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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下非理性言论易引发网络舆论危机，对有效治理公共危机与构建有序健康网络舆论生态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为研究对象，通过厘清非理性表达传播的演变阶段和分析不同阻断主体的优劣势，进而探究阻断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方法和策略。文中提出公共危机治理中阻断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包括事件处置阻断、制度性阻断、媒介阻断、社会手段阻断及网络技术阻断等五种方法;分析常规阻断、预控阻断及应急阻断等三类阻断策略，为相关政府部门及时、科学、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高效引导网络舆情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阻断主体;阻断方法;阻断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非理性网络舆论扩散的阻断机制研究”（17BGL180）。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5-0107-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5.010
在社会治理变革和转型的新媒体时代，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社会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危机事件日益频发，且其具有突发性、威胁性、破坏性、环境复杂性、群体扩散性以及演变的不确定性等特性[1]。新媒体环境下各社交网络平台为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提供了多样化渠道，随之相伴而生出大量网络舆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2]。随着Web 3.0的迅速发展，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媒体平台发布、获取和传递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发声的重要阵地，网络舆论成为映射社会舆论的晴雨表。网络舆论与公共危机耦合一体，在社会情绪内在驱动因素的影响下[3]，容易呈现出一種情绪极化、利益泛化的非理性倾向[4]，这使得网络舆论危机治理变得更加多变与复杂。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系统部署了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为精准引导网络舆论理性扩散，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明确指出应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以及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5]。因此，为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新媒体时代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显得紧迫而重要。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其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研究。王艺指出网络虚拟空间作为一种新型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非理性互动”是指网民在网络人际互动过程中发表虚假、欺骗、围观性内容的非理性交往行为，且呈现出“失义性互动”“偏激性互动”和“暴力性互动”三类典型现象[6];黄河等认为非理性是指非逻辑化、非规范化、非系统化，以感情、意志为核心的认知方式[7];刘怡认为非理性的舆论表达是受直觉、情感、意志、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形式为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群体极化等，是最终引起网络舆论走向极端化的重要因素[8]。二是关于其发生原因和危害的研究。林津津等认为网络的匿名性、舆情监测机制不完善以及网络媒体的商业化使得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极易发生，且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导致网络群体传播行为畸形、网络舆论场混乱失真失实、媒体公信力下降和扰乱社会秩序[9];丁婷婷指出网民的从众意识和群体意识产生感性行为，导致网络舆论呈现出情绪化、朴素道德决定论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违背伦理法律等社会规范，破坏民主协商氛围[10]。三是关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过程的研究。任福兵认为网络危机信息传播过程由传播内容、方向、路径、效应及价值五个方面构成[11];董阳等认为网络空间中公共舆论演变过程剖析为极化、制衡和理性三个阶段[12];薛可等指出在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过程中，网民对事件的感知、后续网络行为及传播情绪，会受到官方信息发布的时间顺序和事件归因差异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错误型危机事件， 网民的转发意愿及负面情绪传播效价最为明显[13];魏玲等从事源本身、政府导向、移动社交平台、传媒、网媒以及网民等分析了网络舆论危机信息的传播路径[14]。四是关于治理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研究。张慷从网络舆论危机和政府形象构建的角度，提出政府应根据舆论危机演化阶段及时介入、解决危机背后的实际问题及以新媒体为平台搭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以提高政府公信力[15];李翠敏通过分析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协同主体，认为应提升涉事企业的危机公关能力， 政府及相关部门完善制度建设与监管机制，以构建网络舆情协同疏解体系[16];熊光清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角度，认为党和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网民应形成协同效应，有力推动网络舆论场域的和谐有序发展[17]。杨维东、王南妮针对网络舆论中序失范和乱象，提出建立以法治为底线，以技术为保障的网络舆论治理体系[18]。
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内涵及表现形式、发生原因和危害、传播过程和治理四大方面。但学界对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方法和策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由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演变态势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演变阶段的治理主体、方法和策略都存在差异性。本研究通过厘清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演变阶段，分析多元阻断主体的优劣势，进而探究公共危机治理中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方法和策略。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演变阶段
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是在源生公共危机事件与各相关主体的刺激回应下所形成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变异、消亡过程中，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也遵循时间序列发展，其演变态势呈现出阶段性和衍生性的特点。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规律可划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及危机解决期四阶段[19]。本文认为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演变态势是一条随着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发展的舆情曲线，可将其分为萌发期、爆发与变异期、消弭期三个传播阶段，如图1所示。
（一）萌发阶段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信息传播的萌发阶段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共权力部门、相关媒体以及网民开始在互联网上报道和发布相关事件信息的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网民以发帖、跟帖、回帖等形式在网络平台上表达出情绪化、过激性观点。敏感和刺激性信息经过个体、群体、组织、大众传媒等方式扩散，进而在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萌生出一些非理性表达。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逐渐增多，社会公众对疫情发生发展动态、疫情信息公开与透明度、科学防疫知识宣教、应急隔离措施、医疗物资供给等方面信息需求强烈，部分网民便有可能借此机会表达一些非理性的情绪与言论，进而在网络舆论场中滋生与蔓延。
（二）爆发与变异阶段
网络舆论中非理性信息传播的爆发与变异阶段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萌发后，公共危机事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大量网民及媒体参与事件讨论的时期。此时若公共权力部门及主流媒体等相关主体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处理不当或未及时有效引导，部分网民在未探究事件信息的可靠性时，仅凭个人主观判断在网络平台上发表相关信息，参与者将会越来越多，网民的负面情绪表达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可能变异形成衍生型危机事件。
