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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臆解】
治理国家要走正道，指挥军队要用奇谋，谋取天下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理由如次：天下的所谓礼仪禁忌太多，百姓不能专心生计，也就越来越贫困；很多人手中拥有了利己的权力，有能为者各行其是，则国家就会陷于混乱；民众多智慧与奇巧技能，各种与人生基本需求无关的新奇物事就会不断涌现；令烦则奸生，禁多则下诈，盗贼自然就多。所以圣人说：我遵天道顺其自然而行，不好施设作为，百姓就会自我化育；我喜好淡泊宁静，不空言教化，百姓也会自然走上正道；我不无事生非瞎折腾，轻徭薄赋，百姓就会安居乐业而趋富裕；我清心淡欲，不逐名利，百姓也会随我而变得自然质朴。
【评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的日渐丰富，人的欲望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名利心重而淳朴的民风必然被败坏，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会因为物质的丰富与新奇物事的涌现而有所增长。基于这一预见，老子极力主张“无为”、“好静”、“无欲”，但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从“有为”中得了益处，又怎么能归心而向静呢？因而，在今天，我们要正视这一现实，倡导新的社会价值观与生活观，既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新奇物事的好奇心与追求，又要适度控制人们无止境的贪欲，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致于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度破坏。
第五十八章
【原文】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臆解】
一个国家的政令宽宏，似乎糊里糊涂，不要求民众应该这样或不应该那样，民众反而会淳朴厚道；一个国家的政令繁多，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所限制，会让民众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行，民众就会变得奸猾狡诈。人遭祸事而能责己悔过，修身行道，那么就会祸去而福自来；人因得福而骄横恣肆，狂妄胡为，那么也会福离而祸至。祸福常相因相循，谁知道怎么才能永葆福运？难道就没有永远的福祉吗？为什么正道常变成了奇邪之道，好事反倒又成了祸端？世人迷惑于祸福相因循之理，已经很久了。所以圣人只以端方正直导物导人舍弃邪行，不会采用极端手段损害品行不端者；以自己的廉洁清静少私寡欲以教化民众，不会强迫他人一定要像自己一样以致伤及那些有贪欲者；直率公平，接物待人平和而不放肆；虽外表光鲜，但行事常如暗昧，从不炫耀于他人。
【评说】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冯友兰先生指出：“照老子所讲的，好像不必有主观的努力，祸自动也可以转化为福；虽然有主观的努力，福也必然转化为祸。这是不合事实的。老子的这种思想，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的表现。他们失去了过去的一切，自以为是处在祸中，但又无力反抗，只希望它自动地会转化为福。老子认为对立面既然互相转化，因此就很难确定那一方面是正，那一方面是负。这样的‘其无正’的思想，就对相对主义开了一个大门。后来庄子即由此落入相对主义。”对于这样的批评，我持否定态度，老子怎么就是说祸福不需条件而自行转化呢？这明显是强词夺理。对于简洁的古文进行解读，要考虑当时的语言环境与条件，仅靠直译是行不通的，更多的时候需要臆解，要与人物进行深心的交流。认为老子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的表现，那更是可笑至极。不过，我能理解他何以有此无知之论，因为他生活的时代造就了他狭隘的思想，这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悲哀。
第五十九章
【原文】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臆解】
治理国家，教化民众，敬奉上天，没有什么是比节俭与惜物更为重要的。只有懂得了节俭与惜物的重要，并把它作为生活方式，这才是悟道的前提与根本。有这了个前提与根本，这才可以称之为重视积累德行。人若能重视积累德行，顺应天地之道，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攻克的；没有什么不能攻克，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德行到底有多高，不知道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没有人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就可以成为君主，拥有国家；而懂得了治国的根本在于节俭与重积德，国家才可以长治而久安。这就好比树木，根扎入地下越深，枝叶就越坚固不可动摇，这是可以长久生存，永远观照后世的大道。
【评说】
