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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的确，在苏轼的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着迷的气息。”苏东坡，或许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文学家。
“我讲苏轼、写苏轼，就是因为我喜爱他、敬爱他，就是因为他有悲有喜的人生，有声有色的诗词，有情有义的个性……”康震对苏东坡的喜爱可见一斑。此刻，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他笔下那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苏东坡。
康震，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康震评说苏东坡》、《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等。
可爱东坡
苏轼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康震说，是可爱，是特别富有生活情趣，特别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情趣。
颀然子瞻
东坡印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相貌。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苏轼画像，这些画像虽然千差万别，但有几个共同的突出特点：第一，身材魁梧高大，有的画像着意突出表现其肩宽背阔、大腹便便；第二，头戴高高的“子瞻帽”，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第三，脸型长且宽阔，还有一部浓密威武的络腮大胡须； 第四，多数的画像都着意表现苏轼惬意的神情、潇洒的姿态。
然而，实际上苏轼的面貌是怎样的呢？首先，论身材。苏轼曾说自己：“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宝山昼睡》）其次，论面部特征。苏轼在《传神记》中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再次，论胡须。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君子多乎哉！”苏轼立即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从反面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并无繁须，只有少许胡须。
综合以上的材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苏轼的身材、面貌：苏轼的身高大约有七、八尺，腰围自然不会达到十围，但至少说明中老年后的他的确很有些发福了，头发虽然已经花白，面颊的颜色依然红润。他的脸型并不宽，而是天庭较方正下颌较尖圆的圭形。其中颧骨的特征最为明显，以至于投影在墙也能辨别出他的模样。苏轼的眉毛并不浓重，但是挺秀而有英气，眼睛也不算很大，却炯炯有神。整体来看，苏轼的面部是比较清癯的形貌。至于胡须。按照他与秦观的对话，他不是络腮大胡子，也许就是较为稀疏的胡须，因此民间流传画像中胡须飘逸的景象是不存在的。
总之，苏东坡真实的容貌印象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民间印象有不小出入。如果仔细揣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民间流传的东坡画像与千人一面的佛陀像、罗汉像、圣贤像很有几分相似，大都身材魁梧、浓眉朗目、方面大耳、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部长髯飘洒胸前。或许，在百姓的心目中。像苏轼这样潇洒快活、风趣诙谐、才气横溢而又人情味儿十足的文人，与佛陀、罗汉、菩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自命“老饕”
东坡是个地道的美食家，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黄州，他也自得其乐地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有颂文为证，颂文曰：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翻译成白话小儿歌就是：洗净大锅少放水，文火慢炖莫张嘴。火候到了揭锅盖，肉味真香好可爱！黄州猪肉真便宜，价钱好比黄泥土。有钱人家不肯吃，穷人家里不会煮。早上起来吃两碗，饱我肚子你别管！
第二道菜叫做东坡羹，也有颂文为证，颂文曰：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东坡羹颂》）
翻译成白话菜谱是：第一步，将大白菜、大头菜、大萝卜、野荠菜反复揉洗干净，意在除去菜蔬中的苦汁儿；第二步，在大锅四壁、大瓷碗上涂抹生油；第三步，将切碎的白菜、萝卜、荠菜及少许生姜放入锅中煮菜羹，用油碗覆盖但不触碰菜羹，否则会有生油味；第四步，将盛满米的蒸屉放在锅上，等到菜完全煮熟后再盖上屉盖。煮东坡羹的诀窍在于：菜羹煮沸时必然上溢，但因锅四壁涂有生油，又有油碗覆盖，因此不会溢上蒸屉。但是蒸气上达蒸屉，米饭也就煮熟了。这样一来，锅中的菜羹以及蒸屉中的米饭都一次加工而成，方便实惠，价廉饭美，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快餐“盖浇饭”，做到菜饭合一，简便易食，苏轼曾将它介绍给一些道士、和尚朋友，很受欢迎。
有了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缺一杯酒。苏轼按照朋友杨世昌道士提供的秘方酿造蜜酒。现在我们品一块东坡肉，吃一碗东坡羹，少喝一点东坡蜜酒，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苏东坡，不由地感叹生活真美好啊！
亦庄亦谐
苏轼一生酷爱交友，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蓼花洲闲录》）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交游中，其博学多闻的修养、诙谐善谑的个性展露无遗。
