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
【机 构】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国民间信仰研究”（10＆ZDll3）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一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其他文献
作为原产于战后意大利、走红于当代欧美学术界的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学术旨趣就是强调马克思历史辨证法的主体向度，坚信劳动相对于资本独立一极的本体地位，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致力于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背景，指认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主体，以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其学说因此可以概括为“政治主体的建构学”。这门政治主体建构学说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
自1979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所谓新自由主义阶段。1979年至今的资本积累可以看作一个持续的长期衰退阶段。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内在矛盾，通过全球化、金融化、技术革命、资产泡沫和过度消费，不断地得到暂时性“修复”，但这些形形色色的“修复”只是为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并决定了危机爆发的最终形式。与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相伴随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自1970年代危机以来一直像幽灵一般时隐时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若无一场大规模的新技术革命甚或帝国
明代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在民间广泛传播，使民众运动在思想资源、斗争策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层面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官方在平叛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小说“诲盗”，从而导致小说禁毁在明清两代趋于法律化与常态化。而一些有识见的官员与士人则从中看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改过去鄙弃小说的态度，积极参与小说的批评与创作，试图将小说创作引入封建伦理思想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双重作用力的影响下，小说创作发生相应变化，往日的艺术活力日渐销蚀，走上了庸俗化的发展轨道。迨至晚清，维新人士在民众运动的潜在影响下——基于传统小说负面效
／宋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出水遗物中瓷器数量很大，一方面说明这些中国产品在海外有销路，另一方面则显示实用性产品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发现的大量宋钱，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说明宋朝“钱禁”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徒劳的。有宋一代，由于对外贸易频繁，铜钱外流始终禁而不绝。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甚至形成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中国钱币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可以
语言何以能够表达意义、指称事物和事态是一个不断得到讨论的问题。意识的和先验的哲学将直观事物和意义分隔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能够说明词语意义指称事物、事态的可能性，但不能很好地说明究竟何以平列的两个序列能够现实性地发生对应关系。不同于意识的和先验的立场，梅洛一庞蒂的语言现象学从知觉经验出发，说明语言之所以能表达意义，是由于言语是身体姿势这一原初表达形式的变形，词语意义对事物、事态的指称并非一种静态的两种先验秩序的对应，而原初地是一种非表象的自发行为，语言的观念性意义奠基于其知觉性意义之上，能够返回去指称生活
在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及其转化程度直接影响创新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创新结果。网络中知识转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知识转移存在很多限制性因素，而一旦限制性因素被突破，则知识转移又表现为其他特征，例如知识转移速度加快、知识转移范围扩大等。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度”，指网络成员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或者在内外条件约束下，知识转移活动所能达到的程度。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接受组织的吸收能力、知识的显性度、各种智力资本的复杂性以及知识转移背景的相似性等方面左右了知识转移的广度、速度和深度。作为知识产品的科技成果，其可转移性的高低是
差异事件教学的理念源于建构主义的思想。差异事件教学具有距离性、层进性、主体性、协作性等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在差异事件教学中，差异事件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冲突是学生对社会进行主动建构的动力；教师是差异事件的生成者和引导者，学生是差异事件的解决者。差异事件教学的发展策略包括合理的目标定位，生成差异事件，等待、观察与倾听，提供支持性回应，激发学生问题解决等。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体制转型往往是欠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体制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增量发展，但服务业及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的现象依旧存在，其病因就是“体制病”。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体制病”是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联系的，并在形式上表现为外资排斥本土、计划排斥市场、工业排斥服务业、低端排斥高端的现象。由于四大排斥效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性问题，就使得单纯以“强化市场竞争”或“加速对外开放”为目标的分类体制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认真探究中国现代服
沈从文历来被视作一个“乡土中国”的指符，然一个悖论式现象是，沈“进城”与“返乡”的姿态同样坚定：他在心理上留恋乡土，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在现实中急欲进入的都市，却成为小说中蔑弃的对照物。如此解读其“都市”语义，可见一种站在“知识阶级”门槛上的边缘自觉，形塑了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而其与“都市”互为“他者”的“湘西”，则是在一个置身其中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压抑下被激活的理想世界，本身即是“现代一都市”的产物。究其作品内蕴，则又见：在疏离政治、逸越道德、面向俗世、重视人欲，甚至标新立异方面，上海乃至“后上海
王晓葵认为，记忆研究已逐渐从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扩展到近代社会文化的整个领域，并为解释当下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法。记忆具有身体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为了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定型化，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开拓新的方法。胡恒认为，“集体遗忘”并非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它还是其开端和动机。“集体遗忘”的几种形态都与空间相关，都涉及事件、地点。尤其是记忆介质在场的“遗忘”，它直接将历史拉入现实。这使得记忆研究成为探讨历史与当下之间关系的通道。陈蕴茜认为，社会记忆是国家与社会运作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作为其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