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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人，有的依然活跃，有的销声匿迹，在评价他们的时候，茅于轼表现出了宽容和多元，他特别寄语当代中青年经济学者，要解放思想，能容纳不同的意见。
莫干山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磁场，它吸引着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前来“朝圣”，这些活动，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如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组织的几次莫干山会议，民间则如近期由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行 “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的峰会，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经济学家、企业家参会，为当下的中国改革给出建言。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元老，茅于轼始终是经济学界最受尊崇的老人之一，其声望之高，声誉之隆，让后生晚辈们仰止，像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大腕，也以受到茅老的夸奖而自豪。
重要的是现在
记者：尽管你当年没有上莫干山，会议仍然得到了包括你在内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如今回头来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茅于轼：整整三十年了，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一些人跟我谈起过这个会议，很活跃，这给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的时候，时代背景很特殊，1983年是清除精神污染，把西方的东西都看成是坏东西。莫干山会议，开始用了一点西方的经济学。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但是当时尊重、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人可以说没有。后来我们才慢慢理解了企业性质的理论，那是1991年吧。1984年跟1991年相差七年，就是七年之后，我们才懂得产权的重要性。莫干山会议讨论的是价格的重要性。其实价格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产权。
记者：你刚才提到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但有些人向你透露过这个会议的一些细节，是哪些人呢？
茅于轼：我记得有徐景安，张维迎，好像还有还高尚全。
记者：近年莫干山会议的活动是比较多的，6月21日的活动你还亲自参加，感觉这种会议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茅于轼：这一次纪念活动大部分发言的人谈的东西，与莫干山会议其实不是很密切，原因是三十年过去了，印象越来越淡了，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问题，所以更多是讲现实。因为我耳朵不好，那天开会除了放映的幻灯片我有印象，他们讲的话我就没听进去。张维迎讲了经济学的新思潮，这个跟原来的莫干山会议关系不大。梁建章讲的就是计划生育的事，跟莫干山会议也没关系。
记者：你所见到的昔日参加会议的人重上莫干山，是不是能看到他们身上还保持着一种改革的锐利？他们的思想跟那个时代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
茅于轼：确实有很大变化，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一些很活跃的人，现在销声匿迹，没动静了，例如说田源吧，他在莫干山会议上非常活跃，以后他还活跃了一段时间，后来慢慢的他就淡出了。这是个人的选择吧，发挥自己的长处并没错。至于坚持研究改革，研究经济学，这里有一些比如华生、张维迎还是继续在这方面有探索、有贡献的。
记者：你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一些争议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重上莫干山活动中没有人提价格双轨制的事。价格双轨制是谁发明的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对中国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常拿我们跟苏联比较，苏联是休克疗法，一下把老的都废了，推向市场。我们是双轨制，两个都同时存在，计划经济还保留，另外开一个市场。我们这条路比苏联就好得多了，苏联那个做法，整个国民经济大倒退啊，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我们呢，这三十多年一路是高歌猛进，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跟价格双轨制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价格双轨制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不止是纪念
记者：很多人把莫干山会议看成改革开放时代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莫干山现在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磁场，吸引了老中青三代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前来。你觉得莫干山会不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比如，成为改革者们聚集的新的场地，或者有一种精神的传承。
茅于轼：我比较同意这个判断。后来的莫干山会议是老中青都有参加的。大家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呢？大概有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恢复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思想的活跃，以及大家对社会的关心。现在有点叫人失望，大家关心的是赚钱，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与那个时代比较就差了一点。所以现在纪念莫干山会议的各种活动，实际上是希望重新启动改革。
记者：现在的莫干山会议或纪念活动是不是成了程序化或形式上的东西，跟当时思想解放的氛围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别？
茅于轼：是啊，那个时候思想很解放，但是我也说过那个时候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因为当时理论界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了解非常非常欠缺。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不一样了，大学老师，包括研究生，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三十年以前。这样有助于我们今后少走些弯路。从经济学水平来讲，现在的水平远远超过那个时候，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现在的环境都要超过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的活跃力就不够了，不像那个时候思想解放，我觉得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标志就是思想解放，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事不敢想。我们的思想每解放一次，国家就有一次大的进步，不敢解放思想，老在别人的框框里找东西，就没有大的进步。解放思想对中国始终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是我的基本看法。
记者：请你对当代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说几句话。
