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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离骚》《招魂》等结尾处的“乱曰”是《楚辞》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其含义及得名原因，众说纷纭。根据《楚辞》自身发展规律及出土文献材料，“乱”是古代乐歌体制的遗留，指乐歌的最后一章。从训诂学、古文字学角度看，“乱”有“合乐”之义。乐歌最后一章的演奏形式为合奏，所以乐歌的最后一章可称为“乱”。
[关键词]楚辞；乱；出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207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58-04
《离骚》《九章》之《涉江》《哀郢》《抽思》《怀沙》，以及《招魂》等结尾处皆以
一段短歌结束，且每一短歌前皆冠以“乱曰”二字。“曰”字较好理解，而“乱”为何义，又因何而得名，学者意见较为分歧。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做出新的解释。
一、“乱”之含义
关于“乱”之含义，传统上主要有五种说法：
第一，“治理说”。汉儒王逸为《离骚》之“乱”作注曰：“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敶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兴祖亦曰：“《国语》云：‘其辑之乱。’辑，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离骚》有乱有重。乱者，总理一赋之终。”[1] （p.47）
第二，“乐之卒章说”。很多学者认为“乱”与音乐有关，指乐曲的最后一章。如李陈玉曰：“凡曲终曰乱。盖八音竞奏，以收众声之成。”[2] （p.700）高亨云：“乱，原是用在乐歌上的一个词汇，一个乐歌的末端叫做乱，等于后代所谓‘尾声’。大概乐歌到了末端，是乐器杂作，大家齐唱，所以叫作乱。”[3] （p.46）
第三，“调合说”。还有一些学者将上引二说结合起来考虑，如游国恩云：“乱为节乐之名，亦有整治之意。”[4] （p.497）
第四，“字误说”。郭沫若认为，“乱”是“辞”字之误，“乱曰”即“辞曰”。[5] （p.41）
第五，“通假说”。易重廉认为， “乱”当读为“申”。 [6] （p.57-60）路百占认为，“乱”当读为“叹”。 [7] （p.17）
在上引五种说法中，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第一种说法以“理”解“乱”，从训诂上看是有根据的。《说文·乙部》：“乱，治也。”《书·皋陶谟》：“乱而敬。”孔安国注：“乱，治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乱臣十人。”杜预注：“乱，治也。”虽然“乱”可解释为“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楚辞》中的“乱”就一定要解为“理”。对此，蒋骥曾说过：“旧解‘乱’为总理一赋之终。今按《离骚》二十五篇，乱词六见，惟《怀沙》总申前意，小具一篇结构，可以总理言。《骚经》《招魂》，则引归本旨；《涉江》《哀郢》，则长言咏叹；《抽思》则分段叙事，未可一概论也。”[8]（p.192）蒋骥结合文本内容，指出楚辞中“乱”的含义的复杂性，因此以“总理一赋之终”解释楚辞中的“乱”，并不合适。
第三种说法是对第一二两种说法的调和，似乎较为全面，但正如上文所说，第一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此这种“调和”是不可取的。
郭沫若的“字误说”也是不可信的。徐嘉瑞就曾对郭说提出质疑，其疑问主要有三点：第一，古书上说到音乐上的“辞”字的，何以都错为“乱”？第二，《楚辞》中用“辞”的地方很多，何以都不错为“乱”？而只有“辞曰”之处，都完全误“辞”为“乱”。第三，《论语》是“始”“乱”相对，《乐记》也是“始”“乱”相对，又是“训”“乱”相对。假如《论语》的“关雎之乱”，是辞误为乱，那么“师挚之始，关雎之辞”怎么讲得通呢？[9] （pp.74-79）徐氏的这些疑问切中要害，是郭氏无法解释的。因此，郭沫若的说法并不可信。
