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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两个大计高度概括了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重要讲话，体现了总书记对教育工作“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对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着深远意义。在这其中，高等教育院校作为选育人才的主阵地面临着在新时代如何办学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马陆亭副主任，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进入新时代，您认为高等教育应承担怎样的历史职责？
马陆亭：我们重任在肩，我们面对的这代受教育者，其工作的黄金时间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节点上。十九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也进入到了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时期，这必然要求教育讲求质量和特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规划实施期，比如教育现代化2035、五年实施方案等;我们还处在战略机遇时期，一个原因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另一个原因是教育的作用在增强。教育进入多样化时代，教育思想也各不相同。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走什么样的培养道路、内涵发展怎么做，是学校需要思考的。
未来社会，大学能否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的力量之源？是每所大学应该思考的问题。习总书记多次谈到，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掌握了多少核心技术？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之一，但是往往力量比较薄弱;高等院校有没有成为当今科技创新的力量之源，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当今的责任。
为此，我们就需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首先是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既是量的跨越，也是质的飞跃——高等教育的水平将总体决定这代人的成就水准。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或首要功能，是大学在产生之初的唯一职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国家发展的紧迫需要，是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殷切期盼，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共同思考的主题。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第四次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科技发展前景将远超人类当前的认知，人工智能等重大技术创新将重构社会产业业态，经济增长模式由传统要素和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更加重要，高校应该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时代命题
《世界教育信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马陆亭：我们很多高校都在进行“双一流”建设，不是“双一流”的大学也在进行优质建设。高等教育在近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走出“象牙塔”，高校走向多元模式。一批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出现，即所谓的研究型大学，甚至被称作为研究密集型大学。后来，它们成为最高水平大学的代表，影响了整个世界。
高等教育与社会紧密联系是因为美国提出的社会服务功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从社会获得了许多资源，科学与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学校和社会在相互促进中发展提高。发展到今天，我们一流大学的科研活动都与大设备、大装置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良好的设备，大学不可能取得世界级的成果。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服务功能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一批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出现，成为最高水平大学的代表，也就有了“World-class University”的说法。
一流大学的产生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和社会服务功能的产物。一流大学是因为社会服务功能而产生的，必然会根植于社会服务功能。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两大哲学基础，一个是实用主义，另一个是进步主义。实用主义是我们所做的东西一定要有用，但是一味地追求有用可能会陷入庸俗主义，因此，还要不断地向前进步。正是这种哲学思想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每所大学都要为国家服务，都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必须要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支撑的理想和责任担当。在此提出两个逻辑：一个是教授的逻辑，发论文是教授的逻辑，教师发表论文可以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提高学术声誉;另一个是国家的逻辑，对国家来说，大学的科研活动负责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推动地区繁荣和国家富强。这两个逻辑是不同的，不可弄混。一流大学发展的根据是社会服务功能，它的论文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结论说清楚。因此，服务社会是未来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需要。每所大学都要紧密地联系社会实践，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有所担当。在此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有不同的模式，包括办学模式、管理模式等。正是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中国特色的提法就有了实践和理论依据。
进一步展开来说，典型路径有融入区域、产业，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参与和缔造创新型城市，如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支撑，麻省理工学院对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区的支撑。伯克利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曾提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首先在一两个领域取得突破。重点建设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植优异和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这些学科有名气了，其他学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另外，他在1996年参加我单位成立十周年活动时还曾经建议清华大学所有专业可用信息化来改造。我想，如果在90年代就有一所大学这么做了，现在肯定会是一所很出众的大学。我们无法预测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在建设一流大学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能抓住一些战略性问题来发展，以后也定能将其发展成为一流的学校。
