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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兵”亲历奥运
“回归”之旅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行。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群情激动。庄严热烈的气氛，磅礴壮观的场景，意蕴深远的文化神韵，美轮美奂的艺术享受……坐在嘉宾席上的霍震霆，感受到浓浓的喜庆狂欢的热度，似乎在品尝一席精美的文化盛宴。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可以说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日起，就与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1894年，国际奥委会在筹备第1届奥运会之际，就向当时中国的清王朝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得到答复。1924年第8届奥运会上，中国首次派3名运动员参加了表演赛。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中国第一次派出了一支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正式比赛，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个人。1952年至1979年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没有参加在此期间的几届奥运会。
不过，1974年邓小平领导国家体委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
但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带头者。这时，来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广泛接触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当年，魏纪中等国家体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到国外与国际体育界领导进行协商时，霍英东经常陪同前往，如果自己去不了，还派别人随行，并宴请那些官员。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总会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申请，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经过努力，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参加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了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3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1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何振梁先生曾说过：“在恢复中国在亚洲和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斗争中，霍英东父子利用自己的地位、财力、物力来拓开道路并亲临第一线，建立了殊勋。”的确，从帮助中国自行车项目重进国际赛场，一直到中国奥委会恢复国际奥委会会员身份、再到中国申奥成功，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体育奔波了数十年。
为“历史的参与”
而感到光荣
当奥运圣火在“鸟巢”主火炬塔赫然升腾起耀眼火焰的瞬间，一张张不同肤色的笑脸焕发出醉人的容光，潮水般的歌声、掌声、欢呼声汇成欢乐的海洋。面对如此让人热血沸腾的壮观场景，霍震霆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和魅力有着更深刻的领悟，对奥林匹克大家庭巨大而恒久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有着更真切的感受。
霍英东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在霍震霆眼里，父亲虽然不是中国申奥委员会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爸爸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萨马兰奇正好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爸爸决定出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
除了国际游说和财力支持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为北京造势。1993年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特卡洛，霍震霆和父亲同行前往，为北京申奥做最后的努力。出发前，霍英东说，如果真的拿到举办权，自己就捐建一个举办开幕式用的体育场。
“那次我爸爸志在必得。他在摩纳哥宣布奥运会举办城市前一天，大宴中国记者。一向话语不多的他，站在船头踌躇满志，他大声说：‘我这次有预感，中国一定会赢。’后来我们失败了，很多人还担心他会自杀。那天晚上，我们父子取消了原定的庆功宴，跑到一个小酒馆里两个人悄悄吃了一顿饭，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我能体会老人家心里的难过。当时，我们连夜所换的酒店偏偏又遇见澳大利亚代表团集体前来庆祝。一边是狂欢的人群，一边是失意的我们，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更为尴尬的是，霍英东当年还提前在香港报纸上预留了庆祝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版面，后来由于时间匆忙都没有来得及撤换，第二天还是出现在报纸上了。
2001年7月8日，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率领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北京申奥的最后冲刺。霍震霆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同往。行前，霍震霆代表香港市民向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送上了香港万人签名声援北京申奥的条幅。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投票选举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拿起信封起身向发言讲台走去时，霍震霆的目光紧盯着……当萨马兰奇嘴中的“Beijing”刚一脱口，现场就已经哭成一片。伴着哭声是不可抑制地欢呼与呐喊：我们赢了，北京赢了，中国赢了！
中国北京在莫斯科城把百年梦想实现了！霍震霆立即抓起电话向远在香港的父亲报喜：“爸爸，我们赢了！我们拿到了！”霍英东听到儿子的声音，回应道：“很好！我知道了！”回到香港后，霍震霆听说父亲因为申奥成功太高兴，凌晨接完自己的电话后就跳到游泳池里游泳去了。
霍震霆说,在父亲看来，北京申奥成功并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世界对中国进步的认可。2004年1月24日，一笔高达2亿元港币的捐资，带着霍英东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望，通过霍震霆交给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
