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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猎”，意谓四面合围而猎，又称狩猎、打围。古人狩猎，首先要掌握动物的活动规律，然后提前布好诱饵、陷阱，伺机合围，这是人类最早掌握的基本谋生技能。
当下，“围猎”花样翻新，披上了各种外衣，仍频现社会生活中。比如，某些不法商人处心积虑成为猎手，某些领导干部不知不觉沦为猎物，最后落入陷阱、无法自拔，以致失去自由、家庭和前途。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原书记侯新华就成了这样的“猎物”。2017年8月10日，云南省纪委发布消息，宣布对侯新华进行纪律审查。日前，侯新华接受了有关采访，55岁的他满头白发，声声叹息中，这名傈僳族汉子痛心疾首。
小学三年级才学会汉语，受惠于党的民族政策才走出高黎贡山的偏远山村；组织悉心培养下，36岁官至副厅，随后主政一方；曾担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云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本应谋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他却因一念之差，一步错，步步错，终成千古恨，留下深深惋惜和沉痛教训。
白驹过隙：愁人知夜长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当看到大门紧闭的那一刻，我才切实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是真的断送了。”侯新华承认，他过去很少自我反省，接受组织审查后的100多天，成了他自省与反思最多的时候，“生命中五十多年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断地回放。”
侯新华出生在怒江大峡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里是傈僳族聚居区。村落坐落于陡峰半山腰上，“山高坡陡水流急”的环境让他至今都很害怕，“总觉得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江中喂鱼”。所以，侯新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司机。“毕竟司机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只要开着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尽管环境艰苦，但侯新华的童年依然是幸运的。当时，有很多响应国家号召的有志青年在他们那里成为支边教师，他们奉献出青春热血和知识才华，让像侯新华一样的少数民族同胞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
1980年，侯新华顺利考上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大学生。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云南省民委工作。1992年，组织任命他为云南省民族中专学校副校长，这段时间也成为他事业成就感最大的时期。“从早上6点30分学生出早操，到晚上22点30分学生休息，我都和师生们一同忙碌，感觉就像个陀螺似的，从不知疲倦，当时最美妙的声音就是起床号。”侯新华说，“当时我只想拼命工作，把学校管理好，没收过一针一线，也从没想过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999年，侯新华36岁，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被任命为怒江州副州长，成为一名厅级干部。当时的他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个在省级机关成为正处级干部的、第一个进入厅级干部序列的——这让他充满了自信。当时，某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在工作、生活中要把持住自己，二是保持低调，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当时觉得做到这些轻而易举。现在想来，‘糖衣炮弹’腐蚀的就是这些不以为然。”他说。
事实证明，对于“糖衣炮弹”的进攻，侯新华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担任怒江州副州长期间，他收到了第一个红包。“有一年过节，有个分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2000块钱，当时我坚决拒绝了。他很尴尬地说：‘州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啊，其他分管领导也都送了，如果您不收，别人知道了会说我送个过节祝福还一碗水端不平，以后如何工作？’”侯新华说，当晚这名同志迟迟不离开，最终侯新华也不想继续尴尬下去，更不愿因回绝而影响同事感情失去支持，所以就收下了。
当时，侯新华一个月的工资才1300块钱，2000元的红包让他心里很忐忑，纠结了很久。但之后，他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于是变得心安理得，欲望之门就此打开了。
随着职务的升迁，送红包的人员范围大了，礼金数额也越来越大。他也曾想过让对方拿回去，但因对方没有提出请求，只是希望认识一下，他就“笑纳”了。“这种交往方式，看似没有求助，但实际上是放长线钓大鱼，时间隔得长了，礼收得多了，之后再提要求就难以拒绝了。”
从最初当一名司机的梦想，到收下第一个红包，侯新华经历相对简单。小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顺利考入大学，没受过大的挫折；之后历经不同岗位，但没在基层吃过苦；仕途平稳坦荡，职位越升越高。这顺利的一切，反而让他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对于收礼受贿产生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
