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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边远山区小县城的学生来说，令我留恋的不仅仅是与老师同学之间的纯真友情，还有重师那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从小喜爱读书的我，课余时间多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在那里，我如海绵吸水般地学到了许多知识。
告别校园，我背着行囊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大凉山。由于渴爱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更立志要做一名新闻工作者，所以大学期间的有两个假期，我都到家乡的《凉山日报》报社打工实习。现在的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的父亲王传庭，当时是凉山州委宣传部部长兼《凉山日报》报社总编辑。他和我发小的父亲是至交，我们经常去他家看他的书法，听他讲述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体会。王叔叔对我的写作水平很是欣赏，也帮忙向报社领导推荐了我。我设想毕业后回到凉山做一名记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原本以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却因为那一年凉山州教委关于师范院校毕业生不允许改行从事非教育系统工作的文件而落了空。几番努力未果，我突然想起临毕业之前，当时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招聘过人才。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去了攀枝花市。
七月底的攀枝花炎热得像个大火炉，那天我风尘扑扑大汗淋漓地径直走进了《攀钢日报》报社的总编室。报社领导耐心听完我的陈述，又仔细看了几篇我发表的文章，竟然当场拍板接收我做记者。唯一的要求是，我必须自己回凉山州教育局把我的档案转到攀枝花钢铁公司人事处。就这样，一九九一年八月初，我就正式成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日报》报社的一名记者。
一转眼，我在《攀钢日报》报社工作了两个年头。两年间，我从一个新手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记者。一九九二年四月初，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小有成就，我应邀参加了冶金工业部在海南岛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当时有韩少功、周克芹、叶延滨等文坛名人特邀参加了我们这次笔会并给我们授课，令我受益匪浅。
四月的海南，白天烈日炎炎，但是到了傍晚，夕阳的金粉一束束从云彩间穿过，洒落在金色的沙滩上、婀娜的椰林中，令漫步在海边的我们，有如在风景画中行走，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椰风海韵的独特魅力。自然风光如此迷人，而一九八八年海南建省以来，百万大军下海南带给这个热带岛屿的勃勃生机，更令我们感慨不已。
为期五天的笔会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时从成都来到海南三叶制药厂做销售，辗转联系上以后，便盛情邀请我出去玩。我早就听说海口的人才市场非常有特色，便请他带我去一睹为快。海南在建省之前，历朝历代都是偏远蛮荒之地，内地人来此，不是充军就是被贬。有诗写得很深刻：“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如今，数十万知识大军齐涌而来，海南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方热土。闯海人为了各自的理想云集而来，便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海南人才市场。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人头攒动的海口公园。这个由两个人工湖组成的公园位于海口市的中心。因为有各种四季常绿的热带植物遮挡烈日，又有东湖、西湖的凉风消暑降温，这里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内地来海南找工作的青年们汇聚的地方。东湖边的一百多米长的围墙成了“人才墙”，各种招聘的求职的广告贴得密密麻麻。同学指着在一棵椰子树下卖甘蔗的两位青年告诉我说，这两位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还有前边賣冷饮的那个眼镜，是北师大毕业的。你别看他们现在做这个，都只是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前临时养活自己的权宜之计。也许明天、后天，他们就会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海南未来的大企业家、大作家、大官员，说不定就在这群人中出现呢。听着他的介绍，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在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中徜徉着，和他（她）们交谈着，那一张张充满朝气，象海南岛的阳光般灿烂热情的脸庞，让我的心澎湃不已。