“双一流”建设存在不同路径。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办学和组织模式。在世界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模式和路径很多，有学科驱动的、有整体发展驱动的、有创新驱动的，还有创业驱动的。 “新工科”为什么会在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产生？“复旦共识”，就是为了给理工科找出路。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的工程教育存在着理科化倾向弊端;另一方面，学科的综合发展也在催生着新的增长点。“新工科”具有深度融合科学和技术的优势：一是“新工科”面向新技术和产品，这是新兴产业的标识物;二是“新工科”与科学的关系密切，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在“新工科”产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提高“新工科”的科技含量及其产业化过程，我们的科技最终一定要走向产品，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三、高等学校需加强结构化育人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一直都在谈多样化，谈特色和差异，那么您认为高等学校育人工作有没有共性的东西，即规律是什么？
马陆亭：一流本科提出来以后，有人提出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有没有固定的模式？我认为，一流本科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并没有精准的词来界定一流本科，本科教育模式也是多样的。但是，一流本科的提法符合我们的语境，每所学校把它当作高质量的育人目标来追求，是有其价值和正面导向意义的。当本科教育回归以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培养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过去培养人过度重视知识，以致于产生高分低能现象。同时，需要探讨教育理念，如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我们进入了一个说什么都对的时代，严格来说，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专业教育，即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
目前，我们有不同的教育思想，但是有没有一种核心的东西？答案是有的。首先，从心理学来看，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心理学上有三个共识。一是智力结构。例如，格式塔心理学、多元智能理论、思维三棱结构等是智力领域核心问题。二是教育目标分类学。布卢姆对认知领域、情感领域、技能领域的目标进行分类，其中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三是迁移理论。一个人在一种情境中的学习影响他在其他情境中的学习。形式训练说，训练一般的心理官能;共同要素说，训练具体行为;格式塔心理学，训练普通技能;认知心理学，训练元认知。其次，从过去的经验看。早期“螺丝钉”精神，注重专业教育，关注知识结构和专业深度;改革开放后，注重“后劲”，注重通识教育，关注知识面和灵活性。结构化的教学安排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如基本的专业规格和标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程架构，理论教学、实习实验、毕业设计（论文）的环节搭配。再者，从国外模式找答案。它们学科面相对宽一些，课程选择灵活一些，学生个性化更强一些。重视学生的自主性、选择性和能力提升。最后，从未来找答案。未来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未来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知识的作用是你作为高级专业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另外，知识只是一个素材，可以培养你的思维能力，它可以作为新材料进行素材加工。因此，能力是基础，大学培养人不变的东西是知识、技能、思维，三者的培养规律不同。我们不能用一种规律代替所有规律，知识是需要传授和记忆的，技能是需要训练和练习的，思维也是需要训练的。
总体来说，以不变应万变应该遵循这样的结构。无论来自哪个学校，都要将自己的专业课学好;还要有实践活动，可能是课内的，如实习、实验，也有可能是课外的，如社团活动;再者就是环境熏陶，每所大学都要打上大学的烙印，如果学生大学毕业后打不上所在学校的烙印，那么这所学校可能是不成功的。如果每所大学都能打上自己的烙印，在就业市场上，企业喜欢雇用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这所大学是成功的。
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战略支点
《世界教育信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马陆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需要聚焦教育发展战略支点，构建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创新点和增长极。高等教育更应该抓住关键，纲举目张地带动整个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比如，长三角的高等教育就是整体发展，“长三角高等教育样本”的作用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腰身”，是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普及化发展的未来参照，为我国整体发展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提供实验、借鉴样本;雄安新区高等学校建设要着眼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承载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现代世界城市样板等重大历史责任，大学具有重要而长远的作用，需要高端起步;海南教育创新岛瞄向开放高地和海洋强国战略，可聚焦教育开放关键议题开展改革试验，加强对高校体系的设计规划布局，直接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着力提高海南教育的活力、魅力、保障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薄弱、经济相对落后、产业相对单一，高等学校具有打造产业源头、创造新的绿色产业业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职责;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领域，高等教育要积极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各国学生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理解，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粤港澳大湾区跨越不同的治理模式，需要高教融合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关键是利用三地高等教育优势和市场经济发达优势，融合互补推动产生新的创新极。这种创新，最终要体现在经济和产业上，即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助推粤港澳共同发展与繁荣，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的重点是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三方大学需要携手合作，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在大湾区创建联合实验室、高新技術园区和产业孵化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以人才优势聚焦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努力成为世界科技、产业、经济的增长极和领头羊。