（三）消弭阶段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信息传播的消弭阶段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经过萌发、爆发与变异阶段后，通过公共权力部门、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等主体对该事件的积极回应、有效处置和适当网络技术手段的干预，使得公共危机事件真相逐渐明晰的时期。此时段网民对该事件的评论、发帖和跟帖数越来越少，使得公共危机事件热度和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扩散态势趋于消弭状态。但消弭并不代表消失，一旦非理性网民再次发帖、回帖，可能会使部分网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理性情绪持续发酵膨胀，形成新的一轮演变周期。例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推进，国务院及时举行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采取有力举措控制疫情蔓延，积极推动各地实行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使得确诊病例得到高效救治，治愈人数开始攀升。同时相关疫情信息披露公开透明，有效缓解了社会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进而促使网络舆论场中相关负面言论传播态势逐步消解。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主体分析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具有高度渴求和广泛传播的特性[20]，且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演变是一个受公共权力部门、媒体和网民等多主体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主体的态度与行为逻辑是影响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蔓延走势的重要因素。因此，分析多元阻断主体及其优劣势，有助于实现多元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配合和信息高效整合的开放化局面。
（一）公共权力部门：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核心主体
网络舆论危机治理的公共权力部门主要由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和政府网络管理部门、宣传管理部门组成。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具体包括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以及地方应急管理局，主要职责是组织编制国家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建立灾情报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组织灾害救助体系建设，指导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承担国家应对特别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政府网络管理部门具体包括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各级政府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国家信息安全产品測评认证中心，主要职责是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范网络秩序。公共权力部门在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上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一是权威性。公共权力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所发布的危机信息或出台的舆情引导制度、措施等，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利益相关者和普通网民都认为只有公共权力机关的及时回应才是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权威举措。二是及时性。公共权力部门通过官方政务平台、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利用各种新闻发布会、记者会或集中采访等线上线下方式，及时通报危机事件信息，尽快平息危机和疏导网民的极化情绪，控制非理性表达的发展方向。三是可信性。公共权力部门是离事源最近、最有发言权的一方，是处理危机的唯一主体。与自媒体相比，其证据更可靠，危机信息发布更准确、事实更清晰、立场更统一。四是效率性。根据国家相关制度要求，公共权力部门在处置公共危机时，被赋予相应的公共职权，这能够让危机管理部门具有比其它组织更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资源调度优势。五是技术和平台优势。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作为专门的网管机构，在硬件上拥有比一般管理机构更为先进适用的网络监控设备，在组织上设有更为健全的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与监管体系;在人员配备上也拥有比一般政府管理部门更多的网络技术人员。危机事件发生后，专业技术人员利用专业的设备和健全的体系及时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监控，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管理和阻断方法。
公共权力部门阻断非理性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欠缺亲和力。公共权力部门利用的是公共权力，强制性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不仅成本较高，而且与其他主体的阻断相比较，亲和力不够;若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阻断目的，还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会让网民抓住新的话题，掀起新的网络舆情高峰。二是受约束强。政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决定了公共权力部门在发布危机信息发布与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扩散时需要谨慎，速报事实是公共权力部门的要求和优势，但先报原因、再报进展等要求也使得政府在进行阻断时所受的约束更多，这在某些层面也影响阻断效果。三是接触面有限。公共权力部门通过记者会、新闻发布会、政府门户网站或政务微博等渠道对非理性言论进行阻断范围比较有限，如要加大干预力度，干预成本必然会增加。 （二）媒体：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有力推手
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两类。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主体是网民，扩散阵地主要是网络，扩散方法也依托各种网络方法和渠道。因此，网络媒体应成为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的有力推手。其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一是速度快。网络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当公共危机发生后，由于网络媒体的高速度和即时互动性，迅速将其报道的危机事件聚焦。促使理性网民通过评论、发帖和跟帖等方式对危机事件及其动态做出迅速反应，有效阻断非理性表达。二是多元化。其主要表现为内容多元、网络载体多样和形式多元。网络的多元性使得公共危机事件、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表现和举动、事件的各种动态，都被置于网络媒体和网民的监督下，政府危机管理部门以及网络管理部门任何一项可能不恰当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网民的热议焦点。三是互动性强。其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实现网络媒体与网民之间以及不同网民之间的互动，借助彼此的影响力扩大网民的议题，形成更为强大的舆论，从而理性阻断各类偏激言论。但网络媒体阻断非理性表达的弊端主要在于掌控不当或可引发新的非理性表达。网络媒体无障碍的与网民、传统媒体进行互动，容易在不同网民、网站和平台、不同媒体间传递话题和情绪，稍有不注意，各种极化性的观点、情绪、信息就会在各个载体和平台中传播，若阻断恰当则可实现有效、理性引导，若掌控不当则可能会引发衍生型公共危机事件。
传统媒体具有单向传播的特征，也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历史悠久。传统媒体由于自身历史悠久，部分观众会对其产生依赖，除在网络上浏览信息之外，仍然保持收看传统媒体的习惯，天然地认为传统媒体更值得信任。二是具有可靠性。当公共危机发生后，传统媒体需要进行现场采编、多方验证、选题报审、后期制作、编排播出等各个环节。这些过程不仅是新闻节目制作或稿件的修改过程，也是不断验证和审核的过程，使危机事件信息的可靠性得到更有效的保证。但传统媒体同时也具有其弊端，首先，传统媒体不仅担负着宣传和引导的政治职能，同时也是市场主体，需要吸引观众注意力进行市场运营，这可能会掀起舆论进一步发展;其次，传统媒体会对危机事件的相关言论进行选择和过滤，也可能会放大舆情的影响。因此，在公共危机产生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要形成良性互动。利用网络媒体的速度和互动功能，及时有效地阻断非理性信息的传播;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澄清部分不良网站传播的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纠正网民的非理性言论。
（三）网民：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重要力量
网民主要分为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两类。意见领袖又被称为舆论领袖，是指在网络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的观念和意见能构成影响、具有一定活动能力但又不是通过选举方式所产生的一些人。意见领袖在阻断非理性表达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具有号召力。意见领袖在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能够迅速传递信息，还能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夹带着自己的情绪、观点和意见，让网民觉得其观点是有温度的，容易引起网民的共鸣从而受到追捧，若能传播正向、理性的信息，对阻断非理性信息的传播具有较大的作用。二是亲切且真实。由于意见领袖大多是实名认证的各行业精英和草根领袖，他们发布信息时一般没有传统媒体的深思熟虑和严肃，而是更为轻松随意，对于网民来说其意见更具亲和力，易于被接受。三是专业性强。意见领袖大部分都是各行业专家，具有专业的背景知识，其观点更为科学与理性，能有效阻断负面情绪扩散。但意见领袖在阻断非理性信息扩散上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影响范围有限。只能影响对其有关注和主动浏览其信息的网民。二是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可能。若意见领袖发布不实信息或表达非理性情绪，可能推动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变异，在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组织松散。意见领袖的管理较松散，主要靠自律，因此要将他们组织起来作为阻断非理性表达的主体，难度较大，而且不容易监督和管理。
