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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儿童视角是她所青睐的一种叙事策略。她借助纯真的语言表现童真童趣，透过儿童的心灵世界来窥探人生百味，礼赞天地万物，从而在对生活本真的真情抒写中传达了她对于人生的独特观照。
关键词： 萧红 呼兰河传 儿童视角 人生观照
童年是一个人生命的初始阶段，童年经验可以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更是巨大。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的作家萧红就有着独特、深刻的童年经验和浓厚的童年情结，这使她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采用了儿童视角，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一部运用儿童视角写就的典范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萧红在独特的儿童视角下以身居闹市的漂泊者回望故乡的姿态绘写了呼兰河小城琐细的日常生活和热闹的风土人情，以流徙半生的颠沛者独特的儿童口吻表达了对深藏于内心的珍贵的童年经验的眷恋之情和对自然万物的深情礼赞。同时，小说中作者萧红在对故乡对童年的心理亲近之时，又显示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独醒情怀，从而构成了萧红在外象、自我与宇宙三个层面的对于生活本真的抒写：她将呼兰河人的生活实境和风俗民情进行比照描写，以童趣消解呼兰河的卑琐与庸俗；她不谙世事地沉浸在隔代沟通的嬉笑娱乐中，以童味抒写祖辈的温暖与良善；她通过自然灵化使物人之间交相感应，以童韵礼赞万物的自由与生命。在这些真情抒写中，萧红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独特观照。
一、实相观照——以童趣消解卑琐与庸俗
在小说的前两章中，作者萧红从幼时对世态的童趣体验出发，用完全不同的笔触描摹了家乡呼兰河小城的两种生活实相：卑锁平凡的日常琐事和庸俗热闹的精神盛举。虽然前者用笔琐细，后者着墨躁动，但这两种生活实相实则是反映了呼兰河人麻木愚昧生活的不同侧面。不仅如此，作者还始终以儿童视角贯穿其中，在对照描写中异曲同工地审视和消解着呼兰河的卑琐与庸俗。
《呼兰河传》开篇就流水账似的叙述了发生在小城街头里巷琐细的生活片段：大泥坑的故事、不幸者的生活境遇、小胡同里各式各样的叫卖、火烧云奇观……“流水账”一样的叙述是独特的儿童思维的艺术呈现，显然作者在小说伊始就从成人角色置换到儿童角色，以回溯性的姿态用“儿童别一种眼光来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从而试图打造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展现不易为人所体察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1]
先看大泥坑的故事。所谓的“大泥坑”，大约五六尺深，不仅污染环境，严重阻碍过往行人的车辆，也淹死过鸡、鸭、猪、狗，甚至小孩，奇怪的是从没有人填平它。那些雨天里的过路者，也偶有一两个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奋斗”与“挣扎”之后，心有余悸地冒出治理的念头，却不是“栽树”就是“拆墙”，甚至连这些也没有人施行。不仅如此，人们还沉浸在少有的兴奋中。接着作者以大量的笔墨，细致描述了大泥坑周围的人们的“精神盛举”和“物质福利”。面对大泥坑，“我”始终以童趣冷观着一切，将成人们“理所当然”的举动娓娓道来。[2]就在这样一种儿童视角的平静叙述中，我们不难领悟到：在这里，大泥坑仿佛是灾难丛生的生活的象征体，却以一种自然、合理的姿态长期呈现于呼兰城人面前！作者透过如此的细节描写反映出的正是呼兰城人共同的生命状态——一种丧失了生命活力的惰性。那么呼兰河人的具体生活境遇又是怎么样的呢？萧红在小说文本中不动声色的为我们描述着王寡妇的丧子之痛、叫化子被群狗撕咬、扎彩匠麻木的吃睡过活……这些都是极富悲凉意味的生活场景。作者在此并没有恸哭哀告，而是隐去成人的情感介入，用儿童的眼界观察它们，用稚拙简单的语词表现它们，但我们分明体味到的仍是前文所说的“惰性”，甚至是更为深刻的一种“惰性”。呼兰河人麻木混沌的生存（而非生活）着，没有真挚的悲痛感，没有纯朴的同情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也丝毫感觉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亡的悲哀——作者儿童视域里的淡漠临摹如此的让人震撼！
除了大泥坑的故事和不幸者淡漠的生存哲学，最能引起活泼天真的“我”注意的莫过于与吃有关的小胡同里一波接着一波的叫卖和与玩有关的绚丽多姿的火烧云奇观了。在这两个场景的描述中，“我”游离于成人世界的边缘，用一种身临其境的儿童眼光过滤出覆盖在现实生活表层的谎言和虚伪，用稚嫩的儿童口吻揭露出麻花其实很脏的事实，从而呈现出生活本身的毛茸茸的原生态情境；同时，在我看来，那绚丽多姿的火烧云除了“新鲜、艳丽到了使人想飞到那里”外，“湿润忧伤得仿佛在泪水里浸泡”，更“让人心疼得难以忍受”。[3]这些显然与以成人视角和成人感受所建构的文学现实世界有了某种疏离，由此我们可以从作者对复杂现实的稚气把握中领略到她不经意间所透视出的一种儿童式的鲜明和值得玩味的深刻。