“当初要拒绝就该拒绝到底，不应左右为难，正是这种扭捏害了我。”侯新华悔悟道。
丢盔卸甲：遭遇人生“滑铁卢”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
在怒江当地很多老板眼中，侯新华是讲义气、重感情的“老大哥”——只要不太麻烦，他都会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忙沟通、联系。心安理得，是侯新华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意思是“自信事情做得合理，心里很坦然”。
“我帮他们打招呼，事后很多老板也会对我表示感谢，我觉得心安理得，毕竟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绝大部分商人都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他们给我送钱，我帮他们办事，这种礼尚往来也并不违背什么”；
“这是双赢之举，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也帮助了别人，成全了自己‘地方父母官’的美名”……
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及时收手，反而自我安慰寻找理由，直至肆无忌惮。收受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回扣359万余元；收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送存有215万元银行卡一张以及人民币现金64.8万元；收受某房地产公司所送钱物合计139万余元；收受某矿石老板所送象牙工艺品2支；收受豹子皮一张……翻开侯新华案件的卷宗，一组组记录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难道就是侯新华口中的礼尚往来，让他心安理得？
事實上，彼时的侯新华已经在权钱交易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迷了双眼。而楚雄州的另一些商人使出的“围猎”术，更是让其着了道，无法自拔。 “以往打交道的商人多数是直接请我帮忙，帮忙后再作出表示。忙帮完了，大家各取所需，合作也就结束了。但他们则是更多的与我聊之前的项目、各种趣事、吃喝玩乐，仿佛只是想与我关系更近一些，其他的事情从来不提。”提到这些老板，侯新华悔恨地说，他本想将争取来的这些商人投资做成人生中最大政绩，却成了最大的败笔。
回想他们“围猎”的全过程，其间侯新华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圈套。然而，他在矛盾中不断进进退退，一边犯错和害怕，一边心安理得安慰自己“那都不会是问题”。
“漫不经心的交往中，打探我的各种信息，便于投我所好”“让我感觉自己是他们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为他们奔走”“母亲在省城做手术，我连秘书长都没有告诉，但这些商人凭借他们特有的‘嗅觉’，竟然打听到了，到宾馆看望、送上了两万元钱”……
“围猎”时，这些商人会让多名女老板与侯新华接触。“与这种儒雅气质的美女老板交谈，软侬细语，十分悦耳，令我感到心旷神怡。难怪古代文人墨客身边常有几名红粉知己。”就这样，侯新华在灯红酒绿之间将纪律和规矩抛之脑后，一次次倒在了温柔乡……
之后这些“老板”提出请求，希望在项目推进方面得到支持。侯新华便不顾实际，强行推动下属县市与该企业项目合作。“当时几个县曾对项目及合作模式有质疑，参与积极性不是太高。于是，这些商人就提议让我出面联系一下。”侯新华说，“当时为了全力推进项目，还调整了两名推进不力的干部，让他们换岗‘历练’一下。”
部分项目重复开工、开工即停工，动辄百亿元的项目加重了所涉几个县市政府的债务风险；为一己之私，置组织原则于不顾……可见，已经成为“猎物”的侯新华，利令智昏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这一作风，也引发楚雄州不少干部的不满。
人怕的不是做错事，可怕的是做错事以后还一错再错，更可怕的是做错事后还盲目自信没有错。“自己却盲目地自信能常在河边走从不会湿鞋，自信自己能凭一己之力应对好这一切。”侯新华后悔不已。
痛定思痛：哀之更应鉴之
“肠子都悔青了、肝都悔疼了……”侯新华试图想出更多的词描述他欺骗组织后的悔恨。据办案人员介绍，在云南省纪委初核组与其谈话的12天当中，侯新华与初核组人员软磨硬泡，发誓赌咒，装疯卖傻，指着谈话人员破口大骂，拒不交待问题。
2017年7月底至8月初，专案组与侯新华谈话期间，他虽口口声声说自己没事，但内心十分恐慌。办案人员介绍，侯新华把电话卡毁坏、扔进了滇池，还将别墅里的监控存储硬盘取出来销毁。并安排其子购买了10部老款手机以及10张电话卡，交由其家人、驾驶员等人用于与其联系，商议转移物品等事宜。
在此期间，侯新华安排其子将家中的现金以及手表、玉石等贵重物品转移至昆明市某朋友的家中。经对上述物品进行查验，共计现金人民币332万余元，美元6万余元，港币30万余元等。另外，还有名贵手表10块，玉石饰品25件，以及大量名贵烟酒等礼品，分散转移到多个朋友亲戚家中。
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是侯新华的一大特征。他曾多次在大会上讲反腐倡廉，信誓旦旦地说“凡是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来楚雄办事都不要理会，并把他抓起来送到公安局”，私下里却贪污腐化。
讽刺的是，2017年6月底，在感到因自身的违纪问题可能被组织调查后，侯新华还带领楚雄州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云南省纪委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并在现场作了一番讲话。结果，此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被宣布接受组织审查。
“我的老母亲一直以我为荣，如若知道我做的这些错事，定会给她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个问题，是我进来后想得最多的，也是悔得最多的。”侯新华回忆说，上小学时，有次作业本和铅笔用完了，母亲知道后，天没亮就背着八十多斤蚕豆，翻山越岭步行几公里到县城去卖。蚕豆八分钱一斤，八十多斤能卖六块多钱。县城一顿热乎饭卖一毛钱，一个作业本也是一毛钱。为了买作业本，母亲没舍得买份热乎饭，就着凉水吃了出门时带的饭团。“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会心酸掉泪。”
