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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改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横跨半个多世纪，从阶级性革命话语叙述到直逼人性的的思考，呈现了两幅迥然不同历史伦理叙事图景。其中解放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尤凤伟的《一九四八》是前后两个时期描写土改的代表作，相同题材的叙事在伦理立场、善恶表达、人性挖掘以及爱情描写上却是截然不同。
关键词： 土改 伦理 善恶 人性 爱情
土改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解放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一直到尤凤伟的《一九四八》，土改这一题材的写作横跨半个世纪，从阶级性革命话语叙述到直逼人性的的思考，呈现了两幅迥然不同历史伦理叙事图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第一部史诗性描写土改的小说，是传统土改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阶级立场、阶级话语以及阶级伦理展示给读者的是一种历时使命式的无条件的认同和接受，读者在这类文本的阅读中与作者展开对话，得到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必然，然而却难以从中感受生命的真实，其伦理的叙事在这里是“短路”的；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尤凤伟的《一九四八》将以往发表过的小说《小灯》、《诺言》、《合欢》、《衣钵》、《辞岁》的收为合集。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无意于说教一种伦理，而是通过伦理叙事，让读者在一种新的阅读感受中与作者展开对话，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共鸣，形成超越这种伦理理性的生命感觉，在一种生命感觉中去感觉另一种生命真实。
一、阶级伦理与道德伦理的较量
地主拥有财富，而财富是罪恶的象征；农民拥有贫穷，而贫穷则是高尚的代名词。高尚消灭罪恶，农民消灭地主是一件天经地义、崇高而正义的事业，这是关乎到新的社会能否诞生的大问题。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认可与接受，身为知识分子的丁玲用欣赏、讴歌式的笔调来抒写那些血腥、惨烈的场景：“这时钱文贵又爬起来了，跪在地上给大家磕头，右眼被打肿了，眼显得更小，嘴唇破了，血又沾上许多泥，两撇胡子稀脏的下垂着，简直不像个样子。他向大家道谢，声音也不再响亮了，结结巴巴地道：‘好爷儿们！咱给爷儿们磕头啦，谢谢爷儿们的恩典！’”如果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相信不管钱文贵这个人本身曾经有多坏，他跪在地上给人磕头求饶的惨象都令人不忍目睹，但是在这里，人作为人的最本质东西，如怜悯、同情、悲悯等情感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了坏人就该被殴打和侮辱的单向思维。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下不容置疑的阶级伦理。
在《一九四八》中，反对暴力的尤凤伟并没有回避血腥的场面，相反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诸如用棒子打、剁手指以及倒栽葱等更为血腥暴力的场景描写，但是这种描写绝非是出于暴力描写的快意，而是对其中存在的暴力本身的反感。《一九四八》在故事的展开上仍然将传统土改小说中的伦理逻辑作为小说中的阶级思想，他巧妙的运用人物对话来展示出对这种阶级理论的质疑。
二、“善”与“恶”的伦理叙事对比
传统土改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严格的阶级界限，地主阶级坏得纯粹，贫苦阶级好得天然。在传统土改小说中，“穷”还是“富”并非是实际生活状态的指称，而是指一个人精神品质的好坏，活的贫穷还是富裕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想通过出身来给人排定座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土改”积极分子都无一例外是老实、肯干、有觉悟、一心为公的“新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区工会主任老董“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喜欢老老实实的做一件事，苦一点也不要紧”。
到了尤凤伟的《一九四八》中，出身决定人之好坏的做法遭到了全盘质疑和否定。但是《一九四八》中的人物则没有这种必然的逻辑性了，小说中最为荒唐的人物是掌管生杀大权的贫农主席沈富贵。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能登上贫农主席宝座的人，必定会有一个过硬、可靠的身世，然而，沈富贵的身世则有些耐人寻味：在“土改”的前三年，他还是一个拥有三十亩良田，需要常年雇佣长工的殷实富户，只不过由于老婆不断与人通奸，他被迫要替老婆向村长兼地主的李裕川缴付罚款，其家业才在“土改”前夕典当给了李裕川，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不料想，他竟因祸得福，在随后而来的划分成分的风潮中，由富贵而沦落成贫穷的他根据政策被定为了贫农，加之，在清算地主李裕川时，他有着异常凶猛的表现，从而被大家推举为贫农主席。无疑，这个人物的阴差阳错、荒谬结局是对出身论的无情嘲弄与解构。