普通网民在阻断非理性表达过程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具有示范性。普通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发表和传播有理有据有度的理性信息和言论，对其他网民会产生重要引导作用。这部分网民的言论、态度和情绪、行为对普通网民具有示范和亲和效应，能有效制止其他网民在网络舆论表达中的非理性行为。二是具有亲和性。普通网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没有隔阂，在无意或无形中易受到其他理性网民的影响。因此，网民是阻断非理性信息的重要力量，需进一步提高其媒介和法律素养、理性思维能力等。
四、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方法
好的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的阻断方法，有利于提升阻断非理性信息扩散的实效，促进公共危机及时有效化解及社会和谐发展。本文将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阻断方法分为事件处置阻断、制度性阻断、媒介阻断、社会手段阻断以及网络技术阻断五种。
（一）事件处置阻断方法
事件处置阻断方法是通过对危機事件采取科学有效处置手段，以阻止极化情绪蔓延并引导舆论理性扩散，最终达到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消解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防止和控制危机蔓延。危机事件发生后，各级危机管理部门应采取及时、果断、科学有效的方法防止危机蔓延。同时相关监督机构需要对危机事件非理性表达行为进行监测，并发动从事活动的单位与个人有效地监测危机情况，严格按照要求逐级报告危机，以便及时掌握危机情况;危机确定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部，按照应急方案制定应急工作计划，调动相关资源。二是采取有效方法降低事件损失。首先要准确划定危机区域，防止因危机区域划定不准确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其次国家应对危机中受害者给予及时且有效的政策性补偿，并由财政对危机区域进行科学的无害化处理;完善相关产业的恢复政策和支撑，重兴相关产业经济。三是安抚好公众情绪，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政府危机管理部门需利用多种公共信息渠道加大宣传，利用多种公共信息渠道向公众传授防控危机的基本知识以及科学的流程;加大外部环境救助和支持力度，让网民、受害者以及利益相关者认识到危机在政府和社会的可控范围内，使其情绪不会有太大波动。 （二）制度性阻断方法
制度性阻断方法是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阻断非理性信息扩散的方法总和。其阻断方式是用制度来规范舆论主体，使舆论主体在制度的约束和指引下参与网络互动，最终达到使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消解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从层次上，首先中央和地方分别出台并规范有关网络信息传播和安全监督的法律制度，提高网络信息安全传播和监管制度的立法层次;提高各种信息网络技术软件的准入门槛，加强信息安全评估，尤其是一些即时通讯技术和软件的运用，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程序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规范技术运用。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该法律与制度规范为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提供了制度依据，要求根据新技术新应用的新闻舆论属性、社会动员能力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内容安全风险确定评估等级，审查评价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是否配套健全。其次，既要在制度上规范针对有关互联网连入服务单位、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的各类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制度，又要健全针对互联网个人和单位的各类网络行为，对非理性行为进行制度规范和网络安全进行监管。最后从制度上明确网络信息传播的执行标准和网络安全监管制度的执行规范，使某些不明晰、不透明、执行标准不统一的制度规范更明晰化和更具操作性，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信息安全监管过程中需要追责的各类制度，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二是从阶段上，日常制度阻断和阶段性制度阻断要相结合。既要有日常的制度阻断，又需要有应急阶段和恢复阶段的制度阻断方法。只有互联网法律体系完备，对互联网与网络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才能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网民、媒体以及网络监管部门都能按照制度规范各施其责，明晰自身的权利与责任，管制或惩处违反制度规范的行为主体，达到挤压非法、造谣诽谤等非理性言论生存空间的目的。
（三）媒介阻断方法
媒介阻断方法是指利用新闻传播的规律、特点和方法来控制非理性信息的传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是在网络空间舆论扩散过程中形成的，因此阻止虚假信息扩散、理性引导网络舆论，媒介阻断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一是运用媒体发布信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其具有危害性，要利用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通过及时发布信息，发布危机报告，解读国家和政府政策，解释政府举措等，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突发事件回应的“黄金四小时”，也是强调阻断的及时性和技术性，告诫阻断主体要及时反馈信息，以掌握主动权。二是组织集体新闻发布会。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组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等活動，利用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同时也可以采取邀请媒体采访、邀请网站负责人参与重要活动了解政策决策与举措，通过与媒体沟通，畅通媒体采访的渠道，积极提供信息等。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网站以及各类即时通讯平台等的传播力量和影响力，提高网络舆情引导的效率。三是采用议程设置功能转移网民注意力。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利用新闻报道和信息冲击，通过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正面新闻信息来吸引网民，冲淡危机事件信息所造成的影响而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四是组织网络评论员等影响和改变网络氛围。在贴吧以及论坛中通过增加正面引导的网络评论员设置，传递正面信息、反驳非理性观点，达到影响网络氛围、引导舆论走向，进而达到阻断作用。五是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采取“培养一批、影响一批、团结一批”的方法，一方面对意见领袖的观点进行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意见领袖队伍向网民提供正向信息，把握好信息宣传的立场，充分利用其影响力阻止非理性行为，理性引导舆论。
（四）社会手段阻断方法
社会手段阻断方法是利用社会教育、营造社会氛围、加强社会公德等社会性手段来控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扩散的方法。具体而言，一是开展网民的素质培训，培育社会公众的理性意识。理性的社会公众即使是遭遇到公共危机事件，也不会盲目地转发非理性信息，更不会随意地在网络中发表不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会主动制止非理性情绪蔓延。因此要强化网民素质教育，加强公民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培训，培育理性思维分析习惯，这可以有效地阻滞不实信息的扩散，达到理性引导舆论的效果。二是加强危机法律法规常识培训和危机防控知识宣传。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危机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危机点及受威胁区域的划分以及控制管理，如果公众知晓相关知识，便会理解和配合行动。三是加强社会文化、社会信任建设，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公共危机发生后，全体公民能够有高度的责任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密切配合相关主体处理危机，自觉抵制不良言论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五）网络技术阻断方法
网络技术阻断方法是运用网络技术对非理性行为进行干预，从而达到阻断的目的。其不是对网络内容进行干预，而是对网络技术或硬件采取的措施。具体而言，一是身份过滤与审查。通过网络技术对网民的身份进行登记和审查、过滤，例如很多论坛需要实名制登陆，这样就可以阻止部分非理性的网民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对敏感网站、网页和敏感词汇进行筛选过滤。二是清理与删除。网络管理者利用网络技术对网络IP地址进行跟踪、筛选，网络管理员或者贴吧吧主通过监测等手段，如果发现有不理性信息，可以及时对敏感词语进行过滤和限制;同时必要时对负面信息和帖子进行清理与删除，并对一些正面的信息以技术的方式进行推荐、置顶等，引导网民关注正能量信息。三是封堵和断网等。对于一些非法煽动、教唆和挑衅的网站和网页，不仅要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且要及时进行封堵，这样可以减少网民被恶意网站影响的机会。在特定的时候，还可以采取断网、断电等方式，切断信息传播渠道，限制一些敏感信息在网络中扩散。但这些网络技术阻断方法，在运用的过程中要非常谨慎。要在合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使用，避免影响当地民众和网民正常生活，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健康发展。