易重廉、路百占等提出的“通假说”亦不可信。易重廉根据部分古文字学者的意见，认为出土蔡国铜器上蔡侯“申”的“申”字，铭文字形原作“乱”，通为“申”，因此，《楚辞》中的“乱”也当通为“申”。实际上，铭文中表示“申”的那个字形与乱字无关，此字应从裘锡圭说，释为“绅”。 [10] （p p .418-428）路百占从六个方面证明“乱”当读为“叹”，其主要证据是难与乱相通，而难、叹又可通，故乱与叹可通。路文举出乱与难相通的证据，是《列子·说符篇》“民果作难”《释文》引难一作乱。实际上，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难、乱谊相应，难即乱也。”难、乱之间的关系，不是通假，而是义近。难、叹、乱虽古皆为元部韵，但我们尚未见到它们相通的例证。因此，“通假说”也不可信。
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何剑熏曾说过，乱“乃音乐上之专有名词，以通常义释之，不妥”， [11] （p.321）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我们在探讨 “乱”的含义时，当把它与乐歌结合起来考虑。我们知道，《楚辞》是在楚地乐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楚声楚歌，是《楚辞》的直接来源，故而《楚辞》的发展与乐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楚辞》之体，非屈原所创也……《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12] （p.37）李炳海说：“楚辞是从诗与歌相杂的综合艺术中孕育生成的，因此，早期楚辞，亦即出自屈原之手的作品，或多或少地还保留歌诗的特点，具有它所脱胎的母体的痕迹。”[13] （pp.97-102）乐歌对《楚辞》的影响，一方面是，有些《楚辞》作品还能够配乐演唱，如祭祀神灵的《九歌》；另一方面是，有些作品虽不能演唱，但乐歌的一些形式还保留着，如乐歌卒章的“乱”。对此，金开诚曾说过：“古时诗为乐歌，其末章之‘乱’，仅指所配乐舞而言，与诗句文意并无关系。至于其后世出现的大篇辞赋，则显已不能入乐，只具‘倡’、‘乱’等形式，仍是乐歌遗意。”[14] （pp.180-181）屈原的许多作品袭用这个术语，正表明了早期楚辞与音的乐密切关系。
乱为乐歌的一部分，以往学者多根据《论语》《礼记·乐记》中的一些记载予以阐发。现在我们更有了出土文献上的证据。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一篇自名为《周公之琴舞》，该篇共17支简，简背有编号。全篇十首诗，首列周公诗，只有四句，接下来是成王所作完整九篇颂诗，下面我们引其中的前两首为例： 元内（入）启曰：敬之敬之，天惟显帀（师），文非易帀（师）。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俾）蓝（监）在兹。乱曰：讫（遹）我宿夜不兔（逸），敬之！日就月将，学其光明。弼寺（时）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
再启曰：才古之人，夫明思慎，用仇其辟，允不（丕）承其显，思修亡。乱曰：巳！不曹（造）哉！思型之，思曼绅（申）之，用求其定，裕皮（彼）颐不落，思衒。
这两首诗在结构上明显分为两部分：启与乱。启是开始的部分，乱是结尾的部分。李守奎在分析上引第二首诗时说：“此诗以乱为界，前后两部分截然分明而又文意相贯，前半首意在毖劝其辅臣继承其先人之光烈，辅弼其君，乱的部分是讲国家尚未安定，希望其兴盛不落，永有光耀。”[15] （pp.66-76）从该诗结构看，“乱”这一部分并不是对上文的总结，由此也可看出前引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李学勤先生指出，《周公之琴舞》的性质是一种乐章。从篇题的“琴”和“舞”可以看出，这九首诗是与乐、舞相配的。由此我们推断，启是乐章的开始，乱是乐章的结束。
二、“乱”得名之由
“乱”得名之由，传统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 源于“治理”之义。前引王逸、洪兴祖等人认为，“乱”辞为辞赋之终，有总理一赋之作用，其含义正与“乱”字的“治理”之义相近，故可称之为“乱”。但正如前文所说，“乱”辞并非皆有总理一赋之作用，故此说实不可信。