茅于轼：我还是希望他们解放思想，要敞开自己的头脑，要容纳不同的意见，能够从逻辑上作出判断。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在经济学界，茅于轼声望很高，他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观点，反对政府介入太多，在民间，他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莫干山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磁场，它吸引着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前来“朝圣”，这些活动，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如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组织的几次莫干山会议，民间则如近期由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行 “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的峰会，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经济学家、企业家参会，为当下的中国改革给出建言。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元老，茅于轼始终是经济学界最受尊崇的老人之一，其声望之高，声誉之隆，让后生晚辈们仰止，像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大腕，也以受到茅老的夸奖而自豪。
重要的是现在
记者：尽管你当年没有上莫干山，会议仍然得到了包括你在内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如今回头来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茅于轼：整整三十年了，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一些人跟我谈起过这个会议，很活跃，这给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的时候，时代背景很特殊，1983年是清除精神污染，把西方的东西都看成是坏东西。莫干山会议，开始用了一点西方的经济学。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但是当时尊重、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人可以说没有。后来我们才慢慢理解了企业性质的理论，那是1991年吧。1984年跟1991年相差七年，就是七年之后，我们才懂得产权的重要性。莫干山会议讨论的是价格的重要性。其实价格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产权。
记者：你刚才提到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但有些人向你透露过这个会议的一些细节，是哪些人呢？
茅于轼：我记得有徐景安，张维迎，好像还有还高尚全。
记者：近年莫干山会议的活动是比较多的，6月21日的活动你还亲自参加，感觉这种会议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茅于轼：这一次纪念活动大部分发言的人谈的东西，与莫干山会议其实不是很密切，原因是三十年过去了，印象越来越淡了，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问题，所以更多是讲现实。因为我耳朵不好，那天开会除了放映的幻灯片我有印象，他们讲的话我就没听进去。张维迎讲了经济学的新思潮，这个跟原来的莫干山会议关系不大。梁建章讲的就是计划生育的事，跟莫干山会议也没关系。
记者：你所见到的昔日参加会议的人重上莫干山，是不是能看到他们身上还保持着一种改革的锐利？他们的思想跟那个时代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
茅于轼：确实有很大变化，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一些很活跃的人，现在销声匿迹，没动静了，例如说田源吧，他在莫干山会议上非常活跃，以后他还活跃了一段时间，后来慢慢的他就淡出了。这是个人的选择吧，发挥自己的长处并没错。至于坚持研究改革，研究经济学，这里有一些比如华生、张维迎还是继续在这方面有探索、有贡献的。
记者：你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一些争议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重上莫干山活动中没有人提价格双轨制的事。价格双轨制是谁发明的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对中国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常拿我们跟苏联比较，苏联是休克疗法，一下把老的都废了，推向市场。我们是双轨制，两个都同时存在，计划经济还保留，另外开一个市场。我们这条路比苏联就好得多了，苏联那个做法，整个国民经济大倒退啊，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我们呢，这三十多年一路是高歌猛进，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跟价格双轨制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价格双轨制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不止是纪念
记者：很多人把莫干山会议看成改革开放时代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莫干山现在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磁场，吸引了老中青三代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前来。你觉得莫干山会不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比如，成为改革者们聚集的新的场地，或者有一种精神的传承。
茅于轼：我比较同意这个判断。后来的莫干山会议是老中青都有参加的。大家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呢？大概有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恢复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思想的活跃，以及大家对社会的关心。现在有点叫人失望，大家关心的是赚钱，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与那个时代比较就差了一点。所以现在纪念莫干山会议的各种活动，实际上是希望重新启动改革。
记者：现在的莫干山会议或纪念活动是不是成了程序化或形式上的东西，跟当时思想解放的氛围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别？
茅于轼：是啊，那个时候思想很解放，但是我也说过那个时候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因为当时理论界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了解非常非常欠缺。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不一样了，大学老师，包括研究生，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三十年以前。这样有助于我们今后少走些弯路。从经济学水平来讲，现在的水平远远超过那个时候，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现在的环境都要超过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的活跃力就不够了，不像那个时候思想解放，我觉得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标志就是思想解放，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事不敢想。我们的思想每解放一次，国家就有一次大的进步，不敢解放思想，老在别人的框框里找东西，就没有大的进步。解放思想对中国始终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是我的基本看法。
记者：请你对当代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说几句话。
茅于轼：我还是希望他们解放思想，要敞开自己的头脑，要容纳不同的意见，能够从逻辑上作出判断。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在经济学界，茅于轼声望很高，他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观点，反对政府介入太多，在民间，他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