大凡有所作为的领袖人物，无不想着富国强兵，然而，怎样才算是富？是不是无论什么都要多多益善？其实，不是这样。富也要有度，过了极限，那就不是富而是祸。节用爱民才是立国之本，即便是富日子也一定要穷过。这道理只有少数明白治国之道的人才清楚。只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很多人一旦身居高位便会犯糊涂，也再难节俭，所以常导致一种结果，任何一个朝代建立以后，权势者便开始腐化，追求物质的享受，争名夺利而不休，最终必然是民不富国不强，天下动乱，权倾国覆。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老子所希望的“长生久视之道”其实根本不存在，就算周王朝有八百年的天下，还不是为秦所灭？不过，老子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现实的，他所阐述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然也不会发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样的感叹。至于后世所谓道教养生家与气功家，妄图据此而求得长生，那只能说是荒谬，不值一提。
第六十章
【原文】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臆解】
治理大国就要像烹饪小鱼无须去肠挠鳞一样，应力戒烦扰。圣人遵循大道无为而治天下，社会清明没有弊政，各种妖魔鬼怪就不会显灵。并不是说妖魔鬼怪完全消失不灵验，而是纵使出现也对大众构不成伤害与威胁。也并不是说妖魔鬼怪不会伤害人，关键是圣人有道不会伤害人。这两方面都不加害于人，那便是天下有道，百姓可以沐浴德的恩泽乐享太平。
【评说】
从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这里所说的鬼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鬼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鬼代表社会上的奸邪小人，神是灵验的意思，指奸邪小人得志为害社会。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清明，社会政治制度健全，那便是圣人不伤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奸邪小人如何伤人？世道之所以混乱，各种社会弊端纷呈，关键是社会制度使然，各类投机者有机可乘，则普通百姓便要跟着遭殃。今世之所谓圣人，高高在上，为一己之私而让天下人劳碌奔波，胡乱作为以至劳民伤财，此则“圣人伤人”的具体表现。圣人一旦伤人，则各种小鬼便会纷纷登场，借机而给社会带去更多的伤害。蒲松龄的《促织》反映的正是这种社会病况。就说今日的世界，各国均追求经济增长点，其实有多少举动有益于社会？国家政策一旦失当，便有各路投机者推波助澜，其结果自然是危害全社会。这便是圣人与鬼神交相伤人。
第六十一章
【原文】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臆解】
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能汇纳百川，如同那雌性柔弱而安静，成为天下士民心所向往之邦。雌柔常凭借虚静而战胜雄强，因为好虚静，所以能处卑下而不争，则万物自动归往。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礼让，就能取得小国的信任和依赖；小国对大国谦下礼让，就能取悦于大国而得到信任与依靠。所以要么是大国凭谦下而取得小国的信任，要么是小国凭谦下而见容于大国。大国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小国归附，而取得统治权，小国的目的不过是想取得大国的庇护，进而保全自己。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凭谦卑的态度都能得到各自所想要的，大国特别应该谦卑礼让。
【评说】
眼见了当时的诸侯兼并战争给天下带来的灾难，老子设想一种大国与小国间的理想邦交关系：大国以谦卑礼让而使小国归附，小国以谦卑礼让而得到大国的庇护。《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旧时保之。’”事实上，不经过战争，国家之间难得实现自然的融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天下百姓，而在于各诸侯国的国君。谁不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所以天下总是断不了战争，老子的理想邦交关系也只能停留在书面之上。比如三国时期，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如果东吴的孙权集团放弃战争，选择归顺朝廷，哪有后来几十年的战乱？宋太祖立国之初，割据漳州和泉州的平海军节度陈洪进主动纳土，太宗授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府第留居京师；任命陈洪进大儿子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二儿子文顗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吴越王钱俶也主动上表称臣，取销王号，同时将十多万军队及其所辖十三州之地进献给朝廷。由于陈洪进与钱俶两人的审时度势，天下得以和平统一，避免了生灵涂炭。说到底，战争是统治阶层间利益的角逐与较量，百姓只是被动的参与者，而到最后，一切的苦难还是由百姓承担。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老子才提出这样的邦交策略，只可惜，无论是大小国君主，没有几人听得进这位老人的心语。甚至后世无数学人，也没有几个能走进他的内心，包括孔子。所以，中国有这样的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殊不知，在玉碎之时，常常要搭进多少无辜者的生命？最无耻如何新之流，把“大邦者下流”解释为“大国要居于江河的下流”，居然也敢出书解读老子。
第六十二章