晚上回到住宿的酒店，随手翻阅酒店提供的《海口晚报》，广告栏中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那是海南省经济合作厅主办的《投资与合作》杂志社的招聘启事，说明要招聘编辑、记者各两名。看了看具体要求，我基本符合条件。于是，去应聘、到海南工作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是夜，我辗转反侧，心情亢奋不已。回想自己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到攀钢报社工作这两年，虽说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但是由于同事们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已经在中央新闻函授学院取得了新闻学学士学位，在攀钢报社，已经被领导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参与各种重要的采访活动。但是，当时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是个大型国有企业，人们的观念很保守，生活很封闭。曾有在我们之后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感慨说，在攀钢生活，犹如回到了五十年代。记得那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汉译本刚刚出版，我托在美国留学的同学买了寄来后，我们一群学文科的大学生轮流借读，如获至宝，然而攀钢老一代的学者对此却一无所知，甚至跟他们聊到钱钟书、李泽厚他们也所知不多，更别提西方此起彼伏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僻处西南一隅的攀枝花，学术氛围之稀薄令人窒息！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学生们，不管就职什么岗位，工作之余，除了聚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曲，无限夸大自己的孤独和忧郁打发时光外，我们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怎样的变化……我们曾经多少次聚在一起探讨，这样一眼望得到边的生活是很容易让人变成井底之蛙的。自己虽说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但是生活可以平凡，生命不可以平淡。既然有机会来到海南这片热土，见识了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在这长夏无冬的岛屿上孕育，我为何不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绚丽一些，多彩一些？！一夜无眠，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是此次笔会返程的日子，一大早，我敲开了会务组同志的房门，告诉他们我不随他们返回了，我要在海南多逗留几天会会同学。会务组的同志询问我几句以后便同意了。和他们告别后，我背着行囊走出酒店。包里有几套换洗衣服和几本书，那些书中有一本叫《攀登者的足迹》，是冶金部出版的钢铁战线报告文学集，其中有我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新试之星》。那是我在攀钢新钒钛试验基地四一零厂蹲点一个多月，与基地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摸爬滚打三十多天写出来的文章。它出炉后深受好评，也是我的得意之作。来到大街上，我首先寻找到一家打字复印店打印了一份简历，又把那篇报告文学复印了两份。上午九点半钟，我打车来到了位于海口市海府二横路的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大院，走进了《投资与合作》杂志社的办公楼。 那天，应聘的人有二十多个，我在会议室门口等待面试时，发现有好些个应聘者还是内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心里不免忐忑。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了。面试我们的杂志社副总编（总编是当时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厅长毛志君兼任），当时是《海南日报》经济部主任叫廉振孝，他是海南日报从陕西日报作为人才引进的。他看了我的简历，和我聊了大约二十分钟，就让我回去等候通知。我当时没有电话，就留了杂志社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打算主动打电话去询问结果。事隔多年，如今已是海南日报副社长兼海南省报业集团总经理的廉老师，在我和他们一家成为至亲的朋友，相处如兄弟姐妹以后，谈起那次面试对我的印象，他说我当时的形象让他想到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里面的女主角谢惠敏，是那么单纯执着而真诚。也许，正是我的这种表现打动了廉老师，两天以后，我拨通杂志社的电话，他们通知我隔天去参加复试，内容是文章的编辑。
此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我在攀钢报社工作期间都是做记者，没有做过编辑工作。在中央新闻函授学院所学的编辑知识，也从未实际应用过。情急之下，我只好找到海南省新华书店，买了两本有关报纸、杂志编辑方面的书，花去了三十七元人民币。以往买书从没有付钱时咬紧牙关的感觉，但是当时我身上总共只有四百多元钱，住宿在海口市东湖三角池旁边小巷里的一家小客栈里，每天要支付十元钱的住宿费，所以花去三十多元买书，已是一笔大的开支了。工作还没有着落，一日三餐只好效仿同室的姐妹们，买来批发价五角钱一袋的“白云牌”方便面充饥。那些日子，我们都期盼着早日找到工作，就可以吃炒菜、吃香喷喷的炒河粉。接下来的时间，我白天在房间学习，晚上也在昏暗的旅馆总台看书至深夜。到了四月十八号复试的日子，我们十个应聘者，终于在杂志社的会议室一决高下了。那天，我感觉自己的表现很不错，至少没有让考官们看出来我从未从事过编辑工作。果然，我又一次顺利通过了！在旅馆总台接到二十号上班的通知，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一个大山里出来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居然击败了众多应聘者，在海南特区这块热土上这么快就站住脚跟了！
