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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６、7月间，应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记者联盟的邀请，我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这是中阿关系中断25年后，第一个赴该国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地处巴尔干半岛，面积2.8万平方公里，国家不大，却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耀眼“明灯”。中国人对这片国土有过热恋，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诚挚的语言形容中阿友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曾无比慷慨地向这个只有340万人的国家援助了100亿人民币。许多中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国际主义精神，在那里建立起诸如造纸、钢铁、棉纺织、水泥、农机等近百个现代化的企业，同时在这些企业分布的地方，建立起星星点点的“中国村”或“中国街”——那是中阿两国人民交往的峥嵘岁月。
然而，国际格局风云突变，因为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编者注）坚决反对，说“中美建交中共就是变修了”，要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随后，国内开始隐约听说有关霍查等人迫害与中国友好的某些阿尔巴尼亚高级干部的消息。按理，中国奉行怎样的中美关系政策，是中国的内政，阿领导者不应过问。但从此以后，中阿关系日趋恶化，不少中国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失去了原先的工作机会，离开了阿尔巴尼亚。欣欣向荣的援建工厂顿时失去了光彩，不久便有的关闭，有的半荒半废。也是从那以后，中国的媒体就很少提及阿尔巴尼亚，那里逐渐成为国人心目中的“神秘国土”。
25年后，当我们访阿时走到巴桑钢铁厂，这个昔日阿尔巴尼亚最大的企业，只见所有的烟囱无精打采地伫立在那里，厂房周围的铁丝网锈迹斑斑，厂房长满了青草。当年霍查曾把这座钢铁厂的建成称为“阿尔巴尼亚的第二次解放”，据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并不赞成援建钢铁厂，理由是阿国家小，建这么大的钢铁厂，原料和市场都不好解决。但阿政府没有采纳意见。工厂建起来了，他们却赶走了中国的技术人员，致使工厂日渐荒废。难怪在阿尔巴尼亚，不论官方或民间，大都认为如果霍查不反华，和中国同时搞改革开放，中阿关系就不会中断20多年，阿尔巴尼亚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贫困状况。
听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们说，援建的100座工厂中，只有水电厂、水泥厂等5个工厂还在生产时，我的心头禁不住掠过一丝悲哀。20世纪60年代，中国自己多么困难啊！如果这些援建能使阿尔巴尼亚富强起来，也算为兄弟国家作了一点贡献，然而阿尔巴尼亚的个别领导人，偏偏要搞什么“纯而又纯”的制度，终于使国家走向更加贫困和艰难的境地，霍查等人也终于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畸形的思想必然产生畸形的行动，就在阿领导人抛开中国的同时，他们发现自己过于孤立，美国、苏联以及邻近的南斯拉夫等国都成了敌人，他们感到随时都有可能遭受这些敌人的进攻。于是想出一个绝招：号召全国人民广筑碉堡。他们认为，只要有碉堡，任何敌人都打不进来。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对于现代武器和现代战争来说，这些碉堡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大约也只能在心理上起点自我安慰作用吧！
阿尔巴尼亚究竟建了多少碉堡？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不过，既然被称为“碉堡之国”，必然就是世界上碉堡最多的国家了。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期间，中国驻阿使馆人员说，这个小小的国家一共修建了100万个碉堡，也有阿尔巴尼亚的朋友说是70万个，也有说是30万个的。说实话，这些数字我都有点不相信，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一天下午，当我们离开巴桑市向都拉斯市进发时，90公里的行程，极目之处尽是碉堡。碉堡用钢筋水泥筑成，露出有如坦克的顶盖形状，有的单独挺立，有的则三五个一组，也有十多个一组并排着的。从公路边到村庄，再到远处的半山腰上，星罗棋布。当汽车驶近亚得里亚海滨浴场时，公路两岸的碉堡就更多了。代表团的一位同志开玩笑说，这也算海滨一景吧。可这一景却使漂亮的海滨浴场大为失色，本来站在沙滩上眺望，绿海苍山，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但如今极目之处尽是陈旧、破损、千篇一律的碉堡，很难给人留下愉悦的感觉。