有一次，苏轼与好朋友刘贡父闲聊，说他当初与弟弟苏辙准备制科考试时，每天享用“三白”饭，觉得味道美极了，从此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别的山珍海味。贡父好奇地问：“什么是三白饭？”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所谓三白也。”贡父听后哈哈大笑。很久之后的一天，苏轼突然收到刘贡父送来的请柬，邀他同吃“皛(xiǎo)饭”。苏轼这时候早就不记得“三白饭”的事情了，他认为：“刘贡父读书多，这个皛饭必有出处。”可到了贡父家一看，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但苏轼不动声色，将这顿“皛饭”吃了个一干二净。临走上马之前，他对刘贡父说：“明天咱们再聚会，我会准备毳(cuǐ)饭给你吃。”刘贡父明知苏轼要跟他开玩笑，“报复”他，但还是想弄清楚什么是“毳饭”，所以依然如期前往。两个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直到日已过午，苏轼始终不提吃饭的事。刘贡父饥肠辘辘，只得开口问；“毳饭准备好了吗？”如此反复再三，苏轼才将贡父引入餐厅，可是饭桌上空空如也。苏轼摊开手，笑着说：“盐也毛(即冇，音mǎo，意谓“没有”)，萝卜也毛，饭也毛，不必客气，请！”贡父一听，不禁大笑起来：“早知道你要报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一招！”这时候，仆人们才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两位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事载《曲洧旧闻》)。
从苏轼与刘贡父的戏谑、戏弄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遮掩不住的俏皮与乐趣，这种俏皮与乐趣似乎每天都在苏轼的内心涌动着，止不住要表现出来，而它的表现形式却往往又伴随着苏轼的博学与机智。受到嘲笑与愚弄的人虽然在当时不免感到尴尬甚至恼羞成怒，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得不佩服苏轼的机趣。事实上。苏轼之所以在文人与百姓当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虽然是渊博的大学者，但在世人心目中，他很少给人以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鸿儒巨儒印象，苏轼的渊博学识好比山顶巨大而平静的湖水，常常化作涓涓溪流与洒脱的瀑布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溪流与瀑布就是日常生活中轻巧轻松、令人愉悦的“小聪明”，但是这“小聪明”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趣味与魅力，就是因为隐藏在背后的“大智慧”。
潇洒东坡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昂着脑袋、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它是你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具体困境时的表现，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在检验你潇洒的底线。
赤壁绝唱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回想世事变迁、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从元丰五年(1082)七月到十月，苏轼在黄州赤壁的三次歌咏，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因为它代表着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已经走向成熟与圆融的人生境界。
《前赤壁赋》中杨道士对时间、生命的领悟还仅仅局限在个人始终的小天地里，因此当他面对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时，便自然发出悲观哀伤的叹息；苏轼则不同，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无所谓生与死，生与死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形式罢了。而时间的长与短、永恒与变化也是相对的，只要能够将自己的生命都融于清风当中、明月当中、江水当中，将自己的每一分有限都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当中去，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清风，就是永生、永恒。《后赤壁赋》更像是仙境中的一幕戏，诗人一会儿扮作道士在月下飞翔，一会儿化作仙鹤掠过小舟，一会儿在悠长的箫声中静静入睡，醒来后却故作惊讶地问观众：究竟是我梦见了道士仙鹤，还是道士仙鹤梦见了我？其实，观众早就明白，那是一幕诗人的独角戏，戏中的道士、仙鹤代表着他融入宇宙自然的永恒灵魂，代表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与解脱。
与《赤壁赋》相比，《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似乎更加著名。你看，这就是苏轼心中的历史：如画的江山，滔滔的大浪，雄奇的峭壁，多情的美人，风流倜傥的英雄，千古流传的功业！然而，苏轼又是多么的感伤！赤壁再壮阔，英雄再浪漫，与自己又有什么相干？看看自己蹉跎半生，依然老大无成，却只顾在这里发出徒劳无用的感慨，苏轼啊苏轼，你也真是太过多情，难怪生出这么多的白发！小乔是很美丽，周郎是很潇洒，赤壁大战是很辉煌，然而这些如今又在何处呢？人生不过是一场大梦，又何必为虚幻的历史伤感多情，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暗暗悲伤呢？也许只有江水、明月才是永恒的存在，且让我们与江月共饮，好好领略这赤壁的美丽夜晚吧！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声宏伟的叹息，一个壮阔的悲哀，一次飞越历史的翱翔。无论是惊心动魄的美丽，还是潇洒多情的感伤，都是一种深情的执着、深情的眷恋、深情的向往。而这，不正是苏轼所要极力超脱、极力超越的束缚吗？不要再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悲伤、叹息，要知道，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强烈，在宏阔壮烈的历史巨变中，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矫揉造作，那么可怜可笑。所以不必为此再徒劳地感伤，应当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苏轼就在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自觉，从而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达观世事。