如果说李恩宽和沈富贵在小说中还属于是一种潜在的颠覆力量，那么小说中真正向出身论发起挑战的是善良的李朵与道德败坏的妇女主任王留花的对峙与较量。二人的交锋始于一场“挖浮财”的批斗大会，王留花先是从发髻上抽下一根针，嘴里一边骂着“就扎你，老娘知道你的小×痒痒了，要不干嘛天天黑下洗？老娘给你扎几下，叫你舒服舒服，过过瘾！”，一边去掀李朵旗袍的下摆。从传统土改小说创作立场来看，李朵应该灰溜溜的求饶，但是在尤凤伟小说的立场和语境设置来看却不是这样。李朵狠狠地给下流的王留花一个大耳光。“那是怎样的一掌，至今仍使全村人感到羞怒难当，也感到震惊而迷惘。斗争对象在斗争会上打村干部的耳光，这样的事情在整个解放区也属空前”。确实，这不是普通的一掌，而是对当时的阶级伦理说“不”的一掌。尤凤伟在此的最大追问是：有土地、有房屋、有财产的人就是坏人吗？越贫穷、越无知的人就是好人吗？“三辈子要饭”能成为革命可靠的资本吗？《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终点成为了《一九四八》所探究的起点。
三、人性之“灵”与“肉”的博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基本没有涉及“人性”的复杂和深邃，丁玲也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在当时的阶级革命文化语境下她只能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用阶级革命的逻辑来书写土改。阶级意识形态下的伦理叙述只能流于语言和形象，这些表面化的包装难以深入人物形象本质，更难以打动读者，难以经受得起读者的考验。但是在《一九四八》中，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都变成了亟需弄清的问题。
传统土改小说的叙事逻辑就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其耕种。这一认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既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阶级伦理的预设下，对人性也进行了阶级内部的逗趣式的分析，最后仍然回归到阶级人性的伦理范畴中来。如佃户们担心八路军不能打败中央军，害怕短暂的胜利后中央军的攻入，他们总还有变天思想，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在一切還不确定之前，大都持观望的态度；他们总是善良的，好面子，爱情面的，面对地主的讨好拉拢要挟，好几次在与地主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在丁玲的笔下的农民阶级是高尚“灵”的合集，没有“肉”的欲望和占有，那只属于地主阶级，《一九四八》从逻辑起点上解构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类传统土改小说叙述逻辑。《一九四八》深入剖析了人性，认为人性既有灵的高尚，也有“肉”的欲望即对物质和生理上的贪婪。出身于雇农家庭的胡顺对“革命”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积极、主动地配合工作队展开工作，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这个人物若是放在上述两部小说中，自然是一位不折不扣、带领农民起来革命的觉醒者。但是在《一九四八》中，作者没有滞留于人物的表面化，而是着重揭示了其内心世界的波澜。当他被批准成为民兵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了枪就不一样了，不仅威风，还能偷偷到山上打兔子、打山鸡，过年就有肉吃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民兵身份对村中的富人有威慑作用的时候，他便赶在“土改”前偷偷向他们“借”来了向往已久的皮袄、棉衣、大头鞋以及狼皮帽子等。无疑，农民对“土改”的热爱是与对“物”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尤凤伟并没有止于写胡顺的“贪”，在小说后半部分，写了胡顺看见领村斗地主的血腥场面，心里很难受，最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地主女儿小灯的善良可爱所感动，心生恻隐，放走了被关押的地主，在后来还乡团报复时，他村庄的所有人躲过了这场浩劫，这都归功于胡顺“灵”的一闪，小说结尾这微弱的善良之火烛照着全篇，也温暖着人心，给人以希望。 四、阶级语境下的爱情描写