第二，源于“混乱”之义。吴仁杰说：“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胡文英说：“取未尽之意，不择次序而并言之，故谓乱。”[2] （pp.700-701）蒋骥曰：“余意乱者，盖乐之将终，众音必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蒋说影响最大。文怀沙说：“我觉得蒋说亦颇能令人首可，绎文作尾声，从蒋说亦甚允当。”[16] （p.99）黄仕忠曰：“蒋氏之说，一破拘于文辞之解，并从音乐的角度，进一步指明其音乐上的特点，可谓直入奥里，惜未能举例列证，故今人犹有以赋与音乐有别而非之。愚以为乱之名实从音乐中来，确为‘众音必会’，而且‘繁音促节，交错纷乱’钟鼓齐鸣，众声皆和。”“简言之，因众器并陈，众声俱作，‘交错纷乱’，故此得到‘乱’这一名称；又因杂乱中奏出统一的旋律，即杂多中含统一，所以‘乱’又有‘理’的特点。”[17] （pp.3-20）蒋、黄等能从音乐角度考虑问题，是其合理的地方，但将音乐与纷乱联系在一起，与古人强调的“乐和”观念不符，且“众器并陈，众声俱作”并非即“交错纷乱”，因此，“乱”之得名当与“纷乱”义无关。
第三，源于“音乐结束”之义。周苇风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一个是。“乱辞”之“乱”所从的“”来源于后一形体，表示有人以手摇簴，而双手摇簴，能发出声音，添一表示停止的偏旁“乙”构成一个会意字“乱”，意思当然是指音乐的结束。因此，“乱”是指终了的乐章，亦即全曲的尾声[18] （P.155-165）。
周氏之说比较新颖，但实不可信。首先，“”实际上只有一个源头，这一点，周谷城、[19] （pp.1-6）杨树达[20] （pp.138-139）等学者早已指出。其次，钟磬等是通过打击而不是通过双手摇簴发声的。《吕氏春秋·古乐》：“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锺磬、吹苓、展管篪。”钟磬为打击乐器，亦可得到出土材料的证实。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初年的一架编钟和一套石编磬。伴随编钟、编磬出土的还有演奏用的撞钟棒、钟槌、磬槌。钟槌用以击中层和上层钟，撞钟棒用以撞击下层大钟，经试奏证实，如不用撞钟棒撞击，就难以激发整个钟体的共振，从而得到理想的音响效果[21] （pp.134-151）。第三，簴不是摇的。作为悬挂钟磬的架子，簴需要稳固，因此其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底座。如曾侯乙墓编钟底座制成半球体，其主要目的之一当为求稳固。第四，从文字构形看，“乱”字所从的“”也与音乐无关。“”已见于金文，作“”（番生簋）形。郭沫若、[22] （pp.179）杨树达、彭浩、[23] （pp.18）皆认为“”之本义与治丝有关。验之于古文字字形， “（乱）”之本义当为治丝，与音乐无关。且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之“乱”字，与“乙”字毫无关系，因此，“乱曰”之“乱”与音乐停止无关。
我们认为，《楚辞》之“乱”既然源于乐歌，就应从乐歌之“乱”入手研究其得名原因。乐歌之“乱”有一个特点，即以合乐方式结束。姜亮夫说：“考‘乱’皆在篇末，句韵短促，则乱盖即乐节之终，所谓合乐是也。他篇或曰‘少歌’，或曰‘唱’，义例正同。乐将竟，则众乐众声皆作，大合唱以终之。”[24]（pp.111-112）苏雪林曰：“乱本是乐曲终结时合唱。”[25] （p.167）古代合乐的场面是很盛大的。《论语·泰伯》：“《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概括了乐章结尾时的繁华情状。《九歌》之乱辞《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正是合乐盛大场面的描写。
如果知道我们“乱”是卒章，以合乐形式结束的，那么“乱”之得名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古“乱”有合乐之义。上引《论语·泰伯》“关雎之乱”中的“乱”，清代学者多认为是合乐之义。戴望《论语戴氏注》曰：“乱，谓合乐之时。”[26] （pp.711-714）刘宝楠《论语正义》注引刘台拱《论语骈枝》曰：“合乐谓之乱。”[27] p.85）凌廷堪《礼经释例》也说：“《关雎》之乱，谓合乐也。”[28] （p.267）结合上下文考虑，合乐之说较为允恰。《大招》：“叩钟调磬，娱人乱只。”王逸注：“娱，乐也。乱，理也。言美女起舞，叩钟击磬。得其节度，则诸乐人各得其理，有条序也。”王夫之曰：“乱，曲终也，歌竟而人娱也。”[29] （p.154）汤炳正认为：“娱人，使人娱乐。乱，乐曲末章。此言最使人娱乐的，是乐曲最后的高潮。”[30] （p.250）王逸以“理”释“乱”，并不合适。王夫之等将“乱”理解为乐曲之末章，从意义上看，要比训为“理”合理。