让霍震霆分外伤感的是，父亲霍英东没能等到2008年8月8日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霍英东病重时，霍震霆每次见他都会装作很高兴地对他讲：“2008年我们一起看北京奥运会。”“但爸爸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年纪不小了，看不看都无所谓啦！’”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对于毕生为中国体育奔波的父亲霍英东先生不能亲眼见证北京奥运会，霍震霆深感遗憾。
从亚运“英东游泳馆”
到奥运“水立方”
1984年7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拉普多射击场，进行第23届奥运会自选手枪男子50米手枪60发慢射比赛。霍英东偕夫人及子女前去观看。
当天，中国选手许海峰射落该届奥运会的首金，并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金。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邀请霍英东先生去颁奖，霍震霆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第一块金牌的诞生。“爸爸一生内敛、坚强，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他一般不轻易表现出来，但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他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霍英东与祖国的交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他身处香港，不断在倾听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1964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霍英东以极大的热情全面关注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捐赠、投资、合作的项目遍及教育、文化、体育、医疗、旅游、工业、交通等领域，达100多个项目。霍震霆参与了父亲所组织的所有对中国内地的捐赠、投资大计，亦师亦友的父亲高瞻远瞩的眼光、身体力行的秉性给了他榜样的力量。
霍英东这个名字，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在国内几乎达到了老少皆知的程度。北京亚运村工程宏伟，耗资巨大，前所未有。当时，霍英东捐资1亿港元，兴建了当年亚洲最大的游泳馆“英东游泳馆”。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是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进行的。这个饭店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霍英东为了招待来中国的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官员筹建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在这个饭店开会的许多国际奥委会官员都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他们一见面都会说起‘henry’(霍英东先生的英文名)，回忆和他交往的一些往事。”霍震霆说：“萨马兰奇见到我总说，‘可惜你的爸爸不在了，我第一次来北京还是他带我来的呢！’”
霍英东支持体育运动，是他热爱祖国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体育爱好者。他从小乃至青少年时代，蒙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深知“强身才能强国”的道理。霍震霆说：“爸爸迷恋过举重、网球、足球、游泳等许多体育项目，尤其是踢得一脚好球，打高尔夫球也是他的爱好。”
事实上，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打网球、踢足球的霍家三兄弟，现在还一直保持着锻炼的习惯。霍震霆说：“我们兄弟3人从小都很喜欢体育，我自己可以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尝试过。”
霍英东在商业上很有成就，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还要在体育上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霍英东曾经说过，“爱国者才爱体育。”霍英东认为，每一次的奥运会都是强国的竞争。霍震霆理解父亲是想用体育的影响来改变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霍震霆觉得，父亲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爱国之心。而父亲给他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对体育的深沉热爱。在霍震霆看来，体育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象征，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现象，体育本身蕴涵的内涵就非常丰富。
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霍英东同样前往观看。这次，中国运动员夺得16块金牌，名列第四，举国欢庆。运动员回国后，应邀组成访港团赴香港访问。这年国庆节夜，霍英东设家宴招待全体中国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块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自此，每届奥运会一结束，中国奥运金牌得主被邀集体访问香港，次次在香港掀起一股体育旋风，以纯金金牌奖励奥运冠军成为霍氏家族的惯例。为了支持祖国体育事业发展，霍氏家族可以说是一掷千金。
2008年8月11日，霍震霆与儿子霍启刚一起现身“水立方”，观看了女子双人跳水3米板决赛，为郭晶晶加油。对此，霍震霆表示，郭晶晶的“演出”非常完美，金牌赢得毫无悬念，她很好地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很少有人知道，国家游泳中心（俗称“水立方”）是在当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霍震霆与父亲给北京奥组委捐赠2亿港元建设的。如今，这座根据细胞排列形式和肥皂泡天然结构设计而成的国家游泳中心已成为北京的现代标志性建筑，外型创意奇特，馆内乳白色的建筑与碧蓝的水池相映成趣。
见证先父与邓公的
深情厚谊
霍英东和所有同时代的香港人一样，经历过贫困而又简单的童年：阿妈每日给他2毛钱，1毛钱用来搭电车上学，1毛钱买油条、白粥当早餐；和小朋友在中华游乐会门外捡“外国佬”打出来的网球当足球踢；做过轮船上的铲煤工，船坞上的打铁匠，以及启德机场的苦力；为了省钱，他每天步行2个小时去上班。所有今日香港年长市民经历过的苦难和辛酸，霍英东全部经历过。
霍英东与其他香港大亨不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家之时，就与英国殖民政府基本保持着距离，同时代的许多香港大亨都曾得到过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而他从未得到过。
在香港屡遭打压的霍英东并未改变爱国立场，于20世纪70年代末就转入内地发展。1979年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成为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的宾馆。1982年，更斥资2亿元，在广州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