五、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组合策略 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的阻断策略是综合考虑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演变的萌发、爆发与变异、消弭三个阶段，将阻断主体和方法统筹组合，对非理性表达的信息传播进行阻断。本文认为阻断组合策略可分为常规阻断、预控阻断、应急阻断三类，如图2所示。
（一）以日常监管为核心的常规阻断组合策略
常规阻断阶段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产生之前或产生的最初期，此时媒体和网民较少关注，主要以日常监管为主。具体而言，网信部门主要通过健全日常管理制度，监测网络舆情发展，监督网络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网络平台提供单位加强自身管理，例如加强对网络平台管理人员的管理、加强对意见领袖资料的收集和监管、规范网民身份登记等;新闻主管部门联合媒体等要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与培训，加强对网络新闻平台的管理;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主要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和对网民进行教育和熏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国家有关制度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和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公安部门联合媒体培育网民理性意识，教育国民如何辨别网络谣言等非理性表达，并对违反国家法律的网民进行制裁。例如，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发生初期，政府通过强化常态防控，高效部署防控工作，安排专门机构、制定专项预案、组织专业人员应对，利用全媒体多渠道、多形式、统一发声，有效规范新闻传播;同时精准聚焦和积极回应公众关切议题，增强社会公众的疫情防控意识，培育网民的理性意识，使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传播态势有序可控，最终达到化解疫情相关虚假、不实言论的目的。
（二）以舆情研判为主的预控阻断组合策略
预控阻断阶段是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由萌发走向爆发与变异的中间阶段，该事件已引发了较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主要以研判非理性信息的演变态势为主。预控阻断组合策略是在常规阻断策略实施基础上，加强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具体而言，一是网信部门、媒体管理部门等应联合起来收集非理性信息，进行科学、有效分析，研判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发展态势，进而对不实、虚假信息传播进行预警和阻断。首先，要注重加强各种信息和危机管理部门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和互利。其次，应注重分析以往各种信息数据，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数据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一般性发展规律。最后，采取一些科学先进的网络舆情预警分析方法，例如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贝叶斯仿真模拟方法等。二是媒体应当加强内部管理，时刻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底线，利用新闻传播规律、及时采编和刊发新闻，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化解危机;发动和利用一批意见領袖，引导网民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组织理性网民，发布一些有利于舆情导向的正面信息;利用网络技术将一些理性思考的网络言论置顶浏览，削弱非理性网民的话语权，引导网民理性发声。三是公安部门应当对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涉事违法主体进行严惩。同时充分利用5G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热门话题进行议程设置，完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对虚假、不实或攻击性的网络谣言等非理性言论进行甄别与处置，做到科学研判，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和话语权。
（三）以统筹协作为要领的应急阻断组合策略
应急阻断阶段主要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爆发与变异或再次引爆的时间段，此时非理性信息全面扩散、议题热度大增，各阻断主体及方法需全面介入。应急阻断策略是在常规阻断策略不够用，在预控阻断策略实施的基础上，以各阻断主体统筹协作为要领，组合利用各种阻断方法。具体而言，一是尽最大可能降低事件损失。成立以政府危机管理部门为核心，网信部门、宣传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媒体等各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结构。利用事件处置阻断法，最大限度降低危机事件产生的损失，以减少利益相关者的阻碍，消解极化情绪引发的社会恐慌，回应社会关切，争取更多网民的支持和理解;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对违法违规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惩戒，必要时协同公安部门进行惩治和处罚。二是全方位收集、分析和管理网络信息。危机管理部门联合网信部门对网络谣言、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非理性行为进行监测，采取媒介阻断方法，尽量全方位无死角收集网络信息并进行分析;组织网络媒介包括各网络媒体、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方、网络平台等各负责人会议，强调网络信息传播纪律，加强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对违法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惩罚，对违反信息传播纪律、扩大危机影响的媒体和平台进行批评教育、整改整顿甚至采取关停关闭等惩罚措施;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监测，组织和利用好一些意见领袖发布正面信息;组织理性网民在论坛、跟帖等网络空间中监测舆情走向，发表有利于危机解决和传播正能量的言论，理性引导普通网民。三是采取合适的技术手段。应急管理部门协同网络运行、技术支提供和内容提供商，采取合适的技术方法进行舆情引导，必要的时候对违法违规的网站进行关停。四是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应急管理部门要协同新闻主管部门及媒体组织采取媒介阻断方法，利用政务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发布权威信息，占领舆论和信息的主动权，主动设置议程，挤压谣言等非理性言论的传播空间，必要时组织召开新闻媒体记者见面会、新闻发布会等，沟通好媒体关系，关注网络舆论走向;同时也要防止过犹不及，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把握好分寸火候，强化正面报道，控制负面报道，营造凝心聚力的社会氛围，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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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Analysis on the Subject， Method and Strategy of Blocking
Li Wanlian Chen Zhishao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Hunan）
Abstract： The public opinion crisis caused by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explore the main body，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order to guide the orderl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This study takes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stage of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and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interdiction subject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interdict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methods to block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event handling blocking， institutional blocking， media blocking， social means blocking and network technology blocking; three kinds of blocking strategies are regular blocking， pre control blocking and emergency blocking， which can solve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risis timely，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for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network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rovides reference.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rrational expression; Interdiction subject; Interdiction method; Interdiction strategy