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投诗赋只”、“极声变只”、“听歌譔只”皆为动词性短语，如果将“乱”解释为“乐之末章”，则为名词，如这样，“娱人乱只”这句话就很难理解，大概只能如汤炳正那样，将其处理为判断句，但这种解释又与本节文例不合。因此，“娱人乱只”的含义还需重新考虑。 我们认为，此处的“娱人”是名词，指歌舞艺人，相当于汉代的乐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吕太后本纪》：“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逸解“乱”为“理”虽不确，但能将“娱人”解释为“诸乐人”，则明显优于后世学者。
既知“娱人”为乐人，又据本节句意及句式特点，可知“乱”当为与音乐有关的动词，故黄仕忠认为：“这‘娱人’之‘乱’是钟盘齐鸣的。”黄氏将“乱”理解为动词性短语“钟盘齐鸣”，是其合理的地方，但不够全面。据“二八接舞”、“听歌譔只”，我们认为，此“乱”还应包括诸乐人的合唱合舞。下文“四上竞气，极声变只”正是众器齐鸣、众声齐唱、众人齐舞场面的生动描写。
“乱”有合乐之义，还可从字形上得到证明。古“”有“治”义，亦有“乱”义，同一字形表示“治”、“乱”两相反义，给表达上带来了不便。至西周初期，出现了以“”为意符的字，表示“治”及其引申义。而“乱”义则仍由“”字表示，如召伯簋：“余弗敢。”西周晚期，出现了“（毛公鼎）”字，表示“乱”意，该字下面的“止”形为“又”形之讹，该字当由“”和“”两部分构成，可隶定为。至战国时期，楚文字材料中，字大量出现，如郭店《唐虞之道》简28、《尊德义》简6、简23、《包山》简192、《楚帛书》乙、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简22、《容成氏》简43、《周易》简42、《亘先》简8、《弟子问》简4、《鬼神之明》简3；字形或省去“爪”，如郭店《尊德义》简5、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简2、简9、《从政乙》简3、《内豊》简10、《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8；还可省去“又”，如《内豊》简6、《季庚子问于孔子》简10、简22。战国楚文字材料中的，皆用为“乱”。魏三体石经《无逸》篇亦有字，该字是作为“乱”之古文刻写上去的。
关于“”字的构形，郭沫若先生说，本像治丝之形，治丝时其声嚣骚，故字复从。季旭升认为：“可能以表示众口喧乱的意思。” [31] （p.334）《说文·部》：“，众口也。从四口。读若戢，又读若呶。”但徐锴、桂馥皆认为，“呶”应该是字义。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一曰呶。臣锴曰：‘呶，讙也。’”[32] （p.42）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呶乃字义，非字音，不当言读若。”[33] （p.186）据此，，当有二义：众口；喧闹。字从，当与众口或喧闹有关。因此，郭沫若、季旭升将该字所从之“”与“喧乱”之义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既然有众口之义，那么“”也应该可以表示“合乐”之义，因为“合乐”与“众口”皆与“众”有关，尤其“众口”与“合唱”之义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我们认为，“”应既可表“喧乱”，亦可表“合乐”，或可以说，“”是为“喧乱”、“合乐”二义而造的字。
乱有合乐之义，应与乱之本义有关。上文已经指出，乱之本义为治丝。彭浩根据文献及出土材料，对古代治丝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从彭先生的阐述中，我们知道，在整个治丝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聚合”：若干茧丝聚合成一根生丝（缫丝）；数根生丝合并成一个粗丝（并丝）；若干经线分别聚合为两束（牵经）；两根单股线合成一股（捻丝）。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治丝，就是聚丝、合丝。“乱”之合乐之义，当由此义引申而来。