上班第一天，杂志社领导召集我們开会，我才知道这次录用的四个人中，还有一位叫叶兰的女生，我们有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合格者还有可能调入杂志社做正式员工。《投资与合作》是一本装祯精美印刷精致的经济类月刊，当时已出版了两期。我们的工作是记者编辑兼任，每个人都定了广告任务。几天下来，我就明白了在海南特区做记者与内地记者的“无冕之王”的天壤之别。在海南做记者，其实就是拉广告的。朋友碰面时掏出名片，十有七、八都是“记者”，难怪当时在海南流行这么一种说法：说是街头的椰子树上熟透的椰子掉下来，砸着十个人有九个是记者，可见记者在当时的海南^数之多。
既然找到工作了，当然不能还住在小旅馆里。于是我和叶兰开始合计租房。我们跑了好些地方，位于市区的条件好的出租屋也不少，但是我们都因为租金贵而放弃了。最后，我们在远离市区的秀英港租到了月租一百元的一间屋子。这是一家居民自己修建的小二楼建筑，房东自己住楼上一层，楼下对外出租。一楼是三个卧室加一个小客厅，我们租的这个房间其实是把阳台封起来形成的，面积只有十来平方米，放了两张单人钢丝床和一个小书桌就挤得满满当当的了。安顿下来以后，我就联系我的那位中学同学，陪着我和叶兰到海口的二手自行车市场，一人花五十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据说当时的海口市自行车不用上牌照，所以车被偷的现象很多，内地去的年轻人便一般不买新车，被偷了掉了就再买辆旧的。我们买的那两辆自行车因为价格便宜，所以骑起来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但是我们觉得很满意，因为我们每天往返上下班跑业务，这是最方便合算的交通工具。
和我们合租一套房的是在海口一家歌舞厅上班的几个女孩。我们和她们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傍晚我们回去时，她们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门了，深夜一、两点钟，她们才下班回来，洗漱、冲凉，大声喧闹，全然不顾我们的存在。海南的夏季对于身处这样环境的我们来说，真是充满考验。除了用整晚不停转动的风扇降温，还要一人床前放一盘蚊香对付那厉害的蚊虫。到过海南的人都知道海南有一大怪，叫做“三个蚊子一盘菜”，那蚊虫不但大而且多，稍不留神咬你一口就又痒又痛，叶兰是东北人，酷热让她难以忍受，蚊虫更是挑着她的。型血叮咬，不得已，她风油精清凉油全部用上，有时还要蚊香床头一盘床脚一盘熏赶蚊虫，尽管如此，她那白皙的皮肤还是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红红的疙瘩。我们买的盘香味道大药劲也猛，于是在蚊子被熏昏的情况下，我们多半也被熏迷糊了。记得早晨被闹钟吵醒时，常常会有那么几秒甚至十几秒钟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竟不知自己身处何时何处。
就这样每天早晨到杂志社极到以后，我们就按拟定的计划，二人一组骑车在海口市的大街小巷穿行。见到稍稍气派的公司，就敲门进去，满脸堆笑地递上名片和杂志，向人家介绍我们的杂志发行量有多大社会影响力有多强，希望他们公司在我们杂志上做专访或者发广告。遇到对方素质高或者心情好的，放我们进去听我们讲述，甚至可以坐到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喝杯水；若遇到对方素质差或者心情不好的，连门也不让我们进，甚至挥手象驱赶蚊虫一样让你快走……那些日子，我们要克服的，不仅是体能的挑战，更主要的是在内地做记者和海南做记者心理上的强烈反差！
那短短的两个多月，我一边要以各种借口敷衍攀钢报社领导回去上班的催促，一边要力争完成杂志社的工作指标，每月叁佰元钱的基本工资，使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我根本无法考虑买件衣服。上岛时随身带的几套衣裙，每天在海岛的高温下湿了干干了湿，一天下来满是汗渍，有时甚至晚上回去洗了第二天接着穿，还好海南岛的海风每晚都能将洗了的衣服吹干。记得我长这么大唯一穿破的，也就是那件临上岛前在广州买的果绿色T恤，有天晚上泡在盆里洗，正用手搓着，突然发现T恤背部搓出了几条裂口，只好无奈地扔掉了。那样的日子里，其实我们内心都挣扎过、痛苦过。可是每当奔波了一天，夕阳西下，几个同事骑车来到海口公园旁的海南小吃摊上，叫上几份香喷喷的海南猪脚饭或是炒河粉，一人一瓶啤酒吃着喝着，讲述着各自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彼此的鼓励又让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光。我们中的老大哥陈老师，当时已经三十六岁，下海之前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师。他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其实，我们到海南就应该想到，或许我们放弃内地优裕的生活来到这里果真实现了梦想，或许我们最终一无所有。但无论怎样，我们为这片热土流过汗、流过泪，甚至出过血，这也是我们的自豪。” 有时候，我们会在晚饭后走进海口公园，和这里许多年轻人一起，迎着凉爽的海风，和着吉他声、口琴声，唱起我们闯海人都会唱的那首歌：一九八八，一九八八，沉默的海岛突然爆发，告别故乡，远离了家，跨过海峡，追逐理想……唱着唱着，我们心中就充满了阳光和憧憬。也许，就是这种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生活，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希望之中！
