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译有《茶馆》《奥赛罗导演计划》等著作，并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戏剧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等职。
　　1980年，51岁的英若诚第一次出国。先去伦敦，又去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他是陪曹禺同去的。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女士说，“头一次出国，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又时常陷入内疚之中，因为国人中能够亲眼看到外面世界的人太少，也因为国外物价太高，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
　　他和曹禺都喜欢喝一口，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一美金的零花钱，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跑出去买了一瓶发酵的苹果汁拿回来，与曹禺当酒喝。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东道主发现了他们的拮据，请曹禺做了一次演讲，英若诚做翻译，学校方面给了他们1000美金作为酬劳。
　　用这笔钱，英若诚买了台德国产的彩色电视机，曹禺买了套音响，他们奋力把这两个大件扛回了北京。后来，英若诚得到机会去意大利拍摄《末代皇帝》，他用剧组给的酬劳买了台热水器，也把它托运回了北京。
　　改革开放后，他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有人把醉心西方文化的他称为“假洋鬼子”，他毫不介意，还让四弟英若聪给他刻了枚“假洋鬼子”的图章。
　　1991年他与《英若诚》一书作者柯文辉有过一次长谈，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化交流观”：
　　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取消外来文化。……无论是洋奴、假洋鬼子、里通外国，什么文化侵略、黑干将之类的帽子都吓不倒我。……关门主义是代替不了艺术规律和人类渴望相互理解的规律的，……用艺术去感动朋友比说教更有力。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英若诚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英若诚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官场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说自己在官场上看了太多喊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人，他把这种来自上面的极左势力幽默地称为“左上方”。当副部长时，他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退下来后，他翻译导演了萧伯纳的名作《芭巴拉上校》，这场戏的第三幕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对干什么都不行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也许是你唯一的出路。”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有时他甚至会用英文发表长篇演说。有一次他对英壮说，“演出快要开始了，咱们对对词儿吧！”
　　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摘编《世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