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称中国明清小说为“奇书文体”，认为这种“奇书文体”的时空布局是以中国文化特有的时间经验和空间经验为基础构架布局，特别注意节令的时间处理，在节令中安排人物活动，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通过节令变化象征人生经验起落的美学意义。确实，节令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把握时间的方式，浸透着中国人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生活智慧，延续、传承着中华文明最稳定、最动情，也是最敏感的因子。在没有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前现代”历史中，冬去春来，花开花落，日出日落，月缺月圆，那时候白天是亮堂的，夜晚是漆黑的，天空是鸟儿撒欢的乐园，山野是秋风跳舞的场所……四季周而复始，岁时节令变化指导着农业种植，也实际安排着人们的生活節奏。进入现代文明以后，工业技术和后工业技术催生了多样化发明创造，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节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集约地，在提供了太多方便的同时，也把人们捆绑在狭小的空间和局促的时间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许多人开始幻想着“诗与远方”，走上了寻觅的道路，而怀旧——在情感上回到农业文明的生活中，成为文学艺术家寻觅诗与远方的主要方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许多散文作者突然回归“传统文化”，以岁时节令为线索，感怀童年生活时代的乡村生活，追忆乡土风情人物的纯净和淳朴，实现短暂“疏离”现代生活节奏、慰藉心灵的目的。《岁时帖》也是这样一篇散文。
　　《岁时帖》是一篇关于时间经验的叙述。作者从“清明”开始写起，度过立夏、端午、中秋、冬至、腊八、祭灶、祭祖来到春节，笔墨记叙大半年的岁时年节。岁时年节，指向相对固定的日期（所指时间），是一年中普通的一天。同时，岁时年节又不仅仅是所指时间，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情感记忆和生命价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具有强大而深邃的能指功能。清明节的时间位置在阳历四月五日前后，用阴历来算正处于阳春三月，正是踏青的好时节，而踏青郊游与扫墓祭祖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所以清明又称为踏青节、三月节、祭祖节，节气和节日叠合在一起，固定的时间（阳历四月五日）乘着情感的翅膀，飞跃千年，横跨九域，凝聚炎黄子孙情的共同情感。中秋节的所指时间是阴历八月十五，全球华人和汉字文化圈的民众，在这个月圆之夜，赏天上明月，祈求世间团圆美满，游子寄托思乡之情，离人倾诉别离之伤，拜月赏桂，吃团圆月饼，饮桂花酒，赋诗作词，行之弥远。当陈烽选择“岁时”作为叙事经络的时候，并没有陷入集体经验的“宏大叙事”，而是选择浙东乡村生活着的人物，以及他们在岁时年节的活动。母亲、父亲、彩英阿婆、阿红、阿毛娘、阿伟、村子里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这些出现在岁时年节“时间”中的人物，既沐浴在中国岁时年节文化的氛围中，也是中国乡村文明的传承锁链上的一个一个小小的点。他们从长辈那里继承了岁时年节仪式规范和情感经验，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为自我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并在20世纪的浙东乡村这个具体的时空域界中，在日常生活中，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地践行着中华岁时年节文化积淀的深厚内涵。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父亲母亲彩英阿婆等人的不息传习，中国岁时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浓厚情感，才能一代一代地行走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就此而言，这些乡村的普通人，既是一个一个具体人物，也是身处于中华文明“深层结构”中历史的传承者。
　　《岁时帖》是一篇关于民俗风情的叙述。在乡村，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是随着岁时节令变化的，陈峰记述了浙东乡村与节令相关的生产和生活习俗，绘制浙东民俗风情画卷。清明时节，全球炎黄子孙祭祖，各地因地制宜，产生了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对江南乡村而言，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当然是采茶，抓紧时间采摘明前茶，城里爱喝茶的人士翘首期盼的啊，商家们早就制定了明前茶销售计划。清明节祭祖，远在城里的叔叔回到家乡，全家人忙碌而快乐着。做麻糍的习俗流传已久，当季的艾叶与蒸熟的糯米混合在一起，还有松花粉撒在上面，绵软如婴儿皮肤，香气满满。一家人带上麻糍、塌豆腐、炒蛋、粉丝羮、油煎小黄鱼，来到祖宗坟前一份给祭奠宗族，一份敬献土地公公。立夏是进补的时节，吃茶叶蛋，还有拄蛋比赛;吃田螺，眼睛会大而明亮;吃山笋健脚劲，焖倭豆饭，吃乌米饭，年轻后生补充身体能量，健康成长。“五月白糖搵粽子”，端午节晒雄黄酒，插蕲艾，挂菖蒲。中秋佳节提前半个月做各种馅的苏式月饼，炖煮鸭子芋艿，还有“桂花蒸”之夜。冬至时节晒太阳，晾被褥，磨糯米粉，各家忙忙碌碌准备冬储。腊月时节“浆板睡进被窝里”，蒸年糕拉开迎接新年的序幕。这些关于风俗的记述，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特别是各种江南美食，勾人馋虫，对于孩子更有吸引力。在作者平稳有致的叙述中，让我们看到江南乡村日常生活细节，也感受到作者一种难舍的眷恋。这种眷恋，是对即将逝去（或者已经逝去）生活的一种怀念，也许是一种旧梦重温。踏入往昔梦境中，感受着童年时代的风趣、淳朴，一梦醒来，却不免感伤，有点“追忆逝水年华”的味道。时间，过滤了曾经丰富多彩的日子，淘洗着人，也淘洗着事。当进入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时候，那种自给自足、乐在其中的乡村生活场景，也就日渐稀少。许多并不遥远的“过去”鲜活生动的民俗活动，已经进入了博物馆、展览馆，有些成为旅游景区、人造“古镇”的旅游表演节目，这些民俗事项已经不是“活”在日常生活中，而是被“保护”起来，像金丝雀被“圈养”了。当童年、少年时期亲身参与的民俗活动进入博物馆、展览馆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人”也即将进入属于自己的“博物馆”？这样说来，民俗叙事何尝不是一种时间叙事，也许是一种更为感伤的时间叙事。
　　“时间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爱·摩·福斯特这句话即便不是针对人类所有时间观念而说的，也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人类对时间和生命的恐惧又无奈。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具有不可逆的特点，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实践获得自由，但始终无法跳出时间的限制。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自然界时间法则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时间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联系，自然既是人类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的上帝。在人类一切关于生命的记忆中，融合自然大道的“天人合一”与超越自然限制的“人定胜天”长期并存，农业社会那种迂缓舒适、自由娴雅的节奏和情怀，常常通过文艺作品传达出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处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后，缅怀、追忆农业社会条件下的生命体验，钩沉乡村生活的童年情感，借以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复归”，在怀旧的快乐和伤感中，短暂地梳理“当下”生活和生命状态。于是，催生了《岁时帖》这一类文学作品，用怀旧的笔墨书写童年时代乡村生活的快乐，带着伤感的情绪向那些乡村的人和事告别，传达时代风云变幻中个体或群体的情感记忆。
　　看来，人还是敌不过时间。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