苦中作乐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轼被贬琼州。琼州就是海南岛，是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这时苏轼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与王敏仲书》）的苏轼将怎样面对这一绝境呢？
苏轼个性中的超旷让他“随缘委命”，个性中的达观则让他“随缘为乐”。他在儋州时所作的《谪居三适》组诗，充分表现出他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乐趣。
第一种乐趣是“旦起理发”：早上起床后迎着海风洗脸梳头，“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有着说不尽的清爽与舒畅；第二种乐趣是“午窗坐睡”：中午时分，在窗下将双腿盘起坐在蒲团上，两肘靠在竹几上，什么也不想，悠闲地打个盹，重游“无何有”之乡；第三种乐趣是“夜卧濯足”：海南虽是个“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的地方，但柴火不缺，供水充足，虽洗澡多有不便，却可以常洗脚。以前想好好地洗个脚都非易事，现在却可以一边听着炉火上沸水发出如“松风”般的声响，同时不停地在瓦盆里交相加入冷水和热水，直到身心皆畅。接着在灯下剪一剪脚指甲，那种通身舒适、快活的感觉，就如同雄鹰摆脱了羁绊，远飏于天。他还说如果有了这样的享受，谁还想再回到“冠履装沐猴”的日子？
在这种“得米如得珠”，生活过得像“苦行僧”的日子里，苏轼却能从寻常处寻得不寻常的乐趣，这就是他的人生境界。六十二岁的苏轼在谪居海南岛的时候，就是这样努力地要从细微的生活小事中寻找到一个解脱自己心灵的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时，他的那种道法自然的精神、神采和天才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不是故意做作的，而是自然而然的。
生死之间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身染重病。从六月一日病倒到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这五十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况时好时坏。
二十八日，苏轼进入弥留状态，他的听觉、视觉已经渐渐模糊，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宋·周煇《清波杂志》）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的这两个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理应顺其自然。文章之道贵在“随物赋形”，贵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每时每刻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当中，绝非一时一刻之下穷尽全力所能到达！苏轼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但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幻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即便真有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苏轼而言，它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对生活每一刻真实的把握之中，存在于自己对生命、对理想的每一次真实的实现当中，存在于自己情趣盎然、意趣横生的个性当中，对此，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清醒与自信。
面对死亡，苏轼平静而安详，他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对人生的了然洞察消解了病痛之苦与死亡之惧。
伟大东坡
苏轼，有何价值和意义？
康震认为，苏轼以他的亲身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标准。这个理想人格可以用古圣先贤的两句话来表达：一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这才是其真正的伟大之处！
一代文宗
苏轼是一个创作能力极强、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在六十六年的生涯当中，他给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总数加在一起接近八千首(篇)。如果从二十多岁算起。