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关汉字的故事，洋洋大观，兹列三例：
1.中央台2006年春节晚会的小品《招聘》，讲述了一个靠炸臭干子起家的老板，为了兼并“摩托罗拉”，广招人才。他的招聘方法是通过他自己造的一个“字”（繁体“门”中一个“犬”字）来考验那些应聘者是否诚实。三个应聘者中只有一个人实话实说“这不是一个字”，老板当即答应要招聘他，老板给他月薪一千他不干，他非要月薪八百；老板问他家庭住址时，他竟脱口而出：家住汉口六角亭精神病院十六号床……
2.在2006年春节来临之际，我通过邮寄几包茶叶来给我原来的几个老师拜年，在填写包裹单时我先写下了“茶”字。结果越看它越不像个字，“茶”字下面的“木”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我就试着把“木”字改成“本”字，看了半天似乎觉得还是不像，我又把它改成了“未”字，看来看去也还是不像。我就分析，茶叶长在树梢上，而不是长在木头上、树根上，似乎写成“未”字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填了包裹单邮寄出去了。我原来的几个老师是语言文字学专家，后来他们有的给我打电话，批评我把“茶”字写错了。我只是说，这年头，电脑打多了……
3.我曾经在电脑上写一篇“语言文字”类学术论文，里面有“编纂”这个词，我在电脑中用全拼输入bianzuan输出“编纂”；文章没有写完电脑中病毒了，我要重新装电脑后继续写论文。我把论文在电脑上反复修改后打印了出来，请求一位老师帮我修改一下。一位七十岁的老先生戴起了老花镜，看了半天后说：“文章写得不错，只是写错别字了，‘编纂’在有的地方写成‘编篡’了。”当时我还不愿相信，抓过稿件来一看，确实是错了，我想不明白。回家后打开电脑，用全拼输入bianzuan输出的就是“编篡”！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后来装机的字库的问题啊……
于是，似乎有理由要憎恨汉字，我也开始怀疑汉字有没有真正的文字理论，开始整理我的关于汉字理论的一些认识。首先要涉及“汉字的性质”的问题，可是，我感觉自己很失望，似乎是：汉字，不要谈性质！
一、“文字体系”和“文字类型”是文字理论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文字体系”是“某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并加以整理的文字”，基本特征包括：1.文字类型（根据“文字的性质”进行的分类），2.所用书写符号的结构，3.正字法原则。
有关汉字的性质问题，至晚从许慎《说文解字》就在探讨了，而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表意文字”（索绪尔）、“象形文字”（吴玉章）、“表音文字”（姚孝遂）、“表词文字”（布龙菲尔德）、“词素文字”（赵元任）、“语素文字”（吕叔湘）、“音节文字”（张志公）、“注音文字”（唐兰）、“意音文字”（周有光）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己祖国的文字，我们竟然不能给它定性，干脆就不谈它的性质好了！但是，也许会有学者认为给汉字定性是我们对自己祖国的文字有一个基本的和根本的认识的标志。在这里，我们无法对这个问题展开进行深入的讨论。
二、以往的学者总结出了许多“汉字的优越性”
1.汉字的“传承性”，即“垂后”和“识古”，汉字被认为是汉民族的根和魂。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原来的“根基”在客观上会逐步失去，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根基”。这涉及“文字——文化”的关系，以往的学者认定了“文字与文化的绝对不可分离性”，其实，这是值得怀疑的。“文字的转移与替补”并不一定能造成“民族的突变”。只是，令人苦恼的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命题：我们拥有汉字文化遗产能证明我们不是乞丐，但是我们也不能证明自己是资本家，“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概念不曾在汉字文化中适用过。
2.常用字的数量并不大，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指出，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共用的汉字有5607个，而581个汉字就可以覆盖语料的80％，认识了前934个字就可以读懂媒体文字的90％，覆盖率达到99％时需要2315个字，这2315个字可以看作是高频字。
3.汉字一直在自我完善，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在进行，《规范汉字表》也在加紧研制中。然而，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是汉字的自我妥协，而这种妥协最终也不能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新陈代谢逐渐加快的当今社会，任何中间状态都将是流星飞逝。
4.汉字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诗词、对联、书法领域中，而这些领域已经在衰竭。艺术性有时是和准确性、科学性背道而驰的，艺术更多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
三、我们对“文字学理论上的汉字的性质”和“汉字的优越性”依然有一些疑问，但是“汉字不拉丁化，必将亡国”（鲁迅）的急先锋们在百年之前就开始实验了