在写了呼兰河人卑琐的日常生活之后，萧红把目光投射到它的地域风俗上，用独特的童趣将其描摹得热闹非凡。这些恐怕就是呼兰河人的精神大餐、文化生活了：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看野台子戏，逛庙会……呼兰河人过得有滋有味。然而，这些远不只是一幅幅简单的供读者欣赏把玩的风俗画，它们其实是呼兰河人生命观的另一种外化，在作者独特的儿童视域里内涵了她深沉的思考。
萧红在叙述这些时，始终带着一颗童心。比如说跳大神。一般有人生病，家人才会请所谓的大神来驱除病魔，萧红用儿童的眼光观照这一切，不去评说它是如何的迷信与可悲，将疾病给人带来的生理和精神苦痛则被悬置，而是用儿童的童稚戏谑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文艺节目”，自得其乐。每年七月十五盂兰会放河灯则是为了驱鬼。萧红以女孩的天真叙述着呼兰河人认为“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鬼，要驱赶走”的荒谬之论，用稚嫩的口吻描摹着“河水汩汩，河灯随水流而漂走”的情境，呼兰河人飘浮于生活的表面的虚空状态也随之自然地呈现了出来。萧红在此用儿童独有的眼光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些“精神盛举”，时而轻松，时而热闹，但透过文字的表象，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与沉重。
二、隔代沟通——以童味抒写温暖与良善
从对外象的关注中，我们不难看出儿童视角无疑为萧红开启了一扇客观地反映现实的别致的窗户。除此之外，萧红还梦回童年，从自我的生活经验出发，越过对父辈的粗暴与严苛的细致刻画，而通过隔代之间和谐交往的方式来寻找着情感沟通的心灵矢向，传达着她对于温暖与良善的独特感悟。 祖父是萧红童年生活惟一的真正的伴侣，她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与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与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祖孙情这条叙述链上，萧红是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语调来写祖父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祖父深情的依恋。“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跟孩子似的。”他天真幽默，喜欢和孩子开玩笑；他健康慈祥，有仁爱之心。祖孙俩之间的交往，更是童趣盎然：“我”是祖父的跟屁虫，在后花园劳动的间隙，祖孙二人，一问一答，其乐融融；祖父教“我”念诗，“我”凭着自己的好恶进行选择……这些稚气又好笑的事情，在成人之后再回首，温馨甜蜜，是那么的令人回味无穷。[2]小说中还描绘了一个颇有趣味的场面：在后花园中“我”偷偷地给蹲在地上拔草的祖父的草帽上插上一圈红通通的花朵，安然不知的祖父回到家里引起一阵哄笑。虽然笑的诱因相同，众人笑的形态却是那样的生动各异。“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祖母的笑是看见自己老伴滑稽模样后的发自内心的舒畅的笑，而父亲母亲的笑显然是克制和迎合的笑，一个“也”字传神地刻画出了他们本能地想笑又不敢在长辈面前放肆的瞬间心态。最让人回味的是“我”与祖父的笑。在程度上“我”与祖父“笑得最厉害的”，在笑态上都表现出神经质地难以控制。“我”是“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笑得“在炕上打起滚来”，祖父知道怎么回事后竟“笑了十多分钟停不住”。在第一次笑得高潮过后，也只有“我”与祖父保持着重复接受笑因刺激的可能性，祖父“过了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当祖父刚有点忘记，“我”就在旁边提着说，“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这一老一少对同一事物的情绪反应如此接近的心灵默契正贴近逼真地说明了人类个体心灵由天真单纯到复杂事故再由复杂世故回到单纯天真的发展历程。这样，作者就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阐释了从祖父那领悟到的“温暖”和“爱”。[2]