（責任编辑：许志敏）
作者简介：李晚莲（1976—），女，苗族，湖南邵阳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网络舆情治理;陈志韶（1996—），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网络舆情治理。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阻断主体;阻断方法;阻断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非理性网络舆论扩散的阻断机制研究”（17BGL180）。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5-0107-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5.010
在社会治理变革和转型的新媒体时代，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社会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危机事件日益频发，且其具有突发性、威胁性、破坏性、环境复杂性、群体扩散性以及演变的不确定性等特性[1]。新媒体环境下各社交网络平台为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提供了多样化渠道，随之相伴而生出大量网络舆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2]。随着Web 3.0的迅速发展，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媒体平台发布、获取和传递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发声的重要阵地，网络舆论成为映射社会舆论的晴雨表。网络舆论与公共危机耦合一体，在社会情绪内在驱动因素的影响下[3]，容易呈现出一種情绪极化、利益泛化的非理性倾向[4]，这使得网络舆论危机治理变得更加多变与复杂。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系统部署了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为精准引导网络舆论理性扩散，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明确指出应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以及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5]。因此，为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新媒体时代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显得紧迫而重要。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其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研究。王艺指出网络虚拟空间作为一种新型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非理性互动”是指网民在网络人际互动过程中发表虚假、欺骗、围观性内容的非理性交往行为，且呈现出“失义性互动”“偏激性互动”和“暴力性互动”三类典型现象[6];黄河等认为非理性是指非逻辑化、非规范化、非系统化，以感情、意志为核心的认知方式[7];刘怡认为非理性的舆论表达是受直觉、情感、意志、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形式为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群体极化等，是最终引起网络舆论走向极端化的重要因素[8]。二是关于其发生原因和危害的研究。林津津等认为网络的匿名性、舆情监测机制不完善以及网络媒体的商业化使得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极易发生，且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导致网络群体传播行为畸形、网络舆论场混乱失真失实、媒体公信力下降和扰乱社会秩序[9];丁婷婷指出网民的从众意识和群体意识产生感性行为，导致网络舆论呈现出情绪化、朴素道德决定论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违背伦理法律等社会规范，破坏民主协商氛围[10]。三是关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过程的研究。任福兵认为网络危机信息传播过程由传播内容、方向、路径、效应及价值五个方面构成[11];董阳等认为网络空间中公共舆论演变过程剖析为极化、制衡和理性三个阶段[12];薛可等指出在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过程中，网民对事件的感知、后续网络行为及传播情绪，会受到官方信息发布的时间顺序和事件归因差异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错误型危机事件， 网民的转发意愿及负面情绪传播效价最为明显[13];魏玲等从事源本身、政府导向、移动社交平台、传媒、网媒以及网民等分析了网络舆论危机信息的传播路径[14]。四是关于治理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研究。张慷从网络舆论危机和政府形象构建的角度，提出政府应根据舆论危机演化阶段及时介入、解决危机背后的实际问题及以新媒体为平台搭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以提高政府公信力[15];李翠敏通过分析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协同主体，认为应提升涉事企业的危机公关能力， 政府及相关部门完善制度建设与监管机制，以构建网络舆情协同疏解体系[16];熊光清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角度，认为党和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网民应形成协同效应，有力推动网络舆论场域的和谐有序发展[17]。杨维东、王南妮针对网络舆论中序失范和乱象，提出建立以法治为底线，以技术为保障的网络舆论治理体系[18]。
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内涵及表现形式、发生原因和危害、传播过程和治理四大方面。但学界对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方法和策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由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演变态势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演变阶段的治理主体、方法和策略都存在差异性。本研究通过厘清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演变阶段，分析多元阻断主体的优劣势，进而探究公共危机治理中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方法和策略。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演变阶段
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是在源生公共危机事件与各相关主体的刺激回应下所形成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变异、消亡过程中，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也遵循时间序列发展，其演变态势呈现出阶段性和衍生性的特点。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规律可划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及危机解决期四阶段[19]。本文认为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信息传播的演变态势是一条随着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发展的舆情曲线，可将其分为萌发期、爆发与变异期、消弭期三个传播阶段，如图1所示。
（一）萌发阶段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信息传播的萌发阶段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共权力部门、相关媒体以及网民开始在互联网上报道和发布相关事件信息的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网民以发帖、跟帖、回帖等形式在网络平台上表达出情绪化、过激性观点。敏感和刺激性信息经过个体、群体、组织、大众传媒等方式扩散，进而在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萌生出一些非理性表达。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逐渐增多，社会公众对疫情发生发展动态、疫情信息公开与透明度、科学防疫知识宣教、应急隔离措施、医疗物资供给等方面信息需求强烈，部分网民便有可能借此机会表达一些非理性的情绪与言论，进而在网络舆论场中滋生与蔓延。
（二）爆发与变异阶段
网络舆论中非理性信息传播的爆发与变异阶段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萌发后，公共危机事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大量网民及媒体参与事件讨论的时期。此时若公共权力部门及主流媒体等相关主体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处理不当或未及时有效引导，部分网民在未探究事件信息的可靠性时，仅凭个人主观判断在网络平台上发表相关信息，参与者将会越来越多，网民的负面情绪表达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可能变异形成衍生型危机事件。