【原文】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臆解】
大道是天下万物之宗，心地善良的人们视之为宝，遵从而不违逆，不善之人也可以得到道的救助而保全。这里的善有言与行两层含义：美好的言辞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美好的品行可以得到人们的拥戴。即使是有人不良善，亦当依道来实施教化，有什么理由弃之不顾呢？正是出于管理与教化的需要，所以人们才拥立天子，选置三公。天子与三公虽有双手合围的玉壁以显示财富，出行的马车前边奔驰着四匹马以彰显权势，他们用这种办法装点威严，以期震慑并统治百姓，使百姓自觉地臣服，其实远不如安静下来修身养性，学习并领悟这大道，从而依道来统御与教化天下。古人之所以珍视这大道，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依顺大道而求有所得，罪有所免吗？所以大道被天下人视为最珍贵之物，在大道面前，财富与权势都不值得一提。
【评说】
“道”虽无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却时时在主宰着天地万物，所以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间最值得人们珍视的。南怀瑾先生认为“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善人化于道，则求善得善，有罪者化于道，则免恶入善。“道”并不仅仅是为善良之人所领悟，不善者也不会被道所抛弃，只要他们有朝一日能静心向道，深切体会“道”的精髓要义，即使有罪过也是可以免除的。比如说杀人犯，如果真心悔过，即使最终不免一死，起码可以得到心灵的解脱。老子在这里给人们包括有罪之人提供了新的出路，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想法与佛教所宣扬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观点，还有孔子所言“君子过而能改”的说法意思极其相近。在本章，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在老子看来，“立天子，置三公”，其目的就在于教化“不善人”，而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任由他们作威作福，凭借权势来奴役天下百姓。因而为官者无论官居何职，都不可不思虑自己的职责所在：“行不言之教”而化育天下。只是后世统治者很少有人懂得这一观念。司马光《涑水纪闻》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就算是身为大臣，皇帝都可以随意辱骂殴打，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左晓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责任编校：李发舜
【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臆解】
治理国家要走正道，指挥军队要用奇谋，谋取天下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理由如次：天下的所谓礼仪禁忌太多，百姓不能专心生计，也就越来越贫困；很多人手中拥有了利己的权力，有能为者各行其是，则国家就会陷于混乱；民众多智慧与奇巧技能，各种与人生基本需求无关的新奇物事就会不断涌现；令烦则奸生，禁多则下诈，盗贼自然就多。所以圣人说：我遵天道顺其自然而行，不好施设作为，百姓就会自我化育；我喜好淡泊宁静，不空言教化，百姓也会自然走上正道；我不无事生非瞎折腾，轻徭薄赋，百姓就会安居乐业而趋富裕；我清心淡欲，不逐名利，百姓也会随我而变得自然质朴。
【评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的日渐丰富，人的欲望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名利心重而淳朴的民风必然被败坏，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会因为物质的丰富与新奇物事的涌现而有所增长。基于这一预见，老子极力主张“无为”、“好静”、“无欲”，但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从“有为”中得了益处，又怎么能归心而向静呢？因而，在今天，我们要正视这一现实，倡导新的社会价值观与生活观，既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新奇物事的好奇心与追求，又要适度控制人们无止境的贪欲，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致于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度破坏。
第五十八章
【原文】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臆解】
一个国家的政令宽宏，似乎糊里糊涂，不要求民众应该这样或不应该那样，民众反而会淳朴厚道；一个国家的政令繁多，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所限制，会让民众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行，民众就会变得奸猾狡诈。人遭祸事而能责己悔过，修身行道，那么就会祸去而福自来；人因得福而骄横恣肆，狂妄胡为，那么也会福离而祸至。祸福常相因相循，谁知道怎么才能永葆福运？难道就没有永远的福祉吗？为什么正道常变成了奇邪之道，好事反倒又成了祸端？世人迷惑于祸福相因循之理，已经很久了。所以圣人只以端方正直导物导人舍弃邪行，不会采用极端手段损害品行不端者；以自己的廉洁清静少私寡欲以教化民众，不会强迫他人一定要像自己一样以致伤及那些有贪欲者；直率公平，接物待人平和而不放肆；虽外表光鲜，但行事常如暗昧，从不炫耀于他人。
