难在想像中会被放大一百倍，事实上，走出了第一步，就会发现那些麻烦与困难有时只是自己吓自己。
(佚名／文 江南／荐)
别人不是你的镜子
爱因斯坦的父亲和杰克大叔去清扫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边的踏梯才能上去，于是杰克大叔在前，爱因斯坦的父亲在后，一级一级地爬上去；下来时，杰克大叔依旧在前，爱因斯坦的父亲跟在后面。于是当他们走出烟囱的时候，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爱因斯坦的父亲身上连一点烟灰也没有。
爱因斯坦的父亲看见杰克大叔的模样，就想自己的脸肯定和他一样脏，于是就到附近的小河里洗了又洗；而杰克大叔看见爱因斯坦父亲干干净净的样子，就只草草洗了洗手，然后大模大样地上街了。街上的人笑痛了肚子，还以为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哩。
这是爱因斯坦16岁时，他父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父亲说：“其实，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如果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
父亲的故事照亮了爱因斯坦的一生。爱因斯坦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自己，终于映照出了生命的光辉。
(佚名／文 江南／荐)
蚂蚁的致命伤
一百多年前，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把许多蚂蚁放在一个圆盘的周围，并设法使它们首尾相连，绕圆盘组成一个圆形。这些蚂蚁就绕着圈儿转，说不清哪是头哪是尾。
它们似乎并没有发现周围环境一遍又一遍重复，井然有序地走了一圈又一圈，没有一只另类的蚂蚁私自走出这个圈子。
法布尔和他的助手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这群蚂蚁为何老是在兜圈子。于是他在蚂蚁的旁边放了些食物，认为这些蚂蚁闻到了食物一定会“蚁”拥而上去抢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蚂蚁像中了邪似的对食物视而不见。
法布尔和助手困惑地看着这群蚂蚁周而复始地循环着那个圈，直到七天七夜后，所有的蚂蚁都活活累死……
实验结束。
这群蚂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它们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蚂蚁平时就是仗着这种化学物质识路、寻找食物、与同伴联系、行走天下，而法布尔实验里的这群蚂蚁就沿着自己或者其他蚂蚁留下的“标记”行走，一圈又一圈，直到死亡。
蚂蚁因看家本领亡命。有时候，许多我们引以为傲、认为是自己的优势的地方，恰恰也是我们的致命伤。
(佚名／文 江南／荐)
特殊的电话号码
我家是一个单亲家庭，听隔壁的多莉太太说，我的母亲生下我不久便去世了。而父亲对于我母亲的事总是只字不提。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他从不跟我多说话，在生活与学习上对我的要求却很严格。父亲有一家公司，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算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我的零花钱从来没有我的同学们那样多。这还不算，他每天开车去公司时，都会经过我们学校，可是无论我怎样央求，他从来不肯让我搭他的便车，我总是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去上学。为此，我在心里很瞧不起父亲，有时甚至恨得咬牙切齿。我将母亲的病逝全部怪罪在了父亲的头上，母亲肯定是受不了父亲的虐待而死的。而父亲一直单身，则是因为没有哪个女人受得了他的脾气!18岁的我就要离开美国去新西兰求学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那么远，但我对父亲却没有多少留恋，甚至很多次我都希望早点离开他，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临行前，我将所有在新西兰求学的同学们的电话号码都调了出来，存在手机里，但我还觉得不保险，因为手机也有可能丢失。我又将所有的电话号码全都记在笔记本上，可是我又担心笔记本也不保险，如果笔记本也丢失了，我一个人在人地生疏的新西兰该如何是好?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电话号码都记在新买的皮鞋里、帽子里、风衣里，这样我如果遗失了其中一样东西，还可以在其他东西那里找到我需要的电话号码。
在机场，父亲破例为我送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从没送我去过什么地方，就是去学校报到，也是我独自去的。所以对于父亲送行时的沉默无语，我已习以为常，就算旁边的几对父母流着眼泪来送他们的子女的场面，也没对我的情绪产生影响。