我在海南奋斗了五十多天以后，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香港金辉房地产公司林董事长终于答应接受我的专访，不但让我写了一篇专题报道，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的业绩和未来规划，还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了大篇幅的广告，为此，我获得了一万八千多元的广告提成及稿费。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第一笔大钱，当我接过那沉甸甸的一大沓人民币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太不可思議了！说来也巧，这些钱正好派上了大用场：我的同事好姐妹叶兰，这位来自沈阳日报的女孩，因蚊虫叮咬过敏全身浮肿，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治疗一周后，医生劝她离开海南回老家去生活，否则这种长期蚊虫叮咬的毒气会让她彻底丧失健康。自从上岛认识以来，我和叶兰可谓相依为命。我俩一起在烈日下奔波，累了渴了，买上一个椰子插上两根吸管，你一口我一口；无论谁遇到挫折了受了委屈了，彼此倾诉，相互鼓励，多少个黄昏，我俩在海南深蓝的天穹下，慢悠悠地骑着那见证我们友谊的自行车返回住地，一路诉说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一同租房的女孩欺侮我们时，我俩一起还击，捍卫我们的尊严。那些日子，友谊是开在我们心中最美的花，芳香馥郁，驱散着心中的一切阴霾。要强的叶兰当初也是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下海的，自然是到了山穷水尽也不愿向家人伸手。我作为她的好姐妹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帮她结清了四千多元的医药费并且购买了她回沈阳的飞机票。机场送别时，我俩陪别的情景让男同事也唏嘘不已……
三个月以后，我不但顺利通过了试用期，还获得了正式调入杂志社的机会。在回到攀钢报社做了深刻检讨以后，攀钢报社领导对于我网开一面，我在接受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行政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不久，正式调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的《投资与合作》杂志社工作。
渐渐地，我在海南事业和生活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如今，我已离开海南多年，然而，不论我后来走到哪里，那段初到海南的生活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的青春岁月，我的闯海经历，我的海南梦，是我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责任编辑：罗蓉芝）
告别校园，我背着行囊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大凉山。由于渴爱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更立志要做一名新闻工作者，所以大学期间的有两个假期，我都到家乡的《凉山日报》报社打工实习。现在的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的父亲王传庭，当时是凉山州委宣传部部长兼《凉山日报》报社总编辑。他和我发小的父亲是至交，我们经常去他家看他的书法，听他讲述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体会。王叔叔对我的写作水平很是欣赏，也帮忙向报社领导推荐了我。我设想毕业后回到凉山做一名记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原本以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却因为那一年凉山州教委关于师范院校毕业生不允许改行从事非教育系统工作的文件而落了空。几番努力未果，我突然想起临毕业之前，当时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招聘过人才。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去了攀枝花市。
七月底的攀枝花炎热得像个大火炉，那天我风尘扑扑大汗淋漓地径直走进了《攀钢日报》报社的总编室。报社领导耐心听完我的陈述，又仔细看了几篇我发表的文章，竟然当场拍板接收我做记者。唯一的要求是，我必须自己回凉山州教育局把我的档案转到攀枝花钢铁公司人事处。就这样，一九九一年八月初，我就正式成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日报》报社的一名记者。
一转眼，我在《攀钢日报》报社工作了两个年头。两年间，我从一个新手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记者。一九九二年四月初，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小有成就，我应邀参加了冶金工业部在海南岛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当时有韩少功、周克芹、叶延滨等文坛名人特邀参加了我们这次笔会并给我们授课，令我受益匪浅。
四月的海南，白天烈日炎炎，但是到了傍晚，夕阳的金粉一束束从云彩间穿过，洒落在金色的沙滩上、婀娜的椰林中，令漫步在海边的我们，有如在风景画中行走，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椰风海韵的独特魅力。自然风光如此迷人，而一九八八年海南建省以来，百万大军下海南带给这个热带岛屿的勃勃生机，更令我们感慨不已。