修筑这些碉堡要花去多少钱，多少钢筋水泥，相信很难算清楚，有一条却是容易说清楚的：如果用这些钢筋水泥盖楼房，阿尔巴尼亚居民的住房至少比现在宽敞多了。难怪阿尔巴尼亚人说，那时的阿领导人贪得无厌，好大喜功，不顾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百姓有利。他们伸手向中国要衣、食、住、行、用的援助。（那时的中国虽也不富裕，但为了让“明灯”继续在欧洲闪耀光芒，还是硬着头皮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东西要到后，并不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用来建造富丽堂皇的“霍查宫”，用来修筑那些没用的碉堡。玩弄历史的人，自然要被历史所玩弄。霍查等人的这些过失，成了促使阿后来突变的导因。变，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霍查的高压统治下，人们思想被禁锢，经济凋敝，甚至连普通生活用品和一般食品都得到邻国去购买。在这样的国度里，不变是不可能的。
那么，剧变之后的阿尔巴尼亚究竟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记得代表团在北京出发之前，曾在阿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们：“要准备吃点苦头，那里缺水、缺乏食品和生活用品。”但到地拉那一看，市场供应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日常生活用品都能买到。中国驻阿大使陶苗发说：“过去大使馆买食品都要到希腊、南斯拉夫去买，现在这里什么都能买到。”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个变化的发生？当地政府官员介绍说：“有三个因素：一是经济领域（包括土地）实行私有化，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二是阿尔巴尼亚大约有50万人逃到国外当难民，这些人在国外找到工作，每年能汇5亿多美元回国；三是得到国际上的一些援助。”
阿尔巴尼亚是怎样实行私有化的？在农村百分百的土地实现私有化，原则上土地归还老业主所有，无主土地由政府分配。如老业主长期进城居住无需原有土地，政府承认其所有权，予以补偿，此类土地不再归还老业主。至于城市私有化，商业和服务行业机构由原工作人员购买，政府成立了归还财产委员会，原有业主的企业无偿归还，无业主的归私有化委员会出售。所有公民都有权购买企业，但优先售给地皮主、建筑物所有者、前政治犯和企业工作人员。私有化程度达到80%，还有20%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由于规模大，设备相对陈旧，卖不出去。怎样处理这些企业，政府还在探索中。至于私有化的过程能给社会带来些什么，还有待历史检验。
我们是新闻代表团，考察新闻工作是一项重要内容。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剧变后实行“新闻自由”，强调“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意识形态。阿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记协组织，接待我们的是记者联盟，政治态度倾向政府。另外一个是独立记者协会，以原劳动党机关报记者为主，是在野派的报纸。我们访问时，他们总指责现政府对他们进行压制。目前全国有报纸300种左右，因为办报不须由上级审批，有钱想办就可以办。但300种报纸中有影响力的不多，民主党的《民主复兴报》、独立的《团结报》、社会党的《人民之声报》分别代表右、中、左三种政治倾向，算是较有影响的，但也只发行1万份到3万份之间。新制订的“新闻法”允许新闻自由和私人办报，报道内容五花八门，以致政府常在报上对不实报道声明辟谣，并追究作者、报社的责任，规定可罚款高至8000美元，相当于一个记者8年的工资，但受罚的多是反对党的报纸。可见，所谓“新闻自由”实际上并不自由，也不平等。如反对党（原劳动党，现社会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副总编就坐过牢，记者也受过罚，原来的一栋办公大楼已被政府征用。
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民还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们普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很赞赏。例如，阿记联主席访问中国之后说：“你们为外商创造了条件，而我们没有。我访华之前对中国的尊敬只有一点点，回来以后很多很多。”在阿逗留期间，所到之处对我们都很友好。在大街上散步时，人群中常有人投来善意的目光，甚至高兴地喊起“秦那（中国）！”。为我们开车的蒙特，和我们相处得不错，经常在计划外的时间领我们去看夜市，参观风景名胜。他开车的技术很好，几乎整个地拉那的警察都认得他，而他受到的特殊待遇就是畅通无阻。后来才知道他原是阿尔巴尼亚自行车比赛的全国冠军，是一位被人熟知的运动员。在霍查时代，因为所谓出身问题，不让他出国参加比赛，备受压抑。他为了表达对中国代表团的敬意，特地向接待单位申请为我们开车，完全出于自愿，不拿半点报酬。
