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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利益决定核泄漏的处理方案。
发生于3月11日日本的“核泄漏事件”已过去近一个月，有两个最基础问题的答案越来越“荒唐”。
一个是“核泄漏面前，民众应该相信谁？”肯定的答案是：“相信政府。”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应该相信谁？”肯定的答案是：“相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但，当东京电力公司的做法和披露信息不正确和不属实时，民众又应该相信谁？日本政府正在面临这样的尴尬。
3月27日上午，东京电力对外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积水的表面辐射量达到通常反应堆内冷却水的约1000万倍。这一数字公布后，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等方面提出质疑。随后，东京电力紧急再次测试。3月28日凌晨，东京电力所公布的数据直接由先前的1000万倍上升至10万倍。
眼下，东京电力公司正因“不断错过处理核泄漏的最佳时机”而处于舆论的声讨之中。3月30日，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胜俣恒久对外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1到6号机组将被废弃。
背后的利益
目前，有一种说法，日本这次的核泄漏之所以造成如此的严重后果，与东京电力公司的决策迟缓有直接关系。在危机关头，东京电力公司选择的做法是极力保住核发电机组，将大股东的利益的损失将至最低，将日本民众的利益“弃之”。
日本核泄漏引发了全世界拥有核发电国家的反思和对于核发电安全性的关注。实际上，时至今日核发电的清洁型和高效性无可置疑，但如果为利益而放弃“安全性”这比其本身更可怕。
自日本核泄漏以来，社会的焦点集中在东京电力公司背后的“神秘财团”。据日本媒体报道，东电与政府保持着错综复杂的政商联系，曾接收多位前日本政府的高官要员在公司任职。其实，这在日本已是被许多民众所熟知的事实。日本传统的政治体制中，诸多的政府高级官员及政治家在退休前或退休后转任相关财团法人、社团法人的一把手或负责人，这些机构往往都是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来维持生计；同时，这些政府高官、政治家依赖其曾经在政府部门中的人脉，成为大企业拥有“特权”的通行证。
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超期服役很能说明这一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核电专家介绍，按照目前的设计分类，二代堆的设计寿命一般为40年，三代堆则按照60年的使用寿命设计。福岛第一核电站所使用的单层循环沸水堆是二代技术，只能使用40年，然而该核电站运行已达44年，超期服役4年之久。原本早应停用或升级，但升级需要大笔资金来投入，而停用则也意味着损失巨大。在种种利益权衡之下，东京电力公司选择了超期使用，最终引发了恶果。
实际上，就在此次事故爆发之前，也就是2月7日，东京电力公司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反应堆进行了“彻查”，并上交了报告。根据报告显示，一号反应堆已出现系列性的老化，但报告中同时也称，对于这些系列性的老化，已针对性地制定了长期保守运行方案。在这个报告中，一号反应堆将再次延长使用20年，将于2031年正式停用。
保护伞加利益启动，使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犯下了难以宽恕的错误，甚至可以说“罪行”。
财团的政治经济生态
在东京电力公司走到了破产或国有化的窘迫边缘之时，东京电力股东所在的财团紧急提供2万亿日元贷款。三井住友银行决定向东京电力提供超过5000亿日元(62亿美元)贷款，成为东京电力这次紧急融资的最大贷款方；三菱日联银行和瑞穗金融公司正考虑分别向东京电力提供2000亿日元(25亿美元)至5000亿日元(62亿美元)贷款。住友信托银行公司等大型信托机构也可能向东京电力提供贷款。危机时刻，日本“财团”又一次出手“相救”。实际上，挽救东京电力就是挽救他们自己。
日本“财团”不仅是日本一道亮丽的风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既主宰日本的经济又左右日本的政治，它是日本政体中独自拥有的“政治经济生态圈”。
“财团”在二战前被日本称为“财阀”，它是明治维新后因政府的扶植而逐步发展成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通称日本的“四大财阀”。二战后，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以反垄断为名，对旧财阀实行了抑制政策，解散了日本的财阀组织，但保留其银行组织的存在。从1951年开始，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又逐步采取了扶持垄断资本的政策，促使日本的财阀组织重新组合。在新的政策环境下，旧财阀的金融机构重新聚集了原来的下属企业，以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度融合为基础，演变成日本的“新财团”。其中以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劝银、三和等六大财团最为庞大，并构成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