爱情是人性中被公认最复杂、最矛盾和最难以说清的情感之一，但是《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爱情是简单、阶级化的爱情，基本上可以分为高尚与厮混这样两种类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不是反映爱情生活的，充其量只是起到调节气氛、服务主题的作用，但是在仅有的一点爱情、婚姻描写或情感纠葛中，也不难分辨出两位作家的写作套路：首先，只有贫苦人与贫苦人间才有真正、高尚的爱情。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农会主任程仁与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之间的爱情是否冲破了阶级？尽管黑妮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是穷人的穷人，不是贫农的贫农，但是至此还是不具备与穷人的带头人程仁谈情说爱的条件。一直到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当黑妮终于与钱文贵彻底决裂并投靠了贫农大伯父钱文富时，其实也就是黑妮在身份上变成了真正的贫农时，作者才安排两个年轻人重新聚合到一起。丁玲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还是按照“阶级”的划分来匹配婚姻的。其次，坏人与坏人之间是没有什么爱情的，他们往往长相丑陋、阴险，生活腐败而糜烂。如江世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恶盈满贯的大地主，她的老婆在小说中被称之为“破鞋女人”。在作者的眼中，江世荣与他的老婆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只是一拍即合式地鬼混。不难看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爱情、婚姻是隶属于阶级的。在这个阶级框架的制约之下，爱情与婚姻只能在两条路上滑行：好人的爱情是崇高、无私和有尊严的，而坏人的爱情则都无一例外地是阴暗、潮湿和见不得人的。
《一九四八》中的爱情宛如是对高尚、卑劣爱情模式的抗争，小说中的主要爱情线索都是与此相关的。尽管作者尤凤伟可能很希望给相爱的双方一个美好、公正的结局，但当时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这只能是一个奢望。《木易队长》卜队长与地主儿媳妇小婉之间的悲欢离合。小婉虽是地主赵祖辉的儿媳妇，但惨遭赵祖辉的糟蹋，卜队长了解了她的悲惨处境后，卜队长决定“土改”结束后就把小婉带走。两个人的爱是真心实意的，他们的爱情因为不属于同阶级的爱情就被解读成“勾引”与“被勾引”的关系。
如果说跨阶级的爱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修不成正果，那么地主阶级内部的爱情更是难以善始善终。地主夏世杰有两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却唯独与小老婆吕月感情笃厚。吕月是违背父母意志自作主张嫁给夏世杰做小的，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的控诉大会上，村子里的光棍兼二流子的夏发子向工作队和贫雇农团提出把不是明媒正娶的吕月分给他。相爱的人被拆散了，不爱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一起。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夏士杰与吕月分外地痛苦。好吃懒做的夏发子把分得的粮食吃完后，无耻的向夏发子提出，一斗粮食可换得与吕月的幽会，夏世杰感恩戴德地答应了。当他再拿不出粮食时，绝望的他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与吕月赤身裸体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服毒死去。作者将这两段凄美的爱情置于强烈的阶级冲突中，在质疑阶级伦理的同时，也为它们安排了凄凉但唯美的结局。尤凤伟《一九四八》中的爱情、婚姻才是真正突破了传统阶级爱情和婚姻的模式。
五、小结
通过阶级伦理、善恶、人性灵魂与欲望、爱情四个方面的分析论述，不难看出，这一横跨半个多世纪历史题材创作所给与我们的道德和伦理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的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叙述。其实，不论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一九四八》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和解读历史的方式和角度，不论其所揭示的历史真相怎样，过去的总是过去的，彼一时此一时。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不可能反映出绝对的历史真实，因为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的历史都不过是写作者根据自己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观念搭建起来的叙述空间。这实际意味着历史具有强烈的主觀性，即写作者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走向。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进步，当下土改题材小说应该更加专注于人伦，更加专注于伦理、情感的共鸣，走上文学的道德、人性之路。
参考文献：
[1]尤凤伟.一九四八[J].西部·华语文学，2008（8）.
[2]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3]伍茂国.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J].北方论从，2011（3）.
[4]王成军.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7（6）.