【评说】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冯友兰先生指出：“照老子所讲的，好像不必有主观的努力，祸自动也可以转化为福；虽然有主观的努力，福也必然转化为祸。这是不合事实的。老子的这种思想，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的表现。他们失去了过去的一切，自以为是处在祸中，但又无力反抗，只希望它自动地会转化为福。老子认为对立面既然互相转化，因此就很难确定那一方面是正，那一方面是负。这样的‘其无正’的思想，就对相对主义开了一个大门。后来庄子即由此落入相对主义。”对于这样的批评，我持否定态度，老子怎么就是说祸福不需条件而自行转化呢？这明显是强词夺理。对于简洁的古文进行解读，要考虑当时的语言环境与条件，仅靠直译是行不通的，更多的时候需要臆解，要与人物进行深心的交流。认为老子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的表现，那更是可笑至极。不过，我能理解他何以有此无知之论，因为他生活的时代造就了他狭隘的思想，这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悲哀。
第五十九章
【原文】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臆解】
治理国家，教化民众，敬奉上天，没有什么是比节俭与惜物更为重要的。只有懂得了节俭与惜物的重要，并把它作为生活方式，这才是悟道的前提与根本。有这了个前提与根本，这才可以称之为重视积累德行。人若能重视积累德行，顺应天地之道，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攻克的；没有什么不能攻克，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德行到底有多高，不知道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没有人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就可以成为君主，拥有国家；而懂得了治国的根本在于节俭与重积德，国家才可以长治而久安。这就好比树木，根扎入地下越深，枝叶就越坚固不可动摇，这是可以长久生存，永远观照后世的大道。
【评说】
大凡有所作为的领袖人物，无不想着富国强兵，然而，怎样才算是富？是不是无论什么都要多多益善？其实，不是这样。富也要有度，过了极限，那就不是富而是祸。节用爱民才是立国之本，即便是富日子也一定要穷过。这道理只有少数明白治国之道的人才清楚。只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很多人一旦身居高位便会犯糊涂，也再难节俭，所以常导致一种结果，任何一个朝代建立以后，权势者便开始腐化，追求物质的享受，争名夺利而不休，最终必然是民不富国不强，天下动乱，权倾国覆。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老子所希望的“长生久视之道”其实根本不存在，就算周王朝有八百年的天下，还不是为秦所灭？不过，老子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现实的，他所阐述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然也不会发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样的感叹。至于后世所谓道教养生家与气功家，妄图据此而求得长生，那只能说是荒谬，不值一提。
第六十章
【原文】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臆解】
治理大国就要像烹饪小鱼无须去肠挠鳞一样，应力戒烦扰。圣人遵循大道无为而治天下，社会清明没有弊政，各种妖魔鬼怪就不会显灵。并不是说妖魔鬼怪完全消失不灵验，而是纵使出现也对大众构不成伤害与威胁。也并不是说妖魔鬼怪不会伤害人，关键是圣人有道不会伤害人。这两方面都不加害于人，那便是天下有道，百姓可以沐浴德的恩泽乐享太平。
【评说】
从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这里所说的鬼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鬼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鬼代表社会上的奸邪小人，神是灵验的意思，指奸邪小人得志为害社会。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清明，社会政治制度健全，那便是圣人不伤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奸邪小人如何伤人？世道之所以混乱，各种社会弊端纷呈，关键是社会制度使然，各类投机者有机可乘，则普通百姓便要跟着遭殃。今世之所谓圣人，高高在上，为一己之私而让天下人劳碌奔波，胡乱作为以至劳民伤财，此则“圣人伤人”的具体表现。圣人一旦伤人，则各种小鬼便会纷纷登场，借机而给社会带去更多的伤害。蒲松龄的《促织》反映的正是这种社会病况。就说今日的世界，各国均追求经济增长点，其实有多少举动有益于社会？国家政策一旦失当，便有各路投机者推波助澜，其结果自然是危害全社会。这便是圣人与鬼神交相伤人。
第六十一章
【原文】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臆解】