为期五天的笔会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时从成都来到海南三叶制药厂做销售，辗转联系上以后，便盛情邀请我出去玩。我早就听说海口的人才市场非常有特色，便请他带我去一睹为快。海南在建省之前，历朝历代都是偏远蛮荒之地，内地人来此，不是充军就是被贬。有诗写得很深刻：“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如今，数十万知识大军齐涌而来，海南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方热土。闯海人为了各自的理想云集而来，便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海南人才市场。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人头攒动的海口公园。这个由两个人工湖组成的公园位于海口市的中心。因为有各种四季常绿的热带植物遮挡烈日，又有东湖、西湖的凉风消暑降温，这里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内地来海南找工作的青年们汇聚的地方。东湖边的一百多米长的围墙成了“人才墙”，各种招聘的求职的广告贴得密密麻麻。同学指着在一棵椰子树下卖甘蔗的两位青年告诉我说，这两位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还有前边賣冷饮的那个眼镜，是北师大毕业的。你别看他们现在做这个，都只是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前临时养活自己的权宜之计。也许明天、后天，他们就会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海南未来的大企业家、大作家、大官员，说不定就在这群人中出现呢。听着他的介绍，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在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中徜徉着，和他（她）们交谈着，那一张张充满朝气，象海南岛的阳光般灿烂热情的脸庞，让我的心澎湃不已。
晚上回到住宿的酒店，随手翻阅酒店提供的《海口晚报》，广告栏中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那是海南省经济合作厅主办的《投资与合作》杂志社的招聘启事，说明要招聘编辑、记者各两名。看了看具体要求，我基本符合条件。于是，去应聘、到海南工作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是夜，我辗转反侧，心情亢奋不已。回想自己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到攀钢报社工作这两年，虽说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但是由于同事们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已经在中央新闻函授学院取得了新闻学学士学位，在攀钢报社，已经被领导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参与各种重要的采访活动。但是，当时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是个大型国有企业，人们的观念很保守，生活很封闭。曾有在我们之后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感慨说，在攀钢生活，犹如回到了五十年代。记得那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汉译本刚刚出版，我托在美国留学的同学买了寄来后，我们一群学文科的大学生轮流借读，如获至宝，然而攀钢老一代的学者对此却一无所知，甚至跟他们聊到钱钟书、李泽厚他们也所知不多，更别提西方此起彼伏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僻处西南一隅的攀枝花，学术氛围之稀薄令人窒息！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学生们，不管就职什么岗位，工作之余，除了聚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曲，无限夸大自己的孤独和忧郁打发时光外，我们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怎样的变化……我们曾经多少次聚在一起探讨，这样一眼望得到边的生活是很容易让人变成井底之蛙的。自己虽说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但是生活可以平凡，生命不可以平淡。既然有机会来到海南这片热土，见识了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在这长夏无冬的岛屿上孕育，我为何不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绚丽一些，多彩一些？！一夜无眠，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是此次笔会返程的日子，一大早，我敲开了会务组同志的房门，告诉他们我不随他们返回了，我要在海南多逗留几天会会同学。会务组的同志询问我几句以后便同意了。和他们告别后，我背着行囊走出酒店。包里有几套换洗衣服和几本书，那些书中有一本叫《攀登者的足迹》，是冶金部出版的钢铁战线报告文学集，其中有我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新试之星》。