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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春，浙江的众多民营企业家们心情格外舒坦：不仅仅是上年的成绩单喜人——全省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创汇额这4项重要指标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第一，也不仅仅是首届浙商风云人物的评比与颁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省委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召开的全省民营经济大会上公开宣称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发动机”，浙江经济从改革开放前的第十二位跃升至目前的全国第四位，其主要原因就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次大会还响亮地提出“民营经济新飞跃”的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
从过去的争戴“红帽子”、埋首苦干，到闯荡海内外的“草根经济”“丛林经济”，浙江民企老板们逐渐摆脱了当初的苦涩和低调，以“浙商”的群体姿态习惯性地在各种话筒前侃侃而谈。“浙江民企已从原始积累、发育不良、形象不佳的‘少儿期’上升到穿西装打领带、打造品牌的‘青年期’了。”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向记者这样评价说。
然而，迈入“青年期”的浙江民企自然也面临着不少“成长中的烦恼”。随着外省市民营经济的勃兴，浙江民企的先发优势丧失殆尽。另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也使浙江民企的固有弊端日渐突兀。凡此种种使不少经济界人士担忧：浙江民企如何继续领先全国？
困境种种
“江苏、广东的民营企业，最初都是学浙江模式的，可他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我们，浙江民企的脚步暂时放慢了。”浙江省私营民营协会秘书长潘立生说。他列举了一串数据：去年年底，江苏的私营企业数量是25.2万家，浙江是24.7万家；广东的个体工商户180万户，浙江只有150万户。
潘立生坦陈：这两年浙江的资金外流、企业外迁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的商务成本提升，企业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上正逢国家大力开发西部、发展东北，浙江企业纷纷因势而动。
浙江企业外迁已经形成一股“井喷”潮流。据初步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三百多万在外创业人员，创办各类企业达3.3万家，年实现营业收入6200亿元。据潘立生介绍，浙江企业外迁，先期是去上海浦东和江苏的昆山、青浦，起码有上百亿元的浙江资金迁到这些地方。如今在新疆、内蒙古、吉林、云南等地到处都可以遇到浙江的大商会、温州商会。这些外迁企业已经在那些地方扎下根来了，以至于有一种隐忧在浙江一些地方领导中蔓延：外迁企业会不会“掏空”浙江经济？
能源紧缺更是浙江民企不得不长期面临的现实瓶颈。“去年从外地购电时，我们甚至连几百千瓦时的电都要买下来。”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坦言已感受到能源紧张的切肤之痛。他讲了春节前一个小例子——绍兴某电厂急需从外地运输一批燃煤，否则将马上影响到电力生产，可对方以春运运力紧张、燃煤储备不足等为由，拒绝供应。在这紧要关口，他亲自打电话给对方领导，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据吕预计，今年浙江尚有电力缺口440万千瓦左右，电量缺口337亿千瓦时。“全省已由过去的季节性、时段性缺电转为经常性、持续性缺电，这一状况近几年还难以根本改变。”吕省长说。
吕省长同时担心的是，土地、水等资源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浙江耕地总面积为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面积为2711万亩，可用的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目前每年用地50万亩计算，也就8年左右时间，往后浙江将无地可用了。”吕祖善透露，“江南水乡缺水”已不是新闻，水资源搞不好也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一边是土地、能源等空前紧张，另一边却是不少浙江民企固守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据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毛光烈透露，全省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15％至30％；耗新水量、粉尘排放量分别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和10倍。
以“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
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构想，这个省民营经济“新飞跃”的具体目标是：2004年至2007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民营经济上缴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的比重，这两项比重力争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培养一大批知识型、创新型、战略型的民营企业家，形成一大批具有知名品牌、核心技术和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型民企。
“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一个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孕育着企业制度、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转变。”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称。他说，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必须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一是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家族制”必将长期存在，但当前浙江要大力推进民企的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实现资本社会化。另外，要引导民企共建技术中心，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加快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二是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三是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四是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五是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习近平说，“毒火腿”“黑心棉”等事件直接损害了浙江民企在国内外市场的信誉，当前要在大力建设“信用浙江”、创造更多的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等方面下功夫，使浙江的民营经济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只有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进而实现量的新扩张，从立足本省注重内源发展向对全球突出开放发展的全面转型，浙江这趟民营经济的高速列车才能持续奔驰。”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认为，当务之急是，浙江民营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整体的竞争实力。譬如突破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发展模式。另外，还应尽快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建立现代的管理理念和市场营销体系、促使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等。
