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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出门的时候，新庄台上的路灯还没有熄灭。她抬眼看了看东边的天空，依旧黑魆魆的，到底是入冬了，天亮得迟。玉兰缩了缩脖子，将那条半旧的、毛乎乎的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自己的半边脸，顿时感觉暖和了不少。
玉兰的手里拎着蛇皮袋，里面装满了青菜、萝卜、大蒜还有几根嫩生生的莴苣。“经霜的青菜赛羊肉”，玉兰想到这笑了起来。她似乎看到了儿子媳妇吃着她从老家带来的菜蔬开心的模样。尤其是她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媳妇，看到这些水滴滴的蔬菜就像得了宝贝似的。也只有那个时候，玉兰才真正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心里头抹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可是自从农村集镇化以后，他们都搬到新庄台上去了，过去偌大的菜园子没了，她只能在小区的绿化带边圈了一小块地，又做了个小韭菜垄子，见缝插针地撒些种子，栽几排菜秧子。虽说不能跟过去比，可也算能吃到自己种的东西。一时半会儿还能供应给在外面的儿子媳妇。玉兰垂眼看了一下手中的蛇皮袋，感叹以后这些露天生长、顺时而生的蔬菜怕是越来越少了。蔬菜大棚都已经搭到镇子后面了。一排一排的，蘑菇房一样，要什么有什么，根本没有时令之说，季节之分。过去老祖宗说不时不食也已经是老古董了。玉兰这么想着，情绪竟低落了下来。
玉兰在出门前吃了一块“酥头饼”，没敢喝粥。她怕在路上让尿憋得难受。酥头饼是面点，用小麦面加碱发酵做成的。酸酸甜甜有咬劲，关键是耐饿。玉兰知道自己从出门到省城儿子的家要花半天时间，到了也没有吃的，儿子媳妇早出晚归，晚上也是在外面吃过了回来。她必须将肚子填饱，空心饿肚的滋味不好受，尤其上了年纪以后一顿都不能少吃，否则心慌慌的。
远处好像有一辆车朝她开了过来。玉兰吃力地提起手上的袋子，加快步伐迎上去。车子从她的面前呼啸而过，原来不是玉兰约的拼车。她又放慢了脚步。路灯渐次熄灭了，东方露出了一段微白，隐隐镶着一条金边，今天是个好天气。玉兰开始惦记起丈夫来了，离开玉兰，他像个不着家的孩子，东家一顿，西家一顿，不高兴的时候还吃儿子的醋，说他已经是有婆娘的人了，还动不动要老娘去伺候，还说养儿养女就是罪。玉兰叹叹气：这辈子，受的就是你们爷俩的罪。
玉兰在一根电线杆下停下，这是她跟司机约定的上车地点。她本来可以乘公交去县城，然后再坐大巴到省城去。但是最早的公交要七点，而且一路要停靠站台，等到了县城还要走一段路才进长途汽车站。多花时间不说，还费力气。现在有了拼车，点对点接送，玉兰虽然心疼这多花的几十块钱，但时间由着自己定，有座位还负责送到地头，心里也平衡了不少。
天光渐渐亮了起来，还没有见到出租车的踪影。玉兰将蛇皮袋放到脚下，摘掉手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字条。那是儿子在电话里报给她的地铁一号线的路线图。
儿子成家了，市区的房价太贵，他们买了离市区较远的西郊。好在新房子离地铁口只有几百米。儿子说从车站出来直接到地铁站，乘一号线到新家附近的站台半小时的时间，只要两块钱，特别方便。玉兰以往去省城，到了车站都乘公交，这回叫她乘地铁，心里还真有点慌。儿子还告诉她，一号线有两个方向，地铁站又很多个出口，千万不能坐反了方向，走错了出口，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玉兰在电话里几次开口想说：第一次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但终究还是把话咽了下去。更何况儿子语速匆忙，根本不给她开口的余地，挂断电话也是一样的匆忙，玉兰常常举着手机，喂喂地叫着，回应她的是“嘟嘟”的忙音。
玉兰看着图标，心里头反复琢磨。但她面对丈夫怀疑的眼神时却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这坐地铁跟坐公交有啥区别？不就是一个在地上开，一个在地下行吗？买票上车，到站下车，一个理。再说了，我还认得几个字，看图识字总会吧？再不行，就问呗，鼻子底下就是路。她说得轻飘飘的，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老公又不能陪着自己去，陪了也是睁眼瞎。说多了又怕儿子烦。儿子工作已经够辛苦，才三十出头就得了胃病，一天要吃好几种药。那天她在儿子的抽屉里看大大小小一堆药瓶的时候，眼泪扑簌簌地就落下来。从那天起她就暗暗发誓，家里的事情一定不让儿子烦心。
车到了，司机摇开车门，满脸歉意：不好意思，老姐姐，让你等了。玉兰贴着窗户一看，里面已经坐了三人，就等她一个。也好，上车就走，不用再绕圈带人。司机将玉蘭的蛇皮袋塞进满鼻子汽油味的后备厢里：老姐姐每次到省城都要带点时新蔬菜。玉兰说想带只老母鸡给孩子补补身体的，可是这次要坐地铁，就怕人家不让带。司机说只要不是活禽都没关系。玉兰点点头：那就好，下次带，下次带，下次一定带。
从县城到省城的大巴上，有不少跟玉兰一样的人。很多人就在乘车的过程中熟悉起来。她们和玉兰一样，都是去省城看孩子的。有的是送些东西，帮着收拾几天就回。有的会呆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回家一趟，这是一群帮衬着带孩子的女人。为了方便交流，她们建有一个微信群，群名叫做“四不像”。不像父母，不像保姆，不像乡下人，也不像城里人。这次玉兰坐的不是过去的班车，而是另一班到南站的车，车站就连着地铁站。