综上，乱有合乐之义，乐之卒章恰以合乐方式结束，故乐之卒章可称为“乱”。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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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3]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洪 军]
[关键词]楚辞；乱；出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207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58-04
《离骚》《九章》之《涉江》《哀郢》《抽思》《怀沙》，以及《招魂》等结尾处皆以
一段短歌结束，且每一短歌前皆冠以“乱曰”二字。“曰”字较好理解，而“乱”为何义，又因何而得名，学者意见较为分歧。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做出新的解释。
一、“乱”之含义
关于“乱”之含义，传统上主要有五种说法：
第一，“治理说”。汉儒王逸为《离骚》之“乱”作注曰：“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敶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兴祖亦曰：“《国语》云：‘其辑之乱。’辑，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离骚》有乱有重。乱者，总理一赋之终。”[1] （p.47）
第二，“乐之卒章说”。很多学者认为“乱”与音乐有关，指乐曲的最后一章。如李陈玉曰：“凡曲终曰乱。盖八音竞奏，以收众声之成。”[2] （p.700）高亨云：“乱，原是用在乐歌上的一个词汇，一个乐歌的末端叫做乱，等于后代所谓‘尾声’。大概乐歌到了末端，是乐器杂作，大家齐唱，所以叫作乱。”[3] （p.46）
第三，“调合说”。还有一些学者将上引二说结合起来考虑，如游国恩云：“乱为节乐之名，亦有整治之意。”[4] （p.497）
第四，“字误说”。郭沫若认为，“乱”是“辞”字之误，“乱曰”即“辞曰”。[5] （p.41）
第五，“通假说”。易重廉认为， “乱”当读为“申”。 [6] （p.57-60）路百占认为，“乱”当读为“叹”。 [7] （p.17）
在上引五种说法中，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第一种说法以“理”解“乱”，从训诂上看是有根据的。《说文·乙部》：“乱，治也。”《书·皋陶谟》：“乱而敬。”孔安国注：“乱，治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乱臣十人。”杜预注：“乱，治也。”虽然“乱”可解释为“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楚辞》中的“乱”就一定要解为“理”。对此，蒋骥曾说过：“旧解‘乱’为总理一赋之终。今按《离骚》二十五篇，乱词六见，惟《怀沙》总申前意，小具一篇结构，可以总理言。《骚经》《招魂》，则引归本旨；《涉江》《哀郢》，则长言咏叹；《抽思》则分段叙事，未可一概论也。”[8]（p.192）蒋骥结合文本内容，指出楚辞中“乱”的含义的复杂性，因此以“总理一赋之终”解释楚辞中的“乱”，并不合适。
第三种说法是对第一二两种说法的调和，似乎较为全面，但正如上文所说，第一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此这种“调和”是不可取的。
郭沫若的“字误说”也是不可信的。徐嘉瑞就曾对郭说提出质疑，其疑问主要有三点：第一，古书上说到音乐上的“辞”字的，何以都错为“乱”？第二，《楚辞》中用“辞”的地方很多，何以都不错为“乱”？而只有“辞曰”之处，都完全误“辞”为“乱”。第三，《论语》是“始”“乱”相对，《乐记》也是“始”“乱”相对，又是“训”“乱”相对。假如《论语》的“关雎之乱”，是辞误为乱，那么“师挚之始，关雎之辞”怎么讲得通呢？[9] （pp.74-79）徐氏的这些疑问切中要害，是郭氏无法解释的。因此，郭沫若的说法并不可信。
易重廉、路百占等提出的“通假说”亦不可信。易重廉根据部分古文字学者的意见，认为出土蔡国铜器上蔡侯“申”的“申”字，铭文字形原作“乱”，通为“申”，因此，《楚辞》中的“乱”也当通为“申”。实际上，铭文中表示“申”的那个字形与乱字无关，此字应从裘锡圭说，释为“绅”。 [10] （p p .418-428）路百占从六个方面证明“乱”当读为“叹”，其主要证据是难与乱相通，而难、叹又可通，故乱与叹可通。路文举出乱与难相通的证据，是《列子·说符篇》“民果作难”《释文》引难一作乱。实际上，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难、乱谊相应，难即乱也。”难、乱之间的关系，不是通假，而是义近。难、叹、乱虽古皆为元部韵，但我们尚未见到它们相通的例证。因此，“通假说”也不可信。
