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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常做什么梦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自己常做的梦，要么是绕着大街小巷行走，要么孤独地埋头水旱田里干活，或是背着行李到一个陌生的住处寻找铺位，再就是到一个熙熙攘攘或冷冷清清的大食堂打饭，不是没有粮票了，就是打烊收摊了，总之吃不上一碗顺心饭。我没找人解过梦，不管是土法的，还是弗洛依德的。醒着的事情还无可阐释，顾得上梦中那虚无缥缈吗？我想，这大概是反映了“食、色，性也”的第一需要，冥冥中提醒我，吃饭的大事不可轻视吧。
老实说，我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挨过饿。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属于温饱无虞的小康之家，虽然最后“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还有能在精神上同情不得温饱者的余裕，自然也就表明物质上尚不匮乏。
1958年，在我戴着“帽子”下乡时，每逢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一到赶集的日子，都会发现不少乡亲扛着檩条出村，原来是到集上换“代食品”——一种叫“黄菜盘子”的耐盐碱植物的籽粒。夏秋之际，当地刮起了一阵“吃饭不要钱”的风，叫做“敞开肚皮吃”，从机关干部下放小队，吃到劳改农场生产队，附近农民还有个别吃到撑死的。我倒是好好活了过来，胖了一点——并非水肿，而是正常的胖。
不过到了1959、1960年，大饥荒真的来了。幸亏我回了城，没饿着，吃过一些别样的代食品。最难下咽的，是佳木斯糖厂榨糖的下脚料，装大麻包经火车运进山海关，等吃到我们嘴里时，这些原先的“甜菜”早已没有甜味，有的是捂馊了的馊味。
所以，我多年梦里的打饭情结，似乎并不是反映我在实际生活中的吃不上饭或吃不饱。那么，也许是在象征意义上预示我的“饭碗”危机？正像汪曾祺形容的，我自认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右派就右派了，劳改就劳改了，分配就分配了，我既知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听天由命吧。为了不砸“饭碗”，也只好“入乡随俗”。
是的，怕“砸饭碗”，这说到问题的核心了。
说文绉绉的话，叫“民以食为天”；说大白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俗话又说了——俗话往往说的是大实话，也许并非值得为之奋斗的真理，却是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端人碗，服人管”。从西方的娜拉，到东土的子君，你经济不独立，在家里就说不上“女权”。女性如此，男性也不例外，古时如此，可能于今为烈。男子没有“女权”问题，但跟女性一样有人权问题啊！
有一句我没弄清确切出处的话：“如此炎炎的，只是为了面包和自由。”“面包”支撑了人们的生存权，但对于“端人碗”的阶层和群体来说，生存权竟是要拿自由来换的啊！许多被“不革命理论家”乃至“革命理论家”同样轻蔑的群体行动，所谓“停止在经济要求，没有上升到政治要求”的自发斗争，它们被指出的局限性，往往就是从“吃饭”出发的。
被奉为当代农民革命前驱的梁山好汉们，有了水泊梁山这块根据地以后，头目们可以提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最低纲领了，而他们杏黄旗下的众喽啰们，还只是满足其吃饱的要求的档次，不可能去跟坐交椅的领导层闹平均主义。他们原是农村里穷苦甚至破产的农民，还有的是无地可种或说是贫而不农的游民，他们赶到梁山落草，也就是从头领们那里“分一杯羹”，如同官家衙门里当差的，从老爷手里讨一点残羹剩饭。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官老爷们，则又都诚惶诚恐地“食君之禄”，端的是皇上赐给的饭碗罢了。那是科举时代，当官的都是读书人，属于“知书”应该“明理”，而未必明理的一群，有了饭碗又戴上官帽，有了蓝翎又企望红袍，自然不免跪拜皇恩，歌颂圣明，什么丑态都摆得出来，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
要生存，就要吃饭。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吃饭就得放弃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不过于有些人而言是自觉的，有些人则是不自觉的，有些人是被迫的，有些人则是主动自愿的，或者吃饱之后还想吃好吧。高唱“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是尧舜时候的事，据说，那时被称为“原始公社时代”或“原始共產主义时代”，生产力极低，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期。
萧军到了20世纪40年代，还想重演那一场。在延安开座谈会，他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又说他是一支笔管两个党（据说指国共两党）。最后，“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胡乔木语）。而萧军还以为他不吃公粮照样过得去，住到延安东边一个孤零零的房子里，自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那时还有无主荒地，也没有“城管”，容得他开小片荒，但还是困难多多，单干不下去了，彭真来劝，借坡下驴。（《江南》2012年第3 期）过了几年，萧军在哈尔滨，故态复萌，又抨击苏联军队欺压中国老百姓，包括强暴妇女，掠夺机器，指为赤色帝国主义，于是再一次受到不给吃公粮的待遇。几经辗转，后来虽被彭真批准到北京，却一直是靠针灸行医过日子。