玉兰拽着沉重的蛇皮袋上车，找一个位置坐下。去省城的班车很多，只要不是周末，车上的乘客不是很满，也不用对号入座。玉兰喜欢坐在最前面的位置，那个位置很逼仄，前面的乘客都会往后面跑，玉兰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号乘客。两个小时的车程，她会一直伸长脖子朝着窗外看，好像车马上就要到站一样，焦躁中带着一丝莫名的兴奋。知妻莫若夫，丈夫说她只要见到儿子就像大烟鬼子见到鸦片一样，浑身是劲。话是真话，可现在的玉兰见到儿子却不再像过去一样了。
儿子成家了，她面对的不是儿子一个人，还有儿媳妇，有时候还有俩亲家。玉兰向来不是个腼腆的人，力气大，嗓门大，见谁都不认生。但现在面对着儿子却是腼腆的，因为儿子的新房不是自己买的。想到这里，玉兰像被人抽了脊梁骨一样，顿时觉得矮人一等，连手上的力气都变小了，嗓门也变小了。庄上人不知情都说玉兰到底是半个城里人了，再不像农村人一样咋咋呼呼的了，玉兰的心里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滋味。玉兰的丈夫倒看得开：他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不是女来就是男，谁有条件谁买房。一样的。玉兰知道这是丈夫劝慰自己，要不他为什么老是不肯到省城的儿子家去？ 玉兰的蛇皮袋是放在腿边上的，她怕车肚里的热气熏坏了新鲜的菜蔬。想想过去，想吃蔬菜随时到园子里拔，切好的菜往滚烫冒烟的大铁锅里一推，“刺啦”一声，黄铜铲子三五下，菜就熟了。那个鲜嫩美味，比鱼肉的味道都好。现在虽说吃不到“出水鲜”了，但这还是比大棚里育出來的东西强一百倍。儿子还说了，家里带来的菜都是绿色食品，非转基因，吃得放心。玉兰不懂转基因，只知道城里卖的西红柿硬邦邦的，玉米还五颜六色的，吃到嘴里根本不是那个味。这是早班车，又不是周末，车上没有熟识的面孔。空调很热，玉兰扯下脖子里的围巾，顺手塞在腿边。她坐直身子，像往常一样放开目光向车前方望去，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将手伸进口袋里，将那二寸半的字条又给掏了出来。
字条上的字她都认识，特别是张家园这三个字。张是她的姓，家园是小时候课本里经常出现的词。见到这三个字，玉兰感到很亲切，她估摸着这地方姓张的人家多，就像她们那里的张家庄一样。可是张家庄上的人都彼此熟悉得跟亲戚一般，张家园的人家一定跟儿子住的小区一样，家家大门紧闭，有保安，有门镜，有监控，有指纹锁，安静得好像没人住。只有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告诉你这户有人。玉兰曾问过儿子，你们这里连个鸟叫都没有，心慌不心慌？儿子说：你以为这是在张家庄，每天叮叮当当，鸡犬相闻啊？儿媳妇在一边哧哧地笑，面膜在脸上一抖一抖的，模样有点吓人。玉兰称面膜为脸皮，她曾偷偷地在垃圾桶里数过媳妇扔掉的脸皮，一个星期有五张。玉兰悄悄问过儿子：这脸皮多少钱一张？干嘛非得天天贴？儿子说七十多一张吧？玉兰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重复了一遍。儿子淡淡地：这还不算贵的。那晚，玉兰洗过脸，站在镜子前第一次用手摩挲自己的脸：糙手。玉兰还做过一件事，这事她对自己的丈夫都没说过，就是将媳妇扔掉的脸皮偷偷地贴在了自己的脸上，第二天起来摸摸脸，好像是比从前滑嫩了一点。这脸皮确实好，就是太贵了。就算七十块钱一张，五七三十五，一个星期光贴脸就是几百块，一个月就是千把块。玉兰在心里飞快地计算着，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过去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要钱。现在不开门也得有花销：水费电费煤气费，车贷房贷保险费，还有保洁费，物业费……玉兰想也不敢想，这日子怎么过？
想归想，玉兰却不敢问，既是怕儿子烦心，也是因为自觉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人人都说玉兰好福气，生个好儿子，又找个好亲家，没见着劳神，媳妇就带进门了。玉兰承认自己的命好，也承认亲家讲道理。尤其是亲家公，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就给她吃了颗定心丸：您放心，春生是你的儿子，将来也是我的儿子。不要介意房子不房子的，做亲如合家。结婚时，亲家在台上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热泪盈眶：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时间你们往省城多跑跑，春生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想到这里，玉兰有些释怀，心里顿觉宽绰了不少。
玉兰努力地记住地铁一号线的方向，也想象着地铁站的样子。尽管也曾在电视上见过，只是镜头匆匆，一晃而过，她没有太留意，只听说车上人很多，很拥挤。第一次坐地铁对于玉兰来说确实有点紧张。不过玉兰心里有底，大不了一路问过去，还怕到不了儿子的家？玉兰一路思绪万千，一眨眼车已到站。玉兰来不及等车停稳，一把捞起早就被屁股压得皱巴巴的围巾，胡乱往脖子上这么一绕，然后站起身来，一手抓住用布条扎紧的袋口，同时又整了整斜挎在身上的布包。包里有她的随身物品，还有几百块钱现金。儿子说现在已经是无现金时代了，城里人买烤红薯都用手机支付，用现金的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玉兰不管什么边缘不边缘，她还是觉得用现金踏实。她就不信了，照这样下去，将来都不印钞票了？儿子还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将来什么都是智能化，扫地都用机器人了。玉兰相信儿子的话，回去忧心忡忡地跟丈夫转述自己的担心，丈夫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地球还有老的那天呢，你烦的啥？反正我们这辈子是摊不上了。玉兰说将来的孩子咋办？丈夫说：该咋办咋办。当初你还担心儿子结不了婚呢！把我们两个老骨头卖了也买不到省城的一间厕所！如今不也是三房一厅了，成了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将来我们的孙子跟农村就一点不搭边了。这叫什么：人人头上有颗露水珠子。
