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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1955年的中国青年志愿垦荒运动，至今已过去60年。这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壮举，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孙永贵之子、共青农场审计科科长、“垦二代”孙国君而言，波澜壮阔的篇章则浓缩为家族的脉络与传承，是镌刻在三代人生命中的印记。
初夏时节，记者到青苗葱郁的共青农场采访孙国君。从农场场部机关出发，他带着记者驱车行驶在双向四车道的共青大道上，路边的新柳在北方响晴的天空下舒枝展叶。“这条路原来9米宽，现在22米宽。我住的小区，是2011年新盖的，东边曾经是我工作过的木材厂 ，目前则是农场最大的超市，再往东以前都是荒草甸子，而今已经建起30多栋住宅楼，成为一座新小区。我们幸福指数‘噌’地提高了。”孙国君一路介绍道，这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兴奋地像个孩子。
坐在孙国君2011年搬迁的楼房家中，采访的话题就从这一路一屋的变迁开始，一直延伸到远方。
“我的父亲是‘铁人’”
“我的父亲是‘铁人’。”孙国君的讲述，从父亲孙永贵“孙铁人”开始。
孙永贵是哈尔滨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1955年8月3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队员向黑龙江萝北荒原出发，受此鼓舞，哈尔滨市各界青年纷纷写下申请书。在哈尔滨市青年宫当建筑工人的孙永贵代表哈尔滨南岗区青年工人，向市里申请到边疆垦荒。当年10月10日，时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多次接见队员，勉励大家说：“你们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青年集体开荒，你们是全国第一批开拓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0月27日晚上8点25分，孙永贵和其他103名先遣队员，高举垦荒大旗，在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几百人的送行中乘上北往的火车，向荒地进军。
孙永贵是带着未婚妻何淑英一起到萝北、走向选择的人生之路的。第二年，他们在哈尔滨青年集体农庄的“马架子”（东北地区一种窝棚）中喜结连理，队员们凑份子给这对新人送了好几样礼物，其中一架三五牌座钟至今摆放在何淑英的房间里，成为这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光阴见证。1957年，孙永贵的大女儿出生，成为垦荒队第一批孩子，胡耀邦提出“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的希望，陆续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广袤沃野上变成现实。
1963年，孙国君在农场出生，他是孙永贵和何淑英最小的孩子。孙国君记忆中的父母，只剩下忙碌的背影。“父亲原来在连队时就非常能干，后来从垒起的砖坯上掉下来，腿部受伤，痊愈后就有点儿拐。我们小时候，父母在场部建筑公司上班，现在我们马路对面的场部工会楼，就是我父亲1979年、1980年领着大家盖的。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全靠肩挑人扛，我母亲都五十多岁了，还挑灰桶往楼上送灰呢。父亲是建筑队队长，长年累月起早贪黑领着队员干活，积劳成疾。”
“孙铁人”的称号由此而来。孙永贵在垦荒时期受过的苦，跟其他队员一样多。建设时期，他依然以今天青年难以理解的劲头儿玩命地干。同为哈尔滨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的梅树生，生前曾在回忆文章中记录这段往事：“孙永贵，哈尔滨垦荒队发起人之一，是一位建设北大荒的铁人。哈尔滨庄的栋栋房屋都洒下了他生前的血汗。他常常绘图到深夜，东方发白就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他是块钢一样的硬汉。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医院的门诊部见到他脸色蜡黄、手里拿着住院通知单艰难地靠在墙上，我当即找了小车将他送到住院部。经诊断，他是心脏病复发，医生进行了急救。待他稍微平静些，我就回到离医院不远的家，等我把饭拿来给他时，他已离开医院又去上班了。过些时间，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抬着保险柜，累得满头大汗，艰难地往前一步一步地挪动，在过门口时，1000多斤重的保险柜落在他和另一位同志的肩上，一个健康的青年肩上压着几百斤是可以办到的，可落到一个年近50岁的病人身上，要承受多大的危险啊！”