侯新华当了厅级干部后，每年春节回家，他的母亲都提醒说：“家里吃穿住行用的都够了，千万不要拿人家的东西。”刚开始几年他还牢记这些教诲，但随着职务升迁和思想松懈，就将其当成了耳旁风。“觉得那是老一辈的为人处世方法，我不一定要遵守。”
背后为他默默付出的除了其母亲，还有其妻子。“我爱人是我初中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80年代的大学生。”在侯新华眼里，其妻子是极其明事理的人。“当初我俩在一栋大楼里上班，她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怕对我影响不好。尤其是我去怒江工作后，两人聚少离多，她要养育小孩，照顾家庭，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在侯新华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么多亲人为他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然而，换回的却是什么？是他越来越盲目自信、骄傲自大，是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是他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自私自利！
侯新华兒子就读于昆明市某学校，但因成绩不好，求学很不顺利。大学毕业后，其子因为工资低，受别人鼓动，决定做生意。“儿子不成器，对他影响很大。由于老婆孩子长期不在身边，没有教育好儿子，基于补偿心理，他会处处帮着他。”办案人员介绍说，其子瞄上某铅锌矿后，通过买进卖出一转手，就赚到了近400万元。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下子办成这么大的事，只需他爸的一个电话。
儿孙自有儿孙福，人生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如果当初让他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用溺爱来弥补对他教育上的疏忽，哪怕孩子工作辛苦些，但他的生活慢慢也会有起色，不至于今天和我一起接受调查。”侯新华说。
采访结束后，在为侯新华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思考更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领导干部“落马”的原因，正是由于没有抵制住“围猎”。现实中，很多“围猎”正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隐藏在看似温情脉脉的情谊中，逐步让领导干部放松警惕、丧失原则。因此，领导干部应格外注意自律、慎独慎微，与他人的关系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才不至于“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当下，“围猎”花样翻新，披上了各种外衣，仍频现社会生活中。比如，某些不法商人处心积虑成为猎手，某些领导干部不知不觉沦为猎物，最后落入陷阱、无法自拔，以致失去自由、家庭和前途。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原书记侯新华就成了这样的“猎物”。2017年8月10日，云南省纪委发布消息，宣布对侯新华进行纪律审查。日前，侯新华接受了有关采访，55岁的他满头白发，声声叹息中，这名傈僳族汉子痛心疾首。
小学三年级才学会汉语，受惠于党的民族政策才走出高黎贡山的偏远山村；组织悉心培养下，36岁官至副厅，随后主政一方；曾担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云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本应谋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他却因一念之差，一步错，步步错，终成千古恨，留下深深惋惜和沉痛教训。
白驹过隙：愁人知夜长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当看到大门紧闭的那一刻，我才切实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是真的断送了。”侯新华承认，他过去很少自我反省，接受组织审查后的100多天，成了他自省与反思最多的时候，“生命中五十多年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断地回放。”
侯新华出生在怒江大峡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里是傈僳族聚居区。村落坐落于陡峰半山腰上，“山高坡陡水流急”的环境让他至今都很害怕，“总觉得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江中喂鱼”。所以，侯新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司机。“毕竟司机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只要开着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尽管环境艰苦，但侯新华的童年依然是幸运的。当时，有很多响应国家号召的有志青年在他们那里成为支边教师，他们奉献出青春热血和知识才华，让像侯新华一样的少数民族同胞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