汉字拉丁化（拼音化）确实是一条实验的路径。当然，汉字拼音化的实验研究并不等于要拼音文字有朝一日取代汉字。主张汉字改革的学者对汉字大骂，不许汉字变化的保守学者对着汉字唱歌。“歌颂汉字派”和“骂倒汉字派”（许嘉璐）都不要轻易否定对方，而他们的辩论到如今演变成了空耗时间的“转空磨”游戏，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其实与“至于汉字的前途……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周恩来）的指示有关，我们不敢冒然采取“休克疗法”，我们“敝帚自珍”。然而，我们对这“歌派”和“骂派”的种种辩论看腻了，听烦了，我们目前只是需要清静。
四、我们不再愿意谈论汉字的性质，并不代表我们对当前的汉字“不忙作出结论”，我们处在一个急需结论的时代——我们不愿沦落到“语言迷惘”和“文化太监”的边缘
1.文字、语言与文化“绝对不可分离”的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还要准备“如何看待文化，如何看待历史”。我们如何才能给文化遗产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估？我们失去文化失去历史将会获得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因为历史、因为文化而沉重？我们目前做不到“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的“艺术”也丝毫不怜悯现实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不然的话，“中国古代文学”将要失去半壁江山，“中国历史学”也会全军覆没，“中国传统文化学”也可能成为“化石中的垃圾”。我们只能靠日常生活中传承着的“活文化”来“延续着物种”。我们没了汉字，也没了汉字文献——对此，我们不必感到可怕，因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汉字还在存活着，汉字在靠“汉字简化”“汉字规范化”妥协地存活着，我们是否还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汉字常用字的数量使汉字存活着——通过“量的妥协”来支援“质的妥协”呢？我们“国人”的汉字书写危机已经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过分夸大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的战果。“我们的”韩国的“汉城”已经为“Seoul”所取代，日本也一直在控制着汉字的使用字数。虽然有学者指出汉字常用字的使用量在历史上一直近似是一个常数（詹鄞鑫），但这是以“封闭性的纯洁的汉字”为前提的，我们的真实的语言生活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字，所以，严格控制汉字常用字的数量是可能的。我们把这种“数量的控制”紧紧局限于汉字的教与学的领域中。“数量的控制”和“汉字规范化”可以搭配使用，媒体语言、教科书、政策文件、公共交际语言等等都要严格遵守“汉字规范化”，而大众的私人语言生活可以不接受“汉字规范化”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把“汉字规范化”作为一种“示范性”去“引导”语言纯洁，这样一来，“语言的纯洁”又与“数量的控制”妥协起来，而这种妥协将可能成为最务实的妥协。我们不再通过“推敲”一个字的“艺术性”而手舞足蹈。随着这“数量的控制”，汉语将来一定会变，以至于“文字的完全变质可以从外部影响活生生的言语的内在本质：使它腐败”，但是谁又能否认这种腐败正是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呢？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仅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化不是显得太“贫困”了吗？汉字完全变质，在几百年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汉字的部分变质能否使“汉语”获得新生呢？
3.“在语言学和形而上学中，音位主义无疑是对文字的排除和贬低”，语音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的价值也远远高于文字，“超方言”的汉字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显得尴尬惭愧起来。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是符合经济学、政治学原理的，当然，推广普通话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复杂的，它涉及交际成本的降低，也涉及到交际的必要性和频率统计，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地方认同”的问题。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还需要继续稳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字”的问题也将会部分地随着“话”的统一而解决。
4.终将有一天我们会消灭汉字“形”的困扰，我们还会继续渴盼一种不发“音”的“文字”，我们传播信息将通过一种全新的高效的形式，而不再是通过字形和语音这两种物质外壳。现在看来，这有些天方夜谭！但是，只要人类还在“生物进化”着，又有谁能够断言这种“语言”一定不可能出现呢？
任何文字符号都是一段历史的标志，也不存在永世的“不可磨灭的文字”，善待今天就是善待历史，我们可以幻想未来，但是直至今天我们尚不能谈论汉字的性质！我们对自己已经很是吃惊。