有二伯是“我”的家族以外的人，但撇开血亲关系，有二伯与“我”的沟通其实更是隔代交往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欲从家里偷鸡蛋、黑枣与外面的穷家伙们分享时看到有二伯偷走家中的铜壶与澡盆，当母亲逼问时却说没看见。童年的“我”对有二伯这类被家族遗弃的长者具有本能的同情，但又不断利用有二伯的把柄要挟他以达到自己逛公园、看大象的目的。从道德意义上看，偷拿与说谎都不是光彩的行为，是个人品质上的劣迹。但是当这种“偷”除了童年顽皮之外还包含着一种朴实的人道精神，当“我”说谎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而是体现着为被欺凌者抱不平的正义原则，善与恶就泯灭了他们之间的界限，浑然同一。由此可见，作者对“我”与有二伯善恶相融的童味抒写，更能诗意地传达出人性的温暖与良善，这也表明作者对于人性中人文因子的揭示是颇有深度的。[2]
三、物人交感——以童韵礼赞自由与生命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儿童视角下人生观照不仅贯穿于世态人情和个体经验本真抒写中，还延伸至对于宇宙的大悲悯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对“我”与后花园的幻化交感的诗意描绘之中。
在小说中，萧红运用儿童感性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使其中的景物描写带有了一种神奇的光芒，呈现出一种独具一格的审美艺术效果。童年家中的大花园，是萧红儿时的乐园，在作家的记忆中，后园里有白的、黄的和带着金粉的大红蝴蝶，蜻蜓是金的，蚱蜢是绿的，园子里还有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的各种色彩和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的明晃晃的阳光。在鲜艳亮丽色彩的夸张和装扮之下，大人眼中供应蔬菜的菜园子，却成了儿童心中充满幻想、充满惊喜的儿童乐园。这样的描写非常符合儿童观察景物的特点，他们总是用感性的态度去感知世界和了解世界，使成人眼中平淡简单的现实生活，变得丰富而奇妙。一个家中种菜的园子，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神奇乐园，一个迷人的童话般的梦幻世界。这给她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具有了一种灵动飞扬的艺术气质。[2]
在这里无论是花还是鸟，本身都被“我”赋予了灵魂与自由意志（即自然灵化了），并且与“我”进行着情感的交流与对话。萧红曾经把后花园当作自我童年的“圣地”。她说：“一到后花园，立刻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绝不是那屋子里的狭窄的视角，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2]所谓“人和天地在一起”恰是自然灵化的最好注释。确实，当大自然将自己的无穷奥秘全部裸露在这些尚未被世俗红尘遮蔽住心灵眼睛的孩子们面前时，她们能够得到自我心理、性情、体格发展所需要的宽厚与无穷乐趣。这个大自然是童年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成人们强加给他们的。萧红觉得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自然界一切腐败、阴冷的东西都被她驱逐出童年的乐园。人的生命本能原是来源于自然、又深蕴于自然之中的，与现实社会纷繁人事中的人性遭受污染相反，自然中人性纯真的一面更多地得到了保留。作者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使所有的自然存在都有着与人一样的思想和运动，所有的运动都如生息在其中的人一般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力。自然、少女、老人共处于一种平等结构的关系之中，世界因此是一个没有主宰也不必有主宰、没有生命被扼制被摧毁的整体。
借着质朴纯真的童韵，自然在作者笔下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景物，也不再是人物的陪衬，而是一种物人幻化后蕴藉丰富的审美实体，其中所呈现出的自由、健康、率真、快乐与美丽，正是作者对生命本意的理解，也使我们体会到了一种融自身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热烈的生命感。
穿越时光再度回首童年，所有的尘嚣与浮躁都已被过滤，沉淀下来的是那些曾经打动过作者并且在她的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东西，点点滴滴都落在作者的心里，让她有了一种诉说的冲动。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努力的回味着属于童年的记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城与人，老人与小孩，过去与现在”的童年话语故事。她通过对不合理的现实的生命状态客观展示和对万物生灵的倾情抒写，揭露成人世界的生命惰性，呼唤美好的生活形式。同时她还从现实的悲剧节奏中捕捉亮丽色彩，交织以自我对理想生命的执着探寻，从而使作品完满地呈现出她对于呼兰河人甚至是整个民族的独特的人生观照。
参考文献：
[1]王黎君.儿童视角的叙事学意义[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4（2）：49.