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长久的、丰富的创造力体现在诗词文等多种文学样式当中，名作佳作层出不穷、举不胜举，这在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群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比如，从诗歌创作来说，他与门生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代诗风形成最重要的奠基者、推动者之一；从词创作来说，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中国词史最杰出的词家之一，更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从散文创作来说，他与业师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成就最大的散文家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成熟；从书法创作来说，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其书法风格自成一派，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从学术成就来说，他是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并驾齐驱……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还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广泛地涉猎文、史、哲及其他艺术门类。有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所擅长的某一领域中是最杰出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各个领域中都表现出了特别卓越和杰出的才华。这还不包括他在建筑、农业、绘画、宗教、饮食、医药、保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与深入研究。
政通词美
作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苏轼身上有着宋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无论身处穷达都不忘自己的责任。
苏轼被贬惠州之时，虽自顾不暇，但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尽力为民做事，为国分忧。为了解决当地百姓交通问题，苏轼主动捐助当年皇帝御赐的犀带作建桥之资，并动员弟媳苏辙之妻史氏，把当年入宫得到的赏赐捐出，用来“助施”，为惠州城修筑了两座桥“以济病涉者”（《与程正辅四十七首》之八、十、十一、十六）。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疫病较易流行。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苏轼于是频频给亲朋好友写信，请他们给自己寄来药材，施舍给当地的百姓。
苏轼在惠州关注民生的最大举动在于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由于地处沿海，广州一城人饮水困难，老百姓只能饮用盐苦水，因此春夏之交往往引发疾疫流行。苏轼便写信给好友广州知州王敏仲，建议实施引水工程。他们在滴水岩下凿一个大石槽，将五管大竹麻缠漆涂，捆绑为一体，以便续水，大竹管随地势高下进入城内，再用大石槽容纳，又用五根大竹管分引散流注入城中各处小石槽，以便汲引。为防止竹管堵塞，便于巡查管道，苏轼建议，在每根竹管上钻绿豆大的一个小孔，以小竹针插塞其中，巡查时，抽出竹针即可查验竹管的通塞状况。巧妙而大胆的设想、严谨合理的设计、科学严格的管理，终于使他们得以完成这一项造福百姓的大工程，应当说，这项工程之所以得以开启并完成，与苏轼的坚持与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这就是苏轼，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以超然旷达的出世精神做孤忠为民的入世事业。他没有因贬谪而自怨自艾，而是在闲居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旁观者的优势，这是平凡中的伟大。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却不是这样，无论是“穷”还是“达”，他都要努力地兼济天下，正如陆游说的：“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陆游《题东坡帖》）
人格典范
在苏轼身上，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著坚守的忠义气，还有白居易穷达融通的从容风度，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情怀。可以说，他的思想与人格，既是先贤圣哲传承而来的结晶，又是对所有这一切传统的融汇与开拓。正因为如此，苏轼在追求独立人格境界的同时却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否则他的诗词便不会那么一往情深；他在渴望现实人生圆融完善的同时却并不止于人伦亲情，否则他的文章便不会那么旷达、超逸。苏轼与他的诗词文章，总是如此的丰厚、充实，平静、温和，饱含着人间深情与超越的智慧。这正是他成熟的思想人格使然。
在苏轼之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人格模式。文化繁荣、民生富庶的宋代社会，让这种努力逐渐成为可能。而苏轼，则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学识使这种努力最终成为现实。我们可以说，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成熟与实现，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发展发达的结果。
苏东坡，这个乐观主义者，伟大的文艺天才，老百姓最亲密的朋友，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执著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热爱生活、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闲适优雅、从容不迫的潇洒风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潇洒的苏东坡、伟大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千百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永恒不朽的苏东坡！
