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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毛泽东与湖南亲友的交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恋亲、怀旧与接济朋友的原则边界，给我们留下了永驻世间的红色家风。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远在湖南的表兄文运昌托人带来的信件，获悉几年来不通音信的家乡亲友情况感到非常欣慰，“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在回信中，毛泽东提到一个原则性问题，即共产党人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只能舍小家为大家，奉献小我成就大我。
“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①
延安时期处在战争环境下，物资严重短缺，革命队伍实行物质生活供给制。在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行政级别统一分配，解决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问题。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年长九岁，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当时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用新知识开阔毛泽东的眼界。1921年毛泽东毁家兴邦，把家里东西都送人了。文运昌没要任何器物，唯独收留下毛泽东读过的书籍、作业本以及《祭母文》等文稿，并将其整理收藏。1925年毛泽东曾以“养病”名义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时，由于文运昌长相近似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对于此后文运昌的生活困难，毛泽东则爱莫能助，并特别解释：“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投身革命即为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成功就在于其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公私分明，一视同仁。毛泽东在给文运昌信中坦诚：“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②只言片语中可见其对亲人的关爱和牵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之所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革命集体的事业自有其组织纪律要求。1944年9月，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③毛泽东用最朴素的语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革命事业不是为了一己之利，不是为了一家之私，革命者必须遵守集体组织原则纪律。
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毛泽东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长子，为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1930年11月，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8岁的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经地下党组织保释，辗转上海，被送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苏联学习生活10年后，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迎接。阔别18年后，毛泽东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毛岸英，喜上眉梢。但是，爱之弥深，教之愈严。1946年4月至9月近半年时间，毛岸英接受父亲建议，隐姓埋名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生活、劳动、学习。毛泽东为毛岸英下乡学习约法三章：一要放下架子，二不要谈恋爱，三不搞特殊化。毛岸英在延安停留14个月，近一半时间是在吴滿有家度过的。经过吴家枣园半年学农生活，毛岸英初步懂得了农业生产知识。离开延安，毛岸英在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工厂党委副书记。1950年10月，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不幸在美军空袭中牺牲。2009年9月14日，毛岸英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文运昌去北京会晤。文运昌先后6次到北京走亲戚，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文运昌试图请求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始终没有答应。有一次，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并随信开了一张14人的名单，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毛泽东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被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后严肃地说：“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毛泽东在这份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1951年5月，毛泽东与两位表兄文运昌、文涧泉在北京合影
毛岸英回韶山探亲，遵父命到外婆家拜访。文运昌让弟弟文南松出面，要求毛岸英回去给父亲说情，解决文运昌的工作安排问题。毛岸英请求伯伯们谅解，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亲友中不少人提出类似要求，父亲都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尽力说明，一一婉谢。无奈，文南松只有亲自写信，托毛岸英带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回复文南松信时坦诚地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④文运昌最终接受表弟毛泽东的意见，在家乡安心生活工作，很快做出成绩，当选为湘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担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改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恋亲不为亲徇私，怀旧不为旧谋利，济友不为友撑腰，是毛泽东恪守的处事原则，也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行为底线。面对家乡亲友关于“出天子”“坐龙庭”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毛泽东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情怀不变，不仅对舅亲表兄文运昌是这样，就是对姻亲杨开智等其他亲友也是如此。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之子、杨开慧的哥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过后，杨开智就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当毛泽东的姻亲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泽东请毛岸英给向三立回复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其中写道：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倡守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感情超出了私人的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⑤
在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亲友故旧既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源，又是一种利益关系网络。亲情与道义面前，毛泽东父子处事有道。子为父致以歉意，然后耐心解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大公无私，这是共产党人的深厚家国情怀，可以悬之日月，照彻古今。
注释：
①《毛泽东致文运昌信》（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②《毛泽东致文运昌信》（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③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④《毛泽东致文南松信》（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⑤《毛岸英致向立三信》（1949年10月24日），轉引自郭智荣《毛岸英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1页。
“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远在湖南的表兄文运昌托人带来的信件，获悉几年来不通音信的家乡亲友情况感到非常欣慰，“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在回信中，毛泽东提到一个原则性问题，即共产党人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只能舍小家为大家，奉献小我成就大我。
“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①
延安时期处在战争环境下，物资严重短缺，革命队伍实行物质生活供给制。在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行政级别统一分配，解决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问题。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年长九岁，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当时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用新知识开阔毛泽东的眼界。1921年毛泽东毁家兴邦，把家里东西都送人了。文运昌没要任何器物，唯独收留下毛泽东读过的书籍、作业本以及《祭母文》等文稿，并将其整理收藏。1925年毛泽东曾以“养病”名义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时，由于文运昌长相近似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对于此后文运昌的生活困难，毛泽东则爱莫能助，并特别解释：“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投身革命即为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成功就在于其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公私分明，一视同仁。毛泽东在给文运昌信中坦诚：“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②只言片语中可见其对亲人的关爱和牵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之所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革命集体的事业自有其组织纪律要求。1944年9月，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③毛泽东用最朴素的语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革命事业不是为了一己之利，不是为了一家之私，革命者必须遵守集体组织原则纪律。
“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毛泽东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长子，为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1930年11月，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8岁的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经地下党组织保释，辗转上海，被送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苏联学习生活10年后，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迎接。阔别18年后，毛泽东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毛岸英，喜上眉梢。但是，爱之弥深，教之愈严。1946年4月至9月近半年时间，毛岸英接受父亲建议，隐姓埋名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生活、劳动、学习。毛泽东为毛岸英下乡学习约法三章：一要放下架子，二不要谈恋爱，三不搞特殊化。毛岸英在延安停留14个月，近一半时间是在吴滿有家度过的。经过吴家枣园半年学农生活，毛岸英初步懂得了农业生产知识。离开延安，毛岸英在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工厂党委副书记。1950年10月，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不幸在美军空袭中牺牲。2009年9月14日，毛岸英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文运昌去北京会晤。文运昌先后6次到北京走亲戚，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文运昌试图请求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始终没有答应。有一次，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并随信开了一张14人的名单，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毛泽东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被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后严肃地说：“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毛泽东在这份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毛岸英回韶山探亲，遵父命到外婆家拜访。文运昌让弟弟文南松出面，要求毛岸英回去给父亲说情，解决文运昌的工作安排问题。毛岸英请求伯伯们谅解，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亲友中不少人提出类似要求，父亲都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尽力说明，一一婉谢。无奈，文南松只有亲自写信，托毛岸英带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回复文南松信时坦诚地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④文运昌最终接受表弟毛泽东的意见，在家乡安心生活工作，很快做出成绩，当选为湘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担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改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靠自己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
恋亲不为亲徇私，怀旧不为旧谋利，济友不为友撑腰，是毛泽东恪守的处事原则，也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行为底线。面对家乡亲友关于“出天子”“坐龙庭”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毛泽东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情怀不变，不仅对舅亲表兄文运昌是这样，就是对姻亲杨开智等其他亲友也是如此。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之子、杨开慧的哥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过后，杨开智就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当毛泽东的姻亲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泽东请毛岸英给向三立回复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其中写道：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倡守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感情超出了私人的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⑤
在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亲友故旧既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源，又是一种利益关系网络。亲情与道义面前，毛泽东父子处事有道。子为父致以歉意，然后耐心解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大公无私，这是共产党人的深厚家国情怀，可以悬之日月，照彻古今。
注释：
①《毛泽东致文运昌信》（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②《毛泽东致文运昌信》（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③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④《毛泽东致文南松信》（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⑤《毛岸英致向立三信》（1949年10月24日），轉引自郭智荣《毛岸英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