（三）消弭阶段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信息传播的消弭阶段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经过萌发、爆发与变异阶段后，通过公共权力部门、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等主体对该事件的积极回应、有效处置和适当网络技术手段的干预，使得公共危机事件真相逐渐明晰的时期。此时段网民对该事件的评论、发帖和跟帖数越来越少，使得公共危机事件热度和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扩散态势趋于消弭状态。但消弭并不代表消失，一旦非理性网民再次发帖、回帖，可能会使部分网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理性情绪持续发酵膨胀，形成新的一轮演变周期。例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推进，国务院及时举行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采取有力举措控制疫情蔓延，积极推动各地实行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使得确诊病例得到高效救治，治愈人数开始攀升。同时相关疫情信息披露公开透明，有效缓解了社会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进而促使网络舆论场中相关负面言论传播态势逐步消解。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主体分析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具有高度渴求和广泛传播的特性[20]，且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演变是一个受公共权力部门、媒体和网民等多主体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主体的态度与行为逻辑是影响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蔓延走势的重要因素。因此，分析多元阻断主体及其优劣势，有助于实现多元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配合和信息高效整合的开放化局面。
（一）公共权力部门：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核心主体
网络舆论危机治理的公共权力部门主要由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和政府网络管理部门、宣传管理部门组成。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具体包括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以及地方应急管理局，主要职责是组织编制国家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建立灾情报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组织灾害救助体系建设，指导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承担国家应对特别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政府网络管理部门具体包括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各级政府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国家信息安全产品測评认证中心，主要职责是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范网络秩序。公共权力部门在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上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一是权威性。公共权力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所发布的危机信息或出台的舆情引导制度、措施等，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利益相关者和普通网民都认为只有公共权力机关的及时回应才是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权威举措。二是及时性。公共权力部门通过官方政务平台、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利用各种新闻发布会、记者会或集中采访等线上线下方式，及时通报危机事件信息，尽快平息危机和疏导网民的极化情绪，控制非理性表达的发展方向。三是可信性。公共权力部门是离事源最近、最有发言权的一方，是处理危机的唯一主体。与自媒体相比，其证据更可靠，危机信息发布更准确、事实更清晰、立场更统一。四是效率性。根据国家相关制度要求，公共权力部门在处置公共危机时，被赋予相应的公共职权，这能够让危机管理部门具有比其它组织更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资源调度优势。五是技术和平台优势。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作为专门的网管机构，在硬件上拥有比一般管理机构更为先进适用的网络监控设备，在组织上设有更为健全的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与监管体系;在人员配备上也拥有比一般政府管理部门更多的网络技术人员。危机事件发生后，专业技术人员利用专业的设备和健全的体系及时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监控，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管理和阻断方法。
公共权力部门阻断非理性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欠缺亲和力。公共权力部门利用的是公共权力，强制性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不仅成本较高，而且与其他主体的阻断相比较，亲和力不够;若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阻断目的，还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会让网民抓住新的话题，掀起新的网络舆情高峰。二是受约束强。政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决定了公共权力部门在发布危机信息发布与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扩散时需要谨慎，速报事实是公共权力部门的要求和优势，但先报原因、再报进展等要求也使得政府在进行阻断时所受的约束更多，这在某些层面也影响阻断效果。三是接触面有限。公共权力部门通过记者会、新闻发布会、政府门户网站或政务微博等渠道对非理性言论进行阻断范围比较有限，如要加大干预力度，干预成本必然会增加。 （二）媒体：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有力推手
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两类。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主体是网民，扩散阵地主要是网络，扩散方法也依托各种网络方法和渠道。因此，网络媒体应成为阻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的有力推手。其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一是速度快。网络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当公共危机发生后，由于网络媒体的高速度和即时互动性，迅速将其报道的危机事件聚焦。促使理性网民通过评论、发帖和跟帖等方式对危机事件及其动态做出迅速反应，有效阻断非理性表达。二是多元化。其主要表现为内容多元、网络载体多样和形式多元。网络的多元性使得公共危机事件、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表现和举动、事件的各种动态，都被置于网络媒体和网民的监督下，政府危机管理部门以及网络管理部门任何一项可能不恰当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网民的热议焦点。三是互动性强。其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实现网络媒体与网民之间以及不同网民之间的互动，借助彼此的影响力扩大网民的议题，形成更为强大的舆论，从而理性阻断各类偏激言论。但网络媒体阻断非理性表达的弊端主要在于掌控不当或可引发新的非理性表达。网络媒体无障碍的与网民、传统媒体进行互动，容易在不同网民、网站和平台、不同媒体间传递话题和情绪，稍有不注意，各种极化性的观点、情绪、信息就会在各个载体和平台中传播，若阻断恰当则可实现有效、理性引导，若掌控不当则可能会引发衍生型公共危机事件。
传统媒体具有单向传播的特征，也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历史悠久。传统媒体由于自身历史悠久，部分观众会对其产生依赖，除在网络上浏览信息之外，仍然保持收看传统媒体的习惯，天然地认为传统媒体更值得信任。二是具有可靠性。当公共危机发生后，传统媒体需要进行现场采编、多方验证、选题报审、后期制作、编排播出等各个环节。这些过程不仅是新闻节目制作或稿件的修改过程，也是不断验证和审核的过程，使危机事件信息的可靠性得到更有效的保证。但传统媒体同时也具有其弊端，首先，传统媒体不仅担负着宣传和引导的政治职能，同时也是市场主体，需要吸引观众注意力进行市场运营，这可能会掀起舆论进一步发展;其次，传统媒体会对危机事件的相关言论进行选择和过滤，也可能会放大舆情的影响。因此，在公共危机产生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要形成良性互动。利用网络媒体的速度和互动功能，及时有效地阻断非理性信息的传播;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澄清部分不良网站传播的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纠正网民的非理性言论。
（三）网民：阻断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重要力量
网民主要分为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两类。意见领袖又被称为舆论领袖，是指在网络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的观念和意见能构成影响、具有一定活动能力但又不是通过选举方式所产生的一些人。意见领袖在阻断非理性表达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具有号召力。意见领袖在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能够迅速传递信息，还能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夹带着自己的情绪、观点和意见，让网民觉得其观点是有温度的，容易引起网民的共鸣从而受到追捧，若能传播正向、理性的信息，对阻断非理性信息的传播具有较大的作用。二是亲切且真实。由于意见领袖大多是实名认证的各行业精英和草根领袖，他们发布信息时一般没有传统媒体的深思熟虑和严肃，而是更为轻松随意，对于网民来说其意见更具亲和力，易于被接受。三是专业性强。意见领袖大部分都是各行业专家，具有专业的背景知识，其观点更为科学与理性，能有效阻断负面情绪扩散。但意见领袖在阻断非理性信息扩散上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影响范围有限。只能影响对其有关注和主动浏览其信息的网民。二是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可能。若意见领袖发布不实信息或表达非理性情绪，可能推动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变异，在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组织松散。意见领袖的管理较松散，主要靠自律，因此要将他们组织起来作为阻断非理性表达的主体，难度较大，而且不容易监督和管理。