[2]萧红，著.秦弓，编注.萧红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3]迟子建.原始风景[A].向着白夜旅行[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北京编译出版社，2003.
[6]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关键词： 萧红 呼兰河传 儿童视角 人生观照
童年是一个人生命的初始阶段，童年经验可以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更是巨大。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的作家萧红就有着独特、深刻的童年经验和浓厚的童年情结，这使她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采用了儿童视角，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一部运用儿童视角写就的典范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萧红在独特的儿童视角下以身居闹市的漂泊者回望故乡的姿态绘写了呼兰河小城琐细的日常生活和热闹的风土人情，以流徙半生的颠沛者独特的儿童口吻表达了对深藏于内心的珍贵的童年经验的眷恋之情和对自然万物的深情礼赞。同时，小说中作者萧红在对故乡对童年的心理亲近之时，又显示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独醒情怀，从而构成了萧红在外象、自我与宇宙三个层面的对于生活本真的抒写：她将呼兰河人的生活实境和风俗民情进行比照描写，以童趣消解呼兰河的卑琐与庸俗；她不谙世事地沉浸在隔代沟通的嬉笑娱乐中，以童味抒写祖辈的温暖与良善；她通过自然灵化使物人之间交相感应，以童韵礼赞万物的自由与生命。在这些真情抒写中，萧红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独特观照。
一、实相观照——以童趣消解卑琐与庸俗
在小说的前两章中，作者萧红从幼时对世态的童趣体验出发，用完全不同的笔触描摹了家乡呼兰河小城的两种生活实相：卑锁平凡的日常琐事和庸俗热闹的精神盛举。虽然前者用笔琐细，后者着墨躁动，但这两种生活实相实则是反映了呼兰河人麻木愚昧生活的不同侧面。不仅如此，作者还始终以儿童视角贯穿其中，在对照描写中异曲同工地审视和消解着呼兰河的卑琐与庸俗。
《呼兰河传》开篇就流水账似的叙述了发生在小城街头里巷琐细的生活片段：大泥坑的故事、不幸者的生活境遇、小胡同里各式各样的叫卖、火烧云奇观……“流水账”一样的叙述是独特的儿童思维的艺术呈现，显然作者在小说伊始就从成人角色置换到儿童角色，以回溯性的姿态用“儿童别一种眼光来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从而试图打造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展现不易为人所体察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1]
先看大泥坑的故事。所谓的“大泥坑”，大约五六尺深，不仅污染环境，严重阻碍过往行人的车辆，也淹死过鸡、鸭、猪、狗，甚至小孩，奇怪的是从没有人填平它。那些雨天里的过路者，也偶有一两个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奋斗”与“挣扎”之后，心有余悸地冒出治理的念头，却不是“栽树”就是“拆墙”，甚至连这些也没有人施行。不仅如此，人们还沉浸在少有的兴奋中。接着作者以大量的笔墨，细致描述了大泥坑周围的人们的“精神盛举”和“物质福利”。面对大泥坑，“我”始终以童趣冷观着一切，将成人们“理所当然”的举动娓娓道来。[2]就在这样一种儿童视角的平静叙述中，我们不难领悟到：在这里，大泥坑仿佛是灾难丛生的生活的象征体，却以一种自然、合理的姿态长期呈现于呼兰城人面前！作者透过如此的细节描写反映出的正是呼兰城人共同的生命状态——一种丧失了生命活力的惰性。那么呼兰河人的具体生活境遇又是怎么样的呢？萧红在小说文本中不动声色的为我们描述着王寡妇的丧子之痛、叫化子被群狗撕咬、扎彩匠麻木的吃睡过活……这些都是极富悲凉意味的生活场景。作者在此并没有恸哭哀告，而是隐去成人的情感介入，用儿童的眼界观察它们，用稚拙简单的语词表现它们，但我们分明体味到的仍是前文所说的“惰性”，甚至是更为深刻的一种“惰性”。呼兰河人麻木混沌的生存（而非生活）着，没有真挚的悲痛感，没有纯朴的同情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也丝毫感觉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亡的悲哀——作者儿童视域里的淡漠临摹如此的让人震撼！
除了大泥坑的故事和不幸者淡漠的生存哲学，最能引起活泼天真的“我”注意的莫过于与吃有关的小胡同里一波接着一波的叫卖和与玩有关的绚丽多姿的火烧云奇观了。在这两个场景的描述中，“我”游离于成人世界的边缘，用一种身临其境的儿童眼光过滤出覆盖在现实生活表层的谎言和虚伪，用稚嫩的儿童口吻揭露出麻花其实很脏的事实，从而呈现出生活本身的毛茸茸的原生态情境；同时，在我看来，那绚丽多姿的火烧云除了“新鲜、艳丽到了使人想飞到那里”外，“湿润忧伤得仿佛在泪水里浸泡”，更“让人心疼得难以忍受”。[3]这些显然与以成人视角和成人感受所建构的文学现实世界有了某种疏离，由此我们可以从作者对复杂现实的稚气把握中领略到她不经意间所透视出的一种儿童式的鲜明和值得玩味的深刻。
