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州学林》这本学术季刊，是以中国传统文史哲为主的刊物，但也兼及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宗旨是以现代学术的方法，来整合传统学术的文史哲与艺术，以期符合现代学术的专业规范，同时也不至于丧失中国传统学术可以贯通文史学艺的精神。学刊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承袭自其前身《九州学刊》的英文刊名，一字未动，显示了这两份学术季刊虽然中文名称不同，却一脉相承，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九州学刊》是一九八六年我在美国创办的中文学术刊物，由于当年出版印刷技术的限制，在美国出版印刷中文学术刊物十分困难，同时费用不菲，出版后如何在两岸三地发行也是个问题，因此，编辑部设在纽约，而出版、印刷、发行的部门，则先后设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1986-1991）与台湾皇冠出版社（1991-1995），前后延续了十年。然而，真要说起《九州学林》的前世今生，以及我前后主编《九州学刊》及《九州学林》的渊源，还得溯源到更早的一份学术刊物，那就是一九七○年代在香港创刊的《抖擞》。
　　一九七○年代初，我当时还在耶鲁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经常使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结识了一批参加保钓运动的年轻文史学者。其中有两位来自台湾大学的学长，一是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的龚忠武，二是从伯克利加州大学来哈佛搜集资料的郭松棻，先后与我联络，说香港大专院校和教育界的十几位朋友，创立了《抖擞》双月刊，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学术刊物，希望我也能参与组稿。《抖擞》双月刊当时在香港出现，反映了香港学术界与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术及文化前途的忧心，希望能在海外尽一份薄力，葆育学术文化的种子，以免中国学术的全面丧失。主要的刺激来自中国“文革”对传统的破坏，同时又受到当时西方文化界流行探讨C.P.Snow“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影响。一方面是感到中国大陆政治挂帅，打倒一切，抹杀文化传统，身在海外的知识人责无旁贷，必须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另一方面则是感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鸿沟愈来愈大，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不但缺乏沟通，而且没有相互沟通的语言与思维环境，因此，必须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畛域，使两种文化有所交汇，共同携手开创中国文化的未来。
　　现在回顾起来，创办《抖擞》学刊的朋友，颇有些堂吉诃德精神，但又继承了传统儒家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文化关怀，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他们自以为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的人间关怀，但在社会实践的具体行动上，却发扬先忧后乐精神，强调振兴学术文化。学刊名“抖擞”，乍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却取自当时流行的一句古诗，倒是“文革”期间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语言”。一九七四年一月，《抖擞》创刊号出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收到刊物，发现封面设计素雅大方，版面尤其清爽，内容则以人文思辨为主，同时涉及中国科学史及科学方法的探索。在“发刊辞”右上角印着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的末二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刊名《抖擞》，原来意义深重，暗含着原诗的头两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文革”横扫一切文化学术的时代环境，命名“抖擞”，虽然表面沿用了“文革”期间的“革命诗句”，实质上也批判了“文革”蔑视学术的风气。我记得大学期间，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当时看到《抖擞》引用龚自珍的这首诗，感觉也是如此，好像胸中有口郁然沉寂的大钟，被人隔着太平洋，重重敲了一击，心灵受到震撼。
　　从此我就和《抖擞》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认识了一批香港的朋友，一同为了九州的文化生气，抖擞精神。从未谋面的朋友，为了信念走到一起，而可以合作无间，是十分幸福的。最先是写稿，一九七六年兼任海外编辑，主要负责书评栏目，最后则直接参与编务，承担文史部分的编辑工作，直到一九七八年还兼任北美编辑部主任。我对香港的印象是模糊的，只在一九七六年与一九七八年暑假期间路过，但我热爱那片土地，因为那里有许多朋友在撒种，把麦粒埋进土里。他们的音容还不时会浮现在我眼前：抽烟斗的梁鉴添、瘦削清癯的文志成、表面木讷心里却燃着一团火的岑懋基、仪表矜持却笑容可掬的姚德怀……
