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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军的《崖边报告》是继梁鸿“梁庄”系列作品之后，又一部倾注了浓厚的个人情感，同时交织着对中国当代乡村深刻理性思考的警示之作。书中所说的“崖边”，位于陇西黄土高原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这里偏僻荒凉，但也是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的国度”。作者深入其中，以崖边村作为乡村秩序裂变的一个标本，追寻乡村衰败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
“现在的村庄就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崖边村80多岁的村民厉敬明感叹道。不料，一语成谶，两年后，厉敬明去世。他是以绝食的方式自我了结的。生病期间，他不敢叫医生，因为儿子没有这个打算，为了“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他十天没吃饭。厉敬明的故事令人震惊，但很快就被崖边村发生的众多真实而荒诞的事件一层层淹没。这座早已被城市化浪潮打湿的村庄，在发展过渡的“车轮”之下，根本来不及忧伤。
故乡衰败最直接的感受是人的出走，尤其是青年人的出走。崖边村家家都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厉敬明冷冷清清的葬礼说明了一切，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连妇女儿童都来帮忙。抬棺材的人太少了，几个中年人干起来吃力，“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不简化不行了”。
外出打工的人被城市生活所吸引，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愿回家，而留在村里的人只能经历和忍受农村的萧条和荒凉。书中呈现了崖边村人的种种困境和无奈。高价彩礼导致了奢婚现象的产生，光棍大量存在。截至2013年，崖边村共有70后光棍4人，80后光棍15人。阎海军说，为了“脱光”，崖边“剩男”，无所顾忌、无所不能、无往不前，甚至存在着近亲乱伦的现象。在崖边村，婚姻问题是因为经济状况引起的，但也意味着传统的婚姻选择标准和原则的在当下的沦落，婚姻让位于金钱物质，农村女子向往外面的生活，不愿嫁到崖边这样的村庄。
而这些乡村秩序裂变现象的产生，在阎海军看来，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随着集体化的瓦解，土地承包到户，集体的存在名存实亡，村委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至上。国家的政策到了崖边，根本得不到村民的了解和支持，在村干部阎海平眼里，村民有时表现得非常愚昧和自私，他们被惯坏了，越来越无法无天，甚至很多惠民政策也得不到理解，比如“新农合”政策。对个人的约束越来越松散，无论是组织、法制，还是信仰，都已经失去了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集体利益无人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自然产生，相伴而生的是内心的焦虑和浮躁。
另一方面，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城市发展飞速，乡村日渐凋敝。农民对城市的向往，最终的结果是对乡村的厌恶甚至遗弃，他们想尽办法脱离农村，途径只有两个：考学和当兵。农村教育落后，大学生不愿去当老师，农村孩子考大学非常困难，考取中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是最重要的方式。村人张钰考取了师范学校，但毕业后却不想以前似地不分配工作了，远赴西藏，干起了推销。阎旭东职业学校毕业进入类似“富士康”的工厂工作，发现很多人没上职校照样拿一样的工资，便有了“上中职领钱和民工一样多，不如不上”的感叹。农民对教育越来越缺乏兴趣，因此辍学率非常高，甚至让孩子连小学都不上。崖边村还兴起过从军热，很多家长挖空心思巴结基层武装部的人，以便顺利入伍，还有很多家长巴结现役军官，为了孩子能在部队顺利成为士官，因此军官的父亲在乡村非常吃香，军官厉泉的父亲厉强“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酒”，在村民眼里，“每年正月，厉强来崖边是来‘领牲’的”。
考學和当兵之外，农民的出路只剩下打工一条，而这条路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不归路。王祥远赴兰州铁矿打工，死在了铁矿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往往遭受不公正待遇，王斌余因为工资被拖欠，讨薪时被骂“像条狗”，逼起杀心，连刺数人。“如果有钱的人欺负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王斌余的想法无疑是农民工无奈的真实写照。而进城农民同样面临着种种困难，除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外，身份问题，还有严重的养老问题。