1984年，中国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前夕，刚刚办理退养手续一个月的孙永贵病逝，长眠于这片他奉献了全部青春和生命的北疆热土。“父亲常年劳累，积劳成疾，去世时才53岁。那年我20岁。父母感情很好，有一段时间却老吵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父亲喝酒，虽然不算喝得量大的，但是喝得频繁。现在我理解了，喝酒是他唯一排解劳累、补充体力的方式啊。”而今也是半百之年的孙国君陷入静默，半晌不语，眼眶湿润。
纵然时间具有巨大的消解力，但并非可以淹没和遗忘一切事物。2005年，刘永新、付乃瑞等老垦荒队员自发为孙永贵树了一座碑。碑不高，水泥砌成，上面是老队员们亲自撰写的碑文“为人正直、肯干认真……”他们特意把碑立在垦荒时期哈尔滨队第一位牺牲的队员墓地的旁边，作为永生的纪念。
“我是共青的孩子”
“我是共青的孩子，耳闻目睹父母的苦干精神长大。”“垦二代”孙国君在共青农场出生，至今没有离开这片土地。1981年从农场的高中毕业时，他是那一年53名毕业生中唯一考上中专的学生，进入黑龙江赵光农机校会计专业学习。“农机校位于赵光农场，赵光农场是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一年后，赵光农机校与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合并成立黑龙江农垦经济学校，我又在佳木斯学了一年。”1983年，中专毕业的他听从父母的意见回到共青农场，将自己的青春安放在父辈开垦的沃野上。
孙国君的第一份工作是被分到农垦局第15连当会计。“工作环境很艰苦，我还算住得近的，家离连部3公里，每天骑自行车去单位。1984年年终决算时，赶上下大雪，积雪四五十公分深，只能趟着没膝的大雪步行上班。”
1984年5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共青农场筹办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庆典活动，并为晚会点燃篝火。同样在这一年，黑龙江农垦区借鉴农场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试办一批家庭农场。这意味着国营农场要打破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端掉农场职工手中的“大锅饭”，由原来的统营向承包制转变。孙国君记得，“最初是试点，叫承包大组，就是十几个人合伙承包土地。到1986年，就开始真正把地分到各家各户了”。 “开始大家肯定不适应，那时有个说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孙国君看到，原来统营时，大家一起播种、收割、晒麦子的场面不见了；下雨时，大家在农场广播的招呼下去抢场的身影不见了；大家在晒场上一起干活，休息时一起打闹开玩笑的温暖感也不见了。“当时一个连大概三四百人，场院上一干活热热闹闹的，大组时还可以，到1986年个人承包之后的快节奏，大家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过，另一种集体感在慢慢形成。”
而今回首，“垦二代”们接棒时，共青农场已不再如父辈开荒创业时的轰轰烈烈，而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又需要他们在迎头赶上、经历变革的同时坚守精神。在时代越来越快、不断前行的步伐里，他们鼓起勇气接受变革，成为体制的拓荒者，努力在各种新挑战中寻找属于新一代垦荒精神的坐标。
有的人走出去了，孙国君选择留下来。1986年，他从15连调入农场木材厂继续当会计。“1990年代初期，农场搞基本建设时的很多东西需要木材厂做，而且我们自己也联系很多业务，比如为造纸厂做他们放纸张用的木夹板、玻璃箱等，当时我们厂跟洛阳、周口的好几家工厂都有联系，经营状况还可以，能够保证工资，就是工作特别忙，很辛苦。”孙国君说在木材厂的8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是从上班就马不停蹄地干活。因为都是手工算账，没有微机，每个月结账都是用算盘打出来的。每月月初要给领导拿出分析数据，到月底还要加班算账，给上级单位报工人的计件工资。“加班都是正常事，好像人不那么斤斤计较。”
1993年，孙国君再次工作调动进入场部机关计财科，此后历任计财科主管会计、科长，2013年起轮岗担任审计科长。从管理一个厂的财务到管理全农场27个连队还有10多个单位的会计核算；从手工核算、全科20多人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年决算大“会战”，到微机准确快捷的统计报表，在孙国君经手的农场账单上，清晰地勾勒出共青农场过去十几年间的发展。