　　我和《抖擞》的同仁，因为编辑刊物的联系，书信往返频繁，保持了十年以上的同事亲密关系。有趣的是，我们编辑《抖擞》，全是义务劳动，不但没有薪资，还总要为刊物的出版筹集经费，自掏腰包。刊行近十年，邀约、投稿的作者，有不少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包括了科学家、哲学家、文史学者。当时的《抖擞》社长是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梁鉴添，在发刊词中说到，大家要同心协力，分享交流各种文化资源。希望把刊物办成一个开放的园地，期待读者群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能“使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士感兴趣，因此内容必须做到多元化，从文史哲、政治社会以至科技、艺术音乐都无所不容。文章的体裁应该不拘一格：从轻松的随笔、小说、诗歌以至较富学术性的专门文章也无所不纳”。我还记得，当时直接参与组稿与写稿的，有大陆的周有光、程千帆、徐朔方，海外有叶嘉莹、任之功、王浩等名流学者。由于当时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陆“文革”尚未结束，海外仍然弥漫恐共的思想，《抖擞》这个自由讨论的平台，希望沟通海内外的学术讨论，刊登了不少大陆学者的论文，以及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哲学的文章，以致有人认为《抖擞》带有左翼的色彩。
　　记得中英协议前后，岑懋基经常寄关于香港回归的材料给我，希望我了解香港的前途，共同为香港的文化前景思索一条出路。《抖擞》的营办资金，主要靠的是同仁捐助，随着政局的变动，香港前景难料，不少同仁移民海外，刊物的经营也就愈来愈困难。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随着经费与人力的短缺，《抖擞》只好暂时停刊。

二

　　一九八五年左右，岑懋基从香港传来了好消息，告诉我，香港新创立了“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有意创办一份学术刊物，继续《抖擞》的精神，但以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为宗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是一个非牟利的民间文化团体，始创于一九八五年一月，由“霍英东基金会”赞助，旨在发扬中华文化，联系香港和各地文化界及学术机构，推动香港和海内外华人文化界的沟通，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增强中外文化的交流。许多促进中心理事会的成员，都在过去参与或资助过《抖擞》，希望通过创办一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刊物，在学术含量上超越《抖擞》，内容则以传统中国文史哲为主，藉以促进中国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活跃国内的思想风气。 　　过去的《抖擞》同仁举荐我作为这份学术刊物的主编，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史传统，另一方面是我在美国已经教书多年，而且在美国东部任教过不同的大学，人脉广，可以连络美国的人文学者，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固定在纽约市执教，是最佳的联络交流枢纽。宗旨呢？理事会说，你定吧。编辑方针呢？你定吧。最后告诉我：你全权处理吧，香港方面则负责一切经费与制作发行工作。我不由想起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说的“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香港朋友如此推心置腹，我能不鞠躬尽瘁吗？
　　我当然不是诸葛亮，可是我有一批才气俱不亚于诸葛亮的师友。首先是学术刊物要有刊名，不能再用《抖擞》了，用什么呢？朋友集思广益，想了不少刊名，最后几乎决定使用质朴得笨拙的《文华》了，忽闻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先生说，叫《九州》。《九州》好！既契合《己亥杂诗》的前两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仍旧是龚定庵诗意，又点出了《九州学刊》与《抖擞》的承继关系。一槌定音。
　　正式宣布刊名《九州》那天，是在当时仍任教于耶鲁大学的业师余英时先生家中，刚好有几位国内学者参加晚宴。庞朴先生的神态如今还历历在目，他扬起右手，像是配合他昂扬矗起的灰白头发，声若洪钟，说：“《九州》好，有气派，先是华夏九州，以后就是大九州，囊括全球九洲。”大家都首肯，就这么正了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也十分赞同。《九州学刊》出版后，曾与大陆出版界达成一个协议，在内地出版《九州选辑》，可以选刊《九州学刊》发表的论文，以书代刊，但条件是不可增删论文，一字不能易。这个选辑只出版了一辑，便无疾而终，不知是否怕惹麻烦。那一辑的封面印着四个大字：“九洲选辑”，把我们的刊名改了，或许出版单位受到下意识影响，也想发扬中华文化，把事业推展到全球“九洲”。
