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通报了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目前，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巨青铜面具、象牙、玉石器等500余件文物。
　　早在1934 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馆长葛维汉就组建了一支考古挖掘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挖掘工作。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共经历过多次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不断丰富。然而，无论是在考古学界还是在民间，三星堆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三星堆究竟从哪里来，又是怎么消失的？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为何如此独特？三星堆时期的人们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三星堆文明为何没有发现文字？……关于三星堆，还有太多的谜题等待着解答。

三星堆“上新”

　　时隔30多年，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很多一线考古工作者和到场媒体最大的感受就是“高科技”。与许多在露天环境下进行的田野考古不同，三星堆这次的发掘工作全部都搬进了一座考古大棚，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又被安排“住”进了可提供多种功能的“考古发掘方舱”内。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围墙，更没有这种方舱，也没有这个大棚，咱们就是用竹子弄了一个篱笆在旁边就算是一个警戒线了。盖的草棚，我们就在里边工作。”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说道。他是1986年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的发掘者，亲历了这些年考古技术和工作环境的变化。
　　此外，各种类型的考古实验室都入驻到发掘现场。应急检测分析室、有机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一系列专业考古实验室，可为考古人员辨认肉眼无法识别的出土文物类型，准确记录第一手资料。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挖掘的状况基本和预期一致，6个坑新出土的器物数量能够达到当年1、2号坑的水平，即每个坑平均出土器物和残片1000件左右。其中令人惊喜的是，这次出土了大量新的器型，比如在3号坑内，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座双手合拢的顶尊铜人像。几座祭祀坑新发现的青铜器器型厚重，造型奇幻奔放。青铜龙型配饰、青铜坛、圆口方尊等器型均属首次发现。
　　此外，在这次的考古挖掘中，还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其中最受关注的是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金面具有着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以及宽大的耳朵，从造型来看，不仅与之前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有所关联，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极为相似，因此也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递承关系提供了依据。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说。
　　2019年5月，四川省印发《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方案要求编制古蜀文明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设计推出一批古蜀文明旅游精品线路，开发古蜀文明文化旅游产品，推出历史文化特色鲜明和市场吸引力强的古蜀文明旅游演艺产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蜀文明文化旅游品牌。而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的代表文化，三星堆的新发现，将给四川文旅发展带来质的提升。

跨世纪的考古发掘 

　　沉睡三千年的三星堆能够重现江湖，是偶然，也是必然。三星堆考古挖掘的历史，实际上已经非常久远，迄今为止已进行了37次。
　　正如雷雨和冉宏林曾在论文中所说，作为古蜀国都城的三星堆遗址从古代穿梭到现代、从地下回到地面并非朝夕之功，而是数代考古学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探索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这37次发掘经历了三个阶段。

　　192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是“寻物”阶段。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疑古”思潮几乎瓦解了中国古史体系，为了重建中国古史体系，考古成为重要方式，来自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奔波于田间地头找寻各个时期的文物，而三星堆横空出世的文物震惊了世人。但葛维汉组织的首次考古发掘，被迫中止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星堆再次沉寂。
　　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是“证史”阶段。在这期间，针对三星堆遗址的数次考古调查成果显著，月亮湾文化、三星堆文化先后命名，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内涵。而1988年至1999年相继确认的三星堆城墙、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则进一步印证了三星堆为古蜀国都城的性质。
　　第三阶段则是从2011年开始的“见人”阶段。随着聚落考古、科技考古在中国的开展，加之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为了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最终目的在于“见”当时“人”。
　　大量的材料，让三星堆研究面临巨大的挑战，期间多次停滞，直到去年，三星堆遗址再次重启发掘。“我们要消化原来的材料，要进行修复，要写报告进行研究，不是永无止境地天天往下挖，不是因为神秘我们不敢挖。”面对众说纷纭的猜测，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说。
　　雷雨介绍，考古工作秉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1986年的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之后，各级政府很快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最大的保护。“1、2號坑所在区域得到了保护，抢救性发掘的迫切性便不存在了，三星堆遗址也就走上了主动发掘的道路。” 　　此次考古发掘的缘起，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提到，要继续加大对三星堆遗址及周边遗址群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成都平原宝墩遗址、金沙遗址等众多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三星堆谜题有望破解

　　1号坑和2号坑遗物的出土，只是我们认识三星堆的第一步。两个坑的功用、年代以及掩埋时间的先后是什么？这些器物是用来做什么的？三星堆文明是如何消失的？……这些年来，三星堆这些困扰着公众的谜题，在学界同样引发争议。
　　随着新坑遗物的陆续出土，三星堆的未解之谜进入新一轮讨论。北京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他认为，8个坑的掩埋时间几乎是同时的，相当于商王武丁时期，很有可能是同一个神庙里的东西，而非不同时间段分批掩埋的祭祀器物。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这次考古发现对复原当时整个神庙的礼仪空间、宗教体系、社会结构、哲学思想及宇宙观都能提供新的支撑。
　　孙华认为，围绕三星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猜测和假说，是因为考古学家多持小心假设和小心论证的态度，“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妄作引申和演绎。”这种状况可能引起了一些急切想知道结论的公众的不满，他们在没有确切答案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所知的有限信息提出猜测，多是天马行空而无科学依据。
　　对于接下来的陆续发掘，考古学家们最期待文字的出现。雷雨表示，“三星堆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不亚于中原，其他方面也不会相差太多。那时候中原的文字系统已经很成熟了，即使古蜀文明的文字系统落后一点，也不至于一个字都见不到。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可能是古蜀人都把字写在比较容易损毁的器物上，比如木器、纺织品，不像中原刻在甲骨上。我相信这个文明是有文字的，不过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来佐证。”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还是围绕三星堆的祭祀区展开工作，看看现有几个坑周边还有没有其他坑，然后再找一找相关的宗庙、神庙和祭祀场所。再下一步，我们打算去更远的地方，找一找三星堆城的城门、道路还有蜀王的王陵、青铜器作坊等，这些都是遗址申遗必须具备的要素。”雷雨透露了未来的发掘工作计划。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
　　（部分资料来源于自央视、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瞭望、中国青年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