幸运的是，不少浙商在荣誉和光环面前依然能保持清醒。2003年创利税13.58亿元，在美国、深圳、上海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告诉记者：“成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思维模式。如果昨天的成功，成为我们今天的模式，那么，必定会挡住我们明天的机会。因此不断地突破，实现新的飞跃，对于我们就格外地迫切。”
专家的期待与政府的作为
长期与浙江民营企业家接触的潘立生认为，目前浙江企业家最迫切希望政府在以下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第一，降低商务成本。一些企业外迁是由于企业“生态环境”恶化；第二，降低投资方面的市场准入门槛。比如浙江民企要到香港去投资，审批手续就很复杂；第三，浙江民营企业越来越感受到人才资源不足的发展瓶颈。目前浙江省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开始实施“5511工程”(准备在5年时间内培养5万名企业总裁，50万名高级管理人员，100万名企业技术人员，1000名EMBA)，就是为了实现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提升；第四，融资难题。江浙的民营资金虽然很发达，但没有资金问题的多是大企业，许多“小草”还需要资金扶持和灌溉。
“浙江传统的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郑勇军教授认为，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另一方面，要对传统民营企业进行制度知识援助，组织专家对民营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知识培训和咨询。他举例说，很多民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宁愿选择每年增加点工资，也不愿意拿企业的股份，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普遍存在大股东财务操纵和产权界定不明晰现象，使得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民营企业内部的产权界定不清晰，还表现在家族成员之间、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决策权界定不清。
浙江民营经济怎样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针对专家和企业界的企盼，记者从浙江民营经济大会上获悉，浙江省委、省政府拟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结构。为提升民营经济产业层次，政府将吸引跨国公司把相关的高水平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至浙江。同时规划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和金（华）衢（州）丽（水）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推动民营经济集聚发展。为提高民营经济组织化程度，浙江还将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将关联、配套的中小企业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形成以技术、资本、品牌、市场网络等为纽带的分工协作体系。二、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制度、技术、管理、文化创新。民企实行技术改造以及生产和销售高新技术产品，可同样享受有关税收、贴息等优惠政策。三、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全面清理、废除和修订有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除国家明令禁止外的所有领域。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民营企业开办时除须办理环保、规划、用地、消防等法定许可手续外，不再另设前置条件；在土地、水、电、气和通讯设施等供给和价格方面，对民企一视同仁；允许财政资金直接以国有资本参股方式或补偿形式投入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公用事业等项目；加快培育和发展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拓宽民企直接融资渠道，鼓励民企通过募集、收购等多种途径在境内外上市，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在政治待遇、政府奖励、职称评聘等方面对民企人才公平对待；适应入世新形势，有针对性地对民企提供世贸组织规则咨询以及国际贸易争端起诉、反倾销应诉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四、进一步加强对民企的服务和监督。浙江各级各部门将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趋势和问题的调研，及时向社会发布和传递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等信息。同时，全面推进各类民企依法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社会保险，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工资等行为。
“处于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民企发展的大环境相当好。”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告诉记者，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宪法有关内容的修改以及浙江省出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都给浙江民企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他信心十足地称：“将飞跃集团放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差距，力争到2008年实现销售产值120亿元，使‘浙江制造’成为国际名牌。”
相关链接：浙江民营经济的“成绩单”
从拾遗补缺到半壁江山，浙江民营经济旺盛的生命力与惊人的发展速度创下了一个个“奇迹”。
民营经济对浙江的五大贡献：
一是浙江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全省26个百强县中，绝大多数县市民营经济产值占比超过80％；二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民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也使国有经济的改革向纵深推进。民企积极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达九千多家，约占企业总数的41%。改革开放25年，浙江的国有资产增值了37倍，证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是相得益彰的；三是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力军”。民营经济通过集聚发展，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块状经济，目前全省拥有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群五百多个，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四是成为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五是成为繁荣城乡市场的主体力量。全省专业市场和集贸市场的七十多万经营户中，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占90%以上。