霍英东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由苦力小工晋身为百亿富豪，成为香港知名实业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并与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曾有人称，霍英东不凡的际遇，恰恰与香港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是逾半个世纪以来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角色和重要性的写照。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
霍震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感触良多。因为他与父亲霍英东是邓小平这句话为数不多的“现场听众”。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登山“晨练”，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父子每次都陪同。在登山途中或山脚下，常会碰到一些当地老百姓，邓小平总是很随和地与群众打招呼，有时还会聊起天来。邓小平总是关心地问老百姓收入多少，生活过得怎样。
霍震霆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回放：1984年1月28日早上8时30分，邓小平照常步出中山温泉宾馆，来到罗三妹山东南坡脚下的登峰桥头。望着蜿蜒而上的石阶，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上一挥，对随行的人员说：“登上去！”罗三妹山坐落在温泉宾馆背后，海拔221米，东南坡有653级石阶，西南坡有427级石阶，一上一下，总共1080级台阶。
霍震霆记得，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脚踏轻便皮鞋，不带拐杖，不用搀扶，与随行人员等并肩拾级而上，步伐十分稳健。9时15分，邓小平登上了罗三妹山的顶峰。要下山了，西南面坡陡路窄，不太好走，陪同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可是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摆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之中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的坚定，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十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全家准备告别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
于是，每年夏天霍英东一家都受邀和邓小平全家在北戴河消夏，为此霍震霆一次次亲眼见证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友谊。霍震霆记得，一连5个夏天陪父亲去北戴河：“最后一次我陪爸爸去是在1992年。爸爸和邓公都在海边游泳，有机会跟老人家问好。邓公很健谈，坐下来就讲一套国际形势，香港怎么样，两人一讲就是45分钟。邓公最后说，不知有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香港回归——如果有机会，到了1997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香港看回归。很可惜，还有几个月，他老人家没有看到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爸爸曾说过，回归那一刻起，‘我是真真正正一个中国人了’。”
“回归”之旅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行。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群情激动。庄严热烈的气氛，磅礴壮观的场景，意蕴深远的文化神韵，美轮美奂的艺术享受……坐在嘉宾席上的霍震霆，感受到浓浓的喜庆狂欢的热度，似乎在品尝一席精美的文化盛宴。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可以说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日起，就与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1894年，国际奥委会在筹备第1届奥运会之际，就向当时中国的清王朝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得到答复。1924年第8届奥运会上，中国首次派3名运动员参加了表演赛。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中国第一次派出了一支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正式比赛，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个人。1952年至1979年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没有参加在此期间的几届奥运会。
不过，1974年邓小平领导国家体委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
但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带头者。这时，来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广泛接触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当年，魏纪中等国家体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到国外与国际体育界领导进行协商时，霍英东经常陪同前往，如果自己去不了，还派别人随行，并宴请那些官员。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总会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申请，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经过努力，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参加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了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3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1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何振梁先生曾说过：“在恢复中国在亚洲和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斗争中，霍英东父子利用自己的地位、财力、物力来拓开道路并亲临第一线，建立了殊勋。”的确，从帮助中国自行车项目重进国际赛场，一直到中国奥委会恢复国际奥委会会员身份、再到中国申奥成功，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体育奔波了数十年。
为“历史的参与”
而感到光荣