玉兰听到这话一肚子不高兴：呸！这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这辈子对儿子没交代！还说什么孙子！丈夫也急了：不是我对儿子没交代，是这政府对咱老百姓没交代！几百万的房子你叫我拿什么去买？玉兰不语了，半天嘟囔道：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看病的保险都是政府给安排的，连新庄台上的路灯都一夜点到天亮。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再说了这房价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事情。丈夫看着玉兰：现在说话有水平了。玉兰说：哪能跟你一样，从来不关心外面的事情，遇到事情只会穷抱怨。
汽车慢悠悠地在站台停下，玉兰拎起蛇皮袋，步伐轻快地下了车。她向四周望了望，然后顺着指示牌向地铁站走去。估摸着两条田埂的路程，到了地铁站。玉兰眼前霍地一亮，四处都变得宽大且繁杂起来，连行人的状态也变了。汽车站有很多跟她一样的人，在地铁站内，她觉得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人流从各个通道蜂拥而至，各色各样的装扮，每人手里都握着一部手机，一样的步履匆匆，一样的面无表情。空气中弥散着奶油、鲜果与香水混杂的味道，玉兰的鼻子突然瘙痒起来，连连打了几个大大的喷嚏。边上的过客抬眼看她一下，又匆忙过去。
玉兰将手里的蛇皮袋放下来，又掏出口袋里那张字条。她睁大眼睛，生怕自己看错字条上的信息：地铁一号线开往安禾桥方向，中途停靠十一站，她要在医科大学站下车。玉兰不放心自己的眼睛，又开口读了两遍才放心，然后揣上字条又拎起蛇皮袋，按照指示图标汇入人流之中。
指示牌并不复杂，玉兰走得轻松。她心里暗自得意，自己还不算老土，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她甚至想象自己的儿子会竖起拇指夸赞自己：咱妈就是厉害，第一次坐地铁没有迷路。心里这么想着，脚下的步子更加轻快起来。绕过两个路口，玉兰来到安检处，我的个娘，旅客如长蛇一般扭扭曲曲，大包小包，背包行李袋都按照顺序进到安检机里，玉兰对于安检并不陌生，跟在汽车站一样。玉兰放下袋子，紧跟在人群的后面。人群虽长，却特别安静，没有人吵吵嚷嚷，大都低头翻看手机，脚步随着前行的队伍慢慢地往前移动。很快轮到了玉兰，她一边将蛇皮袋放到输送带上，一边取下挂在胸前的布包。就在玉兰匆忙回头取出蛇皮袋准备走向入口处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买票。于是她又急忙调转头来，向安检过道上的人露出羞赧的神情，双手做拨开人群状又走了回去。 玉兰站定下来，向四处望去。她要寻找售票的机器。儿子告诉过她，地铁站是自动售票，只要按一下自己要走的线路，然后往投币口塞入两块钱的硬币，票就会从机器的下面自动滑落下来。玉兰牢牢记住了儿子的话，并联想到从小带儿子在镇上的超市门口玩过的电动摇摇车，拿一枚硬币往里一塞，摇摇车就变成活的了，又摇又擺，还会唱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春生小时候最喜欢坐摇摇车，每个星期玉兰都会抱着春生去镇上的超市门口坐一次。那时的春生还小，坐在摇摇车里咯咯笑。春生也聪明，只坐了几次就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小春生趴在玉兰的怀里，奶声奶气地唱着歌，唱得玉兰的心里暖洋洋、热乎乎。想到这里，玉兰叹了口气，春生长大了，讨了婆娘，再也不像小时候一样了。过去的春生不管什么事都跟玉兰说。玉兰背后还跟丈夫嘀咕过：这都大小伙子怎么跟个娘们一样的碎米嘴？丈夫白她一眼：你就惜福吧，等到将来他讨了老婆，你看他还跟不跟你唠叨。玉兰不屑：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丈夫鼻子里哼了一声：你就望着吧。
丈夫的话没说错，春生还没讨婆娘的时候就不怎么爱说话了。回家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玉兰想跟他聊聊工作的事情，春生蹙起眉头说：我难得回家想清静清静的，你又跟我谈工作。玉兰就知趣地闪到一旁去了。长大后的春生跟小时候真不一样了，小时候春生圆乎乎的，现在就像缺肥的豆芽一样，玉兰看在眼里，心疼。都说母子连心，春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玉兰很入神。她就怕看到春生愁眉苦脸的样子，春生若是眉头不展，玉兰也会躲到没人的地方叹口气。
春生不愿意跟玉兰讲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玉兰有办法，那就是听春生打电话。她常常在春生接听电话的时候故意在他的边上扫地，或是做些其他的事情。玉兰看起来不动声色，耳朵却竖得跟兔子一样。她虽然不能从电话的内容中知道春生详实的情况，至少可以零零碎碎地了解一点他当前的状态，快乐还是苦恼，轻松还是紧张。春生倒不回避玉兰，有时朝玉兰看一眼，继续打自己的电话，这一点让玉兰感到欣慰，到底是自己养的，虽说话不多了，终究没有把自己当做外人。