康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人间苏轼，将一千年前历史长河中的苏轼拉入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东坡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讲苏轼、写苏轼，就是因为我喜爱他、敬爱他，就是因为他有悲有喜的人生，有声有色的诗词，有情有义的个性……”康震对苏东坡的喜爱可见一斑。此刻，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他笔下那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苏东坡。
康震，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康震评说苏东坡》、《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等。
可爱东坡
苏轼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康震说，是可爱，是特别富有生活情趣，特别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情趣。
颀然子瞻
东坡印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相貌。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苏轼画像，这些画像虽然千差万别，但有几个共同的突出特点：第一，身材魁梧高大，有的画像着意突出表现其肩宽背阔、大腹便便；第二，头戴高高的“子瞻帽”，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第三，脸型长且宽阔，还有一部浓密威武的络腮大胡须； 第四，多数的画像都着意表现苏轼惬意的神情、潇洒的姿态。
然而，实际上苏轼的面貌是怎样的呢？首先，论身材。苏轼曾说自己：“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宝山昼睡》）其次，论面部特征。苏轼在《传神记》中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再次，论胡须。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君子多乎哉！”苏轼立即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从反面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并无繁须，只有少许胡须。
综合以上的材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苏轼的身材、面貌：苏轼的身高大约有七、八尺，腰围自然不会达到十围，但至少说明中老年后的他的确很有些发福了，头发虽然已经花白，面颊的颜色依然红润。他的脸型并不宽，而是天庭较方正下颌较尖圆的圭形。其中颧骨的特征最为明显，以至于投影在墙也能辨别出他的模样。苏轼的眉毛并不浓重，但是挺秀而有英气，眼睛也不算很大，却炯炯有神。整体来看，苏轼的面部是比较清癯的形貌。至于胡须。按照他与秦观的对话，他不是络腮大胡子，也许就是较为稀疏的胡须，因此民间流传画像中胡须飘逸的景象是不存在的。
总之，苏东坡真实的容貌印象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民间印象有不小出入。如果仔细揣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民间流传的东坡画像与千人一面的佛陀像、罗汉像、圣贤像很有几分相似，大都身材魁梧、浓眉朗目、方面大耳、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部长髯飘洒胸前。或许，在百姓的心目中。像苏轼这样潇洒快活、风趣诙谐、才气横溢而又人情味儿十足的文人，与佛陀、罗汉、菩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自命“老饕”
东坡是个地道的美食家，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黄州，他也自得其乐地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有颂文为证，颂文曰：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翻译成白话小儿歌就是：洗净大锅少放水，文火慢炖莫张嘴。火候到了揭锅盖，肉味真香好可爱！黄州猪肉真便宜，价钱好比黄泥土。有钱人家不肯吃，穷人家里不会煮。早上起来吃两碗，饱我肚子你别管！
第二道菜叫做东坡羹，也有颂文为证，颂文曰：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东坡羹颂》）
翻译成白话菜谱是：第一步，将大白菜、大头菜、大萝卜、野荠菜反复揉洗干净，意在除去菜蔬中的苦汁儿；第二步，在大锅四壁、大瓷碗上涂抹生油；第三步，将切碎的白菜、萝卜、荠菜及少许生姜放入锅中煮菜羹，用油碗覆盖但不触碰菜羹，否则会有生油味；第四步，将盛满米的蒸屉放在锅上，等到菜完全煮熟后再盖上屉盖。煮东坡羹的诀窍在于：菜羹煮沸时必然上溢，但因锅四壁涂有生油，又有油碗覆盖，因此不会溢上蒸屉。但是蒸气上达蒸屉，米饭也就煮熟了。这样一来，锅中的菜羹以及蒸屉中的米饭都一次加工而成，方便实惠，价廉饭美，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快餐“盖浇饭”，做到菜饭合一，简便易食，苏轼曾将它介绍给一些道士、和尚朋友，很受欢迎。
有了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缺一杯酒。苏轼按照朋友杨世昌道士提供的秘方酿造蜜酒。现在我们品一块东坡肉，吃一碗东坡羹，少喝一点东坡蜜酒，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苏东坡，不由地感叹生活真美好啊！
亦庄亦谐
苏轼一生酷爱交友，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蓼花洲闲录》）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交游中，其博学多闻的修养、诙谐善谑的个性展露无遗。