只是，真正的生活永远不会如数字显示得那般简单。孙国君也与共青一样，经受过改革带来的阵痛。“农场最难的几年，有时候开不出工资，大家心情都不好。幸亏我爱人从单位买断工龄后开了十几年饭店，补贴家里收入。现在干不动了，累得一身病。”
筚路蓝缕的征途上，孙国君也曾羡慕闯出去的人，在孙国君一个月挣几十块钱工资时，人家比自己的生活水平高出一大块。“可是，在最艰难的几年里，看不到希望也要坚持。我们笑着说，上班有瘾，没钱也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政策允许垦荒青年子女中可以有一个回城，我家里我最小，那时也已经参加工作，因此全家都放弃了这个机会，没人回哈尔滨，现在也不后悔。我是共青的孩子，我觉得，还是北大荒好。”
三代人的共青
一个甲子的光阴倏然而过，孙国君的女儿也出生、成长、工作在共青，听着奶奶讲垦荒故事长大，被称为“垦三代”。在孙国君眼里，这个“80后”的孩子好像并不能像自己这一辈人理解垦荒精神，却同样能够捕捉到属于自己时代的责任使命。
如今，孙国君兄弟姐妹四人都工作生活在共青农场，个个事业有成。“女儿大了，母亲老了，农场富了，生活好了。”孙国君轻叹道。如他一样，每家每户、每个个体的经历，汇集成几代共青农场人的奋斗史。
2013年7月4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到共青农场视察，看望老垦荒队员、参观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后，称赞垦荒队队员是“创业火炬，青年先锋”。的确，“创业”与“先锋”是不同时代际遇下，这片土地上几代人不变的奋斗主题。
再翻开泛黄变脆的纸页，重温60年前哈尔滨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发起的垦荒公开信，拓荒者与他们的继承者已为这些字句赋予厚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不怕千辛万苦，以顽强的斗志和辛勤的劳动把荒地变成良田，把荒无人烟的草原建设成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用我们辛勤的劳动把荒原变成良田，让它为国家建设服务。”
“年轻时我理解的垦荒精神，就是我们共青作为垦荒第一场，要继承父母那一辈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品质。他们的奋斗，让我们坐享今天的生活。垦荒人的一辈子，在奉献中过去了，我们这一代要有自己的目标。最近5年，农场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挖掘垦荒精神，抓住机遇，为农场争取了很多机会，我们曾经淡化的自豪感又回来了。”坐在自家将近90平米的新房子里，孙国君在回忆与憧憬中讲完父辈和自己的故事，身后的白墙上，一幅大红福字静静地印证着他的话。
初夏时节，记者到青苗葱郁的共青农场采访孙国君。从农场场部机关出发，他带着记者驱车行驶在双向四车道的共青大道上，路边的新柳在北方响晴的天空下舒枝展叶。“这条路原来9米宽，现在22米宽。我住的小区，是2011年新盖的，东边曾经是我工作过的木材厂 ，目前则是农场最大的超市，再往东以前都是荒草甸子，而今已经建起30多栋住宅楼，成为一座新小区。我们幸福指数‘噌’地提高了。”孙国君一路介绍道，这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兴奋地像个孩子。
坐在孙国君2011年搬迁的楼房家中，采访的话题就从这一路一屋的变迁开始，一直延伸到远方。
“我的父亲是‘铁人’”
“我的父亲是‘铁人’。”孙国君的讲述，从父亲孙永贵“孙铁人”开始。
孙永贵是哈尔滨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1955年8月3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队员向黑龙江萝北荒原出发，受此鼓舞，哈尔滨市各界青年纷纷写下申请书。在哈尔滨市青年宫当建筑工人的孙永贵代表哈尔滨南岗区青年工人，向市里申请到边疆垦荒。当年10月10日，时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多次接见队员，勉励大家说：“你们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青年集体开荒，你们是全国第一批开拓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0月27日晚上8点25分，孙永贵和其他103名先遣队员，高举垦荒大旗，在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几百人的送行中乘上北往的火车，向荒地进军。