当奥运圣火在“鸟巢”主火炬塔赫然升腾起耀眼火焰的瞬间，一张张不同肤色的笑脸焕发出醉人的容光，潮水般的歌声、掌声、欢呼声汇成欢乐的海洋。面对如此让人热血沸腾的壮观场景，霍震霆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和魅力有着更深刻的领悟，对奥林匹克大家庭巨大而恒久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有着更真切的感受。
霍英东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在霍震霆眼里，父亲虽然不是中国申奥委员会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爸爸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萨马兰奇正好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爸爸决定出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
除了国际游说和财力支持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为北京造势。1993年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特卡洛，霍震霆和父亲同行前往，为北京申奥做最后的努力。出发前，霍英东说，如果真的拿到举办权，自己就捐建一个举办开幕式用的体育场。
“那次我爸爸志在必得。他在摩纳哥宣布奥运会举办城市前一天，大宴中国记者。一向话语不多的他，站在船头踌躇满志，他大声说：‘我这次有预感，中国一定会赢。’后来我们失败了，很多人还担心他会自杀。那天晚上，我们父子取消了原定的庆功宴，跑到一个小酒馆里两个人悄悄吃了一顿饭，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我能体会老人家心里的难过。当时，我们连夜所换的酒店偏偏又遇见澳大利亚代表团集体前来庆祝。一边是狂欢的人群，一边是失意的我们，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更为尴尬的是，霍英东当年还提前在香港报纸上预留了庆祝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版面，后来由于时间匆忙都没有来得及撤换，第二天还是出现在报纸上了。
2001年7月8日，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率领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北京申奥的最后冲刺。霍震霆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同往。行前，霍震霆代表香港市民向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送上了香港万人签名声援北京申奥的条幅。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投票选举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拿起信封起身向发言讲台走去时，霍震霆的目光紧盯着……当萨马兰奇嘴中的“Beijing”刚一脱口，现场就已经哭成一片。伴着哭声是不可抑制地欢呼与呐喊：我们赢了，北京赢了，中国赢了！
中国北京在莫斯科城把百年梦想实现了！霍震霆立即抓起电话向远在香港的父亲报喜：“爸爸，我们赢了！我们拿到了！”霍英东听到儿子的声音，回应道：“很好！我知道了！”回到香港后，霍震霆听说父亲因为申奥成功太高兴，凌晨接完自己的电话后就跳到游泳池里游泳去了。
霍震霆说,在父亲看来，北京申奥成功并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世界对中国进步的认可。2004年1月24日，一笔高达2亿元港币的捐资，带着霍英东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望，通过霍震霆交给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
让霍震霆分外伤感的是，父亲霍英东没能等到2008年8月8日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霍英东病重时，霍震霆每次见他都会装作很高兴地对他讲：“2008年我们一起看北京奥运会。”“但爸爸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年纪不小了，看不看都无所谓啦！’”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对于毕生为中国体育奔波的父亲霍英东先生不能亲眼见证北京奥运会，霍震霆深感遗憾。
从亚运“英东游泳馆”
到奥运“水立方”
1984年7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拉普多射击场，进行第23届奥运会自选手枪男子50米手枪60发慢射比赛。霍英东偕夫人及子女前去观看。
当天，中国选手许海峰射落该届奥运会的首金，并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金。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邀请霍英东先生去颁奖，霍震霆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第一块金牌的诞生。“爸爸一生内敛、坚强，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他一般不轻易表现出来，但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他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霍英东与祖国的交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他身处香港，不断在倾听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1964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霍英东以极大的热情全面关注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捐赠、投资、合作的项目遍及教育、文化、体育、医疗、旅游、工业、交通等领域，达100多个项目。霍震霆参与了父亲所组织的所有对中国内地的捐赠、投资大计，亦师亦友的父亲高瞻远瞩的眼光、身体力行的秉性给了他榜样的力量。
霍英东这个名字，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在国内几乎达到了老少皆知的程度。北京亚运村工程宏伟，耗资巨大，前所未有。当时，霍英东捐资1亿港元，兴建了当年亚洲最大的游泳馆“英东游泳馆”。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是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进行的。这个饭店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霍英东为了招待来中国的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官员筹建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在这个饭店开会的许多国际奥委会官员都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他们一见面都会说起‘henry’(霍英东先生的英文名)，回忆和他交往的一些往事。”霍震霆说：“萨马兰奇见到我总说，‘可惜你的爸爸不在了，我第一次来北京还是他带我来的呢！’”
霍英东支持体育运动，是他热爱祖国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体育爱好者。他从小乃至青少年时代，蒙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深知“强身才能强国”的道理。霍震霆说：“爸爸迷恋过举重、网球、足球、游泳等许多体育项目，尤其是踢得一脚好球，打高尔夫球也是他的爱好。”