那是我在攀钢新钒钛试验基地四一零厂蹲点一个多月，与基地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摸爬滚打三十多天写出来的文章。它出炉后深受好评，也是我的得意之作。来到大街上，我首先寻找到一家打字复印店打印了一份简历，又把那篇报告文学复印了两份。上午九点半钟，我打车来到了位于海口市海府二横路的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大院，走进了《投资与合作》杂志社的办公楼。 那天，应聘的人有二十多个，我在会议室门口等待面试时，发现有好些个应聘者还是内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心里不免忐忑。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了。面试我们的杂志社副总编（总编是当时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厅长毛志君兼任），当时是《海南日报》经济部主任叫廉振孝，他是海南日报从陕西日报作为人才引进的。他看了我的简历，和我聊了大约二十分钟，就让我回去等候通知。我当时没有电话，就留了杂志社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打算主动打电话去询问结果。事隔多年，如今已是海南日报副社长兼海南省报业集团总经理的廉老师，在我和他们一家成为至亲的朋友，相处如兄弟姐妹以后，谈起那次面试对我的印象，他说我当时的形象让他想到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里面的女主角谢惠敏，是那么单纯执着而真诚。也许，正是我的这种表现打动了廉老师，两天以后，我拨通杂志社的电话，他们通知我隔天去参加复试，内容是文章的编辑。
此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我在攀钢报社工作期间都是做记者，没有做过编辑工作。在中央新闻函授学院所学的编辑知识，也从未实际应用过。情急之下，我只好找到海南省新华书店，买了两本有关报纸、杂志编辑方面的书，花去了三十七元人民币。以往买书从没有付钱时咬紧牙关的感觉，但是当时我身上总共只有四百多元钱，住宿在海口市东湖三角池旁边小巷里的一家小客栈里，每天要支付十元钱的住宿费，所以花去三十多元买书，已是一笔大的开支了。工作还没有着落，一日三餐只好效仿同室的姐妹们，买来批发价五角钱一袋的“白云牌”方便面充饥。那些日子，我们都期盼着早日找到工作，就可以吃炒菜、吃香喷喷的炒河粉。接下来的时间，我白天在房间学习，晚上也在昏暗的旅馆总台看书至深夜。到了四月十八号复试的日子，我们十个应聘者，终于在杂志社的会议室一决高下了。那天，我感觉自己的表现很不错，至少没有让考官们看出来我从未从事过编辑工作。果然，我又一次顺利通过了！在旅馆总台接到二十号上班的通知，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一个大山里出来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居然击败了众多应聘者，在海南特区这块热土上这么快就站住脚跟了！
上班第一天，杂志社领导召集我們开会，我才知道这次录用的四个人中，还有一位叫叶兰的女生，我们有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合格者还有可能调入杂志社做正式员工。《投资与合作》是一本装祯精美印刷精致的经济类月刊，当时已出版了两期。我们的工作是记者编辑兼任，每个人都定了广告任务。几天下来，我就明白了在海南特区做记者与内地记者的“无冕之王”的天壤之别。在海南做记者，其实就是拉广告的。朋友碰面时掏出名片，十有七、八都是“记者”，难怪当时在海南流行这么一种说法：说是街头的椰子树上熟透的椰子掉下来，砸着十个人有九个是记者，可见记者在当时的海南^数之多。
既然找到工作了，当然不能还住在小旅馆里。于是我和叶兰开始合计租房。我们跑了好些地方，位于市区的条件好的出租屋也不少，但是我们都因为租金贵而放弃了。最后，我们在远离市区的秀英港租到了月租一百元的一间屋子。这是一家居民自己修建的小二楼建筑，房东自己住楼上一层，楼下对外出租。一楼是三个卧室加一个小客厅，我们租的这个房间其实是把阳台封起来形成的，面积只有十来平方米，放了两张单人钢丝床和一个小书桌就挤得满满当当的了。安顿下来以后，我就联系我的那位中学同学，陪着我和叶兰到海口的二手自行车市场，一人花五十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据说当时的海口市自行车不用上牌照，所以车被偷的现象很多，内地去的年轻人便一般不买新车，被偷了掉了就再买辆旧的。我们买的那两辆自行车因为价格便宜，所以骑起来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但是我们觉得很满意，因为我们每天往返上下班跑业务，这是最方便合算的交通工具。
和我们合租一套房的是在海口一家歌舞厅上班的几个女孩。我们和她们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傍晚我们回去时，她们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门了，深夜一、两点钟，她们才下班回来，洗漱、冲凉，大声喧闹，全然不顾我们的存在。海南的夏季对于身处这样环境的我们来说，真是充满考验。除了用整晚不停转动的风扇降温，还要一人床前放一盘蚊香对付那厉害的蚊虫。到过海南的人都知道海南有一大怪，叫做“三个蚊子一盘菜”，那蚊虫不但大而且多，稍不留神咬你一口就又痒又痛，叶兰是东北人，酷热让她难以忍受，蚊虫更是挑着她的。型血叮咬，不得已，她风油精清凉油全部用上，有时还要蚊香床头一盘床脚一盘熏赶蚊虫，尽管如此，她那白皙的皮肤还是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红红的疙瘩。我们买的盘香味道大药劲也猛，于是在蚊子被熏昏的情况下，我们多半也被熏迷糊了。记得早晨被闹钟吵醒时，常常会有那么几秒甚至十几秒钟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竟不知自己身处何时何处。