目前浙江省有民营企业30.1万户，在总量上首次超过广东，仅次于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78年至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至9200亿元，增量的70%由民营经济创造。2003年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了188家，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十大民营企业中，浙江居4席。另据统计，浙江省工业企业中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民企已达一千五百余家，超10亿元的有五十多家。不少浙江民企还竞相“走出去”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在2003年全省外贸出口中，民企的比重首次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第一集团军。
从过去的争戴“红帽子”、埋首苦干，到闯荡海内外的“草根经济”“丛林经济”，浙江民企老板们逐渐摆脱了当初的苦涩和低调，以“浙商”的群体姿态习惯性地在各种话筒前侃侃而谈。“浙江民企已从原始积累、发育不良、形象不佳的‘少儿期’上升到穿西装打领带、打造品牌的‘青年期’了。”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向记者这样评价说。
然而，迈入“青年期”的浙江民企自然也面临着不少“成长中的烦恼”。随着外省市民营经济的勃兴，浙江民企的先发优势丧失殆尽。另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也使浙江民企的固有弊端日渐突兀。凡此种种使不少经济界人士担忧：浙江民企如何继续领先全国？
困境种种
“江苏、广东的民营企业，最初都是学浙江模式的，可他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我们，浙江民企的脚步暂时放慢了。”浙江省私营民营协会秘书长潘立生说。他列举了一串数据：去年年底，江苏的私营企业数量是25.2万家，浙江是24.7万家；广东的个体工商户180万户，浙江只有150万户。
潘立生坦陈：这两年浙江的资金外流、企业外迁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的商务成本提升，企业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上正逢国家大力开发西部、发展东北，浙江企业纷纷因势而动。
浙江企业外迁已经形成一股“井喷”潮流。据初步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三百多万在外创业人员，创办各类企业达3.3万家，年实现营业收入6200亿元。据潘立生介绍，浙江企业外迁，先期是去上海浦东和江苏的昆山、青浦，起码有上百亿元的浙江资金迁到这些地方。如今在新疆、内蒙古、吉林、云南等地到处都可以遇到浙江的大商会、温州商会。这些外迁企业已经在那些地方扎下根来了，以至于有一种隐忧在浙江一些地方领导中蔓延：外迁企业会不会“掏空”浙江经济？
能源紧缺更是浙江民企不得不长期面临的现实瓶颈。“去年从外地购电时，我们甚至连几百千瓦时的电都要买下来。”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坦言已感受到能源紧张的切肤之痛。他讲了春节前一个小例子——绍兴某电厂急需从外地运输一批燃煤，否则将马上影响到电力生产，可对方以春运运力紧张、燃煤储备不足等为由，拒绝供应。在这紧要关口，他亲自打电话给对方领导，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据吕预计，今年浙江尚有电力缺口440万千瓦左右，电量缺口337亿千瓦时。“全省已由过去的季节性、时段性缺电转为经常性、持续性缺电，这一状况近几年还难以根本改变。”吕省长说。
吕省长同时担心的是，土地、水等资源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浙江耕地总面积为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面积为2711万亩，可用的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目前每年用地50万亩计算，也就8年左右时间，往后浙江将无地可用了。”吕祖善透露，“江南水乡缺水”已不是新闻，水资源搞不好也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一边是土地、能源等空前紧张，另一边却是不少浙江民企固守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据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毛光烈透露，全省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15％至30％；耗新水量、粉尘排放量分别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和10倍。
以“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
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构想，这个省民营经济“新飞跃”的具体目标是：2004年至2007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民营经济上缴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的比重，这两项比重力争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培养一大批知识型、创新型、战略型的民营企业家，形成一大批具有知名品牌、核心技术和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型民企。
“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一个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孕育着企业制度、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转变。”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称。他说，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必须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一是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家族制”必将长期存在，但当前浙江要大力推进民企的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实现资本社会化。另外，要引导民企共建技术中心，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加快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二是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三是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四是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五是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习近平说，“毒火腿”“黑心棉”等事件直接损害了浙江民企在国内外市场的信誉，当前要在大力建设“信用浙江”、创造更多的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等方面下功夫，使浙江的民营经济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只有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进而实现量的新扩张，从立足本省注重内源发展向对全球突出开放发展的全面转型，浙江这趟民营经济的高速列车才能持续奔驰。”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认为，当务之急是，浙江民营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整体的竞争实力。譬如突破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发展模式。另外，还应尽快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建立现代的管理理念和市场营销体系、促使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等。
幸运的是，不少浙商在荣誉和光环面前依然能保持清醒。2003年创利税13.58亿元，在美国、深圳、上海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告诉记者：“成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思维模式。如果昨天的成功，成为我们今天的模式，那么，必定会挡住我们明天的机会。因此不断地突破，实现新的飞跃，对于我们就格外地迫切。”
专家的期待与政府的作为