　　《九州学刊》创刊号的封面，是文楼设计的，字体用的是“颜勤礼碑”，字体雄奇，精美华丽，呼应了龚自珍诗句的苍郁雄浑，彰显了刊名寓意的气势。创始之初十分热闹，我组成了顾问委员会，邀得十七位在美国汉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担任，其中最积极的几位是王浩、张光直、余英时、高友工、杜维明、赵如兰等，主要是提供咨询意见。我还邀请了三位非华裔的美国汉学家担任顾问，分别是哈佛大学的孔飞立（Philip Kuhn）、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他们虽然不用中文从事著述，但却完全支持美国的汉学研究应该有一份中文的学术期刊。顾问们都是资深学者，除了提供咨询意见，有时也帮着组稿，介绍优秀的研究成果。真正参与具体编辑事务办事的人，则是青年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有李文玺、张隆溪、周质平、孙康宜、巫鸿、王德威、谢正光等十六人。我们一伙人的年纪相当，志趣相投，开起编委会，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就好像身系中国学术前景的发展似的。
　　《九州学刊》可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欧美汉学界唯一的中文学术期刊，运作的方式完全依照美国人文学界的规范，匿名评审。为了配合学刊的推广，我们决定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以学刊名义，每年在哈佛“燕京礼堂”举办中国文化研讨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探索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研讨会由杜维明教授与我主持，每年订立专题，邀请各方学者参加，以汉语发表学术研究报告。杜维明经常强调，研讨会要持续举办，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国”传统。他引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席尔斯（Edward Shils）的看法，说传统之建立，在于持续进行，一个文化现象持续三次以上，就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研讨会持续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是每年一度，成了哈佛的一个传统。杜维明后来说“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的道场”，部分也是因为每年举办中国文化研讨会的缘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纽约任教，同时还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因为工作的安排，经常奔波于波士顿与纽约两地，也就顺便在奔波之中联系《九州学刊》的编务，因为大多数的顾问与执行编委都生活在美国东北部这一带。旅途穿越整个新英格兰的南部，开车单程就要五个小时，途中一定要休息用餐，最适中的地点就是耶鲁所在的新港市。那时余英时已从哈佛转到耶鲁任教，吩咐我以他家为驿站，我也就老实不客气，遵从师教，每隔一两个星期便在傍晚时分造访，刚好赶上晚饭。饭后泡上一杯酽茶，师生二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聊。《九州学刊》的一些安排，也就在茶余饭后浮现了雏形。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全心全力支持《九州学刊》的出版事宜，从校对到印刷发行，任劳任怨，让我十分感激。由于海外刊物无法在中国内地发行，促进中心特别与国内相关部门作了安排，每期致送五百本，给全国各大图书馆、各大学人文科系图书室及知名的人文学者，免费赠阅。后来又帮我作了安排，请饶宗颐先生担任专辑主编，出版过三期敦煌学专号，使我对敦煌学有所关注，也结识了敦煌学的研究专家，开拓了学刊的研究面向。
　　《九州学刊》由香港资助了五年，后因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经费短绌，无法全额资助出版印刷经费，我只好另觅资助。一九九一年，适逢台大历史系出身的平云接任台湾皇冠出版社社长职务，决定为文化事业尽一份力，慨然为我们提供了全部的印制经费，还拨了两位编辑协助出版流程。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则继续按期寄赠五百本给大陆的图书馆与研究机构。因此，《九州学刊》与台湾学术出版界也有一段渊源，是由出版文艺刊物的皇冠出版社斥资，无私无悔，甚至违背其商业运作的模式，支持曲高和寡的《九州学刊》，而且延续了五年之久。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香港的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与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因为我个人所做的联系，得以携手合作，搭了一座沟通学术思想的桥梁，使得海外与大陆的文史学界可以进行直接沟通。