普通网民在阻断非理性表达过程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具有示范性。普通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发表和传播有理有据有度的理性信息和言论，对其他网民会产生重要引导作用。这部分网民的言论、态度和情绪、行为对普通网民具有示范和亲和效应，能有效制止其他网民在网络舆论表达中的非理性行为。二是具有亲和性。普通网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没有隔阂，在无意或无形中易受到其他理性网民的影响。因此，网民是阻断非理性信息的重要力量，需进一步提高其媒介和法律素养、理性思维能力等。
四、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方法
好的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的阻断方法，有利于提升阻断非理性信息扩散的实效，促进公共危机及时有效化解及社会和谐发展。本文将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阻断方法分为事件处置阻断、制度性阻断、媒介阻断、社会手段阻断以及网络技术阻断五种。
（一）事件处置阻断方法
事件处置阻断方法是通过对危機事件采取科学有效处置手段，以阻止极化情绪蔓延并引导舆论理性扩散，最终达到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消解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防止和控制危机蔓延。危机事件发生后，各级危机管理部门应采取及时、果断、科学有效的方法防止危机蔓延。同时相关监督机构需要对危机事件非理性表达行为进行监测，并发动从事活动的单位与个人有效地监测危机情况，严格按照要求逐级报告危机，以便及时掌握危机情况;危机确定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部，按照应急方案制定应急工作计划，调动相关资源。二是采取有效方法降低事件损失。首先要准确划定危机区域，防止因危机区域划定不准确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其次国家应对危机中受害者给予及时且有效的政策性补偿，并由财政对危机区域进行科学的无害化处理;完善相关产业的恢复政策和支撑，重兴相关产业经济。三是安抚好公众情绪，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政府危机管理部门需利用多种公共信息渠道加大宣传，利用多种公共信息渠道向公众传授防控危机的基本知识以及科学的流程;加大外部环境救助和支持力度，让网民、受害者以及利益相关者认识到危机在政府和社会的可控范围内，使其情绪不会有太大波动。 （二）制度性阻断方法
制度性阻断方法是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阻断非理性信息扩散的方法总和。其阻断方式是用制度来规范舆论主体，使舆论主体在制度的约束和指引下参与网络互动，最终达到使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消解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从层次上，首先中央和地方分别出台并规范有关网络信息传播和安全监督的法律制度，提高网络信息安全传播和监管制度的立法层次;提高各种信息网络技术软件的准入门槛，加强信息安全评估，尤其是一些即时通讯技术和软件的运用，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程序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规范技术运用。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该法律与制度规范为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提供了制度依据，要求根据新技术新应用的新闻舆论属性、社会动员能力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内容安全风险确定评估等级，审查评价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是否配套健全。其次，既要在制度上规范针对有关互联网连入服务单位、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的各类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制度，又要健全针对互联网个人和单位的各类网络行为，对非理性行为进行制度规范和网络安全进行监管。最后从制度上明确网络信息传播的执行标准和网络安全监管制度的执行规范，使某些不明晰、不透明、执行标准不统一的制度规范更明晰化和更具操作性，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信息安全监管过程中需要追责的各类制度，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二是从阶段上，日常制度阻断和阶段性制度阻断要相结合。既要有日常的制度阻断，又需要有应急阶段和恢复阶段的制度阻断方法。只有互联网法律体系完备，对互联网与网络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才能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网民、媒体以及网络监管部门都能按照制度规范各施其责，明晰自身的权利与责任，管制或惩处违反制度规范的行为主体，达到挤压非法、造谣诽谤等非理性言论生存空间的目的。
（三）媒介阻断方法
媒介阻断方法是指利用新闻传播的规律、特点和方法来控制非理性信息的传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是在网络空间舆论扩散过程中形成的，因此阻止虚假信息扩散、理性引导网络舆论，媒介阻断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一是运用媒体发布信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其具有危害性，要利用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通过及时发布信息，发布危机报告，解读国家和政府政策，解释政府举措等，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突发事件回应的“黄金四小时”，也是强调阻断的及时性和技术性，告诫阻断主体要及时反馈信息，以掌握主动权。二是组织集体新闻发布会。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组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等活動，利用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同时也可以采取邀请媒体采访、邀请网站负责人参与重要活动了解政策决策与举措，通过与媒体沟通，畅通媒体采访的渠道，积极提供信息等。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网站以及各类即时通讯平台等的传播力量和影响力，提高网络舆情引导的效率。三是采用议程设置功能转移网民注意力。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利用新闻报道和信息冲击，通过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正面新闻信息来吸引网民，冲淡危机事件信息所造成的影响而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四是组织网络评论员等影响和改变网络氛围。在贴吧以及论坛中通过增加正面引导的网络评论员设置，传递正面信息、反驳非理性观点，达到影响网络氛围、引导舆论走向，进而达到阻断作用。五是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采取“培养一批、影响一批、团结一批”的方法，一方面对意见领袖的观点进行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意见领袖队伍向网民提供正向信息，把握好信息宣传的立场，充分利用其影响力阻止非理性行为，理性引导舆论。
（四）社会手段阻断方法
社会手段阻断方法是利用社会教育、营造社会氛围、加强社会公德等社会性手段来控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扩散的方法。具体而言，一是开展网民的素质培训，培育社会公众的理性意识。理性的社会公众即使是遭遇到公共危机事件，也不会盲目地转发非理性信息，更不会随意地在网络中发表不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会主动制止非理性情绪蔓延。因此要强化网民素质教育，加强公民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培训，培育理性思维分析习惯，这可以有效地阻滞不实信息的扩散，达到理性引导舆论的效果。二是加强危机法律法规常识培训和危机防控知识宣传。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危机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危机点及受威胁区域的划分以及控制管理，如果公众知晓相关知识，便会理解和配合行动。三是加强社会文化、社会信任建设，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公共危机发生后，全体公民能够有高度的责任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密切配合相关主体处理危机，自觉抵制不良言论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五）网络技术阻断方法
网络技术阻断方法是运用网络技术对非理性行为进行干预，从而达到阻断的目的。其不是对网络内容进行干预，而是对网络技术或硬件采取的措施。具体而言，一是身份过滤与审查。通过网络技术对网民的身份进行登记和审查、过滤，例如很多论坛需要实名制登陆，这样就可以阻止部分非理性的网民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对敏感网站、网页和敏感词汇进行筛选过滤。二是清理与删除。网络管理者利用网络技术对网络IP地址进行跟踪、筛选，网络管理员或者贴吧吧主通过监测等手段，如果发现有不理性信息，可以及时对敏感词语进行过滤和限制;同时必要时对负面信息和帖子进行清理与删除，并对一些正面的信息以技术的方式进行推荐、置顶等，引导网民关注正能量信息。三是封堵和断网等。对于一些非法煽动、教唆和挑衅的网站和网页，不仅要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且要及时进行封堵，这样可以减少网民被恶意网站影响的机会。在特定的时候，还可以采取断网、断电等方式，切断信息传播渠道，限制一些敏感信息在网络中扩散。但这些网络技术阻断方法，在运用的过程中要非常谨慎。要在合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使用，避免影响当地民众和网民正常生活，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健康发展。
五、公共危机治理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阻断组合策略 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的阻断策略是综合考虑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演变的萌发、爆发与变异、消弭三个阶段，将阻断主体和方法统筹组合，对非理性表达的信息传播进行阻断。本文认为阻断组合策略可分为常规阻断、预控阻断、应急阻断三类，如图2所示。