（薄守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
1.中央台2006年春节晚会的小品《招聘》，讲述了一个靠炸臭干子起家的老板，为了兼并“摩托罗拉”，广招人才。他的招聘方法是通过他自己造的一个“字”（繁体“门”中一个“犬”字）来考验那些应聘者是否诚实。三个应聘者中只有一个人实话实说“这不是一个字”，老板当即答应要招聘他，老板给他月薪一千他不干，他非要月薪八百；老板问他家庭住址时，他竟脱口而出：家住汉口六角亭精神病院十六号床……
2.在2006年春节来临之际，我通过邮寄几包茶叶来给我原来的几个老师拜年，在填写包裹单时我先写下了“茶”字。结果越看它越不像个字，“茶”字下面的“木”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我就试着把“木”字改成“本”字，看了半天似乎觉得还是不像，我又把它改成了“未”字，看来看去也还是不像。我就分析，茶叶长在树梢上，而不是长在木头上、树根上，似乎写成“未”字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填了包裹单邮寄出去了。我原来的几个老师是语言文字学专家，后来他们有的给我打电话，批评我把“茶”字写错了。我只是说，这年头，电脑打多了……
3.我曾经在电脑上写一篇“语言文字”类学术论文，里面有“编纂”这个词，我在电脑中用全拼输入bianzuan输出“编纂”；文章没有写完电脑中病毒了，我要重新装电脑后继续写论文。我把论文在电脑上反复修改后打印了出来，请求一位老师帮我修改一下。一位七十岁的老先生戴起了老花镜，看了半天后说：“文章写得不错，只是写错别字了，‘编纂’在有的地方写成‘编篡’了。”当时我还不愿相信，抓过稿件来一看，确实是错了，我想不明白。回家后打开电脑，用全拼输入bianzuan输出的就是“编篡”！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后来装机的字库的问题啊……
于是，似乎有理由要憎恨汉字，我也开始怀疑汉字有没有真正的文字理论，开始整理我的关于汉字理论的一些认识。首先要涉及“汉字的性质”的问题，可是，我感觉自己很失望，似乎是：汉字，不要谈性质！
一、“文字体系”和“文字类型”是文字理论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文字体系”是“某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并加以整理的文字”，基本特征包括：1.文字类型（根据“文字的性质”进行的分类），2.所用书写符号的结构，3.正字法原则。
有关汉字的性质问题，至晚从许慎《说文解字》就在探讨了，而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表意文字”（索绪尔）、“象形文字”（吴玉章）、“表音文字”（姚孝遂）、“表词文字”（布龙菲尔德）、“词素文字”（赵元任）、“语素文字”（吕叔湘）、“音节文字”（张志公）、“注音文字”（唐兰）、“意音文字”（周有光）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己祖国的文字，我们竟然不能给它定性，干脆就不谈它的性质好了！但是，也许会有学者认为给汉字定性是我们对自己祖国的文字有一个基本的和根本的认识的标志。在这里，我们无法对这个问题展开进行深入的讨论。
二、以往的学者总结出了许多“汉字的优越性”
1.汉字的“传承性”，即“垂后”和“识古”，汉字被认为是汉民族的根和魂。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原来的“根基”在客观上会逐步失去，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根基”。这涉及“文字——文化”的关系，以往的学者认定了“文字与文化的绝对不可分离性”，其实，这是值得怀疑的。“文字的转移与替补”并不一定能造成“民族的突变”。只是，令人苦恼的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命题：我们拥有汉字文化遗产能证明我们不是乞丐，但是我们也不能证明自己是资本家，“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概念不曾在汉字文化中适用过。
2.常用字的数量并不大，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指出，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共用的汉字有5607个，而581个汉字就可以覆盖语料的80％，认识了前934个字就可以读懂媒体文字的90％，覆盖率达到99％时需要2315个字，这2315个字可以看作是高频字。
3.汉字一直在自我完善，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在进行，《规范汉字表》也在加紧研制中。然而，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是汉字的自我妥协，而这种妥协最终也不能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新陈代谢逐渐加快的当今社会，任何中间状态都将是流星飞逝。
4.汉字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诗词、对联、书法领域中，而这些领域已经在衰竭。艺术性有时是和准确性、科学性背道而驰的，艺术更多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
三、我们对“文字学理论上的汉字的性质”和“汉字的优越性”依然有一些疑问，但是“汉字不拉丁化，必将亡国”（鲁迅）的急先锋们在百年之前就开始实验了