三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因为经费的问题，《九州学刊》终于停办了。之后不久，我于一九九八年应聘来到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开辟在大学推展中国文化的新局面。香港对我，是个既陌生又熟稔的地方。我从来没在香港住过，却有许多因为《抖擞》或《九州学刊》的编务而经常书信往来的好友。在香港住定之后，不断在多种场合见到神交已久的老朋友。有许多是从未谋面的，也有不少是只有一面之雅，但是一说起来，都有十几年乃至于二十几年的交谊了。见面的温馨与热情，洋溢着我们年轻时代的理想，心中回荡风起云飞的歌声，与眼前的苍苍白发相映成趣。在一次宴会中，有人叫我名字，回头一看，面生得很。他笑了，说“我是吴清辉，认识二十多年了”。是的，后来担任浸会大学校长的他，是我当年参与编辑《抖擞》时候神交的朋友，终于见面了。还有一次与香港普通话电台的台长张圭阳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笑了，说有个秘密要告诉我，是他当年曾义务为《九州学刊》做过校对。我听了，只有感激，话都说不出来。心里不禁疑惑，我来到香港，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数，回到了我文化情怀的家乡，学术编辑事业的故里？ 　　来到香港不久，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一同拜访王元化先生，谈起学术期刊的出版。此时王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暂时停刊，面临与《九州学刊》类似的情况。王先生特别提到，大家都想办好一份学术刊物，提供一个独立自主的园地，让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能够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深入探索思想文化议题。独立的学术期刊虽是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但学术界必须有人承担下来，既巩固学术文化的基础，同时也应当藉此探索中国文化的前景。
　　《学术集林》创刊于一九九四年，是王元化的心血结晶，强调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通过细密的学术研究，深刻反思文化的意义。他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希望《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让知识分子负起责任，在知识领域发挥作用。”他的话正道出我心中所想。季羡林曾经这样评价《学术集林》：“《学术集林》实为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文丛，不按时好，朴实无华，然而篇篇内容充实，言之有物，与时下流行的许多刊物，以新名词、洋名词哗众取宠者迥异其趣。”《学术集林》的成就有目共睹，后来是因为人事调动和资金的问题，中止了出版。
　　由于《九州学刊》和《学术集林》都面临暂时停刊的局面，王元化先生指出，我们理念相同，应该可以汇合已有的资源，合起来复刊。他授权朱维铮为《学术集林》的代表，与我共同商议细节，希望能汇聚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学者，继续办一份立足于实证研究，放眼跨科际整合，探索中国文化的宏观议题，却绝不为时髦理论框囿的学刊。我负责在香港筹集出版经费，重新整合顾问委员会，并且在香港城市大学及上海复旦大学分别成立执行编辑小组，重新出刊，期望做到海内外共享学术研究成果，沟通与联系国际汉学研究所关心的学术议题，为阐释和创新中国文化尽力。王元化先生同时建议，合刊复版的名称，应该包含《九州学刊》和《学术集林》的原名，所以，就定名为《九州学林》。
　　经过一年多的商讨及磨合，合并的《九州学林》在二○○○年再度复刊了，由香港城市大学与上海复旦大学同步出版。城市大学出版繁体字版，复旦大学出版简体字版，内容完全一致。除了在沪港两地刊行，也会在台湾、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地区发行。回顾我自己这半生，三十年来从事的学术编务，都与龚自珍“九州生气”这首诗有关，更与香港的文化耕耘有关。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却但见其绿洲，以及在绿洲上撒麦种的人。

四

　　《九州学林》正式出刊，我被推为主编，执行编务分别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担任。编委并合了原来《九州学刊》与《学术集林》的顾问，共三十一人，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王元化、余英时、饶宗颐、李欧梵、李泽厚、杜维明、张灏、许倬云、叶嘉莹、刘再复等等，都是中国文化界及汉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饶宗颐先生不但身兼编委，还为《九州学林》的封面题字，笔墨酣畅，颇有古意。他在“文化飨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成立五周年暨《九州学林》创刊特展”上打趣说，《九州学林》的创刊，“是香港和上海在文化上结婚，期盼两地结合能带来新的文化景象。”这是他对我们的祝福，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创办《九州学林》之初，我深有感慨，特别是受到王元化和朱维铮的重托，决心在《学术集林》与《九州学刊》过去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与接触，办好这一份阐释与拓展中国文化的《九州学林》。我征求了王、朱两位先生的意见，以自己长期追求的理念，写定以下几段话，作为《九州学林》的宗旨：
　　一、我们决定汇集海内外的资源，共同创办一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刊。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信念，相信严肃的学术研讨才能更新并创造灿烂的文化，相信扎实的文史根柢才是人文思维的基础，相信实证而有创意的学术方向才有助于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展。
