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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因为一场普通的口角争斗，地方富户却要置对方于死地。从知州到巡抚，竟将无中生有之事偷梁换柱成暴力抗法恶行……乾隆感叹：“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巡抚上奏，乾隆震怒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一封山东巡抚长麟的奏折送到了乾隆的御案前。
长麟奏呈的事情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微不足道。他向乾隆提出，一位叫薛对元的滨州籍案犯可能窜逃到了京师，希望直隶和京畿能协同山东方面予以抓捕这个人。
乾隆很快下发了缉捕案犯的谕令。谕令里，乾隆大略复述了长麟所奏案情：滨州举人薛对元与贡生杜宜丰，因口角冲突而激化为滋事斗殴。不久，杜宜丰来到知州衙门，控告薛对元殴伤自己。知州接到报案后，派遣差役缉捕曾参与斗殴的薛宗孟和薛栋等人。没料到，薛对元竟纠合数人于半道抢夺犯人。最终，不仅犯人被抢走，连几位衙差也被打伤。如今薛宗孟等人已缉拿到案，唯有薛对元趁夜色逃到京师参加会试。地方官将薛对元拟“绞监候”刑罚。
殴打差官、抢夺案犯，乃是藐视官府、暴力抗法的重罪。于是乾隆复述完案情后，立即表示了自己的“义愤”：案犯薛对元系举人出身，与杜宜丰寻衅争殴，已属不当生事。衙门派人缉获案内人犯，他还敢于中途夺犯，擅行释放，殴伤差役，“尤为不法”。所以对于地方官员的量刑，乾隆没有提出异议。
乾隆猜测：薛对元可能藏匿邻省，然后教唆家人透露假消息，以期做漏网之鱼。他认为搜捕不应局限直隶一带，范围应扩展到全国大部。他让负责京师治安的皇孙绵恩，以及顺天府尹、直隶、河南、江南各地督抚，集中精锐力量在境内严密搜查。一旦抓捕到薛对元，立即将他解赴山东审讯，同时奏闻朝廷知晓。
嫌犯落网引出真假案情
抓捕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谕令颁下仅过了三天，薛对元就在京师落网了。
薛对元并未像乾隆想的那般捏造假行踪。他就住在京师，而且没有躲藏，绵恩轻而易举就将他抓获了。
乾隆令绵恩亲自审问薛对元。但经过绵恩初审，却发现案情有了和巡抚长麟迥然有异的叙述。
薛对元供称：乾隆五十四年六月间，他与平素熟识的通判侯永萼、杜宜丰等人谈及蒲台镇赶集的集场。集场位置本在蒲台镇西街，杜宜丰想在那里开设布市，要占据那块位置。薛对元不服杜宜丰，两人争执不下，最终由口角激化为斗殴。侯永萼在一旁忙着拉架解劝，但薛杜二人却愈发对立仇视。
薛对元的供词，也提及杜宜丰曾到知州衙门控告起诉。当地差役也曾传唤薛对元和薛宗孟等人到衙门候审。薛对元数月间屡次到衙门应诉，也曾作过情况说明、递过反诉状书。但知州迟迟不愿审讯了结此案。后来恩科会试日近，薛对元担心案情会耽误应试，就动身赴京了。
薛对元的供词，绵恩悉数奏报给了乾隆。乾隆极为惊奇，令人找来长麟奏折原本，仔细对照查看。长麟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薛对元抢夺案犯情形：薛对元率人赶去，令人用铁尺打伤差役赵统。薛对元还撕破差役周贵衣服，将犯人夺去并释放。
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案情大不相同。看薛对元的讲述，双方更像一场互殴，各有情理过失。薛对元非常配合衙门要求，只是出于赴试赶考，才行色匆匆赶到京师，并无畏罪潜逃之心。
乾隆选择相信他的封疆大吏。为了查清案情，他令绵恩将薛对元解赴山东，并让长麟召寻其他案犯，互相对质，仔细讯问。
重臣主审埋下反转基调
在薛对元押回山东之际，乾隆又颁布谕令，三令五申地方官要详细查讯，务求水落石出。
鉴于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的矛盾，乾隆特派刑部尚书胡季堂亲往山东主审此案。
很快，胡季堂就发现了薛对元案情的重大疑点。
胡季堂发现，长麟所奏薛对元于正月二十日抢夺人犯。但正月十五日，薛对元已经到了京城的齐鲁会馆居住。胡季堂差人前往京师查看齐鲁会馆账簿记录，发现与薛对元陈述相符。而且几位山东籍京官也出面作证，正月二十日左右曾见过薛对元。
濱州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当时就算乘坐最快的驿马，也不可能星速往返其间，并顺利纠合他人抢夺案犯。
胡季堂很快又有新发现：据长麟奏报，薛对元抢夺人犯在正月二十日。而查验卷宗，知州衙门曾于正月十四日派人前往捉拿薛对元。怎么会有劫狱滋事在后，捉拿案犯在前的道理？
随着查验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让胡季堂触目惊心。秋审过堂时，薛对元明明没有到案，按察使竟然谎称他患病无法前来；薛对元族亲薛朴元的供词，按理应有亲笔画押，如今供词不仅没有画押，甚至薛朴元还供称当时未曾到案质讯。