当然，书中呈现的农村裂变更为触目惊心，充斥着对乡村的忧虑和担心，农村需要改变已经迫在眉睫。在阎海军眼中，农民必须再走合作化道路。他倡导要守住乡土，这与当下的城镇化、现代化诉求似乎并不合拍，在他看来，守住乡土并非是反对城镇化、现代化，而是在稳妥推动现代化，较好安排进城农民生存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倡导农民量力而行，自我精准定位，在不离乡土的情况下，就地迈向现代化。这个方向多少也有些理想化的色彩，城市怎样反哺农村，如何恢复乡村伦理，又如何在农村引入现代法制和现代文明，无疑对现代中国而言仍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去年去过一次南京，膜拜了两座闻名于世的坟墓：明孝陵和中山陵。但后来想想，南京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却没有去细细探寻
关于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感到陌生。哈金也是中国人，只是中文不太好了，写作这种高端的事，也没法用中文进行了。
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年来不在少数，连日本人也写过。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切入点比较特殊，他既没有在屠城的惨烈景象上花费太多笔墨，也没有渲染太多的民族情绪。他描写的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安全区的外国人为救中国难民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南京安魂曲》描写这样一批“洋人”，在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放弃了的城市，他们坚守在这里，开辟一个个难民营，收留被迫害的，无家可归的中国人民。在解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后，又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让深受灾难的人们振作精神，对未来怀有一丝憧憬。这种人道主义，《辛德勒的名单》上似曾相识。
去年去过一次南京，膜拜了两座闻名于世的坟墓：明孝陵和中山陵。但后来想想，南京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却没有去细细探寻。当时，一位曾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朋友对我说：南京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南京人了，大都是建国后周边地区涌入的新南京人，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屠杀时就已经没了。
听朋友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珍藏着许多历史照片，石碑上雕刻着每一个殉国者的名字。其中一个被日军强暴过的女子的照片，看得出她面容姣好，但是目光呆滞、全身赤裸。无法想象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她后来可能仍然被日军杀害了，抑或是幸存下来了，任何一种结局都蕴藏着巨大的痛苦。
哈金的作品冷静而真实，就像黑白的纪录片，苦难纷至沓来。合上书的一刻，我只希望，类似惨烈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不要再出现。
“现在的村庄就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崖边村80多岁的村民厉敬明感叹道。不料，一语成谶，两年后，厉敬明去世。他是以绝食的方式自我了结的。生病期间，他不敢叫医生，因为儿子没有这个打算，为了“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他十天没吃饭。厉敬明的故事令人震惊，但很快就被崖边村发生的众多真实而荒诞的事件一层层淹没。这座早已被城市化浪潮打湿的村庄，在发展过渡的“车轮”之下，根本来不及忧伤。
故乡衰败最直接的感受是人的出走，尤其是青年人的出走。崖边村家家都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厉敬明冷冷清清的葬礼说明了一切，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连妇女儿童都来帮忙。抬棺材的人太少了，几个中年人干起来吃力，“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不简化不行了”。
外出打工的人被城市生活所吸引，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愿回家，而留在村里的人只能经历和忍受农村的萧条和荒凉。书中呈现了崖边村人的种种困境和无奈。高价彩礼导致了奢婚现象的产生，光棍大量存在。截至2013年，崖边村共有70后光棍4人，80后光棍15人。阎海军说，为了“脱光”，崖边“剩男”，无所顾忌、无所不能、无往不前，甚至存在着近亲乱伦的现象。在崖边村，婚姻问题是因为经济状况引起的，但也意味着传统的婚姻选择标准和原则的在当下的沦落，婚姻让位于金钱物质，农村女子向往外面的生活，不愿嫁到崖边这样的村庄。
而这些乡村秩序裂变现象的产生，在阎海军看来，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随着集体化的瓦解，土地承包到户，集体的存在名存实亡，村委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至上。国家的政策到了崖边，根本得不到村民的了解和支持，在村干部阎海平眼里，村民有时表现得非常愚昧和自私，他们被惯坏了，越来越无法无天，甚至很多惠民政策也得不到理解，比如“新农合”政策。对个人的约束越来越松散，无论是组织、法制，还是信仰，都已经失去了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集体利益无人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自然产生，相伴而生的是内心的焦虑和浮躁。