[5]张军府.现代小说叙事伦理[J].文艺评论，2011（3）.
[6]黄勇.“历史”的介入与还原：论尤凤伟的土改小说写作[J].中国文学研究，2006（2）.
关键词： 土改 伦理 善恶 人性 爱情
土改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解放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一直到尤凤伟的《一九四八》，土改这一题材的写作横跨半个世纪，从阶级性革命话语叙述到直逼人性的的思考，呈现了两幅迥然不同历史伦理叙事图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第一部史诗性描写土改的小说，是传统土改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阶级立场、阶级话语以及阶级伦理展示给读者的是一种历时使命式的无条件的认同和接受，读者在这类文本的阅读中与作者展开对话，得到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必然，然而却难以从中感受生命的真实，其伦理的叙事在这里是“短路”的；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尤凤伟的《一九四八》将以往发表过的小说《小灯》、《诺言》、《合欢》、《衣钵》、《辞岁》的收为合集。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无意于说教一种伦理，而是通过伦理叙事，让读者在一种新的阅读感受中与作者展开对话，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共鸣，形成超越这种伦理理性的生命感觉，在一种生命感觉中去感觉另一种生命真实。
一、阶级伦理与道德伦理的较量
地主拥有财富，而财富是罪恶的象征；农民拥有贫穷，而贫穷则是高尚的代名词。高尚消灭罪恶，农民消灭地主是一件天经地义、崇高而正义的事业，这是关乎到新的社会能否诞生的大问题。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认可与接受，身为知识分子的丁玲用欣赏、讴歌式的笔调来抒写那些血腥、惨烈的场景：“这时钱文贵又爬起来了，跪在地上给大家磕头，右眼被打肿了，眼显得更小，嘴唇破了，血又沾上许多泥，两撇胡子稀脏的下垂着，简直不像个样子。他向大家道谢，声音也不再响亮了，结结巴巴地道：‘好爷儿们！咱给爷儿们磕头啦，谢谢爷儿们的恩典！’”如果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相信不管钱文贵这个人本身曾经有多坏，他跪在地上给人磕头求饶的惨象都令人不忍目睹，但是在这里，人作为人的最本质东西，如怜悯、同情、悲悯等情感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了坏人就该被殴打和侮辱的单向思维。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下不容置疑的阶级伦理。
在《一九四八》中，反对暴力的尤凤伟并没有回避血腥的场面，相反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诸如用棒子打、剁手指以及倒栽葱等更为血腥暴力的场景描写，但是这种描写绝非是出于暴力描写的快意，而是对其中存在的暴力本身的反感。《一九四八》在故事的展开上仍然将传统土改小说中的伦理逻辑作为小说中的阶级思想，他巧妙的运用人物对话来展示出对这种阶级理论的质疑。
二、“善”与“恶”的伦理叙事对比
传统土改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严格的阶级界限，地主阶级坏得纯粹，贫苦阶级好得天然。在传统土改小说中，“穷”还是“富”并非是实际生活状态的指称，而是指一个人精神品质的好坏，活的贫穷还是富裕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想通过出身来给人排定座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土改”积极分子都无一例外是老实、肯干、有觉悟、一心为公的“新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区工会主任老董“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喜欢老老实实的做一件事，苦一点也不要紧”。
到了尤凤伟的《一九四八》中，出身决定人之好坏的做法遭到了全盘质疑和否定。但是《一九四八》中的人物则没有这种必然的逻辑性了，小说中最为荒唐的人物是掌管生杀大权的贫农主席沈富贵。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能登上贫农主席宝座的人，必定会有一个过硬、可靠的身世，然而，沈富贵的身世则有些耐人寻味：在“土改”的前三年，他还是一个拥有三十亩良田，需要常年雇佣长工的殷实富户，只不过由于老婆不断与人通奸，他被迫要替老婆向村长兼地主的李裕川缴付罚款，其家业才在“土改”前夕典当给了李裕川，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不料想，他竟因祸得福，在随后而来的划分成分的风潮中，由富贵而沦落成贫穷的他根据政策被定为了贫农，加之，在清算地主李裕川时，他有着异常凶猛的表现，从而被大家推举为贫农主席。无疑，这个人物的阴差阳错、荒谬结局是对出身论的无情嘲弄与解构。