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地方官员联手造假，欲置薛对元于死地的冤案。
但胡季堂怎么也想不通：长麟在担任山东巡抚之前，曾在刑部任过郎中，对律令非常娴熟。如今疑点如此明显的案件，长麟缘何没有看出破绽？
奇案令乾隆瞠目结舌
经过胡季堂抽丝剥茧的调查，案情发生了惊天的“反转”。原告成被告，被告成原告，地方官则全程参与了诬陷老百姓的“偷天换日计”的实施。
案件起因确实与巡抚长麟的奏报相符。杜、侯和薛，是当地素来相熟的三户人家。杜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资丰裕，粟钱充盈。侯家不但殷富，还出仕为官，势力更加显赫。只有薛家较为寒素，但薛对元已经中举，未来也许还要中进士，相较普通人家还是强许多。
在侯永萼的注视下，杜宜丰和薛对元就集市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杜宜丰咽不下这口气，叫嚣“花费二三千两银子，就可给薛姓没脸”。他接着到衙门控告并诬陷薛对元率人抢夺粮行，抢走大量粮食。
等到官差传唤薛对元到案，杜宜丰又行贿差役赵同善等人，让他们一同诬陷薛对元殴差夺犯，一定要将薛对元问成死罪。接受杜宜丰贿赂的知州，不问青红皂白将薛对元问成拟绞监候。为了打通上下关系，杜宜丰又出资贿赂知府。他还花费三千两，通过一位旧属员打通了山东按察使关节。他们原本以为，薛对元不会轻易落网，皇帝也不会太重视。到时薛对元被处决，死无对证，万事大吉。
当事人薛对元却对此毫不知情，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家起身，正月到达京师参加会试。知州为了瞒天过海，在卷宗上捏造薛对元正月二十日殴打官差一事。
等到胡季堂就时间问题讯问地方官，他们却都改口薛对元犯案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薛对元动身的前一天）。
地方官的改口，把负责呈递奏折的巡抚长麟推到了风口浪尖。
乾隆让长麟如实交代。长麟表示案件审讯时，自己正公出在外，没有细致核对卷宗，所以出现时间上的漏洞。
但案卷原件没有薛对元供词画押，案内各犯供词也无画押，违反最起码的审理程序。如此重大的程序纰漏，长麟也无法自圆其说。
乾隆接到胡季堂最终查明事实的奏折，感叹案件过于离奇，“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厘清案件真相始末后，为无辜者昭雪，对地方官员的大规模追责，自然都是应有之事。
（《大众日报》2018.7.26 ）
巡抚上奏，乾隆震怒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一封山东巡抚长麟的奏折送到了乾隆的御案前。
长麟奏呈的事情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微不足道。他向乾隆提出，一位叫薛对元的滨州籍案犯可能窜逃到了京师，希望直隶和京畿能协同山东方面予以抓捕这个人。
乾隆很快下发了缉捕案犯的谕令。谕令里，乾隆大略复述了长麟所奏案情：滨州举人薛对元与贡生杜宜丰，因口角冲突而激化为滋事斗殴。不久，杜宜丰来到知州衙门，控告薛对元殴伤自己。知州接到报案后，派遣差役缉捕曾参与斗殴的薛宗孟和薛栋等人。没料到，薛对元竟纠合数人于半道抢夺犯人。最终，不仅犯人被抢走，连几位衙差也被打伤。如今薛宗孟等人已缉拿到案，唯有薛对元趁夜色逃到京师参加会试。地方官将薛对元拟“绞监候”刑罚。
殴打差官、抢夺案犯，乃是藐视官府、暴力抗法的重罪。于是乾隆复述完案情后，立即表示了自己的“义愤”：案犯薛对元系举人出身，与杜宜丰寻衅争殴，已属不当生事。衙门派人缉获案内人犯，他还敢于中途夺犯，擅行释放，殴伤差役，“尤为不法”。所以对于地方官员的量刑，乾隆没有提出异议。
乾隆猜测：薛对元可能藏匿邻省，然后教唆家人透露假消息，以期做漏网之鱼。他认为搜捕不应局限直隶一带，范围应扩展到全国大部。他让负责京师治安的皇孙绵恩，以及顺天府尹、直隶、河南、江南各地督抚，集中精锐力量在境内严密搜查。一旦抓捕到薛对元，立即将他解赴山东审讯，同时奏闻朝廷知晓。
嫌犯落网引出真假案情
抓捕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谕令颁下仅过了三天，薛对元就在京师落网了。
薛对元并未像乾隆想的那般捏造假行踪。他就住在京师，而且没有躲藏，绵恩轻而易举就将他抓获了。
乾隆令绵恩亲自审问薛对元。但经过绵恩初审，却发现案情有了和巡抚长麟迥然有异的叙述。
薛对元供称：乾隆五十四年六月间，他与平素熟识的通判侯永萼、杜宜丰等人谈及蒲台镇赶集的集场。集场位置本在蒲台镇西街，杜宜丰想在那里开设布市，要占据那块位置。薛对元不服杜宜丰，两人争执不下，最终由口角激化为斗殴。侯永萼在一旁忙着拉架解劝，但薛杜二人却愈发对立仇视。