短短几天，让我们对这片神秘的国土有了初步了解，尤其感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真情厚意。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然而，国际格局风云突变，因为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编者注）坚决反对，说“中美建交中共就是变修了”，要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随后，国内开始隐约听说有关霍查等人迫害与中国友好的某些阿尔巴尼亚高级干部的消息。按理，中国奉行怎样的中美关系政策，是中国的内政，阿领导者不应过问。但从此以后，中阿关系日趋恶化，不少中国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失去了原先的工作机会，离开了阿尔巴尼亚。欣欣向荣的援建工厂顿时失去了光彩，不久便有的关闭，有的半荒半废。也是从那以后，中国的媒体就很少提及阿尔巴尼亚，那里逐渐成为国人心目中的“神秘国土”。
25年后，当我们访阿时走到巴桑钢铁厂，这个昔日阿尔巴尼亚最大的企业，只见所有的烟囱无精打采地伫立在那里，厂房周围的铁丝网锈迹斑斑，厂房长满了青草。当年霍查曾把这座钢铁厂的建成称为“阿尔巴尼亚的第二次解放”，据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并不赞成援建钢铁厂，理由是阿国家小，建这么大的钢铁厂，原料和市场都不好解决。但阿政府没有采纳意见。工厂建起来了，他们却赶走了中国的技术人员，致使工厂日渐荒废。难怪在阿尔巴尼亚，不论官方或民间，大都认为如果霍查不反华，和中国同时搞改革开放，中阿关系就不会中断20多年，阿尔巴尼亚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贫困状况。
听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们说，援建的100座工厂中，只有水电厂、水泥厂等5个工厂还在生产时，我的心头禁不住掠过一丝悲哀。20世纪60年代，中国自己多么困难啊！如果这些援建能使阿尔巴尼亚富强起来，也算为兄弟国家作了一点贡献，然而阿尔巴尼亚的个别领导人，偏偏要搞什么“纯而又纯”的制度，终于使国家走向更加贫困和艰难的境地，霍查等人也终于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畸形的思想必然产生畸形的行动，就在阿领导人抛开中国的同时，他们发现自己过于孤立，美国、苏联以及邻近的南斯拉夫等国都成了敌人，他们感到随时都有可能遭受这些敌人的进攻。于是想出一个绝招：号召全国人民广筑碉堡。他们认为，只要有碉堡，任何敌人都打不进来。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对于现代武器和现代战争来说，这些碉堡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大约也只能在心理上起点自我安慰作用吧！
阿尔巴尼亚究竟建了多少碉堡？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不过，既然被称为“碉堡之国”，必然就是世界上碉堡最多的国家了。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期间，中国驻阿使馆人员说，这个小小的国家一共修建了100万个碉堡，也有阿尔巴尼亚的朋友说是70万个，也有说是30万个的。说实话，这些数字我都有点不相信，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一天下午，当我们离开巴桑市向都拉斯市进发时，90公里的行程，极目之处尽是碉堡。碉堡用钢筋水泥筑成，露出有如坦克的顶盖形状，有的单独挺立，有的则三五个一组，也有十多个一组并排着的。从公路边到村庄，再到远处的半山腰上，星罗棋布。当汽车驶近亚得里亚海滨浴场时，公路两岸的碉堡就更多了。代表团的一位同志开玩笑说，这也算海滨一景吧。可这一景却使漂亮的海滨浴场大为失色，本来站在沙滩上眺望，绿海苍山，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但如今极目之处尽是陈旧、破损、千篇一律的碉堡，很难给人留下愉悦的感觉。