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能汇纳百川，如同那雌性柔弱而安静，成为天下士民心所向往之邦。雌柔常凭借虚静而战胜雄强，因为好虚静，所以能处卑下而不争，则万物自动归往。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礼让，就能取得小国的信任和依赖；小国对大国谦下礼让，就能取悦于大国而得到信任与依靠。所以要么是大国凭谦下而取得小国的信任，要么是小国凭谦下而见容于大国。大国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小国归附，而取得统治权，小国的目的不过是想取得大国的庇护，进而保全自己。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凭谦卑的态度都能得到各自所想要的，大国特别应该谦卑礼让。
【评说】
眼见了当时的诸侯兼并战争给天下带来的灾难，老子设想一种大国与小国间的理想邦交关系：大国以谦卑礼让而使小国归附，小国以谦卑礼让而得到大国的庇护。《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旧时保之。’”事实上，不经过战争，国家之间难得实现自然的融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天下百姓，而在于各诸侯国的国君。谁不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所以天下总是断不了战争，老子的理想邦交关系也只能停留在书面之上。比如三国时期，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如果东吴的孙权集团放弃战争，选择归顺朝廷，哪有后来几十年的战乱？宋太祖立国之初，割据漳州和泉州的平海军节度陈洪进主动纳土，太宗授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府第留居京师；任命陈洪进大儿子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二儿子文顗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吴越王钱俶也主动上表称臣，取销王号，同时将十多万军队及其所辖十三州之地进献给朝廷。由于陈洪进与钱俶两人的审时度势，天下得以和平统一，避免了生灵涂炭。说到底，战争是统治阶层间利益的角逐与较量，百姓只是被动的参与者，而到最后，一切的苦难还是由百姓承担。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老子才提出这样的邦交策略，只可惜，无论是大小国君主，没有几人听得进这位老人的心语。甚至后世无数学人，也没有几个能走进他的内心，包括孔子。所以，中国有这样的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殊不知，在玉碎之时，常常要搭进多少无辜者的生命？最无耻如何新之流，把“大邦者下流”解释为“大国要居于江河的下流”，居然也敢出书解读老子。
第六十二章
【原文】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臆解】
大道是天下万物之宗，心地善良的人们视之为宝，遵从而不违逆，不善之人也可以得到道的救助而保全。这里的善有言与行两层含义：美好的言辞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美好的品行可以得到人们的拥戴。即使是有人不良善，亦当依道来实施教化，有什么理由弃之不顾呢？正是出于管理与教化的需要，所以人们才拥立天子，选置三公。天子与三公虽有双手合围的玉壁以显示财富，出行的马车前边奔驰着四匹马以彰显权势，他们用这种办法装点威严，以期震慑并统治百姓，使百姓自觉地臣服，其实远不如安静下来修身养性，学习并领悟这大道，从而依道来统御与教化天下。古人之所以珍视这大道，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依顺大道而求有所得，罪有所免吗？所以大道被天下人视为最珍贵之物，在大道面前，财富与权势都不值得一提。
【评说】
“道”虽无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却时时在主宰着天地万物，所以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间最值得人们珍视的。南怀瑾先生认为“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善人化于道，则求善得善，有罪者化于道，则免恶入善。“道”并不仅仅是为善良之人所领悟，不善者也不会被道所抛弃，只要他们有朝一日能静心向道，深切体会“道”的精髓要义，即使有罪过也是可以免除的。比如说杀人犯，如果真心悔过，即使最终不免一死，起码可以得到心灵的解脱。老子在这里给人们包括有罪之人提供了新的出路，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想法与佛教所宣扬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观点，还有孔子所言“君子过而能改”的说法意思极其相近。在本章，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在老子看来，“立天子，置三公”，其目的就在于教化“不善人”，而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任由他们作威作福，凭借权势来奴役天下百姓。因而为官者无论官居何职，都不可不思虑自己的职责所在：“行不言之教”而化育天下。只是后世统治者很少有人懂得这一观念。司马光《涑水纪闻》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就算是身为大臣，皇帝都可以随意辱骂殴打，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左晓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责任编校：李发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