由此可知，“脱产”的读书人，在不兴自由职业的社会，吃不上公粮，就没法过下去。（一篇关于牛田洋悲剧的回忆中写道：只有服从“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才能凭借“毕业分配证”到单位所在地派出所注册户口，成为合法公民；才能领取生存必须拥有的粮票、布票、油票，还有煤票、糖票、肥皂票等。“在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革命目标和斗争狂热退居其次，‘毕业分配’成为每个人关心的首要问题。”——不服从统一分配，就不给粮票，丢了饭碗也。）也许可以到荒山野岭过活，只怕日子一长，会变成“罗昌秀”（实际生活中的“喜儿”——“白毛女”）。反右派以后，拒绝在划右派定案材料上签字画押的，都以抗拒论处，罪加一等，原来算一般右派分子的，改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但你也别想像萧军那样“自谋生路”，是把你收容到“劳动教养”的地方圈起来。有些不曾“抗拒”的右派分子，侥幸没有予以“劳教”的，开除了公职，名为“给出路”，遣返回乡，或叫你“自谋生路”。但在“三大改造”之后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夹缝可以偷生，在乡村是由生产队把你跟“地富反坏”一起作为专政对象管理。在城市，街道能够安排的活路，大抵是做壮工、拉架车，同时也要接受政治管制。
读书人（有人引证西方的标准，认为这样的人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姑且从之），他们毕竟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是被斥为“不××就不开饭”的对象（例如驱赶文艺工作者下乡时，说“不下去，就不开饭”），是这样的吃饭与自由不可兼得。那末，农民又怎么样呢？
农民几千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亦早被打破。“组织起来”以后，不说被剥夺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成了专政对象，成了随时听命出劳役的罪人，就是号称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社员，不但在入了社、归了“公”的土地上没了耕种的自主权，而且随时要受各级有权者的指挥，包括瞎指挥。这还是说平常年月，到了非常时期，比如上世纪50到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中，在查抄了你家和你们村队的“瞒产”之后，没有粮食的人家想要出村逃荒，没有路条是出不了村的。如果允许他们自由流动，或许死人能够少些。就是这样，到了1962年后，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还要批斗“开小片荒”的农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话越扯越远了。究竟我为什么老是梦见到大食堂打饭和随之而来的打不着饭的尴尬和郁闷，相较之下已不重要。还有什么比几千万既没饭吃又没自由的农村人口，在无言的痛苦中死去更令人揪心的呢？无论我的梦，是由于这些记忆沉淀在潜意识里，或者仅仅是由于内心深处纠结着太多保住饭碗、不惜屈从的卑微念头，总之是大半生的苟活者。往者已矣，犹有余年，又该怎么办呢！？
思之茫然，我欲无言。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老实说，我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挨过饿。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属于温饱无虞的小康之家，虽然最后“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还有能在精神上同情不得温饱者的余裕，自然也就表明物质上尚不匮乏。
1958年，在我戴着“帽子”下乡时，每逢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一到赶集的日子，都会发现不少乡亲扛着檩条出村，原来是到集上换“代食品”——一种叫“黄菜盘子”的耐盐碱植物的籽粒。夏秋之际，当地刮起了一阵“吃饭不要钱”的风，叫做“敞开肚皮吃”，从机关干部下放小队，吃到劳改农场生产队，附近农民还有个别吃到撑死的。我倒是好好活了过来，胖了一点——并非水肿，而是正常的胖。
不过到了1959、1960年，大饥荒真的来了。幸亏我回了城，没饿着，吃过一些别样的代食品。最难下咽的，是佳木斯糖厂榨糖的下脚料，装大麻包经火车运进山海关，等吃到我们嘴里时，这些原先的“甜菜”早已没有甜味，有的是捂馊了的馊味。
所以，我多年梦里的打饭情结，似乎并不是反映我在实际生活中的吃不上饭或吃不饱。那么，也许是在象征意义上预示我的“饭碗”危机？正像汪曾祺形容的，我自认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右派就右派了，劳改就劳改了，分配就分配了，我既知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听天由命吧。为了不砸“饭碗”，也只好“入乡随俗”。
是的，怕“砸饭碗”，这说到问题的核心了。
说文绉绉的话，叫“民以食为天”；说大白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俗话又说了——俗话往往说的是大实话，也许并非值得为之奋斗的真理，却是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端人碗，服人管”。从西方的娜拉，到东土的子君，你经济不独立，在家里就说不上“女权”。女性如此，男性也不例外，古时如此，可能于今为烈。男子没有“女权”问题，但跟女性一样有人权问题啊！
有一句我没弄清确切出处的话：“如此炎炎的，只是为了面包和自由。”“面包”支撑了人们的生存权，但对于“端人碗”的阶层和群体来说，生存权竟是要拿自由来换的啊！许多被“不革命理论家”乃至“革命理论家”同样轻蔑的群体行动，所谓“停止在经济要求，没有上升到政治要求”的自发斗争，它们被指出的局限性，往往就是从“吃饭”出发的。