事实上，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打网球、踢足球的霍家三兄弟，现在还一直保持着锻炼的习惯。霍震霆说：“我们兄弟3人从小都很喜欢体育，我自己可以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尝试过。”
霍英东在商业上很有成就，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还要在体育上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霍英东曾经说过，“爱国者才爱体育。”霍英东认为，每一次的奥运会都是强国的竞争。霍震霆理解父亲是想用体育的影响来改变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霍震霆觉得，父亲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爱国之心。而父亲给他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对体育的深沉热爱。在霍震霆看来，体育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象征，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现象，体育本身蕴涵的内涵就非常丰富。
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霍英东同样前往观看。这次，中国运动员夺得16块金牌，名列第四，举国欢庆。运动员回国后，应邀组成访港团赴香港访问。这年国庆节夜，霍英东设家宴招待全体中国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块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自此，每届奥运会一结束，中国奥运金牌得主被邀集体访问香港，次次在香港掀起一股体育旋风，以纯金金牌奖励奥运冠军成为霍氏家族的惯例。为了支持祖国体育事业发展，霍氏家族可以说是一掷千金。
2008年8月11日，霍震霆与儿子霍启刚一起现身“水立方”，观看了女子双人跳水3米板决赛，为郭晶晶加油。对此，霍震霆表示，郭晶晶的“演出”非常完美，金牌赢得毫无悬念，她很好地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很少有人知道，国家游泳中心（俗称“水立方”）是在当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霍震霆与父亲给北京奥组委捐赠2亿港元建设的。如今，这座根据细胞排列形式和肥皂泡天然结构设计而成的国家游泳中心已成为北京的现代标志性建筑，外型创意奇特，馆内乳白色的建筑与碧蓝的水池相映成趣。
见证先父与邓公的
深情厚谊
霍英东和所有同时代的香港人一样，经历过贫困而又简单的童年：阿妈每日给他2毛钱，1毛钱用来搭电车上学，1毛钱买油条、白粥当早餐；和小朋友在中华游乐会门外捡“外国佬”打出来的网球当足球踢；做过轮船上的铲煤工，船坞上的打铁匠，以及启德机场的苦力；为了省钱，他每天步行2个小时去上班。所有今日香港年长市民经历过的苦难和辛酸，霍英东全部经历过。
霍英东与其他香港大亨不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家之时，就与英国殖民政府基本保持着距离，同时代的许多香港大亨都曾得到过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而他从未得到过。
在香港屡遭打压的霍英东并未改变爱国立场，于20世纪70年代末就转入内地发展。1979年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成为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的宾馆。1982年，更斥资2亿元，在广州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
霍英东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由苦力小工晋身为百亿富豪，成为香港知名实业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并与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曾有人称，霍英东不凡的际遇，恰恰与香港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是逾半个世纪以来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角色和重要性的写照。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
霍震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感触良多。因为他与父亲霍英东是邓小平这句话为数不多的“现场听众”。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登山“晨练”，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父子每次都陪同。在登山途中或山脚下，常会碰到一些当地老百姓，邓小平总是很随和地与群众打招呼，有时还会聊起天来。邓小平总是关心地问老百姓收入多少，生活过得怎样。
霍震霆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回放：1984年1月28日早上8时30分，邓小平照常步出中山温泉宾馆，来到罗三妹山东南坡脚下的登峰桥头。望着蜿蜒而上的石阶，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上一挥，对随行的人员说：“登上去！”罗三妹山坐落在温泉宾馆背后，海拔221米，东南坡有653级石阶，西南坡有427级石阶，一上一下，总共1080级台阶。
霍震霆记得，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脚踏轻便皮鞋，不带拐杖，不用搀扶，与随行人员等并肩拾级而上，步伐十分稳健。9时15分，邓小平登上了罗三妹山的顶峰。要下山了，西南面坡陡路窄，不太好走，陪同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可是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摆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之中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的坚定，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十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全家准备告别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
于是，每年夏天霍英东一家都受邀和邓小平全家在北戴河消夏，为此霍震霆一次次亲眼见证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友谊。霍震霆记得，一连5个夏天陪父亲去北戴河：“最后一次我陪爸爸去是在1992年。爸爸和邓公都在海边游泳，有机会跟老人家问好。邓公很健谈，坐下来就讲一套国际形势，香港怎么样，两人一讲就是45分钟。邓公最后说，不知有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香港回归——如果有机会，到了1997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香港看回归。很可惜，还有几个月，他老人家没有看到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爸爸曾说过，回归那一刻起，‘我是真真正正一个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