修筑这些碉堡要花去多少钱，多少钢筋水泥，相信很难算清楚，有一条却是容易说清楚的：如果用这些钢筋水泥盖楼房，阿尔巴尼亚居民的住房至少比现在宽敞多了。难怪阿尔巴尼亚人说，那时的阿领导人贪得无厌，好大喜功，不顾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百姓有利。他们伸手向中国要衣、食、住、行、用的援助。（那时的中国虽也不富裕，但为了让“明灯”继续在欧洲闪耀光芒，还是硬着头皮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东西要到后，并不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用来建造富丽堂皇的“霍查宫”，用来修筑那些没用的碉堡。玩弄历史的人，自然要被历史所玩弄。霍查等人的这些过失，成了促使阿后来突变的导因。变，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霍查的高压统治下，人们思想被禁锢，经济凋敝，甚至连普通生活用品和一般食品都得到邻国去购买。在这样的国度里，不变是不可能的。
那么，剧变之后的阿尔巴尼亚究竟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记得代表团在北京出发之前，曾在阿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们：“要准备吃点苦头，那里缺水、缺乏食品和生活用品。”但到地拉那一看，市场供应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日常生活用品都能买到。中国驻阿大使陶苗发说：“过去大使馆买食品都要到希腊、南斯拉夫去买，现在这里什么都能买到。”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个变化的发生？当地政府官员介绍说：“有三个因素：一是经济领域（包括土地）实行私有化，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二是阿尔巴尼亚大约有50万人逃到国外当难民，这些人在国外找到工作，每年能汇5亿多美元回国；三是得到国际上的一些援助。”
阿尔巴尼亚是怎样实行私有化的？在农村百分百的土地实现私有化，原则上土地归还老业主所有，无主土地由政府分配。如老业主长期进城居住无需原有土地，政府承认其所有权，予以补偿，此类土地不再归还老业主。至于城市私有化，商业和服务行业机构由原工作人员购买，政府成立了归还财产委员会，原有业主的企业无偿归还，无业主的归私有化委员会出售。所有公民都有权购买企业，但优先售给地皮主、建筑物所有者、前政治犯和企业工作人员。私有化程度达到80%，还有20%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由于规模大，设备相对陈旧，卖不出去。怎样处理这些企业，政府还在探索中。至于私有化的过程能给社会带来些什么，还有待历史检验。
我们是新闻代表团，考察新闻工作是一项重要内容。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剧变后实行“新闻自由”，强调“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意识形态。阿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记协组织，接待我们的是记者联盟，政治态度倾向政府。另外一个是独立记者协会，以原劳动党机关报记者为主，是在野派的报纸。我们访问时，他们总指责现政府对他们进行压制。目前全国有报纸300种左右，因为办报不须由上级审批，有钱想办就可以办。但300种报纸中有影响力的不多，民主党的《民主复兴报》、独立的《团结报》、社会党的《人民之声报》分别代表右、中、左三种政治倾向，算是较有影响的，但也只发行1万份到3万份之间。新制订的“新闻法”允许新闻自由和私人办报，报道内容五花八门，以致政府常在报上对不实报道声明辟谣，并追究作者、报社的责任，规定可罚款高至8000美元，相当于一个记者8年的工资，但受罚的多是反对党的报纸。可见，所谓“新闻自由”实际上并不自由，也不平等。如反对党（原劳动党，现社会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副总编就坐过牢，记者也受过罚，原来的一栋办公大楼已被政府征用。
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民还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们普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很赞赏。例如，阿记联主席访问中国之后说：“你们为外商创造了条件，而我们没有。我访华之前对中国的尊敬只有一点点，回来以后很多很多。”在阿逗留期间，所到之处对我们都很友好。在大街上散步时，人群中常有人投来善意的目光，甚至高兴地喊起“秦那（中国）！”。为我们开车的蒙特，和我们相处得不错，经常在计划外的时间领我们去看夜市，参观风景名胜。他开车的技术很好，几乎整个地拉那的警察都认得他，而他受到的特殊待遇就是畅通无阻。后来才知道他原是阿尔巴尼亚自行车比赛的全国冠军，是一位被人熟知的运动员。在霍查时代，因为所谓出身问题，不让他出国参加比赛，备受压抑。他为了表达对中国代表团的敬意，特地向接待单位申请为我们开车，完全出于自愿，不拿半点报酬。
短短几天，让我们对这片神秘的国土有了初步了解，尤其感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真情厚意。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