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何剑熏曾说过，乱“乃音乐上之专有名词，以通常义释之，不妥”， [11] （p.321）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我们在探讨 “乱”的含义时，当把它与乐歌结合起来考虑。我们知道，《楚辞》是在楚地乐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楚声楚歌，是《楚辞》的直接来源，故而《楚辞》的发展与乐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楚辞》之体，非屈原所创也……《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12] （p.37）李炳海说：“楚辞是从诗与歌相杂的综合艺术中孕育生成的，因此，早期楚辞，亦即出自屈原之手的作品，或多或少地还保留歌诗的特点，具有它所脱胎的母体的痕迹。”[13] （pp.97-102）乐歌对《楚辞》的影响，一方面是，有些《楚辞》作品还能够配乐演唱，如祭祀神灵的《九歌》；另一方面是，有些作品虽不能演唱，但乐歌的一些形式还保留着，如乐歌卒章的“乱”。对此，金开诚曾说过：“古时诗为乐歌，其末章之‘乱’，仅指所配乐舞而言，与诗句文意并无关系。至于其后世出现的大篇辞赋，则显已不能入乐，只具‘倡’、‘乱’等形式，仍是乐歌遗意。”[14] （pp.180-181）屈原的许多作品袭用这个术语，正表明了早期楚辞与音的乐密切关系。
乱为乐歌的一部分，以往学者多根据《论语》《礼记·乐记》中的一些记载予以阐发。现在我们更有了出土文献上的证据。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一篇自名为《周公之琴舞》，该篇共17支简，简背有编号。全篇十首诗，首列周公诗，只有四句，接下来是成王所作完整九篇颂诗，下面我们引其中的前两首为例： 元内（入）启曰：敬之敬之，天惟显帀（师），文非易帀（师）。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俾）蓝（监）在兹。乱曰：讫（遹）我宿夜不兔（逸），敬之！日就月将，学其光明。弼寺（时）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
再启曰：才古之人，夫明思慎，用仇其辟，允不（丕）承其显，思修亡。乱曰：巳！不曹（造）哉！思型之，思曼绅（申）之，用求其定，裕皮（彼）颐不落，思衒。
这两首诗在结构上明显分为两部分：启与乱。启是开始的部分，乱是结尾的部分。李守奎在分析上引第二首诗时说：“此诗以乱为界，前后两部分截然分明而又文意相贯，前半首意在毖劝其辅臣继承其先人之光烈，辅弼其君，乱的部分是讲国家尚未安定，希望其兴盛不落，永有光耀。”[15] （pp.66-76）从该诗结构看，“乱”这一部分并不是对上文的总结，由此也可看出前引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李学勤先生指出，《周公之琴舞》的性质是一种乐章。从篇题的“琴”和“舞”可以看出，这九首诗是与乐、舞相配的。由此我们推断，启是乐章的开始，乱是乐章的结束。
二、“乱”得名之由
“乱”得名之由，传统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 源于“治理”之义。前引王逸、洪兴祖等人认为，“乱”辞为辞赋之终，有总理一赋之作用，其含义正与“乱”字的“治理”之义相近，故可称之为“乱”。但正如前文所说，“乱”辞并非皆有总理一赋之作用，故此说实不可信。