玉兰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找售票机。她从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两枚硬币，朝投币口塞了进去。就在这一刻，玉兰的心里突然微微动了一下，这个动作，已经相隔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投币，孩子就在面前，今天投币，孩子跟自己已经隔得太远了。孩子大了，我们老了。玉兰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皮，一如既往地粗糙而松弛。咣当一声轻响，一枚地铁币滑落了下来，玉兰伸手取出来，又重新来到安检处。
玉兰的蛇皮袋安稳地放在安检机上，布包已经被工作人员放进行李盘里。玉兰学着前面人的样子，过了入口，接过布包，拎起蛇皮袋。走不多远，玉兰听到了地铁轰鸣的声音，夹杂着圆润清亮的语音提示，空气变得燥热起来，玉兰感到后背、脖子里汗涔涔的。难怪春生冬天从来不穿棉衣，这么多人呼出来的热气，汽车屁股后面喷出来的热气，足够将气温升高了。玉兰突然怀念老家，这样的天气，太阳暖融融的，风吹到人身上虽然凉，却舒坦得很。但那是前些年，自从搬到新庄台后，各家各户就不像过去那样了。花圃代替了菜园子，小京巴代替了大公鸡。烟囱没有了，家家户户装上了油烟机。平时倒还好，到了腊月二十四，送灶王爷的这天，玉兰就犯愁。没有灶台了，灶饭放哪块？春生说过玉兰：老迷信，城里人从来不敬灶王爷，不照样过日子？玉兰说：我不是城里人。春生说你现在是半个城里人了。玉兰苦笑：我现在是个半吊子。说是农村人，不种地了;说是城里人，也没户口。丈夫接过话来：将来都取消户口了，现在是农村集镇化，城乡一体化，还死脑筋！
玉兰下站台的时候，地铁正好靠站。就在这一瞬间，就像家里河垱闸口开了一样，四处涌出人来。人与人挨得很近，腿与腿之间可以相互摩擦。玉兰一下子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彼时她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尤其是右臂，酸胀得很。玉兰索性往旁边靠了靠，看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就坐了下来。玉兰从包里掏出手机，她想给丈夫打电话报个平安。想想又没打。手机到了省城就漫游了，话费会比在家贵。玉兰倒不是心疼钱，而是害怕手机又因欠费停机。这几天她都会在省城，换季了，要给孩子们洗洗刷刷，添添补补，做几天好饭菜。这里不是小镇，她找不到充话费的地方。她又不想麻烦春生，更不能跟媳妇开口。她知道儿子媳妇不容易，好多时候都半夜三更了，他们还在书房里工作。尤其是春生，经常把饭碗端到电脑边上，饭碗放在一边，眼睛随着手指一刻不离屏幕上的那些表格合同，一顿饭都要吃到没热气。玉兰在的时候会给他拿到厨房里热一热，不在的时候冷的还不照样吃下肚？每次玉兰来的时候，都会看见门口一堆外卖饭盒和塑料袋，玉兰拾起来，心里就酸酸地疼。
有个女孩朝着自己走来，边走边打电话，走到玉兰面前的时候就停住了。女孩很清瘦，也时尚。跟自己的儿媳妇还有那么一点相似。女孩是跟自己的男朋友打电话，玉兰听得出来。她告诉男朋友这个星期不能见面了，她做家教的这户人家的小孩快要中考了，家长要求她利用休息日加个班。男孩子大概很失望，玉兰从女孩抱歉的表情和语气能够听出来。就像这些年，她可以从春生的电话里听出他大体的情绪一样。女孩说自己要跟男孩一起挣钱，等买房的首付凑齐了，一定不再做家教，每个周末好好陪他。玉兰听了鼻子突然酸了，眼睛也模糊起来，她一下子又想起春生来了。春生也兼职，这是她前不久才知道的。春生没有休息日，星期日他要去赚另一份工资。玉兰懂儿子的心：房子首付自己家没拿多少钱，贷款一定要自己还。可是玉兰又想不明白，春生这么辛苦地赚钱，媳妇还是贴七十块钱一张的脸皮，背几千块钱的包包？她跟春生婉转地提过，春生只说了三个字：你不懂。玉兰想想，自己还真的不懂。既不懂就不再多问。
就在玉兰准备起身赶公交班车的时候，玉兰突然想不起来：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等她再去掏口袋时发现字条已经不见了。玉兰的脑子里轰隆一声，人也跟着摇晃了一下。糊涂片刻，玉兰拿起手机拨通了丈夫的电话。正在牌桌上酣战的丈夫也含糊不清，只说自己知道春生住的小区名字，并且很聪明地告诉玉兰，问一下别人这个小区在哪？到哪下车？玉兰恨恨地挂了电话。她心里明白，在省城，住宅小区多如牛毛，谁会知道哪个小区在哪个地方。无奈的玉兰只得拨打了春生的电话。电话拨通了，语音提示是小秘书服务。玉兰知道春生一定又开会或是跟客户谈业务了。这对于春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于是玉兰又拨打了媳妇的电话，一直是无法接听。玉兰傻眼了。
傻眼后的玉兰倒冷静下来，不再着急。她将蛇皮袋放到乘警亭的边上，在地铁站里来回走动起来。自己来来去去省城也不算少了，可是从来没有过闲心到处逛逛。每次都是匆匆而过，她停下来看了奶吧，茶吧，水果铺子，睡衣工坊，各色各样的店面，炫目耀眼的广告……不息的人流奔忙行走在各自的旅途。浓郁的都市气息暂时覆盖了玉兰对农村的眷恋。玉兰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在一个通道的拐角处有一只半旧的摇摇车，她赶紧走上前去，没错，就是摇摇车。一只米老鼠张大嘴巴正朝着玉兰哈哈大笑。投币口已经生了一圈的锈，但是并不妨碍投币。玉兰伸出手来，抚摸着米老鼠两只黑色的耳朵，然后毫不犹豫地从布包里掏出一枚硬币，投了进去。让玉兰想不到的是，这只摇摇车并没有坏，它竟然摇晃了起来，吱吱呀呀地唱起了歌。玉兰惊喜地望着摇摆的米老鼠，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在她的心中涌动。她就这么安静地坐在摇摇车的边上，仿佛又看到了童年的春生。列车的呼啸声从她的耳边闪过，玉兰心里笃定地知道：春生一定会来地铁一号线接她，就像小时候她接放学晚归的春生一样。