编辑 吕伊雯
一、高等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马陆亭副主任，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进入新时代，您认为高等教育应承担怎样的历史职责？
马陆亭：我们重任在肩，我们面对的这代受教育者，其工作的黄金时间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节点上。十九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也进入到了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时期，这必然要求教育讲求质量和特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规划实施期，比如教育现代化2035、五年实施方案等;我们还处在战略机遇时期，一个原因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另一个原因是教育的作用在增强。教育进入多样化时代，教育思想也各不相同。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走什么样的培养道路、内涵发展怎么做，是学校需要思考的。
未来社会，大学能否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的力量之源？是每所大学应该思考的问题。习总书记多次谈到，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掌握了多少核心技术？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之一，但是往往力量比较薄弱;高等院校有没有成为当今科技创新的力量之源，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当今的责任。
为此，我们就需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首先是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既是量的跨越，也是质的飞跃——高等教育的水平将总体决定这代人的成就水准。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或首要功能，是大学在产生之初的唯一职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国家发展的紧迫需要，是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殷切期盼，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共同思考的主题。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第四次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科技发展前景将远超人类当前的认知，人工智能等重大技术创新将重构社会产业业态，经济增长模式由传统要素和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更加重要，高校应该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时代命题
《世界教育信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马陆亭：我们很多高校都在进行“双一流”建设，不是“双一流”的大学也在进行优质建设。高等教育在近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走出“象牙塔”，高校走向多元模式。一批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出现，即所谓的研究型大学，甚至被称作为研究密集型大学。后来，它们成为最高水平大学的代表，影响了整个世界。
高等教育与社会紧密联系是因为美国提出的社会服务功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从社会获得了许多资源，科学与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学校和社会在相互促进中发展提高。发展到今天，我们一流大学的科研活动都与大设备、大装置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良好的设备，大学不可能取得世界级的成果。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服务功能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一批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出现，成为最高水平大学的代表，也就有了“World-class University”的说法。
一流大学的产生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和社会服务功能的产物。一流大学是因为社会服务功能而产生的，必然会根植于社会服务功能。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两大哲学基础，一个是实用主义，另一个是进步主义。实用主义是我们所做的东西一定要有用，但是一味地追求有用可能会陷入庸俗主义，因此，还要不断地向前进步。正是这种哲学思想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每所大学都要为国家服务，都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必须要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支撑的理想和责任担当。在此提出两个逻辑：一个是教授的逻辑，发论文是教授的逻辑，教师发表论文可以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提高学术声誉;另一个是国家的逻辑，对国家来说，大学的科研活动负责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推动地区繁荣和国家富强。这两个逻辑是不同的，不可弄混。一流大学发展的根据是社会服务功能，它的论文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结论说清楚。因此，服务社会是未来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需要。每所大学都要紧密地联系社会实践，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有所担当。在此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有不同的模式，包括办学模式、管理模式等。正是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中国特色的提法就有了实践和理论依据。
进一步展开来说，典型路径有融入区域、产业，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参与和缔造创新型城市，如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支撑，麻省理工学院对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区的支撑。伯克利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曾提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首先在一两个领域取得突破。重点建设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植优异和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这些学科有名气了，其他学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另外，他在1996年参加我单位成立十周年活动时还曾经建议清华大学所有专业可用信息化来改造。我想，如果在90年代就有一所大学这么做了，现在肯定会是一所很出众的大学。我们无法预测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在建设一流大学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能抓住一些战略性问题来发展，以后也定能将其发展成为一流的学校。