　　二、我们反对抱残守缺，相信传统中国文化有其开放的空间，有其海纳百川的特质，有其吸取及融会外来因素的雅量，而绝不是固步自封、不假外铄的。我们反对盲目的子曰诗云，反对一切文化思维都要祖述炎黄尧舜，也反对言必称希腊与希伯来，反对以莎士比亚与贝多芬作为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的唯一评判标准。然而，我们同时也主张，所有的中国人文学者不但要熟知孔孟老庄、诗经楚辞、史记通鉴，要能理解《文心雕龙》，欣赏唐诗宋词与《红楼梦》，也要知道荷马与但丁，接触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不至于心存畏惧。
　　三、只有对人类过去累积的文化资源有了基本的认识，我们才能了解自己的文化定位，不至于夜郎自大，臆必固我，以为自己站在时代进步的尖端，可以睥睨古人，可以任意批判与践踏前人创造的功绩。我们也强调，尊重前人的贡献并非亦步亦趋，埋首于故纸堆中讨生活，而是关心文明发展的前途，通过对过去文化资源的阐释，或扬弃，或发挥，或更新，为文化的未来尽一份心力。宋儒张载尝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得毋宁太过，把知识人的能耐作了无限度的自我膨胀，但是，那信念的坚决诚挚与敢于担当，却令人钦佩，值得我们效法。
　　四、刊名“九州”，当然令人想到古代的禹贡九州，而联想这份学刊是研究古代中国的。或许有人循着邹衍的谈天之术，发挥后结构、后殖民的玄想，“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建议我们推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阐扬大九州之说。对于这样的期许，我们有自知之明，承受不起，只能敬谢。倒是需要在此对“九州”的出典稍作说明：古典是大家熟悉的，说到禹贡九州，当然最直接的学术研究范畴是历史地理学，这也是顾颉刚主编《禹贡》学刊的命意所在。然而，“九州”的今典，则是出自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们也祈望《九州学林》可以汇集这一代海内外的人才，抖擞精神，为阐释并创新中国文化尽力。
　　五、我们赞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要国际化，也要达到国际水平，也要和世界各地汉学家保持紧密联系与沟通。反对的是，硬性规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必须在欧美（甚或澳洲）的外文期刊中发表论文，才算达到高等学术水平，而在中文期刊中发表的学术成果，不管有多少创见，都属于次等的成就。这是什么逻辑？假如钱锺书晚生半世纪，他的学术成就，是不是只算他在《天下》写的英文论文，而《管锥编》这样的专书，根本不算国际水平？假如陈寅恪晚生五十年，他的学术成果是否只有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出现的英文论文，而《柳如是别传》根本不合国际学术规范？我举这两位学术大师为例，是要指明，他们通晓多国语文，对西方学术的前沿是有清楚认识的，也有能力汲取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然而，他们最重要的学术创见，都以中文来表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用中文（甚至可以用古文）来探索中国的文化传统，才能触及最精微奥妙的肯綮，也因为只有通过现代的研究与诠释，才能使传统累积的文化资源，出现创新与再生的可能。 　　六、我们出版《九州学林》，以中文为表达学术成果的媒介，从来没有回避过国际化的目标，但坚决反对为了“国际化”就要采用西方语文来研讨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提醒主管学术评核机制的单位，多费些心思，对不同领域的学术评鉴作出正确的认识。

五

　　以往去上海时，我总会造访王元化先生，每次得他谆谆督嘱关于本刊编辑的事宜。王先生一直坚持的理念是，要发展“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个提法，在中国近半世纪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有特殊的意义，与陈寅恪一再强调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讲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讲不为俗见所拘，讲六经注我，人人都会讲，但陈寅恪讲“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只是泛泛而论，人云亦云，而是具体对抗当时排山倒海而来的马列主义观点，明确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唯一标尺。以一介书生而能对抗聚过滔滔的政治大潮，坚持自己的信念，靠的是文化积蕴转化而成的独立自主思想，也是对学术追求的真诚。我们景仰陈寅恪，最主要是钦佩他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持。