责任编辑：刘照如
玉兰的手里拎着蛇皮袋，里面装满了青菜、萝卜、大蒜还有几根嫩生生的莴苣。“经霜的青菜赛羊肉”，玉兰想到这笑了起来。她似乎看到了儿子媳妇吃着她从老家带来的菜蔬开心的模样。尤其是她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媳妇，看到这些水滴滴的蔬菜就像得了宝贝似的。也只有那个时候，玉兰才真正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心里头抹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可是自从农村集镇化以后，他们都搬到新庄台上去了，过去偌大的菜园子没了，她只能在小区的绿化带边圈了一小块地，又做了个小韭菜垄子，见缝插针地撒些种子，栽几排菜秧子。虽说不能跟过去比，可也算能吃到自己种的东西。一时半会儿还能供应给在外面的儿子媳妇。玉兰垂眼看了一下手中的蛇皮袋，感叹以后这些露天生长、顺时而生的蔬菜怕是越来越少了。蔬菜大棚都已经搭到镇子后面了。一排一排的，蘑菇房一样，要什么有什么，根本没有时令之说，季节之分。过去老祖宗说不时不食也已经是老古董了。玉兰这么想着，情绪竟低落了下来。
玉兰在出门前吃了一块“酥头饼”，没敢喝粥。她怕在路上让尿憋得难受。酥头饼是面点，用小麦面加碱发酵做成的。酸酸甜甜有咬劲，关键是耐饿。玉兰知道自己从出门到省城儿子的家要花半天时间，到了也没有吃的，儿子媳妇早出晚归，晚上也是在外面吃过了回来。她必须将肚子填饱，空心饿肚的滋味不好受，尤其上了年纪以后一顿都不能少吃，否则心慌慌的。
远处好像有一辆车朝她开了过来。玉兰吃力地提起手上的袋子，加快步伐迎上去。车子从她的面前呼啸而过，原来不是玉兰约的拼车。她又放慢了脚步。路灯渐次熄灭了，东方露出了一段微白，隐隐镶着一条金边，今天是个好天气。玉兰开始惦记起丈夫来了，离开玉兰，他像个不着家的孩子，东家一顿，西家一顿，不高兴的时候还吃儿子的醋，说他已经是有婆娘的人了，还动不动要老娘去伺候，还说养儿养女就是罪。玉兰叹叹气：这辈子，受的就是你们爷俩的罪。
玉兰在一根电线杆下停下，这是她跟司机约定的上车地点。她本来可以乘公交去县城，然后再坐大巴到省城去。但是最早的公交要七点，而且一路要停靠站台，等到了县城还要走一段路才进长途汽车站。多花时间不说，还费力气。现在有了拼车，点对点接送，玉兰虽然心疼这多花的几十块钱，但时间由着自己定，有座位还负责送到地头，心里也平衡了不少。
天光渐渐亮了起来，还没有见到出租车的踪影。玉兰将蛇皮袋放到脚下，摘掉手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字条。那是儿子在电话里报给她的地铁一号线的路线图。
儿子成家了，市区的房价太贵，他们买了离市区较远的西郊。好在新房子离地铁口只有几百米。儿子说从车站出来直接到地铁站，乘一号线到新家附近的站台半小时的时间，只要两块钱，特别方便。玉兰以往去省城，到了车站都乘公交，这回叫她乘地铁，心里还真有点慌。儿子还告诉她，一号线有两个方向，地铁站又很多个出口，千万不能坐反了方向，走错了出口，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玉兰在电话里几次开口想说：第一次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但终究还是把话咽了下去。更何况儿子语速匆忙，根本不给她开口的余地，挂断电话也是一样的匆忙，玉兰常常举着手机，喂喂地叫着，回应她的是“嘟嘟”的忙音。
玉兰看着图标，心里头反复琢磨。但她面对丈夫怀疑的眼神时却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这坐地铁跟坐公交有啥区别？不就是一个在地上开，一个在地下行吗？买票上车，到站下车，一个理。再说了，我还认得几个字，看图识字总会吧？再不行，就问呗，鼻子底下就是路。她说得轻飘飘的，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老公又不能陪着自己去，陪了也是睁眼瞎。说多了又怕儿子烦。儿子工作已经够辛苦，才三十出头就得了胃病，一天要吃好几种药。那天她在儿子的抽屉里看大大小小一堆药瓶的时候，眼泪扑簌簌地就落下来。从那天起她就暗暗发誓，家里的事情一定不让儿子烦心。
车到了，司机摇开车门，满脸歉意：不好意思，老姐姐，让你等了。玉兰贴着窗户一看，里面已经坐了三人，就等她一个。也好，上车就走，不用再绕圈带人。司机将玉蘭的蛇皮袋塞进满鼻子汽油味的后备厢里：老姐姐每次到省城都要带点时新蔬菜。玉兰说想带只老母鸡给孩子补补身体的，可是这次要坐地铁，就怕人家不让带。司机说只要不是活禽都没关系。玉兰点点头：那就好，下次带，下次带，下次一定带。
从县城到省城的大巴上，有不少跟玉兰一样的人。很多人就在乘车的过程中熟悉起来。她们和玉兰一样，都是去省城看孩子的。有的是送些东西，帮着收拾几天就回。有的会呆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回家一趟，这是一群帮衬着带孩子的女人。为了方便交流，她们建有一个微信群，群名叫做“四不像”。不像父母，不像保姆，不像乡下人，也不像城里人。这次玉兰坐的不是过去的班车，而是另一班到南站的车，车站就连着地铁站。
玉兰拽着沉重的蛇皮袋上车，找一个位置坐下。去省城的班车很多，只要不是周末，车上的乘客不是很满，也不用对号入座。玉兰喜欢坐在最前面的位置，那个位置很逼仄，前面的乘客都会往后面跑，玉兰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号乘客。两个小时的车程，她会一直伸长脖子朝着窗外看，好像车马上就要到站一样，焦躁中带着一丝莫名的兴奋。知妻莫若夫，丈夫说她只要见到儿子就像大烟鬼子见到鸦片一样，浑身是劲。话是真话，可现在的玉兰见到儿子却不再像过去一样了。