第二，源于“混乱”之义。吴仁杰说：“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胡文英说：“取未尽之意，不择次序而并言之，故谓乱。”[2] （pp.700-701）蒋骥曰：“余意乱者，盖乐之将终，众音必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蒋说影响最大。文怀沙说：“我觉得蒋说亦颇能令人首可，绎文作尾声，从蒋说亦甚允当。”[16] （p.99）黄仕忠曰：“蒋氏之说，一破拘于文辞之解，并从音乐的角度，进一步指明其音乐上的特点，可谓直入奥里，惜未能举例列证，故今人犹有以赋与音乐有别而非之。愚以为乱之名实从音乐中来，确为‘众音必会’，而且‘繁音促节，交错纷乱’钟鼓齐鸣，众声皆和。”“简言之，因众器并陈，众声俱作，‘交错纷乱’，故此得到‘乱’这一名称；又因杂乱中奏出统一的旋律，即杂多中含统一，所以‘乱’又有‘理’的特点。”[17] （pp.3-20）蒋、黄等能从音乐角度考虑问题，是其合理的地方，但将音乐与纷乱联系在一起，与古人强调的“乐和”观念不符，且“众器并陈，众声俱作”并非即“交错纷乱”，因此，“乱”之得名当与“纷乱”义无关。
第三，源于“音乐结束”之义。周苇风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一个是。“乱辞”之“乱”所从的“”来源于后一形体，表示有人以手摇簴，而双手摇簴，能发出声音，添一表示停止的偏旁“乙”构成一个会意字“乱”，意思当然是指音乐的结束。因此，“乱”是指终了的乐章，亦即全曲的尾声[18] （P.155-165）。
周氏之说比较新颖，但实不可信。首先，“”实际上只有一个源头，这一点，周谷城、[19] （pp.1-6）杨树达[20] （pp.138-139）等学者早已指出。其次，钟磬等是通过打击而不是通过双手摇簴发声的。《吕氏春秋·古乐》：“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锺磬、吹苓、展管篪。”钟磬为打击乐器，亦可得到出土材料的证实。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初年的一架编钟和一套石编磬。伴随编钟、编磬出土的还有演奏用的撞钟棒、钟槌、磬槌。钟槌用以击中层和上层钟，撞钟棒用以撞击下层大钟，经试奏证实，如不用撞钟棒撞击，就难以激发整个钟体的共振，从而得到理想的音响效果[21] （pp.134-151）。第三，簴不是摇的。作为悬挂钟磬的架子，簴需要稳固，因此其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底座。如曾侯乙墓编钟底座制成半球体，其主要目的之一当为求稳固。第四，从文字构形看，“乱”字所从的“”也与音乐无关。“”已见于金文，作“”（番生簋）形。郭沫若、[22] （pp.179）杨树达、彭浩、[23] （pp.18）皆认为“”之本义与治丝有关。验之于古文字字形， “（乱）”之本义当为治丝，与音乐无关。且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之“乱”字，与“乙”字毫无关系，因此，“乱曰”之“乱”与音乐停止无关。
我们认为，《楚辞》之“乱”既然源于乐歌，就应从乐歌之“乱”入手研究其得名原因。乐歌之“乱”有一个特点，即以合乐方式结束。姜亮夫说：“考‘乱’皆在篇末，句韵短促，则乱盖即乐节之终，所谓合乐是也。他篇或曰‘少歌’，或曰‘唱’，义例正同。乐将竟，则众乐众声皆作，大合唱以终之。”[24]（pp.111-112）苏雪林曰：“乱本是乐曲终结时合唱。”[25] （p.167）古代合乐的场面是很盛大的。《论语·泰伯》：“《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概括了乐章结尾时的繁华情状。《九歌》之乱辞《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正是合乐盛大场面的描写。
如果知道我们“乱”是卒章，以合乐形式结束的，那么“乱”之得名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古“乱”有合乐之义。上引《论语·泰伯》“关雎之乱”中的“乱”，清代学者多认为是合乐之义。戴望《论语戴氏注》曰：“乱，谓合乐之时。”[26] （pp.711-714）刘宝楠《论语正义》注引刘台拱《论语骈枝》曰：“合乐谓之乱。”[27] p.85）凌廷堪《礼经释例》也说：“《关雎》之乱，谓合乐也。”[28] （p.267）结合上下文考虑，合乐之说较为允恰。《大招》：“叩钟调磬，娱人乱只。”王逸注：“娱，乐也。乱，理也。言美女起舞，叩钟击磬。得其节度，则诸乐人各得其理，有条序也。”王夫之曰：“乱，曲终也，歌竟而人娱也。”[29] （p.154）汤炳正认为：“娱人，使人娱乐。乱，乐曲末章。此言最使人娱乐的，是乐曲最后的高潮。”[30] （p.250）王逸以“理”释“乱”，并不合适。王夫之等将“乱”理解为乐曲之末章，从意义上看，要比训为“理”合理。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投诗赋只”、“极声变只”、“听歌譔只”皆为动词性短语，如果将“乱”解释为“乐之末章”，则为名词，如这样，“娱人乱只”这句话就很难理解，大概只能如汤炳正那样，将其处理为判断句，但这种解释又与本节文例不合。因此，“娱人乱只”的含义还需重新考虑。 我们认为，此处的“娱人”是名词，指歌舞艺人，相当于汉代的乐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吕太后本纪》：“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逸解“乱”为“理”虽不确，但能将“娱人”解释为“诸乐人”，则明显优于后世学者。