在写了呼兰河人卑琐的日常生活之后，萧红把目光投射到它的地域风俗上，用独特的童趣将其描摹得热闹非凡。这些恐怕就是呼兰河人的精神大餐、文化生活了：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看野台子戏，逛庙会……呼兰河人过得有滋有味。然而，这些远不只是一幅幅简单的供读者欣赏把玩的风俗画，它们其实是呼兰河人生命观的另一种外化，在作者独特的儿童视域里内涵了她深沉的思考。
萧红在叙述这些时，始终带着一颗童心。比如说跳大神。一般有人生病，家人才会请所谓的大神来驱除病魔，萧红用儿童的眼光观照这一切，不去评说它是如何的迷信与可悲，将疾病给人带来的生理和精神苦痛则被悬置，而是用儿童的童稚戏谑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文艺节目”，自得其乐。每年七月十五盂兰会放河灯则是为了驱鬼。萧红以女孩的天真叙述着呼兰河人认为“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鬼，要驱赶走”的荒谬之论，用稚嫩的口吻描摹着“河水汩汩，河灯随水流而漂走”的情境，呼兰河人飘浮于生活的表面的虚空状态也随之自然地呈现了出来。萧红在此用儿童独有的眼光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些“精神盛举”，时而轻松，时而热闹，但透过文字的表象，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与沉重。
二、隔代沟通——以童味抒写温暖与良善
从对外象的关注中，我们不难看出儿童视角无疑为萧红开启了一扇客观地反映现实的别致的窗户。除此之外，萧红还梦回童年，从自我的生活经验出发，越过对父辈的粗暴与严苛的细致刻画，而通过隔代之间和谐交往的方式来寻找着情感沟通的心灵矢向，传达着她对于温暖与良善的独特感悟。 祖父是萧红童年生活惟一的真正的伴侣，她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与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与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祖孙情这条叙述链上，萧红是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语调来写祖父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祖父深情的依恋。“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跟孩子似的。”他天真幽默，喜欢和孩子开玩笑；他健康慈祥，有仁爱之心。祖孙俩之间的交往，更是童趣盎然：“我”是祖父的跟屁虫，在后花园劳动的间隙，祖孙二人，一问一答，其乐融融；祖父教“我”念诗，“我”凭着自己的好恶进行选择……这些稚气又好笑的事情，在成人之后再回首，温馨甜蜜，是那么的令人回味无穷。[2]小说中还描绘了一个颇有趣味的场面：在后花园中“我”偷偷地给蹲在地上拔草的祖父的草帽上插上一圈红通通的花朵，安然不知的祖父回到家里引起一阵哄笑。虽然笑的诱因相同，众人笑的形态却是那样的生动各异。“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祖母的笑是看见自己老伴滑稽模样后的发自内心的舒畅的笑，而父亲母亲的笑显然是克制和迎合的笑，一个“也”字传神地刻画出了他们本能地想笑又不敢在长辈面前放肆的瞬间心态。最让人回味的是“我”与祖父的笑。在程度上“我”与祖父“笑得最厉害的”，在笑态上都表现出神经质地难以控制。“我”是“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笑得“在炕上打起滚来”，祖父知道怎么回事后竟“笑了十多分钟停不住”。在第一次笑得高潮过后，也只有“我”与祖父保持着重复接受笑因刺激的可能性，祖父“过了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当祖父刚有点忘记，“我”就在旁边提着说，“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这一老一少对同一事物的情绪反应如此接近的心灵默契正贴近逼真地说明了人类个体心灵由天真单纯到复杂事故再由复杂世故回到单纯天真的发展历程。这样，作者就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阐释了从祖父那领悟到的“温暖”和“爱”。[2]
有二伯是“我”的家族以外的人，但撇开血亲关系，有二伯与“我”的沟通其实更是隔代交往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欲从家里偷鸡蛋、黑枣与外面的穷家伙们分享时看到有二伯偷走家中的铜壶与澡盆，当母亲逼问时却说没看见。童年的“我”对有二伯这类被家族遗弃的长者具有本能的同情，但又不断利用有二伯的把柄要挟他以达到自己逛公园、看大象的目的。从道德意义上看，偷拿与说谎都不是光彩的行为，是个人品质上的劣迹。但是当这种“偷”除了童年顽皮之外还包含着一种朴实的人道精神，当“我”说谎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而是体现着为被欺凌者抱不平的正义原则，善与恶就泯灭了他们之间的界限，浑然同一。由此可见，作者对“我”与有二伯善恶相融的童味抒写，更能诗意地传达出人性的温暖与良善，这也表明作者对于人性中人文因子的揭示是颇有深度的。[2]