儿子成家了，她面对的不是儿子一个人，还有儿媳妇，有时候还有俩亲家。玉兰向来不是个腼腆的人，力气大，嗓门大，见谁都不认生。但现在面对着儿子却是腼腆的，因为儿子的新房不是自己买的。想到这里，玉兰像被人抽了脊梁骨一样，顿时觉得矮人一等，连手上的力气都变小了，嗓门也变小了。庄上人不知情都说玉兰到底是半个城里人了，再不像农村人一样咋咋呼呼的了，玉兰的心里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滋味。玉兰的丈夫倒看得开：他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不是女来就是男，谁有条件谁买房。一样的。玉兰知道这是丈夫劝慰自己，要不他为什么老是不肯到省城的儿子家去？ 玉兰的蛇皮袋是放在腿边上的，她怕车肚里的热气熏坏了新鲜的菜蔬。想想过去，想吃蔬菜随时到园子里拔，切好的菜往滚烫冒烟的大铁锅里一推，“刺啦”一声，黄铜铲子三五下，菜就熟了。那个鲜嫩美味，比鱼肉的味道都好。现在虽说吃不到“出水鲜”了，但这还是比大棚里育出來的东西强一百倍。儿子还说了，家里带来的菜都是绿色食品，非转基因，吃得放心。玉兰不懂转基因，只知道城里卖的西红柿硬邦邦的，玉米还五颜六色的，吃到嘴里根本不是那个味。这是早班车，又不是周末，车上没有熟识的面孔。空调很热，玉兰扯下脖子里的围巾，顺手塞在腿边。她坐直身子，像往常一样放开目光向车前方望去，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将手伸进口袋里，将那二寸半的字条又给掏了出来。
字条上的字她都认识，特别是张家园这三个字。张是她的姓，家园是小时候课本里经常出现的词。见到这三个字，玉兰感到很亲切，她估摸着这地方姓张的人家多，就像她们那里的张家庄一样。可是张家庄上的人都彼此熟悉得跟亲戚一般，张家园的人家一定跟儿子住的小区一样，家家大门紧闭，有保安，有门镜，有监控，有指纹锁，安静得好像没人住。只有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告诉你这户有人。玉兰曾问过儿子，你们这里连个鸟叫都没有，心慌不心慌？儿子说：你以为这是在张家庄，每天叮叮当当，鸡犬相闻啊？儿媳妇在一边哧哧地笑，面膜在脸上一抖一抖的，模样有点吓人。玉兰称面膜为脸皮，她曾偷偷地在垃圾桶里数过媳妇扔掉的脸皮，一个星期有五张。玉兰悄悄问过儿子：这脸皮多少钱一张？干嘛非得天天贴？儿子说七十多一张吧？玉兰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重复了一遍。儿子淡淡地：这还不算贵的。那晚，玉兰洗过脸，站在镜子前第一次用手摩挲自己的脸：糙手。玉兰还做过一件事，这事她对自己的丈夫都没说过，就是将媳妇扔掉的脸皮偷偷地贴在了自己的脸上，第二天起来摸摸脸，好像是比从前滑嫩了一点。这脸皮确实好，就是太贵了。就算七十块钱一张，五七三十五，一个星期光贴脸就是几百块，一个月就是千把块。玉兰在心里飞快地计算着，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过去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要钱。现在不开门也得有花销：水费电费煤气费，车贷房贷保险费，还有保洁费，物业费……玉兰想也不敢想，这日子怎么过？
想归想，玉兰却不敢问，既是怕儿子烦心，也是因为自觉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人人都说玉兰好福气，生个好儿子，又找个好亲家，没见着劳神，媳妇就带进门了。玉兰承认自己的命好，也承认亲家讲道理。尤其是亲家公，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就给她吃了颗定心丸：您放心，春生是你的儿子，将来也是我的儿子。不要介意房子不房子的，做亲如合家。结婚时，亲家在台上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热泪盈眶：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时间你们往省城多跑跑，春生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想到这里，玉兰有些释怀，心里顿觉宽绰了不少。
玉兰努力地记住地铁一号线的方向，也想象着地铁站的样子。尽管也曾在电视上见过，只是镜头匆匆，一晃而过，她没有太留意，只听说车上人很多，很拥挤。第一次坐地铁对于玉兰来说确实有点紧张。不过玉兰心里有底，大不了一路问过去，还怕到不了儿子的家？玉兰一路思绪万千，一眨眼车已到站。玉兰来不及等车停稳，一把捞起早就被屁股压得皱巴巴的围巾，胡乱往脖子上这么一绕，然后站起身来，一手抓住用布条扎紧的袋口，同时又整了整斜挎在身上的布包。包里有她的随身物品，还有几百块钱现金。儿子说现在已经是无现金时代了，城里人买烤红薯都用手机支付，用现金的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玉兰不管什么边缘不边缘，她还是觉得用现金踏实。她就不信了，照这样下去，将来都不印钞票了？儿子还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将来什么都是智能化，扫地都用机器人了。玉兰相信儿子的话，回去忧心忡忡地跟丈夫转述自己的担心，丈夫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地球还有老的那天呢，你烦的啥？反正我们这辈子是摊不上了。玉兰说将来的孩子咋办？丈夫说：该咋办咋办。当初你还担心儿子结不了婚呢！把我们两个老骨头卖了也买不到省城的一间厕所！如今不也是三房一厅了，成了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将来我们的孙子跟农村就一点不搭边了。这叫什么：人人头上有颗露水珠子。