如果说李恩宽和沈富贵在小说中还属于是一种潜在的颠覆力量，那么小说中真正向出身论发起挑战的是善良的李朵与道德败坏的妇女主任王留花的对峙与较量。二人的交锋始于一场“挖浮财”的批斗大会，王留花先是从发髻上抽下一根针，嘴里一边骂着“就扎你，老娘知道你的小×痒痒了，要不干嘛天天黑下洗？老娘给你扎几下，叫你舒服舒服，过过瘾！”，一边去掀李朵旗袍的下摆。从传统土改小说创作立场来看，李朵应该灰溜溜的求饶，但是在尤凤伟小说的立场和语境设置来看却不是这样。李朵狠狠地给下流的王留花一个大耳光。“那是怎样的一掌，至今仍使全村人感到羞怒难当，也感到震惊而迷惘。斗争对象在斗争会上打村干部的耳光，这样的事情在整个解放区也属空前”。确实，这不是普通的一掌，而是对当时的阶级伦理说“不”的一掌。尤凤伟在此的最大追问是：有土地、有房屋、有财产的人就是坏人吗？越贫穷、越无知的人就是好人吗？“三辈子要饭”能成为革命可靠的资本吗？《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终点成为了《一九四八》所探究的起点。
三、人性之“灵”与“肉”的博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基本没有涉及“人性”的复杂和深邃，丁玲也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在当时的阶级革命文化语境下她只能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用阶级革命的逻辑来书写土改。阶级意识形态下的伦理叙述只能流于语言和形象，这些表面化的包装难以深入人物形象本质，更难以打动读者，难以经受得起读者的考验。但是在《一九四八》中，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都变成了亟需弄清的问题。
传统土改小说的叙事逻辑就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其耕种。这一认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既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阶级伦理的预设下，对人性也进行了阶级内部的逗趣式的分析，最后仍然回归到阶级人性的伦理范畴中来。如佃户们担心八路军不能打败中央军，害怕短暂的胜利后中央军的攻入，他们总还有变天思想，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在一切還不确定之前，大都持观望的态度；他们总是善良的，好面子，爱情面的，面对地主的讨好拉拢要挟，好几次在与地主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在丁玲的笔下的农民阶级是高尚“灵”的合集，没有“肉”的欲望和占有，那只属于地主阶级，《一九四八》从逻辑起点上解构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类传统土改小说叙述逻辑。《一九四八》深入剖析了人性，认为人性既有灵的高尚，也有“肉”的欲望即对物质和生理上的贪婪。出身于雇农家庭的胡顺对“革命”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积极、主动地配合工作队展开工作，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这个人物若是放在上述两部小说中，自然是一位不折不扣、带领农民起来革命的觉醒者。但是在《一九四八》中，作者没有滞留于人物的表面化，而是着重揭示了其内心世界的波澜。当他被批准成为民兵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了枪就不一样了，不仅威风，还能偷偷到山上打兔子、打山鸡，过年就有肉吃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民兵身份对村中的富人有威慑作用的时候，他便赶在“土改”前偷偷向他们“借”来了向往已久的皮袄、棉衣、大头鞋以及狼皮帽子等。无疑，农民对“土改”的热爱是与对“物”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尤凤伟并没有止于写胡顺的“贪”，在小说后半部分，写了胡顺看见领村斗地主的血腥场面，心里很难受，最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地主女儿小灯的善良可爱所感动，心生恻隐，放走了被关押的地主，在后来还乡团报复时，他村庄的所有人躲过了这场浩劫，这都归功于胡顺“灵”的一闪，小说结尾这微弱的善良之火烛照着全篇，也温暖着人心，给人以希望。 四、阶级语境下的爱情描写
爱情是人性中被公认最复杂、最矛盾和最难以说清的情感之一，但是《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爱情是简单、阶级化的爱情，基本上可以分为高尚与厮混这样两种类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不是反映爱情生活的，充其量只是起到调节气氛、服务主题的作用，但是在仅有的一点爱情、婚姻描写或情感纠葛中，也不难分辨出两位作家的写作套路：首先，只有贫苦人与贫苦人间才有真正、高尚的爱情。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农会主任程仁与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之间的爱情是否冲破了阶级？尽管黑妮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是穷人的穷人，不是贫农的贫农，但是至此还是不具备与穷人的带头人程仁谈情说爱的条件。