“双一流”建设存在不同路径。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办学和组织模式。在世界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模式和路径很多，有学科驱动的、有整体发展驱动的、有创新驱动的，还有创业驱动的。 “新工科”为什么会在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产生？“复旦共识”，就是为了给理工科找出路。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的工程教育存在着理科化倾向弊端;另一方面，学科的综合发展也在催生着新的增长点。“新工科”具有深度融合科学和技术的优势：一是“新工科”面向新技术和产品，这是新兴产业的标识物;二是“新工科”与科学的关系密切，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在“新工科”产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提高“新工科”的科技含量及其产业化过程，我们的科技最终一定要走向产品，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三、高等学校需加强结构化育人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一直都在谈多样化，谈特色和差异，那么您认为高等学校育人工作有没有共性的东西，即规律是什么？
马陆亭：一流本科提出来以后，有人提出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有没有固定的模式？我认为，一流本科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并没有精准的词来界定一流本科，本科教育模式也是多样的。但是，一流本科的提法符合我们的语境，每所学校把它当作高质量的育人目标来追求，是有其价值和正面导向意义的。当本科教育回归以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培养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过去培养人过度重视知识，以致于产生高分低能现象。同时，需要探讨教育理念，如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我们进入了一个说什么都对的时代，严格来说，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专业教育，即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
目前，我们有不同的教育思想，但是有没有一种核心的东西？答案是有的。首先，从心理学来看，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心理学上有三个共识。一是智力结构。例如，格式塔心理学、多元智能理论、思维三棱结构等是智力领域核心问题。二是教育目标分类学。布卢姆对认知领域、情感领域、技能领域的目标进行分类，其中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三是迁移理论。一个人在一种情境中的学习影响他在其他情境中的学习。形式训练说，训练一般的心理官能;共同要素说，训练具体行为;格式塔心理学，训练普通技能;认知心理学，训练元认知。其次，从过去的经验看。早期“螺丝钉”精神，注重专业教育，关注知识结构和专业深度;改革开放后，注重“后劲”，注重通识教育，关注知识面和灵活性。结构化的教学安排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如基本的专业规格和标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程架构，理论教学、实习实验、毕业设计（论文）的环节搭配。再者，从国外模式找答案。它们学科面相对宽一些，课程选择灵活一些，学生个性化更强一些。重视学生的自主性、选择性和能力提升。最后，从未来找答案。未来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未来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知识的作用是你作为高级专业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另外，知识只是一个素材，可以培养你的思维能力，它可以作为新材料进行素材加工。因此，能力是基础，大学培养人不变的东西是知识、技能、思维，三者的培养规律不同。我们不能用一种规律代替所有规律，知识是需要传授和记忆的，技能是需要训练和练习的，思维也是需要训练的。
总体来说，以不变应万变应该遵循这样的结构。无论来自哪个学校，都要将自己的专业课学好;还要有实践活动，可能是课内的，如实习、实验，也有可能是课外的，如社团活动;再者就是环境熏陶，每所大学都要打上大学的烙印，如果学生大学毕业后打不上所在学校的烙印，那么这所学校可能是不成功的。如果每所大学都能打上自己的烙印，在就业市场上，企业喜欢雇用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这所大学是成功的。
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战略支点
《世界教育信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马陆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需要聚焦教育发展战略支点，构建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创新点和增长极。高等教育更应该抓住关键，纲举目张地带动整个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比如，长三角的高等教育就是整体发展，“长三角高等教育样本”的作用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腰身”，是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普及化发展的未来参照，为我国整体发展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提供实验、借鉴样本;雄安新区高等学校建设要着眼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承载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现代世界城市样板等重大历史责任，大学具有重要而长远的作用，需要高端起步;海南教育创新岛瞄向开放高地和海洋强国战略，可聚焦教育开放关键议题开展改革试验，加强对高校体系的设计规划布局，直接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着力提高海南教育的活力、魅力、保障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薄弱、经济相对落后、产业相对单一，高等学校具有打造产业源头、创造新的绿色产业业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职责;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领域，高等教育要积极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各国学生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理解，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粤港澳大湾区跨越不同的治理模式，需要高教融合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关键是利用三地高等教育优势和市场经济发达优势，融合互补推动产生新的创新极。这种创新，最终要体现在经济和产业上，即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助推粤港澳共同发展与繁荣，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的重点是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三方大学需要携手合作，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在大湾区创建联合实验室、高新技術园区和产业孵化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以人才优势聚焦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努力成为世界科技、产业、经济的增长极和领头羊。
编辑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