孙永贵是带着未婚妻何淑英一起到萝北、走向选择的人生之路的。第二年，他们在哈尔滨青年集体农庄的“马架子”（东北地区一种窝棚）中喜结连理，队员们凑份子给这对新人送了好几样礼物，其中一架三五牌座钟至今摆放在何淑英的房间里，成为这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光阴见证。1957年，孙永贵的大女儿出生，成为垦荒队第一批孩子，胡耀邦提出“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的希望，陆续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广袤沃野上变成现实。
1963年，孙国君在农场出生，他是孙永贵和何淑英最小的孩子。孙国君记忆中的父母，只剩下忙碌的背影。“父亲原来在连队时就非常能干，后来从垒起的砖坯上掉下来，腿部受伤，痊愈后就有点儿拐。我们小时候，父母在场部建筑公司上班，现在我们马路对面的场部工会楼，就是我父亲1979年、1980年领着大家盖的。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全靠肩挑人扛，我母亲都五十多岁了，还挑灰桶往楼上送灰呢。父亲是建筑队队长，长年累月起早贪黑领着队员干活，积劳成疾。”
“孙铁人”的称号由此而来。孙永贵在垦荒时期受过的苦，跟其他队员一样多。建设时期，他依然以今天青年难以理解的劲头儿玩命地干。同为哈尔滨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的梅树生，生前曾在回忆文章中记录这段往事：“孙永贵，哈尔滨垦荒队发起人之一，是一位建设北大荒的铁人。哈尔滨庄的栋栋房屋都洒下了他生前的血汗。他常常绘图到深夜，东方发白就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他是块钢一样的硬汉。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医院的门诊部见到他脸色蜡黄、手里拿着住院通知单艰难地靠在墙上，我当即找了小车将他送到住院部。经诊断，他是心脏病复发，医生进行了急救。待他稍微平静些，我就回到离医院不远的家，等我把饭拿来给他时，他已离开医院又去上班了。过些时间，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抬着保险柜，累得满头大汗，艰难地往前一步一步地挪动，在过门口时，1000多斤重的保险柜落在他和另一位同志的肩上，一个健康的青年肩上压着几百斤是可以办到的，可落到一个年近50岁的病人身上，要承受多大的危险啊！”
1984年，中国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前夕，刚刚办理退养手续一个月的孙永贵病逝，长眠于这片他奉献了全部青春和生命的北疆热土。“父亲常年劳累，积劳成疾，去世时才53岁。那年我20岁。父母感情很好，有一段时间却老吵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父亲喝酒，虽然不算喝得量大的，但是喝得频繁。现在我理解了，喝酒是他唯一排解劳累、补充体力的方式啊。”而今也是半百之年的孙国君陷入静默，半晌不语，眼眶湿润。
纵然时间具有巨大的消解力，但并非可以淹没和遗忘一切事物。2005年，刘永新、付乃瑞等老垦荒队员自发为孙永贵树了一座碑。碑不高，水泥砌成，上面是老队员们亲自撰写的碑文“为人正直、肯干认真……”他们特意把碑立在垦荒时期哈尔滨队第一位牺牲的队员墓地的旁边，作为永生的纪念。
“我是共青的孩子”
“我是共青的孩子，耳闻目睹父母的苦干精神长大。”“垦二代”孙国君在共青农场出生，至今没有离开这片土地。1981年从农场的高中毕业时，他是那一年53名毕业生中唯一考上中专的学生，进入黑龙江赵光农机校会计专业学习。“农机校位于赵光农场，赵光农场是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一年后，赵光农机校与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合并成立黑龙江农垦经济学校，我又在佳木斯学了一年。”1983年，中专毕业的他听从父母的意见回到共青农场，将自己的青春安放在父辈开垦的沃野上。
孙国君的第一份工作是被分到农垦局第15连当会计。“工作环境很艰苦，我还算住得近的，家离连部3公里，每天骑自行车去单位。1984年年终决算时，赶上下大雪，积雪四五十公分深，只能趟着没膝的大雪步行上班。”
1984年5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共青农场筹办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庆典活动，并为晚会点燃篝火。同样在这一年，黑龙江农垦区借鉴农场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试办一批家庭农场。这意味着国营农场要打破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端掉农场职工手中的“大锅饭”，由原来的统营向承包制转变。孙国君记得，“最初是试点，叫承包大组，就是十几个人合伙承包土地。到1986年，就开始真正把地分到各家各户了”。 “开始大家肯定不适应，那时有个说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孙国君看到，原来统营时，大家一起播种、收割、晒麦子的场面不见了；下雨时，大家在农场广播的招呼下去抢场的身影不见了；大家在晒场上一起干活，休息时一起打闹开玩笑的温暖感也不见了。“当时一个连大概三四百人，场院上一干活热热闹闹的，大组时还可以，到1986年个人承包之后的快节奏，大家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过，另一种集体感在慢慢形成。”
