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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革命史上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党中央在这里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为民”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和核心。
一、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西柏坡时期处于中国革命由战争到和平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斗争史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西柏坡精神具有特有的历史背景：
1.是在完成“敢不敢于完成夺取全国胜利，如何夺取”的历史使命中孕育产生的。西柏坡时期，经过土改运动以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已遍插红色旗帜。国民党部队在认为不可逾越的长江沿线上部署重兵和军舰、炮艇、飞机等，阻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敢不敢于逾越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敢不敢于完成夺取全国胜利解放全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考验。
2.是在完成“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立”的历史使命中孕育产生的。西柏坡时期，战场形势快速向着有利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全国民主人士纷纷脱离蒋介石的统治，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什么样政府的问题也就逐步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政府的问题，这次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的考验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3.是在回答“为谁执政、如何执政、如何长期执政的”的历史使命中孕育产生的。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地位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遇到“为谁执政，如何执政、如何长期执好政”等重大考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勾画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蓝图，分析了执政以后党内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可能出现的倾向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向全党敲响了“两个务必”的警钟，提出巩固胜利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迎接执政的考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二、“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精神作为客观物质世界的必然产物，不是既定的、凝固不动的，而是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而呈现出流动性和前进性。精神的价值并不单纯属于特定阶段，还会随着历史的前行不断获得新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价值是现实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因此，研究西柏坡精神，不仅仅应停留于该特定时代，而且还要以价值论的视角结合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持久性，进而研究它对一代又一代国人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推动力。西柏坡精神内涵极其丰富，而以“永不骄傲，艰苦奋斗”为内涵的“两个务必”是诸多内涵中最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深刻的时代性，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它不仅蕴含着对反思历史，更蕴含着对指导现实和展望未来的不朽意义。
1、“两个务必”是对中国共产党28年的伟大革命实践的高度凝练。“两个务必”虽然概括于西柏坡，但却扎根于中共革命史深厚的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28年的伟大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作风。纵观中共历史，我们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曾使党的力量遭受了极大损失，造成了沉痛教训。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胜利面前有效地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我们就无法突破这种“大胜大失败，小胜小失败”的怪圈，也就很难领导全国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巩固政权，建设一个新中国。
1949年革命胜利在即，新中国即将建立。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在这里，“两个务必”不仅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要求，更是巩固政权和长期执好政的保障，成为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方针，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遵循的政治要求和行为准则。
2、“两个务必”诠释了西柏坡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 西柏坡时期，我党面临着建立新中国和如何执好政的历史考验。“两个务必”恰为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首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地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是对全党及每一位党员提出的严峻考验。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党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事业。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中共清醒地把握了这一历史考验，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在思想上、党的建设方面向全党敲响警钟。
3、“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执政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两个务必”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久执政，能不能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建国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1991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西柏坡指出：只有牢记“两个务必”，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11年7月，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强调：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西柏坡精神的实质
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实质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善于打破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民本精神。
1、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当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到来的时刻，国民党军队尚存365万人而我军只有280万人，在力量对比上人民解放军依然处在劣势。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强大的兵团，成为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灭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攻击敌人防守的大城市，敢于夺取全国胜利。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敢于打无后方之战，千里挺进大别山。在全国各族人民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全力支援解放战争行动的鼓舞下，人民子弟兵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 2、善于打破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党在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宏伟气魄。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为在中国这个贫穷落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勇敢地向困难挑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政党制度、经济方针、外交方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研究，在理论和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国家制度，建立了多党合作的新型的政党制度，建立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系列创造和创新，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3、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民本精神。“靠谁执政”是党的执政之基，“为谁执政”则是关乎党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党的一切实践。在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明确了人民主体的执政理念，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可见，毛泽东已经初步回答了党“靠谁执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如果我们的工作“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导致工人对党“不满意”，“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同时， 中央这一时期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如土地改革运动，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宪法的制定，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恢复和发展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等等，其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革命即将取得巨大成就面前，党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不仅没有忽视，而是进行了强调和完善，这不仅凝聚了人心，明确了奋斗目标，也为新中国培育了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