三、物人交感——以童韵礼赞自由与生命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儿童视角下人生观照不仅贯穿于世态人情和个体经验本真抒写中，还延伸至对于宇宙的大悲悯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对“我”与后花园的幻化交感的诗意描绘之中。
在小说中，萧红运用儿童感性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使其中的景物描写带有了一种神奇的光芒，呈现出一种独具一格的审美艺术效果。童年家中的大花园，是萧红儿时的乐园，在作家的记忆中，后园里有白的、黄的和带着金粉的大红蝴蝶，蜻蜓是金的，蚱蜢是绿的，园子里还有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的各种色彩和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的明晃晃的阳光。在鲜艳亮丽色彩的夸张和装扮之下，大人眼中供应蔬菜的菜园子，却成了儿童心中充满幻想、充满惊喜的儿童乐园。这样的描写非常符合儿童观察景物的特点，他们总是用感性的态度去感知世界和了解世界，使成人眼中平淡简单的现实生活，变得丰富而奇妙。一个家中种菜的园子，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神奇乐园，一个迷人的童话般的梦幻世界。这给她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具有了一种灵动飞扬的艺术气质。[2]
在这里无论是花还是鸟，本身都被“我”赋予了灵魂与自由意志（即自然灵化了），并且与“我”进行着情感的交流与对话。萧红曾经把后花园当作自我童年的“圣地”。她说：“一到后花园，立刻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绝不是那屋子里的狭窄的视角，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2]所谓“人和天地在一起”恰是自然灵化的最好注释。确实，当大自然将自己的无穷奥秘全部裸露在这些尚未被世俗红尘遮蔽住心灵眼睛的孩子们面前时，她们能够得到自我心理、性情、体格发展所需要的宽厚与无穷乐趣。这个大自然是童年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成人们强加给他们的。萧红觉得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自然界一切腐败、阴冷的东西都被她驱逐出童年的乐园。人的生命本能原是来源于自然、又深蕴于自然之中的，与现实社会纷繁人事中的人性遭受污染相反，自然中人性纯真的一面更多地得到了保留。作者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使所有的自然存在都有着与人一样的思想和运动，所有的运动都如生息在其中的人一般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力。自然、少女、老人共处于一种平等结构的关系之中，世界因此是一个没有主宰也不必有主宰、没有生命被扼制被摧毁的整体。
借着质朴纯真的童韵，自然在作者笔下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景物，也不再是人物的陪衬，而是一种物人幻化后蕴藉丰富的审美实体，其中所呈现出的自由、健康、率真、快乐与美丽，正是作者对生命本意的理解，也使我们体会到了一种融自身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热烈的生命感。
穿越时光再度回首童年，所有的尘嚣与浮躁都已被过滤，沉淀下来的是那些曾经打动过作者并且在她的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东西，点点滴滴都落在作者的心里，让她有了一种诉说的冲动。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努力的回味着属于童年的记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城与人，老人与小孩，过去与现在”的童年话语故事。她通过对不合理的现实的生命状态客观展示和对万物生灵的倾情抒写，揭露成人世界的生命惰性，呼唤美好的生活形式。同时她还从现实的悲剧节奏中捕捉亮丽色彩，交织以自我对理想生命的执着探寻，从而使作品完满地呈现出她对于呼兰河人甚至是整个民族的独特的人生观照。
参考文献：
[1]王黎君.儿童视角的叙事学意义[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4（2）：49.
[2]萧红，著.秦弓，编注.萧红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3]迟子建.原始风景[A].向着白夜旅行[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北京编译出版社，2003.
[6]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