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08年开始，笔者对北京、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的教育情况进行跟踪研究。研究样本从两地2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抽取，共1000名，两市各500名，年龄在10岁左右。
上海自2008年陆续出台了很多补贴打工子弟教育的政策。2010年，我们抽查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进入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
而北京的500名孩子到了2010年，原先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两所被拆迁，孩子们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这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通常并不是教育工作者，在北京以中部地区某地商人创办的最多，家族性经营。因为是营利性办学，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并且学校的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利润空间很大。对办学开支，则尽可能压缩。到2010年止，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月均工资是1000元左右，每天要上6节课，而且节假日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社保。可想而知，这样的条件能招到合格的师资么？教学条件也很难改善，即使社会各界有相当的捐赠，比如图书、电脑，但作为经营者根本无心让孩子们使用，因为那样会增加管理成本。而且经营者乐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能博得同情，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几乎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一个达到千人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让人心酸得掉泪，而校长每年可轻松获得100多万的纯利润。
笔者了解到一个办学者的创富传奇，前些年他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据说丝毫没用银行贷款。
有人好奇，为什么会是北京，对打工子弟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如此匮乏？造成大量打工子弟只能在几乎唯利是图的民营学校就读？笔者向一些认识的北京人大代表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们为此也质询了北京教委的负责同志，得到的答复是北京近年来已经解决了大多数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剩下的也在改善中。
据北京市教委主任介绍，“2010年，北京力争34万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占全部学龄期打工子弟的80%”，还有大约8万左右的孩子在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这个数据听上去让人觉得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是所谓“打工子弟”的统计口径，这位主任的介绍中，凡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均在此列，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外地户籍的工作者已经是非常主流的群体。
比如一些外企的白领甚至金领子女都没有北京户口，包括笔者过去在中央电视台的同行，很多都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新闻民工”。不过他们虽然没有户口，但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通过交赞助费或者疏通关系，基本上可以让孩子享受较为合格的教育。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民营的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孩子也被教委统计进了打工子弟群体。而就读于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的家庭背景，据笔者的研究团队2009年的调查，父母职业基本如下：小工商业、建筑工和低端服务业，包括做家政服务。
很多人希望这些孩子不要随父母来京，希望通过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条件把他们留在农村。尽管大城市需要建筑工，需要保姆，但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孩子也带到城市来。这种愿望是一厢情愿且不符现实情况的。根据我们在北京的500个打工子弟调查样本，96.5%的家庭都是夫妻共同来京打工，这种家庭的老人由于年迈和文化程度问题，无力照看孩子。特别是7至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调皮，父母除了把孩子带来北京，别无选择。
据调查，北京的这些打工子弟家庭的共同特点是：
一、父母工作时间长，平时没时间照看孩子，必须把孩子送入学校，这是一种“刚性需求”，能学到知识固然好，学不到知识哪怕作为一种监管也是无奈的选择。父亲平均每周工作6.54天，母亲是6.37天。家庭的居住环境非常狭小，通常在城乡结合部或地下室。
二、父母的经济条件可以支付得起每个月两三百元的学费，但支付不起“赞助费”。同时这个群体也缺乏在北京的主流社会关系，公立学校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2010年这些家庭的月平均收入为4661元。
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在目前的北京，如果不能有公共教育资源的支持，他们只能选择低价又低劣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北京市教委主任所说的“42万北京打工子弟”，其实通过扩大问题的对象，转移了话题，淡化了我们要聚焦的核心问题。在北京教委统计口径中，剩下的没有解决的20%，才是真正的“打工子弟”。他们不仅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上的弱势群体，更在宏观政策上被边缘化地定义为“一小部分”。
北京的外来户籍人口教育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的问题，但那两个指头才真正有连心之痛啊。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长策智库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海自2008年陆续出台了很多补贴打工子弟教育的政策。2010年，我们抽查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进入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
而北京的500名孩子到了2010年，原先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两所被拆迁，孩子们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这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通常并不是教育工作者，在北京以中部地区某地商人创办的最多，家族性经营。因为是营利性办学，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并且学校的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利润空间很大。对办学开支，则尽可能压缩。到2010年止，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月均工资是1000元左右，每天要上6节课，而且节假日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社保。可想而知，这样的条件能招到合格的师资么？教学条件也很难改善，即使社会各界有相当的捐赠，比如图书、电脑，但作为经营者根本无心让孩子们使用，因为那样会增加管理成本。而且经营者乐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能博得同情，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几乎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一个达到千人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让人心酸得掉泪，而校长每年可轻松获得100多万的纯利润。
笔者了解到一个办学者的创富传奇，前些年他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据说丝毫没用银行贷款。
有人好奇，为什么会是北京，对打工子弟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如此匮乏？造成大量打工子弟只能在几乎唯利是图的民营学校就读？笔者向一些认识的北京人大代表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们为此也质询了北京教委的负责同志，得到的答复是北京近年来已经解决了大多数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剩下的也在改善中。
据北京市教委主任介绍，“2010年，北京力争34万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占全部学龄期打工子弟的80%”，还有大约8万左右的孩子在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这个数据听上去让人觉得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是所谓“打工子弟”的统计口径，这位主任的介绍中，凡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均在此列，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外地户籍的工作者已经是非常主流的群体。
比如一些外企的白领甚至金领子女都没有北京户口，包括笔者过去在中央电视台的同行，很多都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新闻民工”。不过他们虽然没有户口，但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通过交赞助费或者疏通关系，基本上可以让孩子享受较为合格的教育。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民营的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孩子也被教委统计进了打工子弟群体。而就读于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的家庭背景，据笔者的研究团队2009年的调查，父母职业基本如下：小工商业、建筑工和低端服务业，包括做家政服务。
很多人希望这些孩子不要随父母来京，希望通过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条件把他们留在农村。尽管大城市需要建筑工，需要保姆，但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孩子也带到城市来。这种愿望是一厢情愿且不符现实情况的。根据我们在北京的500个打工子弟调查样本，96.5%的家庭都是夫妻共同来京打工，这种家庭的老人由于年迈和文化程度问题，无力照看孩子。特别是7至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调皮，父母除了把孩子带来北京，别无选择。
据调查，北京的这些打工子弟家庭的共同特点是：
一、父母工作时间长，平时没时间照看孩子，必须把孩子送入学校，这是一种“刚性需求”，能学到知识固然好，学不到知识哪怕作为一种监管也是无奈的选择。父亲平均每周工作6.54天，母亲是6.37天。家庭的居住环境非常狭小，通常在城乡结合部或地下室。
二、父母的经济条件可以支付得起每个月两三百元的学费，但支付不起“赞助费”。同时这个群体也缺乏在北京的主流社会关系，公立学校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2010年这些家庭的月平均收入为4661元。
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在目前的北京，如果不能有公共教育资源的支持，他们只能选择低价又低劣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北京市教委主任所说的“42万北京打工子弟”，其实通过扩大问题的对象，转移了话题，淡化了我们要聚焦的核心问题。在北京教委统计口径中，剩下的没有解决的20%，才是真正的“打工子弟”。他们不仅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上的弱势群体，更在宏观政策上被边缘化地定义为“一小部分”。
北京的外来户籍人口教育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的问题，但那两个指头才真正有连心之痛啊。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长策智库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