一、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西柏坡时期处于中国革命由战争到和平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斗争史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西柏坡精神具有特有的历史背景：
1.是在完成“敢不敢于完成夺取全国胜利，如何夺取”的历史使命中孕育产生的。西柏坡时期，经过土改运动以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已遍插红色旗帜。国民党部队在认为不可逾越的长江沿线上部署重兵和军舰、炮艇、飞机等，阻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敢不敢于逾越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敢不敢于完成夺取全国胜利解放全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考验。
2.是在完成“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立”的历史使命中孕育产生的。西柏坡时期，战场形势快速向着有利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全国民主人士纷纷脱离蒋介石的统治，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什么样政府的问题也就逐步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政府的问题，这次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的考验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3.是在回答“为谁执政、如何执政、如何长期执政的”的历史使命中孕育产生的。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地位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遇到“为谁执政，如何执政、如何长期执好政”等重大考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勾画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蓝图，分析了执政以后党内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可能出现的倾向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向全党敲响了“两个务必”的警钟，提出巩固胜利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迎接执政的考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二、“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精神作为客观物质世界的必然产物，不是既定的、凝固不动的，而是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而呈现出流动性和前进性。精神的价值并不单纯属于特定阶段，还会随着历史的前行不断获得新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价值是现实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因此，研究西柏坡精神，不仅仅应停留于该特定时代，而且还要以价值论的视角结合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持久性，进而研究它对一代又一代国人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推动力。西柏坡精神内涵极其丰富，而以“永不骄傲，艰苦奋斗”为内涵的“两个务必”是诸多内涵中最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深刻的时代性，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它不仅蕴含着对反思历史，更蕴含着对指导现实和展望未来的不朽意义。
1、“两个务必”是对中国共产党28年的伟大革命实践的高度凝练。“两个务必”虽然概括于西柏坡，但却扎根于中共革命史深厚的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28年的伟大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作风。纵观中共历史，我们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曾使党的力量遭受了极大损失，造成了沉痛教训。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胜利面前有效地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我们就无法突破这种“大胜大失败，小胜小失败”的怪圈，也就很难领导全国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巩固政权，建设一个新中国。
1949年革命胜利在即，新中国即将建立。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在这里，“两个务必”不仅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要求，更是巩固政权和长期执好政的保障，成为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方针，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遵循的政治要求和行为准则。
2、“两个务必”诠释了西柏坡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 西柏坡时期，我党面临着建立新中国和如何执好政的历史考验。“两个务必”恰为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首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地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是对全党及每一位党员提出的严峻考验。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党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事业。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中共清醒地把握了这一历史考验，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在思想上、党的建设方面向全党敲响警钟。
3、“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执政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两个务必”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久执政，能不能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建国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1991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西柏坡指出：只有牢记“两个务必”，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11年7月，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强调：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西柏坡精神的实质
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实质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善于打破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民本精神。
1、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当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到来的时刻，国民党军队尚存365万人而我军只有280万人，在力量对比上人民解放军依然处在劣势。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强大的兵团，成为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灭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攻击敌人防守的大城市，敢于夺取全国胜利。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敢于打无后方之战，千里挺进大别山。在全国各族人民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全力支援解放战争行动的鼓舞下，人民子弟兵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 2、善于打破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党在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宏伟气魄。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为在中国这个贫穷落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勇敢地向困难挑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政党制度、经济方针、外交方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研究，在理论和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国家制度，建立了多党合作的新型的政党制度，建立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系列创造和创新，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3、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民本精神。“靠谁执政”是党的执政之基，“为谁执政”则是关乎党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党的一切实践。在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明确了人民主体的执政理念，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可见，毛泽东已经初步回答了党“靠谁执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如果我们的工作“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导致工人对党“不满意”，“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同时， 中央这一时期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如土地改革运动，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宪法的制定，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恢复和发展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等等，其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革命即将取得巨大成就面前，党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不仅没有忽视，而是进行了强调和完善，这不仅凝聚了人心，明确了奋斗目标，也为新中国培育了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