被奉为当代农民革命前驱的梁山好汉们，有了水泊梁山这块根据地以后，头目们可以提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最低纲领了，而他们杏黄旗下的众喽啰们，还只是满足其吃饱的要求的档次，不可能去跟坐交椅的领导层闹平均主义。他们原是农村里穷苦甚至破产的农民，还有的是无地可种或说是贫而不农的游民，他们赶到梁山落草，也就是从头领们那里“分一杯羹”，如同官家衙门里当差的，从老爷手里讨一点残羹剩饭。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官老爷们，则又都诚惶诚恐地“食君之禄”，端的是皇上赐给的饭碗罢了。那是科举时代，当官的都是读书人，属于“知书”应该“明理”，而未必明理的一群，有了饭碗又戴上官帽，有了蓝翎又企望红袍，自然不免跪拜皇恩，歌颂圣明，什么丑态都摆得出来，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
要生存，就要吃饭。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吃饭就得放弃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不过于有些人而言是自觉的，有些人则是不自觉的，有些人是被迫的，有些人则是主动自愿的，或者吃饱之后还想吃好吧。高唱“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是尧舜时候的事，据说，那时被称为“原始公社时代”或“原始共產主义时代”，生产力极低，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期。
萧军到了20世纪40年代，还想重演那一场。在延安开座谈会，他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又说他是一支笔管两个党（据说指国共两党）。最后，“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胡乔木语）。而萧军还以为他不吃公粮照样过得去，住到延安东边一个孤零零的房子里，自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那时还有无主荒地，也没有“城管”，容得他开小片荒，但还是困难多多，单干不下去了，彭真来劝，借坡下驴。（《江南》2012年第3 期）过了几年，萧军在哈尔滨，故态复萌，又抨击苏联军队欺压中国老百姓，包括强暴妇女，掠夺机器，指为赤色帝国主义，于是再一次受到不给吃公粮的待遇。几经辗转，后来虽被彭真批准到北京，却一直是靠针灸行医过日子。
由此可知，“脱产”的读书人，在不兴自由职业的社会，吃不上公粮，就没法过下去。（一篇关于牛田洋悲剧的回忆中写道：只有服从“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才能凭借“毕业分配证”到单位所在地派出所注册户口，成为合法公民；才能领取生存必须拥有的粮票、布票、油票，还有煤票、糖票、肥皂票等。“在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革命目标和斗争狂热退居其次，‘毕业分配’成为每个人关心的首要问题。”——不服从统一分配，就不给粮票，丢了饭碗也。）也许可以到荒山野岭过活，只怕日子一长，会变成“罗昌秀”（实际生活中的“喜儿”——“白毛女”）。反右派以后，拒绝在划右派定案材料上签字画押的，都以抗拒论处，罪加一等，原来算一般右派分子的，改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但你也别想像萧军那样“自谋生路”，是把你收容到“劳动教养”的地方圈起来。有些不曾“抗拒”的右派分子，侥幸没有予以“劳教”的，开除了公职，名为“给出路”，遣返回乡，或叫你“自谋生路”。但在“三大改造”之后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夹缝可以偷生，在乡村是由生产队把你跟“地富反坏”一起作为专政对象管理。在城市，街道能够安排的活路，大抵是做壮工、拉架车，同时也要接受政治管制。
读书人（有人引证西方的标准，认为这样的人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姑且从之），他们毕竟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是被斥为“不××就不开饭”的对象（例如驱赶文艺工作者下乡时，说“不下去，就不开饭”），是这样的吃饭与自由不可兼得。那末，农民又怎么样呢？
农民几千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亦早被打破。“组织起来”以后，不说被剥夺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成了专政对象，成了随时听命出劳役的罪人，就是号称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社员，不但在入了社、归了“公”的土地上没了耕种的自主权，而且随时要受各级有权者的指挥，包括瞎指挥。这还是说平常年月，到了非常时期，比如上世纪50到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中，在查抄了你家和你们村队的“瞒产”之后，没有粮食的人家想要出村逃荒，没有路条是出不了村的。如果允许他们自由流动，或许死人能够少些。就是这样，到了1962年后，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还要批斗“开小片荒”的农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话越扯越远了。究竟我为什么老是梦见到大食堂打饭和随之而来的打不着饭的尴尬和郁闷，相较之下已不重要。还有什么比几千万既没饭吃又没自由的农村人口，在无言的痛苦中死去更令人揪心的呢？无论我的梦，是由于这些记忆沉淀在潜意识里，或者仅仅是由于内心深处纠结着太多保住饭碗、不惜屈从的卑微念头，总之是大半生的苟活者。往者已矣，犹有余年，又该怎么办呢！？
思之茫然，我欲无言。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