一直到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当黑妮终于与钱文贵彻底决裂并投靠了贫农大伯父钱文富时，其实也就是黑妮在身份上变成了真正的贫农时，作者才安排两个年轻人重新聚合到一起。丁玲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还是按照“阶级”的划分来匹配婚姻的。其次，坏人与坏人之间是没有什么爱情的，他们往往长相丑陋、阴险，生活腐败而糜烂。如江世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恶盈满贯的大地主，她的老婆在小说中被称之为“破鞋女人”。在作者的眼中，江世荣与他的老婆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只是一拍即合式地鬼混。不难看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爱情、婚姻是隶属于阶级的。在这个阶级框架的制约之下，爱情与婚姻只能在两条路上滑行：好人的爱情是崇高、无私和有尊严的，而坏人的爱情则都无一例外地是阴暗、潮湿和见不得人的。
《一九四八》中的爱情宛如是对高尚、卑劣爱情模式的抗争，小说中的主要爱情线索都是与此相关的。尽管作者尤凤伟可能很希望给相爱的双方一个美好、公正的结局，但当时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这只能是一个奢望。《木易队长》卜队长与地主儿媳妇小婉之间的悲欢离合。小婉虽是地主赵祖辉的儿媳妇，但惨遭赵祖辉的糟蹋，卜队长了解了她的悲惨处境后，卜队长决定“土改”结束后就把小婉带走。两个人的爱是真心实意的，他们的爱情因为不属于同阶级的爱情就被解读成“勾引”与“被勾引”的关系。
如果说跨阶级的爱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修不成正果，那么地主阶级内部的爱情更是难以善始善终。地主夏世杰有两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却唯独与小老婆吕月感情笃厚。吕月是违背父母意志自作主张嫁给夏世杰做小的，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的控诉大会上，村子里的光棍兼二流子的夏发子向工作队和贫雇农团提出把不是明媒正娶的吕月分给他。相爱的人被拆散了，不爱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一起。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夏士杰与吕月分外地痛苦。好吃懒做的夏发子把分得的粮食吃完后，无耻的向夏发子提出，一斗粮食可换得与吕月的幽会，夏世杰感恩戴德地答应了。当他再拿不出粮食时，绝望的他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与吕月赤身裸体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服毒死去。作者将这两段凄美的爱情置于强烈的阶级冲突中，在质疑阶级伦理的同时，也为它们安排了凄凉但唯美的结局。尤凤伟《一九四八》中的爱情、婚姻才是真正突破了传统阶级爱情和婚姻的模式。
五、小结
通过阶级伦理、善恶、人性灵魂与欲望、爱情四个方面的分析论述，不难看出，这一横跨半个多世纪历史题材创作所给与我们的道德和伦理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的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叙述。其实，不论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一九四八》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和解读历史的方式和角度，不论其所揭示的历史真相怎样，过去的总是过去的，彼一时此一时。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不可能反映出绝对的历史真实，因为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的历史都不过是写作者根据自己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观念搭建起来的叙述空间。这实际意味着历史具有强烈的主觀性，即写作者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走向。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进步，当下土改题材小说应该更加专注于人伦，更加专注于伦理、情感的共鸣，走上文学的道德、人性之路。
参考文献：
[1]尤凤伟.一九四八[J].西部·华语文学，2008（8）.
[2]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3]伍茂国.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J].北方论从，2011（3）.
[4]王成军.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7（6）.
[5]张军府.现代小说叙事伦理[J].文艺评论，2011（3）.
[6]黄勇.“历史”的介入与还原：论尤凤伟的土改小说写作[J].中国文学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