而今回首，“垦二代”们接棒时，共青农场已不再如父辈开荒创业时的轰轰烈烈，而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又需要他们在迎头赶上、经历变革的同时坚守精神。在时代越来越快、不断前行的步伐里，他们鼓起勇气接受变革，成为体制的拓荒者，努力在各种新挑战中寻找属于新一代垦荒精神的坐标。
有的人走出去了，孙国君选择留下来。1986年，他从15连调入农场木材厂继续当会计。“1990年代初期，农场搞基本建设时的很多东西需要木材厂做，而且我们自己也联系很多业务，比如为造纸厂做他们放纸张用的木夹板、玻璃箱等，当时我们厂跟洛阳、周口的好几家工厂都有联系，经营状况还可以，能够保证工资，就是工作特别忙，很辛苦。”孙国君说在木材厂的8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是从上班就马不停蹄地干活。因为都是手工算账，没有微机，每个月结账都是用算盘打出来的。每月月初要给领导拿出分析数据，到月底还要加班算账，给上级单位报工人的计件工资。“加班都是正常事，好像人不那么斤斤计较。”
1993年，孙国君再次工作调动进入场部机关计财科，此后历任计财科主管会计、科长，2013年起轮岗担任审计科长。从管理一个厂的财务到管理全农场27个连队还有10多个单位的会计核算；从手工核算、全科20多人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年决算大“会战”，到微机准确快捷的统计报表，在孙国君经手的农场账单上，清晰地勾勒出共青农场过去十几年间的发展。
只是，真正的生活永远不会如数字显示得那般简单。孙国君也与共青一样，经受过改革带来的阵痛。“农场最难的几年，有时候开不出工资，大家心情都不好。幸亏我爱人从单位买断工龄后开了十几年饭店，补贴家里收入。现在干不动了，累得一身病。”
筚路蓝缕的征途上，孙国君也曾羡慕闯出去的人，在孙国君一个月挣几十块钱工资时，人家比自己的生活水平高出一大块。“可是，在最艰难的几年里，看不到希望也要坚持。我们笑着说，上班有瘾，没钱也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政策允许垦荒青年子女中可以有一个回城，我家里我最小，那时也已经参加工作，因此全家都放弃了这个机会，没人回哈尔滨，现在也不后悔。我是共青的孩子，我觉得，还是北大荒好。”
三代人的共青
一个甲子的光阴倏然而过，孙国君的女儿也出生、成长、工作在共青，听着奶奶讲垦荒故事长大，被称为“垦三代”。在孙国君眼里，这个“80后”的孩子好像并不能像自己这一辈人理解垦荒精神，却同样能够捕捉到属于自己时代的责任使命。
如今，孙国君兄弟姐妹四人都工作生活在共青农场，个个事业有成。“女儿大了，母亲老了，农场富了，生活好了。”孙国君轻叹道。如他一样，每家每户、每个个体的经历，汇集成几代共青农场人的奋斗史。
2013年7月4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到共青农场视察，看望老垦荒队员、参观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后，称赞垦荒队队员是“创业火炬，青年先锋”。的确，“创业”与“先锋”是不同时代际遇下，这片土地上几代人不变的奋斗主题。
再翻开泛黄变脆的纸页，重温60年前哈尔滨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发起的垦荒公开信，拓荒者与他们的继承者已为这些字句赋予厚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不怕千辛万苦，以顽强的斗志和辛勤的劳动把荒地变成良田，把荒无人烟的草原建设成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用我们辛勤的劳动把荒原变成良田，让它为国家建设服务。”
“年轻时我理解的垦荒精神，就是我们共青作为垦荒第一场，要继承父母那一辈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品质。他们的奋斗，让我们坐享今天的生活。垦荒人的一辈子，在奉献中过去了，我们这一代要有自己的目标。最近5年，农场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挖掘垦荒精神，抓住机遇，为农场争取了很多机会，我们曾经淡化的自豪感又回来了。”坐在自家将近90平米的新房子里，孙国君在回忆与憧憬中讲完父辈和自己的故事，身后的白墙上，一幅大红福字静静地印证着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