（一）以日常监管为核心的常规阻断组合策略
常规阻断阶段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产生之前或产生的最初期，此时媒体和网民较少关注，主要以日常监管为主。具体而言，网信部门主要通过健全日常管理制度，监测网络舆情发展，监督网络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网络平台提供单位加强自身管理，例如加强对网络平台管理人员的管理、加强对意见领袖资料的收集和监管、规范网民身份登记等;新闻主管部门联合媒体等要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与培训，加强对网络新闻平台的管理;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主要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和对网民进行教育和熏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国家有关制度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和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公安部门联合媒体培育网民理性意识，教育国民如何辨别网络谣言等非理性表达，并对违反国家法律的网民进行制裁。例如，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发生初期，政府通过强化常态防控，高效部署防控工作，安排专门机构、制定专项预案、组织专业人员应对，利用全媒体多渠道、多形式、统一发声，有效规范新闻传播;同时精准聚焦和积极回应公众关切议题，增强社会公众的疫情防控意识，培育网民的理性意识，使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传播态势有序可控，最终达到化解疫情相关虚假、不实言论的目的。
（二）以舆情研判为主的预控阻断组合策略
预控阻断阶段是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由萌发走向爆发与变异的中间阶段，该事件已引发了较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主要以研判非理性信息的演变态势为主。预控阻断组合策略是在常规阻断策略实施基础上，加强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具体而言，一是网信部门、媒体管理部门等应联合起来收集非理性信息，进行科学、有效分析，研判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发展态势，进而对不实、虚假信息传播进行预警和阻断。首先，要注重加强各种信息和危机管理部门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和互利。其次，应注重分析以往各种信息数据，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数据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一般性发展规律。最后，采取一些科学先进的网络舆情预警分析方法，例如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贝叶斯仿真模拟方法等。二是媒体应当加强内部管理，时刻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底线，利用新闻传播规律、及时采编和刊发新闻，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化解危机;发动和利用一批意见領袖，引导网民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组织理性网民，发布一些有利于舆情导向的正面信息;利用网络技术将一些理性思考的网络言论置顶浏览，削弱非理性网民的话语权，引导网民理性发声。三是公安部门应当对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涉事违法主体进行严惩。同时充分利用5G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热门话题进行议程设置，完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对虚假、不实或攻击性的网络谣言等非理性言论进行甄别与处置，做到科学研判，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和话语权。
（三）以统筹协作为要领的应急阻断组合策略
应急阻断阶段主要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爆发与变异或再次引爆的时间段，此时非理性信息全面扩散、议题热度大增，各阻断主体及方法需全面介入。应急阻断策略是在常规阻断策略不够用，在预控阻断策略实施的基础上，以各阻断主体统筹协作为要领，组合利用各种阻断方法。具体而言，一是尽最大可能降低事件损失。成立以政府危机管理部门为核心，网信部门、宣传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媒体等各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结构。利用事件处置阻断法，最大限度降低危机事件产生的损失，以减少利益相关者的阻碍，消解极化情绪引发的社会恐慌，回应社会关切，争取更多网民的支持和理解;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对违法违规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惩戒，必要时协同公安部门进行惩治和处罚。二是全方位收集、分析和管理网络信息。危机管理部门联合网信部门对网络谣言、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非理性行为进行监测，采取媒介阻断方法，尽量全方位无死角收集网络信息并进行分析;组织网络媒介包括各网络媒体、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方、网络平台等各负责人会议，强调网络信息传播纪律，加强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对违法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惩罚，对违反信息传播纪律、扩大危机影响的媒体和平台进行批评教育、整改整顿甚至采取关停关闭等惩罚措施;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监测，组织和利用好一些意见领袖发布正面信息;组织理性网民在论坛、跟帖等网络空间中监测舆情走向，发表有利于危机解决和传播正能量的言论，理性引导普通网民。三是采取合适的技术手段。应急管理部门协同网络运行、技术支提供和内容提供商，采取合适的技术方法进行舆情引导，必要的时候对违法违规的网站进行关停。四是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应急管理部门要协同新闻主管部门及媒体组织采取媒介阻断方法，利用政务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发布权威信息，占领舆论和信息的主动权，主动设置议程，挤压谣言等非理性言论的传播空间，必要时组织召开新闻媒体记者见面会、新闻发布会等，沟通好媒体关系，关注网络舆论走向;同时也要防止过犹不及，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把握好分寸火候，强化正面报道，控制负面报道，营造凝心聚力的社会氛围，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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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Analysis on the Subject， Method and Strategy of Blocking
Li Wanlian Chen Zhishao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Hunan）
Abstract： The public opinion crisis caused by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explore the main body，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order to guide the orderl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This study takes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stage of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and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interdiction subject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interdict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methods to block the irrational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event handling blocking， institutional blocking， media blocking， social means blocking and network technology blocking; three kinds of blocking strategies are regular blocking， pre control blocking and emergency blocking， which can solve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risis timely，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for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network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rovides reference.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rrational expression; Interdiction subject; Interdiction method; Interdiction strategy
（責任编辑：许志敏）
作者简介：李晚莲（1976—），女，苗族，湖南邵阳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网络舆情治理;陈志韶（1996—），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网络舆情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