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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其实是中国当前的优势，而非问题所在。
在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且常因其“高歌猛进”的态势，被长期诟病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实际上，认真分析国情后会发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其实是中国当前的优势，而非问题所在。
当下，中国经济处于深度换挡的“三期叠加”时期，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已经引发了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多少发展后劲，已深刻影响着全球竞争格局，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
那么，在早年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今天，中国是否可以利用前述“三高”作为优势？如何深度剖析“三高”背后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中国优势”？又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再造新的“中国优势”？
“三高”从何而来
在中国，高储蓄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二是人口结构变化。
首先，是改革开放释放了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使得全社会各类生产要素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尤其是劳动要素。随着农村家庭联创承包责任制的展开，按劳计酬、工厂承包和股份制等制度的不断改革，生产率随之提高。而后，随着收入增加和边际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企业和政府储蓄也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快速增长，制度红利不断释放。
其次是人口红利。中国高储蓄的形成及高储蓄、高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红利意味着在社会人口结构中，生产者占比增加，消费者占比减少，进而社会剩余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地集中释放，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社会劳动力剩余快速上升，导致储蓄增加。所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促成高储蓄现状的一大因素。
进一步说，宏观经济层面上，有了高储蓄就要求有高投资。在经济发展层面上，有了高储蓄就可以进行高投资。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资本，而资本的形成源自于储蓄，储蓄是资本的源泉，储蓄、投资和增长，三者相辅相成。因而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了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创造了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发展这一“中国奇迹”。
如何再造“中国优势”
然而，前述“中国优势”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由特殊的人口结构带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再造中国优势，并把中国优势利用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再造中国优势有三大途径。
其一是扩投资。充分利用现有的高储蓄优势，将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所需的各种基础设施，尤其是应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更需要扩大与老龄化相关的投资，要提高投资效率，避免资源浪费。
第二是推改革。如前所述，高储蓄一部分源于制度红利，而现阶段我国还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掣肘，需要深化改革，释放出制度红利的最大潜能。
第三是促创新。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是再创中国优势的关键举措，而所谓创新也离不开投资，即是利用现在的高储蓄、高投资来推动创新发展，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加大重点领域研究的投入力度。
可以说，通过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三大优势，能够提升并再造中国现有的优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八个方面亟待纠偏
在中国，高储蓄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二是人口结构变化。
事实上，中国经济当下最大的问题，既非经济下行的表象，也非宏观政策的积弊，而是一部分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和观点问题，总体上可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一些官员和学者将高储蓄、高增长看作是问题，而非中国的优势。
其二，一些观点往往将中国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把高储蓄的来源归结为低消费，得出中国现在高储蓄、低消费的结论。
其三，混淆经济增长的动力。把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等同起来，因此片面地以为通过刺激消费可以刺激增长。实际上，现实增长和消费成正比，而潜在增长和消费成反比。
其四，害怕高投资，将高投资与投资效率低下、存在腐败和带来环境问题等混为一谈。
其五，混淆诸如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来源等基础性问题，以及简单理解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
其六，忽略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这些产业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
其七，运用行政思维去简单判断产能过剩，并指望借助行政方式去消除过剩。
其八，对现阶段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放松，轻视发展仍是硬道理。
只要对上述问题冷静思考、客观分析，中国经济势必会走上更理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新优势也势必会逐步形成。
必须意识到，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政策实施;没有正确的政策，社会就不敢投资，实体经济就很难发展;若实体经济发展缓慢，稳定的经济增速就难以维持，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后劲匮乏，进入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将政策理论引向正确的道路。唯有如此，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创造出一个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行长，由本刊实习记者龚琬茹据其发言整理）
在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且常因其“高歌猛进”的态势，被长期诟病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实际上，认真分析国情后会发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其实是中国当前的优势，而非问题所在。
当下，中国经济处于深度换挡的“三期叠加”时期，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已经引发了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多少发展后劲，已深刻影响着全球竞争格局，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
那么，在早年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今天，中国是否可以利用前述“三高”作为优势？如何深度剖析“三高”背后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中国优势”？又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再造新的“中国优势”？
“三高”从何而来
在中国，高储蓄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二是人口结构变化。
首先，是改革开放释放了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使得全社会各类生产要素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尤其是劳动要素。随着农村家庭联创承包责任制的展开，按劳计酬、工厂承包和股份制等制度的不断改革，生产率随之提高。而后，随着收入增加和边际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企业和政府储蓄也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快速增长，制度红利不断释放。
其次是人口红利。中国高储蓄的形成及高储蓄、高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红利意味着在社会人口结构中，生产者占比增加，消费者占比减少，进而社会剩余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地集中释放，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社会劳动力剩余快速上升，导致储蓄增加。所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促成高储蓄现状的一大因素。
进一步说，宏观经济层面上，有了高储蓄就要求有高投资。在经济发展层面上，有了高储蓄就可以进行高投资。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资本，而资本的形成源自于储蓄，储蓄是资本的源泉，储蓄、投资和增长，三者相辅相成。因而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了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创造了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发展这一“中国奇迹”。
如何再造“中国优势”
然而，前述“中国优势”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由特殊的人口结构带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再造中国优势，并把中国优势利用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再造中国优势有三大途径。
其一是扩投资。充分利用现有的高储蓄优势，将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所需的各种基础设施，尤其是应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更需要扩大与老龄化相关的投资，要提高投资效率，避免资源浪费。
第二是推改革。如前所述，高储蓄一部分源于制度红利，而现阶段我国还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掣肘，需要深化改革，释放出制度红利的最大潜能。
第三是促创新。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是再创中国优势的关键举措，而所谓创新也离不开投资，即是利用现在的高储蓄、高投资来推动创新发展，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加大重点领域研究的投入力度。
可以说，通过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三大优势，能够提升并再造中国现有的优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八个方面亟待纠偏
事实上，中国经济当下最大的问题，既非经济下行的表象，也非宏观政策的积弊，而是一部分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和观点问题，总体上可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一些官员和学者将高储蓄、高增长看作是问题，而非中国的优势。
其二，一些观点往往将中国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把高储蓄的来源归结为低消费，得出中国现在高储蓄、低消费的结论。
其三，混淆经济增长的动力。把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等同起来，因此片面地以为通过刺激消费可以刺激增长。实际上，现实增长和消费成正比，而潜在增长和消费成反比。
其四，害怕高投资，将高投资与投资效率低下、存在腐败和带来环境问题等混为一谈。
其五，混淆诸如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来源等基础性问题，以及简单理解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
其六，忽略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这些产业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
其七，运用行政思维去简单判断产能过剩，并指望借助行政方式去消除过剩。
其八，对现阶段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放松，轻视发展仍是硬道理。
只要对上述问题冷静思考、客观分析，中国经济势必会走上更理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新优势也势必会逐步形成。
必须意识到，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政策实施;没有正确的政策，社会就不敢投资，实体经济就很难发展;若实体经济发展缓慢，稳定的经济增速就难以维持，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后劲匮乏，进入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将政策理论引向正确的道路。唯有如此，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创造出一个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行长，由本刊实习记者龚琬茹据其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