长期与浙江民营企业家接触的潘立生认为，目前浙江企业家最迫切希望政府在以下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第一，降低商务成本。一些企业外迁是由于企业“生态环境”恶化；第二，降低投资方面的市场准入门槛。比如浙江民企要到香港去投资，审批手续就很复杂；第三，浙江民营企业越来越感受到人才资源不足的发展瓶颈。目前浙江省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开始实施“5511工程”(准备在5年时间内培养5万名企业总裁，50万名高级管理人员，100万名企业技术人员，1000名EMBA)，就是为了实现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提升；第四，融资难题。江浙的民营资金虽然很发达，但没有资金问题的多是大企业，许多“小草”还需要资金扶持和灌溉。
“浙江传统的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郑勇军教授认为，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另一方面，要对传统民营企业进行制度知识援助，组织专家对民营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知识培训和咨询。他举例说，很多民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宁愿选择每年增加点工资，也不愿意拿企业的股份，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普遍存在大股东财务操纵和产权界定不明晰现象，使得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民营企业内部的产权界定不清晰，还表现在家族成员之间、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决策权界定不清。
浙江民营经济怎样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针对专家和企业界的企盼，记者从浙江民营经济大会上获悉，浙江省委、省政府拟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结构。为提升民营经济产业层次，政府将吸引跨国公司把相关的高水平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至浙江。同时规划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和金（华）衢（州）丽（水）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推动民营经济集聚发展。为提高民营经济组织化程度，浙江还将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将关联、配套的中小企业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形成以技术、资本、品牌、市场网络等为纽带的分工协作体系。二、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制度、技术、管理、文化创新。民企实行技术改造以及生产和销售高新技术产品，可同样享受有关税收、贴息等优惠政策。三、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全面清理、废除和修订有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除国家明令禁止外的所有领域。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民营企业开办时除须办理环保、规划、用地、消防等法定许可手续外，不再另设前置条件；在土地、水、电、气和通讯设施等供给和价格方面，对民企一视同仁；允许财政资金直接以国有资本参股方式或补偿形式投入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公用事业等项目；加快培育和发展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拓宽民企直接融资渠道，鼓励民企通过募集、收购等多种途径在境内外上市，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在政治待遇、政府奖励、职称评聘等方面对民企人才公平对待；适应入世新形势，有针对性地对民企提供世贸组织规则咨询以及国际贸易争端起诉、反倾销应诉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四、进一步加强对民企的服务和监督。浙江各级各部门将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趋势和问题的调研，及时向社会发布和传递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等信息。同时，全面推进各类民企依法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社会保险，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工资等行为。
“处于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民企发展的大环境相当好。”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告诉记者，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宪法有关内容的修改以及浙江省出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都给浙江民企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他信心十足地称：“将飞跃集团放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差距，力争到2008年实现销售产值120亿元，使‘浙江制造’成为国际名牌。”
相关链接：浙江民营经济的“成绩单”
从拾遗补缺到半壁江山，浙江民营经济旺盛的生命力与惊人的发展速度创下了一个个“奇迹”。
民营经济对浙江的五大贡献：
一是浙江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全省26个百强县中，绝大多数县市民营经济产值占比超过80％；二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民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也使国有经济的改革向纵深推进。民企积极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达九千多家，约占企业总数的41%。改革开放25年，浙江的国有资产增值了37倍，证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是相得益彰的；三是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力军”。民营经济通过集聚发展，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块状经济，目前全省拥有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群五百多个，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四是成为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五是成为繁荣城乡市场的主体力量。全省专业市场和集贸市场的七十多万经营户中，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占90%以上。
目前浙江省有民营企业30.1万户，在总量上首次超过广东，仅次于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78年至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至9200亿元，增量的70%由民营经济创造。2003年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了188家，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十大民营企业中，浙江居4席。另据统计，浙江省工业企业中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民企已达一千五百余家，超10亿元的有五十多家。不少浙江民企还竞相“走出去”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在2003年全省外贸出口中，民企的比重首次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第一集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