有一次，苏轼与好朋友刘贡父闲聊，说他当初与弟弟苏辙准备制科考试时，每天享用“三白”饭，觉得味道美极了，从此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别的山珍海味。贡父好奇地问：“什么是三白饭？”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所谓三白也。”贡父听后哈哈大笑。很久之后的一天，苏轼突然收到刘贡父送来的请柬，邀他同吃“皛(xiǎo)饭”。苏轼这时候早就不记得“三白饭”的事情了，他认为：“刘贡父读书多，这个皛饭必有出处。”可到了贡父家一看，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但苏轼不动声色，将这顿“皛饭”吃了个一干二净。临走上马之前，他对刘贡父说：“明天咱们再聚会，我会准备毳(cuǐ)饭给你吃。”刘贡父明知苏轼要跟他开玩笑，“报复”他，但还是想弄清楚什么是“毳饭”，所以依然如期前往。两个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直到日已过午，苏轼始终不提吃饭的事。刘贡父饥肠辘辘，只得开口问；“毳饭准备好了吗？”如此反复再三，苏轼才将贡父引入餐厅，可是饭桌上空空如也。苏轼摊开手，笑着说：“盐也毛(即冇，音mǎo，意谓“没有”)，萝卜也毛，饭也毛，不必客气，请！”贡父一听，不禁大笑起来：“早知道你要报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一招！”这时候，仆人们才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两位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事载《曲洧旧闻》)。
从苏轼与刘贡父的戏谑、戏弄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遮掩不住的俏皮与乐趣，这种俏皮与乐趣似乎每天都在苏轼的内心涌动着，止不住要表现出来，而它的表现形式却往往又伴随着苏轼的博学与机智。受到嘲笑与愚弄的人虽然在当时不免感到尴尬甚至恼羞成怒，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得不佩服苏轼的机趣。事实上。苏轼之所以在文人与百姓当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虽然是渊博的大学者，但在世人心目中，他很少给人以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鸿儒巨儒印象，苏轼的渊博学识好比山顶巨大而平静的湖水，常常化作涓涓溪流与洒脱的瀑布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溪流与瀑布就是日常生活中轻巧轻松、令人愉悦的“小聪明”，但是这“小聪明”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趣味与魅力，就是因为隐藏在背后的“大智慧”。
潇洒东坡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昂着脑袋、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它是你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具体困境时的表现，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在检验你潇洒的底线。
赤壁绝唱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回想世事变迁、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从元丰五年(1082)七月到十月，苏轼在黄州赤壁的三次歌咏，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因为它代表着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已经走向成熟与圆融的人生境界。
《前赤壁赋》中杨道士对时间、生命的领悟还仅仅局限在个人始终的小天地里，因此当他面对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时，便自然发出悲观哀伤的叹息；苏轼则不同，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无所谓生与死，生与死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形式罢了。而时间的长与短、永恒与变化也是相对的，只要能够将自己的生命都融于清风当中、明月当中、江水当中，将自己的每一分有限都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当中去，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清风，就是永生、永恒。《后赤壁赋》更像是仙境中的一幕戏，诗人一会儿扮作道士在月下飞翔，一会儿化作仙鹤掠过小舟，一会儿在悠长的箫声中静静入睡，醒来后却故作惊讶地问观众：究竟是我梦见了道士仙鹤，还是道士仙鹤梦见了我？其实，观众早就明白，那是一幕诗人的独角戏，戏中的道士、仙鹤代表着他融入宇宙自然的永恒灵魂，代表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与解脱。
与《赤壁赋》相比，《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似乎更加著名。你看，这就是苏轼心中的历史：如画的江山，滔滔的大浪，雄奇的峭壁，多情的美人，风流倜傥的英雄，千古流传的功业！然而，苏轼又是多么的感伤！赤壁再壮阔，英雄再浪漫，与自己又有什么相干？看看自己蹉跎半生，依然老大无成，却只顾在这里发出徒劳无用的感慨，苏轼啊苏轼，你也真是太过多情，难怪生出这么多的白发！小乔是很美丽，周郎是很潇洒，赤壁大战是很辉煌，然而这些如今又在何处呢？人生不过是一场大梦，又何必为虚幻的历史伤感多情，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暗暗悲伤呢？也许只有江水、明月才是永恒的存在，且让我们与江月共饮，好好领略这赤壁的美丽夜晚吧！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声宏伟的叹息，一个壮阔的悲哀，一次飞越历史的翱翔。无论是惊心动魄的美丽，还是潇洒多情的感伤，都是一种深情的执着、深情的眷恋、深情的向往。而这，不正是苏轼所要极力超脱、极力超越的束缚吗？不要再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悲伤、叹息，要知道，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强烈，在宏阔壮烈的历史巨变中，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矫揉造作，那么可怜可笑。所以不必为此再徒劳地感伤，应当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苏轼就在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自觉，从而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达观世事。