既知“娱人”为乐人，又据本节句意及句式特点，可知“乱”当为与音乐有关的动词，故黄仕忠认为：“这‘娱人’之‘乱’是钟盘齐鸣的。”黄氏将“乱”理解为动词性短语“钟盘齐鸣”，是其合理的地方，但不够全面。据“二八接舞”、“听歌譔只”，我们认为，此“乱”还应包括诸乐人的合唱合舞。下文“四上竞气，极声变只”正是众器齐鸣、众声齐唱、众人齐舞场面的生动描写。
“乱”有合乐之义，还可从字形上得到证明。古“”有“治”义，亦有“乱”义，同一字形表示“治”、“乱”两相反义，给表达上带来了不便。至西周初期，出现了以“”为意符的字，表示“治”及其引申义。而“乱”义则仍由“”字表示，如召伯簋：“余弗敢。”西周晚期，出现了“（毛公鼎）”字，表示“乱”意，该字下面的“止”形为“又”形之讹，该字当由“”和“”两部分构成，可隶定为。至战国时期，楚文字材料中，字大量出现，如郭店《唐虞之道》简28、《尊德义》简6、简23、《包山》简192、《楚帛书》乙、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简22、《容成氏》简43、《周易》简42、《亘先》简8、《弟子问》简4、《鬼神之明》简3；字形或省去“爪”，如郭店《尊德义》简5、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简2、简9、《从政乙》简3、《内豊》简10、《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8；还可省去“又”，如《内豊》简6、《季庚子问于孔子》简10、简22。战国楚文字材料中的，皆用为“乱”。魏三体石经《无逸》篇亦有字，该字是作为“乱”之古文刻写上去的。
关于“”字的构形，郭沫若先生说，本像治丝之形，治丝时其声嚣骚，故字复从。季旭升认为：“可能以表示众口喧乱的意思。” [31] （p.334）《说文·部》：“，众口也。从四口。读若戢，又读若呶。”但徐锴、桂馥皆认为，“呶”应该是字义。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一曰呶。臣锴曰：‘呶，讙也。’”[32] （p.42）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呶乃字义，非字音，不当言读若。”[33] （p.186）据此，，当有二义：众口；喧闹。字从，当与众口或喧闹有关。因此，郭沫若、季旭升将该字所从之“”与“喧乱”之义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既然有众口之义，那么“”也应该可以表示“合乐”之义，因为“合乐”与“众口”皆与“众”有关，尤其“众口”与“合唱”之义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我们认为，“”应既可表“喧乱”，亦可表“合乐”，或可以说，“”是为“喧乱”、“合乐”二义而造的字。
乱有合乐之义，应与乱之本义有关。上文已经指出，乱之本义为治丝。彭浩根据文献及出土材料，对古代治丝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从彭先生的阐述中，我们知道，在整个治丝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聚合”：若干茧丝聚合成一根生丝（缫丝）；数根生丝合并成一个粗丝（并丝）；若干经线分别聚合为两束（牵经）；两根单股线合成一股（捻丝）。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治丝，就是聚丝、合丝。“乱”之合乐之义，当由此义引申而来。
综上，乱有合乐之义，乐之卒章恰以合乐方式结束，故乐之卒章可称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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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