六大财团在工业飞速发展时代与日本经济和社会政治进一步融合，形成有代表性“财界四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经济同友会（简称“同友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简称“日商”）等全国性综合组织。
“经团联”成立于1946年8月，其领导机构包括各垄断财团的主要头面人物，被称为垄断资本的“总参谋部”，其会长有“财界总理”之称。它通过特设机构向自由民主党和主要政客提供政治活动费用，其主张足以影响日本政府的内外决策。“同友会”成立于1946年4月，着重于经济政策性的研究，是垄断资本的“智囊团”。“日经联”成立于1948年4月，目的是为垄断资本对付工人运动出谋划策。“日商”是从战前延续下来的，为全国都道府县市的商工会议所的联合组织。主要作用是在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并进行投资，出口成套设备和成套技术。
“财界四团体”以“经团联”的影响力最强、最为广泛。目前，“经团联”有会员1647家，内设数个具有智囊属性的机构，如21世纪政策研究所、海外事业活动关联协议会、国际协力研究机构等。这些智囊机构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尤其是经济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由于“经团联”占有社会经济与信息资源的绝对优势，日本政府的很多情报、决策都依赖于这些智囊机构。“经团联”表面上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但实际上起到了行使部分国家职能的作用。由于如此，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经团联”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联”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联”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这样的传袭，形成了日本“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的特征。
“日本的首相换得很频，但是日本的官僚体系却很固定。”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指出。
一直以来，“官僚+财团”在日本广受诟病，这次“核危机”凸现这一“政治经济生态”的死穴。或许，面对“核危机来了”，这种运转模式将步入“变革”的时代。
发生于3月11日日本的“核泄漏事件”已过去近一个月，有两个最基础问题的答案越来越“荒唐”。
一个是“核泄漏面前，民众应该相信谁？”肯定的答案是：“相信政府。”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应该相信谁？”肯定的答案是：“相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但，当东京电力公司的做法和披露信息不正确和不属实时，民众又应该相信谁？日本政府正在面临这样的尴尬。
3月27日上午，东京电力对外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积水的表面辐射量达到通常反应堆内冷却水的约1000万倍。这一数字公布后，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等方面提出质疑。随后，东京电力紧急再次测试。3月28日凌晨，东京电力所公布的数据直接由先前的1000万倍上升至10万倍。
眼下，东京电力公司正因“不断错过处理核泄漏的最佳时机”而处于舆论的声讨之中。3月30日，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胜俣恒久对外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1到6号机组将被废弃。
背后的利益
目前，有一种说法，日本这次的核泄漏之所以造成如此的严重后果，与东京电力公司的决策迟缓有直接关系。在危机关头，东京电力公司选择的做法是极力保住核发电机组，将大股东的利益的损失将至最低，将日本民众的利益“弃之”。
日本核泄漏引发了全世界拥有核发电国家的反思和对于核发电安全性的关注。实际上，时至今日核发电的清洁型和高效性无可置疑，但如果为利益而放弃“安全性”这比其本身更可怕。
自日本核泄漏以来，社会的焦点集中在东京电力公司背后的“神秘财团”。据日本媒体报道，东电与政府保持着错综复杂的政商联系，曾接收多位前日本政府的高官要员在公司任职。其实，这在日本已是被许多民众所熟知的事实。日本传统的政治体制中，诸多的政府高级官员及政治家在退休前或退休后转任相关财团法人、社团法人的一把手或负责人，这些机构往往都是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来维持生计；同时，这些政府高官、政治家依赖其曾经在政府部门中的人脉，成为大企业拥有“特权”的通行证。
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超期服役很能说明这一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核电专家介绍，按照目前的设计分类，二代堆的设计寿命一般为40年，三代堆则按照60年的使用寿命设计。福岛第一核电站所使用的单层循环沸水堆是二代技术，只能使用40年，然而该核电站运行已达44年，超期服役4年之久。原本早应停用或升级，但升级需要大笔资金来投入，而停用则也意味着损失巨大。在种种利益权衡之下，东京电力公司选择了超期使用，最终引发了恶果。