薛对元的供词，也提及杜宜丰曾到知州衙门控告起诉。当地差役也曾传唤薛对元和薛宗孟等人到衙门候审。薛对元数月间屡次到衙门应诉，也曾作过情况说明、递过反诉状书。但知州迟迟不愿审讯了结此案。后来恩科会试日近，薛对元担心案情会耽误应试，就动身赴京了。
薛对元的供词，绵恩悉数奏报给了乾隆。乾隆极为惊奇，令人找来长麟奏折原本，仔细对照查看。长麟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薛对元抢夺案犯情形：薛对元率人赶去，令人用铁尺打伤差役赵统。薛对元还撕破差役周贵衣服，将犯人夺去并释放。
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案情大不相同。看薛对元的讲述，双方更像一场互殴，各有情理过失。薛对元非常配合衙门要求，只是出于赴试赶考，才行色匆匆赶到京师，并无畏罪潜逃之心。
乾隆选择相信他的封疆大吏。为了查清案情，他令绵恩将薛对元解赴山东，并让长麟召寻其他案犯，互相对质，仔细讯问。
重臣主审埋下反转基调
在薛对元押回山东之际，乾隆又颁布谕令，三令五申地方官要详细查讯，务求水落石出。
鉴于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的矛盾，乾隆特派刑部尚书胡季堂亲往山东主审此案。
很快，胡季堂就发现了薛对元案情的重大疑点。
胡季堂发现，长麟所奏薛对元于正月二十日抢夺人犯。但正月十五日，薛对元已经到了京城的齐鲁会馆居住。胡季堂差人前往京师查看齐鲁会馆账簿记录，发现与薛对元陈述相符。而且几位山东籍京官也出面作证，正月二十日左右曾见过薛对元。
濱州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当时就算乘坐最快的驿马，也不可能星速往返其间，并顺利纠合他人抢夺案犯。
胡季堂很快又有新发现：据长麟奏报，薛对元抢夺人犯在正月二十日。而查验卷宗，知州衙门曾于正月十四日派人前往捉拿薛对元。怎么会有劫狱滋事在后，捉拿案犯在前的道理？
随着查验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让胡季堂触目惊心。秋审过堂时，薛对元明明没有到案，按察使竟然谎称他患病无法前来；薛对元族亲薛朴元的供词，按理应有亲笔画押，如今供词不仅没有画押，甚至薛朴元还供称当时未曾到案质讯。
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地方官员联手造假，欲置薛对元于死地的冤案。
但胡季堂怎么也想不通：长麟在担任山东巡抚之前，曾在刑部任过郎中，对律令非常娴熟。如今疑点如此明显的案件，长麟缘何没有看出破绽？
奇案令乾隆瞠目结舌
经过胡季堂抽丝剥茧的调查，案情发生了惊天的“反转”。原告成被告，被告成原告，地方官则全程参与了诬陷老百姓的“偷天换日计”的实施。
案件起因确实与巡抚长麟的奏报相符。杜、侯和薛，是当地素来相熟的三户人家。杜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资丰裕，粟钱充盈。侯家不但殷富，还出仕为官，势力更加显赫。只有薛家较为寒素，但薛对元已经中举，未来也许还要中进士，相较普通人家还是强许多。
在侯永萼的注视下，杜宜丰和薛对元就集市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杜宜丰咽不下这口气，叫嚣“花费二三千两银子，就可给薛姓没脸”。他接着到衙门控告并诬陷薛对元率人抢夺粮行，抢走大量粮食。
等到官差传唤薛对元到案，杜宜丰又行贿差役赵同善等人，让他们一同诬陷薛对元殴差夺犯，一定要将薛对元问成死罪。接受杜宜丰贿赂的知州，不问青红皂白将薛对元问成拟绞监候。为了打通上下关系，杜宜丰又出资贿赂知府。他还花费三千两，通过一位旧属员打通了山东按察使关节。他们原本以为，薛对元不会轻易落网，皇帝也不会太重视。到时薛对元被处决，死无对证，万事大吉。
当事人薛对元却对此毫不知情，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家起身，正月到达京师参加会试。知州为了瞒天过海，在卷宗上捏造薛对元正月二十日殴打官差一事。
等到胡季堂就时间问题讯问地方官，他们却都改口薛对元犯案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薛对元动身的前一天）。
地方官的改口，把负责呈递奏折的巡抚长麟推到了风口浪尖。
乾隆让长麟如实交代。长麟表示案件审讯时，自己正公出在外，没有细致核对卷宗，所以出现时间上的漏洞。
但案卷原件没有薛对元供词画押，案内各犯供词也无画押，违反最起码的审理程序。如此重大的程序纰漏，长麟也无法自圆其说。
乾隆接到胡季堂最终查明事实的奏折，感叹案件过于离奇，“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厘清案件真相始末后，为无辜者昭雪，对地方官员的大规模追责，自然都是应有之事。
（《大众日报》2018.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