汉字拉丁化（拼音化）确实是一条实验的路径。当然，汉字拼音化的实验研究并不等于要拼音文字有朝一日取代汉字。主张汉字改革的学者对汉字大骂，不许汉字变化的保守学者对着汉字唱歌。“歌颂汉字派”和“骂倒汉字派”（许嘉璐）都不要轻易否定对方，而他们的辩论到如今演变成了空耗时间的“转空磨”游戏，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其实与“至于汉字的前途……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周恩来）的指示有关，我们不敢冒然采取“休克疗法”，我们“敝帚自珍”。然而，我们对这“歌派”和“骂派”的种种辩论看腻了，听烦了，我们目前只是需要清静。
四、我们不再愿意谈论汉字的性质，并不代表我们对当前的汉字“不忙作出结论”，我们处在一个急需结论的时代——我们不愿沦落到“语言迷惘”和“文化太监”的边缘
1.文字、语言与文化“绝对不可分离”的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还要准备“如何看待文化，如何看待历史”。我们如何才能给文化遗产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估？我们失去文化失去历史将会获得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因为历史、因为文化而沉重？我们目前做不到“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的“艺术”也丝毫不怜悯现实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不然的话，“中国古代文学”将要失去半壁江山，“中国历史学”也会全军覆没，“中国传统文化学”也可能成为“化石中的垃圾”。我们只能靠日常生活中传承着的“活文化”来“延续着物种”。我们没了汉字，也没了汉字文献——对此，我们不必感到可怕，因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汉字还在存活着，汉字在靠“汉字简化”“汉字规范化”妥协地存活着，我们是否还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汉字常用字的数量使汉字存活着——通过“量的妥协”来支援“质的妥协”呢？我们“国人”的汉字书写危机已经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过分夸大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的战果。“我们的”韩国的“汉城”已经为“Seoul”所取代，日本也一直在控制着汉字的使用字数。虽然有学者指出汉字常用字的使用量在历史上一直近似是一个常数（詹鄞鑫），但这是以“封闭性的纯洁的汉字”为前提的，我们的真实的语言生活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字，所以，严格控制汉字常用字的数量是可能的。我们把这种“数量的控制”紧紧局限于汉字的教与学的领域中。“数量的控制”和“汉字规范化”可以搭配使用，媒体语言、教科书、政策文件、公共交际语言等等都要严格遵守“汉字规范化”，而大众的私人语言生活可以不接受“汉字规范化”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把“汉字规范化”作为一种“示范性”去“引导”语言纯洁，这样一来，“语言的纯洁”又与“数量的控制”妥协起来，而这种妥协将可能成为最务实的妥协。我们不再通过“推敲”一个字的“艺术性”而手舞足蹈。随着这“数量的控制”，汉语将来一定会变，以至于“文字的完全变质可以从外部影响活生生的言语的内在本质：使它腐败”，但是谁又能否认这种腐败正是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呢？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仅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化不是显得太“贫困”了吗？汉字完全变质，在几百年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汉字的部分变质能否使“汉语”获得新生呢？
3.“在语言学和形而上学中，音位主义无疑是对文字的排除和贬低”，语音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的价值也远远高于文字，“超方言”的汉字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显得尴尬惭愧起来。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是符合经济学、政治学原理的，当然，推广普通话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复杂的，它涉及交际成本的降低，也涉及到交际的必要性和频率统计，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地方认同”的问题。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还需要继续稳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字”的问题也将会部分地随着“话”的统一而解决。
4.终将有一天我们会消灭汉字“形”的困扰，我们还会继续渴盼一种不发“音”的“文字”，我们传播信息将通过一种全新的高效的形式，而不再是通过字形和语音这两种物质外壳。现在看来，这有些天方夜谭！但是，只要人类还在“生物进化”着，又有谁能够断言这种“语言”一定不可能出现呢？
任何文字符号都是一段历史的标志，也不存在永世的“不可磨灭的文字”，善待今天就是善待历史，我们可以幻想未来，但是直至今天我们尚不能谈论汉字的性质！我们对自己已经很是吃惊。
（薄守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