就这样每天早晨到杂志社极到以后，我们就按拟定的计划，二人一组骑车在海口市的大街小巷穿行。见到稍稍气派的公司，就敲门进去，满脸堆笑地递上名片和杂志，向人家介绍我们的杂志发行量有多大社会影响力有多强，希望他们公司在我们杂志上做专访或者发广告。遇到对方素质高或者心情好的，放我们进去听我们讲述，甚至可以坐到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喝杯水；若遇到对方素质差或者心情不好的，连门也不让我们进，甚至挥手象驱赶蚊虫一样让你快走……那些日子，我们要克服的，不仅是体能的挑战，更主要的是在内地做记者和海南做记者心理上的强烈反差！
那短短的两个多月，我一边要以各种借口敷衍攀钢报社领导回去上班的催促，一边要力争完成杂志社的工作指标，每月叁佰元钱的基本工资，使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我根本无法考虑买件衣服。上岛时随身带的几套衣裙，每天在海岛的高温下湿了干干了湿，一天下来满是汗渍，有时甚至晚上回去洗了第二天接着穿，还好海南岛的海风每晚都能将洗了的衣服吹干。记得我长这么大唯一穿破的，也就是那件临上岛前在广州买的果绿色T恤，有天晚上泡在盆里洗，正用手搓着，突然发现T恤背部搓出了几条裂口，只好无奈地扔掉了。那样的日子里，其实我们内心都挣扎过、痛苦过。可是每当奔波了一天，夕阳西下，几个同事骑车来到海口公园旁的海南小吃摊上，叫上几份香喷喷的海南猪脚饭或是炒河粉，一人一瓶啤酒吃着喝着，讲述着各自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彼此的鼓励又让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光。我们中的老大哥陈老师，当时已经三十六岁，下海之前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师。他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其实，我们到海南就应该想到，或许我们放弃内地优裕的生活来到这里果真实现了梦想，或许我们最终一无所有。但无论怎样，我们为这片热土流过汗、流过泪，甚至出过血，这也是我们的自豪。” 有时候，我们会在晚饭后走进海口公园，和这里许多年轻人一起，迎着凉爽的海风，和着吉他声、口琴声，唱起我们闯海人都会唱的那首歌：一九八八，一九八八，沉默的海岛突然爆发，告别故乡，远离了家，跨过海峡，追逐理想……唱着唱着，我们心中就充满了阳光和憧憬。也许，就是这种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生活，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希望之中！
我在海南奋斗了五十多天以后，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香港金辉房地产公司林董事长终于答应接受我的专访，不但让我写了一篇专题报道，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的业绩和未来规划，还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了大篇幅的广告，为此，我获得了一万八千多元的广告提成及稿费。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第一笔大钱，当我接过那沉甸甸的一大沓人民币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太不可思議了！说来也巧，这些钱正好派上了大用场：我的同事好姐妹叶兰，这位来自沈阳日报的女孩，因蚊虫叮咬过敏全身浮肿，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治疗一周后，医生劝她离开海南回老家去生活，否则这种长期蚊虫叮咬的毒气会让她彻底丧失健康。自从上岛认识以来，我和叶兰可谓相依为命。我俩一起在烈日下奔波，累了渴了，买上一个椰子插上两根吸管，你一口我一口；无论谁遇到挫折了受了委屈了，彼此倾诉，相互鼓励，多少个黄昏，我俩在海南深蓝的天穹下，慢悠悠地骑着那见证我们友谊的自行车返回住地，一路诉说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一同租房的女孩欺侮我们时，我俩一起还击，捍卫我们的尊严。那些日子，友谊是开在我们心中最美的花，芳香馥郁，驱散着心中的一切阴霾。要强的叶兰当初也是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下海的，自然是到了山穷水尽也不愿向家人伸手。我作为她的好姐妹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帮她结清了四千多元的医药费并且购买了她回沈阳的飞机票。机场送别时，我俩陪别的情景让男同事也唏嘘不已……
三个月以后，我不但顺利通过了试用期，还获得了正式调入杂志社的机会。在回到攀钢报社做了深刻检讨以后，攀钢报社领导对于我网开一面，我在接受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行政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不久，正式调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的《投资与合作》杂志社工作。
渐渐地，我在海南事业和生活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如今，我已离开海南多年，然而，不论我后来走到哪里，那段初到海南的生活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的青春岁月，我的闯海经历，我的海南梦，是我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责任编辑：罗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