另一方面，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城市发展飞速，乡村日渐凋敝。农民对城市的向往，最终的结果是对乡村的厌恶甚至遗弃，他们想尽办法脱离农村，途径只有两个：考学和当兵。农村教育落后，大学生不愿去当老师，农村孩子考大学非常困难，考取中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是最重要的方式。村人张钰考取了师范学校，但毕业后却不想以前似地不分配工作了，远赴西藏，干起了推销。阎旭东职业学校毕业进入类似“富士康”的工厂工作，发现很多人没上职校照样拿一样的工资，便有了“上中职领钱和民工一样多，不如不上”的感叹。农民对教育越来越缺乏兴趣，因此辍学率非常高，甚至让孩子连小学都不上。崖边村还兴起过从军热，很多家长挖空心思巴结基层武装部的人，以便顺利入伍，还有很多家长巴结现役军官，为了孩子能在部队顺利成为士官，因此军官的父亲在乡村非常吃香，军官厉泉的父亲厉强“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酒”，在村民眼里，“每年正月，厉强来崖边是来‘领牲’的”。
考學和当兵之外，农民的出路只剩下打工一条，而这条路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不归路。王祥远赴兰州铁矿打工，死在了铁矿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往往遭受不公正待遇，王斌余因为工资被拖欠，讨薪时被骂“像条狗”，逼起杀心，连刺数人。“如果有钱的人欺负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王斌余的想法无疑是农民工无奈的真实写照。而进城农民同样面临着种种困难，除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外，身份问题，还有严重的养老问题。
当然，书中呈现的农村裂变更为触目惊心，充斥着对乡村的忧虑和担心，农村需要改变已经迫在眉睫。在阎海军眼中，农民必须再走合作化道路。他倡导要守住乡土，这与当下的城镇化、现代化诉求似乎并不合拍，在他看来，守住乡土并非是反对城镇化、现代化，而是在稳妥推动现代化，较好安排进城农民生存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倡导农民量力而行，自我精准定位，在不离乡土的情况下，就地迈向现代化。这个方向多少也有些理想化的色彩，城市怎样反哺农村，如何恢复乡村伦理，又如何在农村引入现代法制和现代文明，无疑对现代中国而言仍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去年去过一次南京，膜拜了两座闻名于世的坟墓：明孝陵和中山陵。但后来想想，南京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却没有去细细探寻
关于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感到陌生。哈金也是中国人，只是中文不太好了，写作这种高端的事，也没法用中文进行了。
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年来不在少数，连日本人也写过。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切入点比较特殊，他既没有在屠城的惨烈景象上花费太多笔墨，也没有渲染太多的民族情绪。他描写的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安全区的外国人为救中国难民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南京安魂曲》描写这样一批“洋人”，在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放弃了的城市，他们坚守在这里，开辟一个个难民营，收留被迫害的，无家可归的中国人民。在解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后，又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让深受灾难的人们振作精神，对未来怀有一丝憧憬。这种人道主义，《辛德勒的名单》上似曾相识。
去年去过一次南京，膜拜了两座闻名于世的坟墓：明孝陵和中山陵。但后来想想，南京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却没有去细细探寻。当时，一位曾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朋友对我说：南京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南京人了，大都是建国后周边地区涌入的新南京人，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屠杀时就已经没了。
听朋友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珍藏着许多历史照片，石碑上雕刻着每一个殉国者的名字。其中一个被日军强暴过的女子的照片，看得出她面容姣好，但是目光呆滞、全身赤裸。无法想象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她后来可能仍然被日军杀害了，抑或是幸存下来了，任何一种结局都蕴藏着巨大的痛苦。
哈金的作品冷静而真实，就像黑白的纪录片，苦难纷至沓来。合上书的一刻，我只希望，类似惨烈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不要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