苦中作乐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轼被贬琼州。琼州就是海南岛，是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这时苏轼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与王敏仲书》）的苏轼将怎样面对这一绝境呢？
苏轼个性中的超旷让他“随缘委命”，个性中的达观则让他“随缘为乐”。他在儋州时所作的《谪居三适》组诗，充分表现出他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乐趣。
第一种乐趣是“旦起理发”：早上起床后迎着海风洗脸梳头，“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有着说不尽的清爽与舒畅；第二种乐趣是“午窗坐睡”：中午时分，在窗下将双腿盘起坐在蒲团上，两肘靠在竹几上，什么也不想，悠闲地打个盹，重游“无何有”之乡；第三种乐趣是“夜卧濯足”：海南虽是个“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的地方，但柴火不缺，供水充足，虽洗澡多有不便，却可以常洗脚。以前想好好地洗个脚都非易事，现在却可以一边听着炉火上沸水发出如“松风”般的声响，同时不停地在瓦盆里交相加入冷水和热水，直到身心皆畅。接着在灯下剪一剪脚指甲，那种通身舒适、快活的感觉，就如同雄鹰摆脱了羁绊，远飏于天。他还说如果有了这样的享受，谁还想再回到“冠履装沐猴”的日子？
在这种“得米如得珠”，生活过得像“苦行僧”的日子里，苏轼却能从寻常处寻得不寻常的乐趣，这就是他的人生境界。六十二岁的苏轼在谪居海南岛的时候，就是这样努力地要从细微的生活小事中寻找到一个解脱自己心灵的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时，他的那种道法自然的精神、神采和天才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不是故意做作的，而是自然而然的。
生死之间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身染重病。从六月一日病倒到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这五十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况时好时坏。
二十八日，苏轼进入弥留状态，他的听觉、视觉已经渐渐模糊，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宋·周煇《清波杂志》）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的这两个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理应顺其自然。文章之道贵在“随物赋形”，贵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每时每刻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当中，绝非一时一刻之下穷尽全力所能到达！苏轼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但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幻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即便真有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苏轼而言，它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对生活每一刻真实的把握之中，存在于自己对生命、对理想的每一次真实的实现当中，存在于自己情趣盎然、意趣横生的个性当中，对此，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清醒与自信。
面对死亡，苏轼平静而安详，他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对人生的了然洞察消解了病痛之苦与死亡之惧。
伟大东坡
苏轼，有何价值和意义？
康震认为，苏轼以他的亲身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标准。这个理想人格可以用古圣先贤的两句话来表达：一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这才是其真正的伟大之处！
一代文宗
苏轼是一个创作能力极强、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在六十六年的生涯当中，他给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总数加在一起接近八千首(篇)。如果从二十多岁算起。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长久的、丰富的创造力体现在诗词文等多种文学样式当中，名作佳作层出不穷、举不胜举，这在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群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比如，从诗歌创作来说，他与门生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代诗风形成最重要的奠基者、推动者之一；从词创作来说，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中国词史最杰出的词家之一，更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从散文创作来说，他与业师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成就最大的散文家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成熟；从书法创作来说，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其书法风格自成一派，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从学术成就来说，他是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并驾齐驱……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还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广泛地涉猎文、史、哲及其他艺术门类。