1980年，侯新华顺利考上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大学生。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云南省民委工作。1992年，组织任命他为云南省民族中专学校副校长，这段时间也成为他事业成就感最大的时期。“从早上6点30分学生出早操，到晚上22点30分学生休息，我都和师生们一同忙碌，感觉就像个陀螺似的，从不知疲倦，当时最美妙的声音就是起床号。”侯新华说，“当时我只想拼命工作，把学校管理好，没收过一针一线，也从没想过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999年，侯新华36岁，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被任命为怒江州副州长，成为一名厅级干部。当时的他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个在省级机关成为正处级干部的、第一个进入厅级干部序列的——这让他充满了自信。当时，某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在工作、生活中要把持住自己，二是保持低调，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当时觉得做到这些轻而易举。现在想来，‘糖衣炮弹’腐蚀的就是这些不以为然。”他说。
事实证明，对于“糖衣炮弹”的进攻，侯新华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担任怒江州副州长期间，他收到了第一个红包。“有一年过节，有个分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2000块钱，当时我坚决拒绝了。他很尴尬地说：‘州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啊，其他分管领导也都送了，如果您不收，别人知道了会说我送个过节祝福还一碗水端不平，以后如何工作？’”侯新华说，当晚这名同志迟迟不离开，最终侯新华也不想继续尴尬下去，更不愿因回绝而影响同事感情失去支持，所以就收下了。
当时，侯新华一个月的工资才1300块钱，2000元的红包让他心里很忐忑，纠结了很久。但之后，他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于是变得心安理得，欲望之门就此打开了。
随着职务的升迁，送红包的人员范围大了，礼金数额也越来越大。他也曾想过让对方拿回去，但因对方没有提出请求，只是希望认识一下，他就“笑纳”了。“这种交往方式，看似没有求助，但实际上是放长线钓大鱼，时间隔得长了，礼收得多了，之后再提要求就难以拒绝了。”
从最初当一名司机的梦想，到收下第一个红包，侯新华经历相对简单。小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顺利考入大学，没受过大的挫折；之后历经不同岗位，但没在基层吃过苦；仕途平稳坦荡，职位越升越高。这顺利的一切，反而让他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对于收礼受贿产生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
“当初要拒绝就该拒绝到底，不应左右为难，正是这种扭捏害了我。”侯新华悔悟道。
丢盔卸甲：遭遇人生“滑铁卢”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
在怒江当地很多老板眼中，侯新华是讲义气、重感情的“老大哥”——只要不太麻烦，他都会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忙沟通、联系。心安理得，是侯新华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意思是“自信事情做得合理，心里很坦然”。
“我帮他们打招呼，事后很多老板也会对我表示感谢，我觉得心安理得，毕竟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绝大部分商人都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他们给我送钱，我帮他们办事，这种礼尚往来也并不违背什么”；
“这是双赢之举，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也帮助了别人，成全了自己‘地方父母官’的美名”……
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及时收手，反而自我安慰寻找理由，直至肆无忌惮。收受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回扣359万余元；收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送存有215万元银行卡一张以及人民币现金64.8万元；收受某房地产公司所送钱物合计139万余元；收受某矿石老板所送象牙工艺品2支；收受豹子皮一张……翻开侯新华案件的卷宗，一组组记录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难道就是侯新华口中的礼尚往来，让他心安理得？
事實上，彼时的侯新华已经在权钱交易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迷了双眼。而楚雄州的另一些商人使出的“围猎”术，更是让其着了道，无法自拔。 “以往打交道的商人多数是直接请我帮忙，帮忙后再作出表示。忙帮完了，大家各取所需，合作也就结束了。但他们则是更多的与我聊之前的项目、各种趣事、吃喝玩乐，仿佛只是想与我关系更近一些，其他的事情从来不提。”提到这些老板，侯新华悔恨地说，他本想将争取来的这些商人投资做成人生中最大政绩，却成了最大的败笔。
回想他们“围猎”的全过程，其间侯新华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圈套。然而，他在矛盾中不断进进退退，一边犯错和害怕，一边心安理得安慰自己“那都不会是问题”。
“漫不经心的交往中，打探我的各种信息，便于投我所好”“让我感觉自己是他们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为他们奔走”“母亲在省城做手术，我连秘书长都没有告诉，但这些商人凭借他们特有的‘嗅觉’，竟然打听到了，到宾馆看望、送上了两万元钱”……
“围猎”时，这些商人会让多名女老板与侯新华接触。“与这种儒雅气质的美女老板交谈，软侬细语，十分悦耳，令我感到心旷神怡。难怪古代文人墨客身边常有几名红粉知己。”就这样，侯新华在灯红酒绿之间将纪律和规矩抛之脑后，一次次倒在了温柔乡……