到达新西兰之后，我就急急忙忙地翻起了电话本，首先是手机，可是手机里第一个跳出来的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再细看时，号码后面竟是父亲的名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从来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甚至连他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显然，父亲曾动过我的手机。我又打开笔记本，在笔记本的第一页醒目地写着父亲的电话号码，是父亲的笔迹!我急不可待地又翻出了其他的东西，皮鞋、帽子、风衣，我一一地将它们翻了个底朝天。凡是我写过电话号码的地方，父亲都在第一行加上了他的电话号码!一向粗心而专横的父亲竟然有如此细腻的心思，他是让我在外面遇到了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我在学校里安顿好后，习惯性地上网收取同学们的信件，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居然也是父亲的：弗朗科，我的孩子，你现在终于长大了，我等这一天可是等了18年啊。
你的母亲因为难产而死，我答应过她要将你抚养成人的，看到今天的你这样自立自信，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你的母亲在天堂里也会为你而高兴的。但是，当我看到你的电话本上没有记下我的电话号码时，我惊呆了，一个孩子在外遇到了困难，首先要找的应该是他的父亲才对，可是你没有。我想，是不是我对你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我是不是对你太严格了。孩子，我要告诉你的是，不管怎样，爸爸都是爱你的……
我压抑了18年的眼泪一下子汹涌而出。
(沈湘／编译 司志政／荐)
别把困难在想像中放大
琼斯大学毕业后如愿考入当地的《明星报》任记者。这天，他的上司交给他一个任务：采访大法官布兰代斯。
第一次接到重要任务，琼斯不是欣喜若狂，而是愁眉苦脸。他想：自己任职的报纸又不是当地的一流大报，自己也只是一名刚刚出道、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大法官布兰代斯怎么会接受他的采访呢?同事史蒂芬获悉他的苦恼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我很理解你。让我来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躲在阴暗的房子里，然后想像外面的阳光多么炽烈。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往外跨出第一步。”
史蒂芬拿起琼斯桌上的电话，查询布兰代斯的办公室电话。很快，他与大法官的秘书对上了话。接下来，史蒂芬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要求：“我是《明星报》新闻部记者琼斯，我奉命访问法官，不知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呢?”旁边的琼斯吓了一跳。
史蒂芬一边接电话，一边不忘抽空向目瞪口呆的琼斯扮个鬼脸。接着，琼斯听到了他的答话：“谢谢你。明天1点15分，我准时到。”
“瞧，直接向人说出你的想法，不就管用了吗?”史蒂芬向琼斯扬扬话筒，“明天中午1点15分，你的约会定好了。”一直在旁边看着整个过程的琼斯面色放缓，似有所悟。
多年以后，昔日羞怯的琼斯已成为了《明星报》的台柱记者。回顾此事，他仍觉得刻骨铭心：“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单刀直入的办法，做来不易，但很有用。而且，第一次克服了心中的畏惧，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有时困难在想像中会被放大一百倍，事实上，走出了第一步，就会发现那些麻烦与困难有时只是自己吓自己。
(佚名／文 江南／荐)
别人不是你的镜子
爱因斯坦的父亲和杰克大叔去清扫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边的踏梯才能上去，于是杰克大叔在前，爱因斯坦的父亲在后，一级一级地爬上去；下来时，杰克大叔依旧在前，爱因斯坦的父亲跟在后面。于是当他们走出烟囱的时候，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爱因斯坦的父亲身上连一点烟灰也没有。
爱因斯坦的父亲看见杰克大叔的模样，就想自己的脸肯定和他一样脏，于是就到附近的小河里洗了又洗；而杰克大叔看见爱因斯坦父亲干干净净的样子，就只草草洗了洗手，然后大模大样地上街了。街上的人笑痛了肚子，还以为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哩。
这是爱因斯坦16岁时，他父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父亲说：“其实，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如果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
父亲的故事照亮了爱因斯坦的一生。爱因斯坦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自己，终于映照出了生命的光辉。
(佚名／文 江南／荐)
蚂蚁的致命伤
一百多年前，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把许多蚂蚁放在一个圆盘的周围，并设法使它们首尾相连，绕圆盘组成一个圆形。这些蚂蚁就绕着圈儿转，说不清哪是头哪是尾。