有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所擅长的某一领域中是最杰出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各个领域中都表现出了特别卓越和杰出的才华。这还不包括他在建筑、农业、绘画、宗教、饮食、医药、保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与深入研究。
政通词美
作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苏轼身上有着宋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无论身处穷达都不忘自己的责任。
苏轼被贬惠州之时，虽自顾不暇，但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尽力为民做事，为国分忧。为了解决当地百姓交通问题，苏轼主动捐助当年皇帝御赐的犀带作建桥之资，并动员弟媳苏辙之妻史氏，把当年入宫得到的赏赐捐出，用来“助施”，为惠州城修筑了两座桥“以济病涉者”（《与程正辅四十七首》之八、十、十一、十六）。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疫病较易流行。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苏轼于是频频给亲朋好友写信，请他们给自己寄来药材，施舍给当地的百姓。
苏轼在惠州关注民生的最大举动在于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由于地处沿海，广州一城人饮水困难，老百姓只能饮用盐苦水，因此春夏之交往往引发疾疫流行。苏轼便写信给好友广州知州王敏仲，建议实施引水工程。他们在滴水岩下凿一个大石槽，将五管大竹麻缠漆涂，捆绑为一体，以便续水，大竹管随地势高下进入城内，再用大石槽容纳，又用五根大竹管分引散流注入城中各处小石槽，以便汲引。为防止竹管堵塞，便于巡查管道，苏轼建议，在每根竹管上钻绿豆大的一个小孔，以小竹针插塞其中，巡查时，抽出竹针即可查验竹管的通塞状况。巧妙而大胆的设想、严谨合理的设计、科学严格的管理，终于使他们得以完成这一项造福百姓的大工程，应当说，这项工程之所以得以开启并完成，与苏轼的坚持与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这就是苏轼，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以超然旷达的出世精神做孤忠为民的入世事业。他没有因贬谪而自怨自艾，而是在闲居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旁观者的优势，这是平凡中的伟大。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却不是这样，无论是“穷”还是“达”，他都要努力地兼济天下，正如陆游说的：“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陆游《题东坡帖》）
人格典范
在苏轼身上，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著坚守的忠义气，还有白居易穷达融通的从容风度，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情怀。可以说，他的思想与人格，既是先贤圣哲传承而来的结晶，又是对所有这一切传统的融汇与开拓。正因为如此，苏轼在追求独立人格境界的同时却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否则他的诗词便不会那么一往情深；他在渴望现实人生圆融完善的同时却并不止于人伦亲情，否则他的文章便不会那么旷达、超逸。苏轼与他的诗词文章，总是如此的丰厚、充实，平静、温和，饱含着人间深情与超越的智慧。这正是他成熟的思想人格使然。
在苏轼之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人格模式。文化繁荣、民生富庶的宋代社会，让这种努力逐渐成为可能。而苏轼，则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学识使这种努力最终成为现实。我们可以说，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成熟与实现，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发展发达的结果。
苏东坡，这个乐观主义者，伟大的文艺天才，老百姓最亲密的朋友，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执著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热爱生活、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闲适优雅、从容不迫的潇洒风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潇洒的苏东坡、伟大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千百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永恒不朽的苏东坡！
康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人间苏轼，将一千年前历史长河中的苏轼拉入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东坡一直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