之后这些“老板”提出请求，希望在项目推进方面得到支持。侯新华便不顾实际，强行推动下属县市与该企业项目合作。“当时几个县曾对项目及合作模式有质疑，参与积极性不是太高。于是，这些商人就提议让我出面联系一下。”侯新华说，“当时为了全力推进项目，还调整了两名推进不力的干部，让他们换岗‘历练’一下。”
部分项目重复开工、开工即停工，动辄百亿元的项目加重了所涉几个县市政府的债务风险；为一己之私，置组织原则于不顾……可见，已经成为“猎物”的侯新华，利令智昏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这一作风，也引发楚雄州不少干部的不满。
人怕的不是做错事，可怕的是做错事以后还一错再错，更可怕的是做错事后还盲目自信没有错。“自己却盲目地自信能常在河边走从不会湿鞋，自信自己能凭一己之力应对好这一切。”侯新华后悔不已。
痛定思痛：哀之更应鉴之
“肠子都悔青了、肝都悔疼了……”侯新华试图想出更多的词描述他欺骗组织后的悔恨。据办案人员介绍，在云南省纪委初核组与其谈话的12天当中，侯新华与初核组人员软磨硬泡，发誓赌咒，装疯卖傻，指着谈话人员破口大骂，拒不交待问题。
2017年7月底至8月初，专案组与侯新华谈话期间，他虽口口声声说自己没事，但内心十分恐慌。办案人员介绍，侯新华把电话卡毁坏、扔进了滇池，还将别墅里的监控存储硬盘取出来销毁。并安排其子购买了10部老款手机以及10张电话卡，交由其家人、驾驶员等人用于与其联系，商议转移物品等事宜。
在此期间，侯新华安排其子将家中的现金以及手表、玉石等贵重物品转移至昆明市某朋友的家中。经对上述物品进行查验，共计现金人民币332万余元，美元6万余元，港币30万余元等。另外，还有名贵手表10块，玉石饰品25件，以及大量名贵烟酒等礼品，分散转移到多个朋友亲戚家中。
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是侯新华的一大特征。他曾多次在大会上讲反腐倡廉，信誓旦旦地说“凡是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来楚雄办事都不要理会，并把他抓起来送到公安局”，私下里却贪污腐化。
讽刺的是，2017年6月底，在感到因自身的违纪问题可能被组织调查后，侯新华还带领楚雄州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云南省纪委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并在现场作了一番讲话。结果，此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被宣布接受组织审查。
“我的老母亲一直以我为荣，如若知道我做的这些错事，定会给她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个问题，是我进来后想得最多的，也是悔得最多的。”侯新华回忆说，上小学时，有次作业本和铅笔用完了，母亲知道后，天没亮就背着八十多斤蚕豆，翻山越岭步行几公里到县城去卖。蚕豆八分钱一斤，八十多斤能卖六块多钱。县城一顿热乎饭卖一毛钱，一个作业本也是一毛钱。为了买作业本，母亲没舍得买份热乎饭，就着凉水吃了出门时带的饭团。“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会心酸掉泪。”
侯新华当了厅级干部后，每年春节回家，他的母亲都提醒说：“家里吃穿住行用的都够了，千万不要拿人家的东西。”刚开始几年他还牢记这些教诲，但随着职务升迁和思想松懈，就将其当成了耳旁风。“觉得那是老一辈的为人处世方法，我不一定要遵守。”
背后为他默默付出的除了其母亲，还有其妻子。“我爱人是我初中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80年代的大学生。”在侯新华眼里，其妻子是极其明事理的人。“当初我俩在一栋大楼里上班，她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怕对我影响不好。尤其是我去怒江工作后，两人聚少离多，她要养育小孩，照顾家庭，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在侯新华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么多亲人为他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然而，换回的却是什么？是他越来越盲目自信、骄傲自大，是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是他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自私自利！
侯新华兒子就读于昆明市某学校，但因成绩不好，求学很不顺利。大学毕业后，其子因为工资低，受别人鼓动，决定做生意。“儿子不成器，对他影响很大。由于老婆孩子长期不在身边，没有教育好儿子，基于补偿心理，他会处处帮着他。”办案人员介绍说，其子瞄上某铅锌矿后，通过买进卖出一转手，就赚到了近400万元。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下子办成这么大的事，只需他爸的一个电话。
儿孙自有儿孙福，人生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如果当初让他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用溺爱来弥补对他教育上的疏忽，哪怕孩子工作辛苦些，但他的生活慢慢也会有起色，不至于今天和我一起接受调查。”侯新华说。
采访结束后，在为侯新华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思考更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领导干部“落马”的原因，正是由于没有抵制住“围猎”。现实中，很多“围猎”正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隐藏在看似温情脉脉的情谊中，逐步让领导干部放松警惕、丧失原则。因此，领导干部应格外注意自律、慎独慎微，与他人的关系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才不至于“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