　　王元化强调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虽与陈寅恪的独立自主精神一脉相承，反映出来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却有所不同。王先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也为人类整体的幸福与解放作过奋斗，这是与陈寅恪“议论近于湘乡、南皮之间”的历史背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却不能接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思想体系变成意识形态的专政。在他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哲学思辨的系统，提供了发展独立自主思想的方法，而不是封闭的教条与口号，用来桎梏学术思想的探索。
　　王先生不但见到马列主义一言堂的横暴，肆意摧残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学术，也见到改革开放之后，揭去了政治挂帅的符咒，学术思想混乱，莫衷一是，走向市场通俗的哗众取宠现象。王先生绝不反对学术思想的普及，但他反对学术思想的庸俗化，特别反对为了博取名利而制造学术业绩的倾向。中国学术界目前少了政治干预，却多了官僚化的机械式评比，更充斥了毫无思想价值、以量取胜的著作。
　　对于意识形态干预学术，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害无穷，王先生有段话说得精辟：
　　我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因此，我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我认为学术是有其独立自主性，是有其自身价值的。
　　意识形态明显支配学术界的情况，目前大有改变，很少人在原则上赞同以学术来配合政治任务了。但是，在实际运作上，还是有许多人不以学术本身为价值核心，而是为了职称、科研项目基金、拓展权力架构而努力。言利而不言义，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还是寄望学者，不要因利而害义，不要制造太多学术垃圾。
　　王先生对商业大潮影响学术文化，也有很深的戒心，曾说：
　　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主张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同质，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化、大众化、知识普及化、价值平等化的时代，一方面要庆幸阶级界限的逐渐消弭，同时也要自我警惕。作为一个知识人，我们有我们需要扮演的角色，为人类文化学术发展尽点力，而不是随波逐流，在学术商品化的浪潮中捞一网渔获。
　　王先生是《九州学林》的创办人之一，虽然已经仙去，但他的想法也明确反映在我们办刊的宗旨之中，他的一些思辨言论，更与我的想法若合符节，记在这里，与大家共勉。

六

　　学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学者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相信自己所学对社会人群，及至于人类的未来有所贡献。因此，努力从事学术，其中有信念，有理想，有坚定的学术道德基础。老师如此教导学生，学生如此效法老师，有师承，有传统，规规矩矩，兢兢业业，即使因为能力有限而出现偏差，总因追求真理的共识，通过时间的考验而得以矫正。韩愈在《师说》一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头一项提的是“传道”，也就是有一种信念，有一种维系知识传承的道德力量。
　　这种中国传统学术精神，在近代出现了变化。因为传统知识体系受到西方新潮的冲击，传统道德信念在反复的革命与战乱中逐渐消失，我们所依赖的，只有借鉴西方学术界的标准与体制。然而，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过程，为时尚短，表面的共识虽已建立，但内在对客观标准的认识，对学术辩争的开放与容忍，对学术视野与职场竞争的分界，还有待学习。二十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大学与高等研究机构的发展有限，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维持的，主事者与从者多半是为理想固守学术，茁壮繁荣都谈不上，腐败的机会也就不多。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急速发展，大学与高等科研单位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可以冒出几个大学。学术追求的平民化，符合了政治社会变化的要求，但缺乏清楚的内在规范与学术道德机制。最明显的发展，就是学术商品化，学校职场化，教育政策广告化，学术追求金钱化，学术界成了小贪小腐的渊薮，成了拉帮结派的场域，成了没有胆量在政界商界翻滚风浪的鼠辈的避风港。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的腐败现象值得我们深省。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很多，体制不健全，又搞假大空，有泡沫化倾向。再加之人际关系复杂，不能够就事论事，没有坚定的真理信念，把学术发展当成企业发展，只有利益取舍，没有真理是非。让人觉得当前中国的学术界像旧社会大家族，利益纠缠，是非难辨，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主事者又怕得罪人，怕打击学术家族的积极性，不愿当清官，只好看着局面乱下去。
　　学术界需要有自省的能力，也要有明辨是非的信念与勇气，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