玉兰听到这话一肚子不高兴：呸！这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这辈子对儿子没交代！还说什么孙子！丈夫也急了：不是我对儿子没交代，是这政府对咱老百姓没交代！几百万的房子你叫我拿什么去买？玉兰不语了，半天嘟囔道：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看病的保险都是政府给安排的，连新庄台上的路灯都一夜点到天亮。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再说了这房价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事情。丈夫看着玉兰：现在说话有水平了。玉兰说：哪能跟你一样，从来不关心外面的事情，遇到事情只会穷抱怨。
汽车慢悠悠地在站台停下，玉兰拎起蛇皮袋，步伐轻快地下了车。她向四周望了望，然后顺着指示牌向地铁站走去。估摸着两条田埂的路程，到了地铁站。玉兰眼前霍地一亮，四处都变得宽大且繁杂起来，连行人的状态也变了。汽车站有很多跟她一样的人，在地铁站内，她觉得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人流从各个通道蜂拥而至，各色各样的装扮，每人手里都握着一部手机，一样的步履匆匆，一样的面无表情。空气中弥散着奶油、鲜果与香水混杂的味道，玉兰的鼻子突然瘙痒起来，连连打了几个大大的喷嚏。边上的过客抬眼看她一下，又匆忙过去。
玉兰将手里的蛇皮袋放下来，又掏出口袋里那张字条。她睁大眼睛，生怕自己看错字条上的信息：地铁一号线开往安禾桥方向，中途停靠十一站，她要在医科大学站下车。玉兰不放心自己的眼睛，又开口读了两遍才放心，然后揣上字条又拎起蛇皮袋，按照指示图标汇入人流之中。
指示牌并不复杂，玉兰走得轻松。她心里暗自得意，自己还不算老土，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她甚至想象自己的儿子会竖起拇指夸赞自己：咱妈就是厉害，第一次坐地铁没有迷路。心里这么想着，脚下的步子更加轻快起来。绕过两个路口，玉兰来到安检处，我的个娘，旅客如长蛇一般扭扭曲曲，大包小包，背包行李袋都按照顺序进到安检机里，玉兰对于安检并不陌生，跟在汽车站一样。玉兰放下袋子，紧跟在人群的后面。人群虽长，却特别安静，没有人吵吵嚷嚷，大都低头翻看手机，脚步随着前行的队伍慢慢地往前移动。很快轮到了玉兰，她一边将蛇皮袋放到输送带上，一边取下挂在胸前的布包。就在玉兰匆忙回头取出蛇皮袋准备走向入口处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买票。于是她又急忙调转头来，向安检过道上的人露出羞赧的神情，双手做拨开人群状又走了回去。 玉兰站定下来，向四处望去。她要寻找售票的机器。儿子告诉过她，地铁站是自动售票，只要按一下自己要走的线路，然后往投币口塞入两块钱的硬币，票就会从机器的下面自动滑落下来。玉兰牢牢记住了儿子的话，并联想到从小带儿子在镇上的超市门口玩过的电动摇摇车，拿一枚硬币往里一塞，摇摇车就变成活的了，又摇又擺，还会唱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春生小时候最喜欢坐摇摇车，每个星期玉兰都会抱着春生去镇上的超市门口坐一次。那时的春生还小，坐在摇摇车里咯咯笑。春生也聪明，只坐了几次就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小春生趴在玉兰的怀里，奶声奶气地唱着歌，唱得玉兰的心里暖洋洋、热乎乎。想到这里，玉兰叹了口气，春生长大了，讨了婆娘，再也不像小时候一样了。过去的春生不管什么事都跟玉兰说。玉兰背后还跟丈夫嘀咕过：这都大小伙子怎么跟个娘们一样的碎米嘴？丈夫白她一眼：你就惜福吧，等到将来他讨了老婆，你看他还跟不跟你唠叨。玉兰不屑：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丈夫鼻子里哼了一声：你就望着吧。
丈夫的话没说错，春生还没讨婆娘的时候就不怎么爱说话了。回家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玉兰想跟他聊聊工作的事情，春生蹙起眉头说：我难得回家想清静清静的，你又跟我谈工作。玉兰就知趣地闪到一旁去了。长大后的春生跟小时候真不一样了，小时候春生圆乎乎的，现在就像缺肥的豆芽一样，玉兰看在眼里，心疼。都说母子连心，春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玉兰很入神。她就怕看到春生愁眉苦脸的样子，春生若是眉头不展，玉兰也会躲到没人的地方叹口气。
春生不愿意跟玉兰讲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玉兰有办法，那就是听春生打电话。她常常在春生接听电话的时候故意在他的边上扫地，或是做些其他的事情。玉兰看起来不动声色，耳朵却竖得跟兔子一样。她虽然不能从电话的内容中知道春生详实的情况，至少可以零零碎碎地了解一点他当前的状态，快乐还是苦恼，轻松还是紧张。春生倒不回避玉兰，有时朝玉兰看一眼，继续打自己的电话，这一点让玉兰感到欣慰，到底是自己养的，虽说话不多了，终究没有把自己当做外人。