实际上，就在此次事故爆发之前，也就是2月7日，东京电力公司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反应堆进行了“彻查”，并上交了报告。根据报告显示，一号反应堆已出现系列性的老化，但报告中同时也称，对于这些系列性的老化，已针对性地制定了长期保守运行方案。在这个报告中，一号反应堆将再次延长使用20年，将于2031年正式停用。
保护伞加利益启动，使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犯下了难以宽恕的错误，甚至可以说“罪行”。
财团的政治经济生态
在东京电力公司走到了破产或国有化的窘迫边缘之时，东京电力股东所在的财团紧急提供2万亿日元贷款。三井住友银行决定向东京电力提供超过5000亿日元(62亿美元)贷款，成为东京电力这次紧急融资的最大贷款方；三菱日联银行和瑞穗金融公司正考虑分别向东京电力提供2000亿日元(25亿美元)至5000亿日元(62亿美元)贷款。住友信托银行公司等大型信托机构也可能向东京电力提供贷款。危机时刻，日本“财团”又一次出手“相救”。实际上，挽救东京电力就是挽救他们自己。
日本“财团”不仅是日本一道亮丽的风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既主宰日本的经济又左右日本的政治，它是日本政体中独自拥有的“政治经济生态圈”。
“财团”在二战前被日本称为“财阀”，它是明治维新后因政府的扶植而逐步发展成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通称日本的“四大财阀”。二战后，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以反垄断为名，对旧财阀实行了抑制政策，解散了日本的财阀组织，但保留其银行组织的存在。从1951年开始，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又逐步采取了扶持垄断资本的政策，促使日本的财阀组织重新组合。在新的政策环境下，旧财阀的金融机构重新聚集了原来的下属企业，以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度融合为基础，演变成日本的“新财团”。其中以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劝银、三和等六大财团最为庞大，并构成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
六大财团在工业飞速发展时代与日本经济和社会政治进一步融合，形成有代表性“财界四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经济同友会（简称“同友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简称“日商”）等全国性综合组织。
“经团联”成立于1946年8月，其领导机构包括各垄断财团的主要头面人物，被称为垄断资本的“总参谋部”，其会长有“财界总理”之称。它通过特设机构向自由民主党和主要政客提供政治活动费用，其主张足以影响日本政府的内外决策。“同友会”成立于1946年4月，着重于经济政策性的研究，是垄断资本的“智囊团”。“日经联”成立于1948年4月，目的是为垄断资本对付工人运动出谋划策。“日商”是从战前延续下来的，为全国都道府县市的商工会议所的联合组织。主要作用是在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并进行投资，出口成套设备和成套技术。
“财界四团体”以“经团联”的影响力最强、最为广泛。目前，“经团联”有会员1647家，内设数个具有智囊属性的机构，如21世纪政策研究所、海外事业活动关联协议会、国际协力研究机构等。这些智囊机构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尤其是经济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由于“经团联”占有社会经济与信息资源的绝对优势，日本政府的很多情报、决策都依赖于这些智囊机构。“经团联”表面上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但实际上起到了行使部分国家职能的作用。由于如此，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经团联”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联”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联”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这样的传袭，形成了日本“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的特征。
“日本的首相换得很频，但是日本的官僚体系却很固定。”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指出。
一直以来，“官僚+财团”在日本广受诟病，这次“核危机”凸现这一“政治经济生态”的死穴。或许，面对“核危机来了”，这种运转模式将步入“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