它们似乎并没有发现周围环境一遍又一遍重复，井然有序地走了一圈又一圈，没有一只另类的蚂蚁私自走出这个圈子。
法布尔和他的助手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这群蚂蚁为何老是在兜圈子。于是他在蚂蚁的旁边放了些食物，认为这些蚂蚁闻到了食物一定会“蚁”拥而上去抢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蚂蚁像中了邪似的对食物视而不见。
法布尔和助手困惑地看着这群蚂蚁周而复始地循环着那个圈，直到七天七夜后，所有的蚂蚁都活活累死……
实验结束。
这群蚂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它们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蚂蚁平时就是仗着这种化学物质识路、寻找食物、与同伴联系、行走天下，而法布尔实验里的这群蚂蚁就沿着自己或者其他蚂蚁留下的“标记”行走，一圈又一圈，直到死亡。
蚂蚁因看家本领亡命。有时候，许多我们引以为傲、认为是自己的优势的地方，恰恰也是我们的致命伤。
(佚名／文 江南／荐)
特殊的电话号码
我家是一个单亲家庭，听隔壁的多莉太太说，我的母亲生下我不久便去世了。而父亲对于我母亲的事总是只字不提。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他从不跟我多说话，在生活与学习上对我的要求却很严格。父亲有一家公司，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算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我的零花钱从来没有我的同学们那样多。这还不算，他每天开车去公司时，都会经过我们学校，可是无论我怎样央求，他从来不肯让我搭他的便车，我总是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去上学。为此，我在心里很瞧不起父亲，有时甚至恨得咬牙切齿。我将母亲的病逝全部怪罪在了父亲的头上，母亲肯定是受不了父亲的虐待而死的。而父亲一直单身，则是因为没有哪个女人受得了他的脾气!18岁的我就要离开美国去新西兰求学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那么远，但我对父亲却没有多少留恋，甚至很多次我都希望早点离开他，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临行前，我将所有在新西兰求学的同学们的电话号码都调了出来，存在手机里，但我还觉得不保险，因为手机也有可能丢失。我又将所有的电话号码全都记在笔记本上，可是我又担心笔记本也不保险，如果笔记本也丢失了，我一个人在人地生疏的新西兰该如何是好?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电话号码都记在新买的皮鞋里、帽子里、风衣里，这样我如果遗失了其中一样东西，还可以在其他东西那里找到我需要的电话号码。
在机场，父亲破例为我送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从没送我去过什么地方，就是去学校报到，也是我独自去的。所以对于父亲送行时的沉默无语，我已习以为常，就算旁边的几对父母流着眼泪来送他们的子女的场面，也没对我的情绪产生影响。
到达新西兰之后，我就急急忙忙地翻起了电话本，首先是手机，可是手机里第一个跳出来的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再细看时，号码后面竟是父亲的名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从来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甚至连他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显然，父亲曾动过我的手机。我又打开笔记本，在笔记本的第一页醒目地写着父亲的电话号码，是父亲的笔迹!我急不可待地又翻出了其他的东西，皮鞋、帽子、风衣，我一一地将它们翻了个底朝天。凡是我写过电话号码的地方，父亲都在第一行加上了他的电话号码!一向粗心而专横的父亲竟然有如此细腻的心思，他是让我在外面遇到了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我在学校里安顿好后，习惯性地上网收取同学们的信件，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居然也是父亲的：弗朗科，我的孩子，你现在终于长大了，我等这一天可是等了18年啊。
你的母亲因为难产而死，我答应过她要将你抚养成人的，看到今天的你这样自立自信，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你的母亲在天堂里也会为你而高兴的。但是，当我看到你的电话本上没有记下我的电话号码时，我惊呆了，一个孩子在外遇到了困难，首先要找的应该是他的父亲才对，可是你没有。我想，是不是我对你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我是不是对你太严格了。孩子，我要告诉你的是，不管怎样，爸爸都是爱你的……
我压抑了18年的眼泪一下子汹涌而出。
(沈湘／编译 司志政／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