玉兰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找售票机。她从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两枚硬币，朝投币口塞了进去。就在这一刻，玉兰的心里突然微微动了一下，这个动作，已经相隔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投币，孩子就在面前，今天投币，孩子跟自己已经隔得太远了。孩子大了，我们老了。玉兰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皮，一如既往地粗糙而松弛。咣当一声轻响，一枚地铁币滑落了下来，玉兰伸手取出来，又重新来到安检处。
玉兰的蛇皮袋安稳地放在安检机上，布包已经被工作人员放进行李盘里。玉兰学着前面人的样子，过了入口，接过布包，拎起蛇皮袋。走不多远，玉兰听到了地铁轰鸣的声音，夹杂着圆润清亮的语音提示，空气变得燥热起来，玉兰感到后背、脖子里汗涔涔的。难怪春生冬天从来不穿棉衣，这么多人呼出来的热气，汽车屁股后面喷出来的热气，足够将气温升高了。玉兰突然怀念老家，这样的天气，太阳暖融融的，风吹到人身上虽然凉，却舒坦得很。但那是前些年，自从搬到新庄台后，各家各户就不像过去那样了。花圃代替了菜园子，小京巴代替了大公鸡。烟囱没有了，家家户户装上了油烟机。平时倒还好，到了腊月二十四，送灶王爷的这天，玉兰就犯愁。没有灶台了，灶饭放哪块？春生说过玉兰：老迷信，城里人从来不敬灶王爷，不照样过日子？玉兰说：我不是城里人。春生说你现在是半个城里人了。玉兰苦笑：我现在是个半吊子。说是农村人，不种地了;说是城里人，也没户口。丈夫接过话来：将来都取消户口了，现在是农村集镇化，城乡一体化，还死脑筋！
玉兰下站台的时候，地铁正好靠站。就在这一瞬间，就像家里河垱闸口开了一样，四处涌出人来。人与人挨得很近，腿与腿之间可以相互摩擦。玉兰一下子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彼时她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尤其是右臂，酸胀得很。玉兰索性往旁边靠了靠，看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就坐了下来。玉兰从包里掏出手机，她想给丈夫打电话报个平安。想想又没打。手机到了省城就漫游了，话费会比在家贵。玉兰倒不是心疼钱，而是害怕手机又因欠费停机。这几天她都会在省城，换季了，要给孩子们洗洗刷刷，添添补补，做几天好饭菜。这里不是小镇，她找不到充话费的地方。她又不想麻烦春生，更不能跟媳妇开口。她知道儿子媳妇不容易，好多时候都半夜三更了，他们还在书房里工作。尤其是春生，经常把饭碗端到电脑边上，饭碗放在一边，眼睛随着手指一刻不离屏幕上的那些表格合同，一顿饭都要吃到没热气。玉兰在的时候会给他拿到厨房里热一热，不在的时候冷的还不照样吃下肚？每次玉兰来的时候，都会看见门口一堆外卖饭盒和塑料袋，玉兰拾起来，心里就酸酸地疼。
有个女孩朝着自己走来，边走边打电话，走到玉兰面前的时候就停住了。女孩很清瘦，也时尚。跟自己的儿媳妇还有那么一点相似。女孩是跟自己的男朋友打电话，玉兰听得出来。她告诉男朋友这个星期不能见面了，她做家教的这户人家的小孩快要中考了，家长要求她利用休息日加个班。男孩子大概很失望，玉兰从女孩抱歉的表情和语气能够听出来。就像这些年，她可以从春生的电话里听出他大体的情绪一样。女孩说自己要跟男孩一起挣钱，等买房的首付凑齐了，一定不再做家教，每个周末好好陪他。玉兰听了鼻子突然酸了，眼睛也模糊起来，她一下子又想起春生来了。春生也兼职，这是她前不久才知道的。春生没有休息日，星期日他要去赚另一份工资。玉兰懂儿子的心：房子首付自己家没拿多少钱，贷款一定要自己还。可是玉兰又想不明白，春生这么辛苦地赚钱，媳妇还是贴七十块钱一张的脸皮，背几千块钱的包包？她跟春生婉转地提过，春生只说了三个字：你不懂。玉兰想想，自己还真的不懂。既不懂就不再多问。
就在玉兰准备起身赶公交班车的时候，玉兰突然想不起来：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等她再去掏口袋时发现字条已经不见了。玉兰的脑子里轰隆一声，人也跟着摇晃了一下。糊涂片刻，玉兰拿起手机拨通了丈夫的电话。正在牌桌上酣战的丈夫也含糊不清，只说自己知道春生住的小区名字，并且很聪明地告诉玉兰，问一下别人这个小区在哪？到哪下车？玉兰恨恨地挂了电话。她心里明白，在省城，住宅小区多如牛毛，谁会知道哪个小区在哪个地方。无奈的玉兰只得拨打了春生的电话。电话拨通了，语音提示是小秘书服务。玉兰知道春生一定又开会或是跟客户谈业务了。这对于春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于是玉兰又拨打了媳妇的电话，一直是无法接听。玉兰傻眼了。
傻眼后的玉兰倒冷静下来，不再着急。她将蛇皮袋放到乘警亭的边上，在地铁站里来回走动起来。自己来来去去省城也不算少了，可是从来没有过闲心到处逛逛。每次都是匆匆而过，她停下来看了奶吧，茶吧，水果铺子，睡衣工坊，各色各样的店面，炫目耀眼的广告……不息的人流奔忙行走在各自的旅途。浓郁的都市气息暂时覆盖了玉兰对农村的眷恋。玉兰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在一个通道的拐角处有一只半旧的摇摇车，她赶紧走上前去，没错，就是摇摇车。一只米老鼠张大嘴巴正朝着玉兰哈哈大笑。投币口已经生了一圈的锈，但是并不妨碍投币。玉兰伸出手来，抚摸着米老鼠两只黑色的耳朵，然后毫不犹豫地从布包里掏出一枚硬币，投了进去。让玉兰想不到的是，这只摇摇车并没有坏，它竟然摇晃了起来，吱吱呀呀地唱起了歌。玉兰惊喜地望着摇摆的米老鼠，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在她的心中涌动。她就这么安静地坐在摇摇车的边上，仿佛又看到了童年的春生。列车的呼啸声从她的耳边闪过，玉兰心里笃定地知道：春生一定会来地铁一号线接她，就像小时候她接放学晚归的春生一样。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