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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世纪中期的加洛林世界,由于教职人士受制于王室宫廷,他们时常因职务调动而在王室宫廷和大主教区之间流动,使得原本在王室宫廷中存在的文化形式——大年代记的纂修活动扩散至大主教区。此后,尽管由于大年代记的纂修地点远离了王室宫廷,纂修者们可以畅所欲言地写史论政,但由于纂修者们仍旧是世俗君主的属臣,他们仍旧把世俗君主的业绩行为作为自己写作的重点,他们对世俗君主的褒贬以其本人与世俗君主之间的关系亲疏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