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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首次和第二次空爆核试验之后，李旭阁已被擢升为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副处长了。此时李旭阁虽仍在分管氢弹以及两弹结合试验，但是因为“文革”年代，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被批斗，李旭阁也当起了“文革”年代的逍遥派。
彼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中苏两国关系趋紧，苏军在中苏边境一线，即中国三北方向部署55个师，陈兵100多万。两个昔日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打核战争的危险骤然增加，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之战后，据说苏联领导人已经将手搁到了核按钮之上。
苏联欲动“核手术”
1969年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总参谋部组织作战、训练和通信等部的机关人员，组成了陆军第七师领导机关，从北京军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进天山伊犁屯兵，准备抵御苏军入侵。作战部空军处副处长李旭阁被任命为第七师师长。李旭阁从第二炮兵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赋闲在家。我常被叫去，陪老人聊天。
當时苏联领导人将手触到核匣子密码箱上，准备对中国动核手术，果然有其事吗？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李旭阁身在天山，已经离开了军队的指挥中枢，但是依据多年在高层工作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他认为，对中国的核设施做核手术，美苏两霸当年都曾动过妄念。
1964年中国首次核试验时，美国《商业周刊》载文，披露美国人准备半渡而击，对中国的核设施动核手术，这是罗瑞卿大将在专委会上特别指出的。
首次核试验之前，周恩来总理就专门对美苏两国可能做核手术作出防范，多次找贺龙、陈毅、张爱萍开会，将部队都调进敦煌一线，随时准备迎敌。
1969年2月，中苏两国的珍宝岛之战，中国人已经做好了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准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李旭阁回忆道：“中苏边境紧张是从1964年10月15日开始的，也就在我们首次核试验前后，二者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很难说。”
据说，当时苏联的领导人一度要揿动核密码箱，对中国实施核手术
“他不敢！”李旭阁说：“核武器这东西，体现的是你有、我有，你动了我的核手术，就有被报复的风险，所以这个核蝎子之瓶，谁也不敢轻易打开。我看过苏联解体后的一些解密报告，没有哪一份文件，提到1969年苏联领导人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手术。”
通行的说法是，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柯曾经向部长会议建议，对中国动核手术。但没有确切的文件和证据。李旭阁说：“我看过一些外军资料，主要是当时西方的一些报道。伦敦的外交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的政要和军方重要人士正在悄悄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些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地位的领导人已经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莫斯科使用核武器会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的名声，也会把苏联拖进一场永远没有结局的、无法自拔的人民战争……”
几个月后，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高级官员施甫琴柯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克里姆林宫曾经有过这样的动议，在远东35个导弹基地的核弹头已经对准了中国的导弹基地和重要的城市目标，苏联战略火箭军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还是不靠谱”，李旭阁老人笑了笑说，“一个克格勃的高官未必能够得到克里姆林宫核心决策层的东西”。
老帅的智慧
有一个人最清醒，那就是我们的徐向前元帅。
中苏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大之后，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恩来啊，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陈毅、荣臻、向前和剑英同志怎么样了？请他们出来出出主意，对国际战略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于是，1969年4月，周恩来秘密召集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是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的第一次聚集，周恩来命四位老帅专门组成一个直接对毛泽东和他负责的秘密小组，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并提出建议。
周恩来交代四位老帅：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你们不要被框住。
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后.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然后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徐帅是最早对中苏打不起来作出判断的老帅，并获得了陈毅、叶剑英和聂荣臻元帅的赞同。
7月11日，四位老帅的研究有了初步的结果。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这份报告提出了与舆论宣传的“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相反的意见：
——目前的国际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二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
——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它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在中苏边境发动武装入侵，但真要和中国打，它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
——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徐帅可以说是最清醒之人，率先提出中苏两国打不起来。他认为，苏联出兵20万摆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还很困难，何况对于8亿人口的中国，它会陷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再说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而非远东。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四位老帅的判断。其实当时苏联并不想与中国开战，它防范的重点在欧洲。
有一件事情，的确是在一个关键时刻真真切切地改变了历史，缓和了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大战之势。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顾国防部长格列奇柯欲对中国做核手术的狂想，或许也得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授权，欲在胡志明的葬礼上，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缓解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可是周恩来避见柯西金，于9月4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秘密去了河内吊唁，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等柯西金飞到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去，于是柯西金提出要在北京与周恩来见面，商谈改善两国边境形势。这是克里姆林官伸出的橄榄枝。可是中方对他的这一建议，表现了罕见的沉默。无可奈何之下，柯西金将自己的飞行航线通知了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希望有两国关系解冻的奇迹出现。
等柯西金的专机飞至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时，才收到中国同意会晤的电报。于是柯西金掉头，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大战遽然而止。
我问李旭阁老人，有消息频传，是美国人阻止了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手术？“这绝不可能。”李旭阁摇了摇头道：“我们第一次核试验时，美国还想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手术呢，仅仅过了5年，美国人就会来帮中国，那是一种讹传。当时中美关系并未改善，尼克松刚刚担任美国总统，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改弦更张，改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的融冰之旅也是1971年从乒乓球外交开始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才促成了尼克松1972年的北京之行。”
苏联欲对中国动核手术而不得，李旭阁说：“关键一点，是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防范，能打仗方能止战。”
彼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中苏两国关系趋紧，苏军在中苏边境一线，即中国三北方向部署55个师，陈兵100多万。两个昔日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打核战争的危险骤然增加，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之战后，据说苏联领导人已经将手搁到了核按钮之上。
苏联欲动“核手术”
1969年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总参谋部组织作战、训练和通信等部的机关人员，组成了陆军第七师领导机关，从北京军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进天山伊犁屯兵，准备抵御苏军入侵。作战部空军处副处长李旭阁被任命为第七师师长。李旭阁从第二炮兵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赋闲在家。我常被叫去，陪老人聊天。
當时苏联领导人将手触到核匣子密码箱上，准备对中国动核手术，果然有其事吗？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李旭阁身在天山，已经离开了军队的指挥中枢，但是依据多年在高层工作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他认为，对中国的核设施做核手术，美苏两霸当年都曾动过妄念。
1964年中国首次核试验时，美国《商业周刊》载文，披露美国人准备半渡而击，对中国的核设施动核手术，这是罗瑞卿大将在专委会上特别指出的。
首次核试验之前，周恩来总理就专门对美苏两国可能做核手术作出防范，多次找贺龙、陈毅、张爱萍开会，将部队都调进敦煌一线，随时准备迎敌。
1969年2月，中苏两国的珍宝岛之战，中国人已经做好了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准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李旭阁回忆道：“中苏边境紧张是从1964年10月15日开始的，也就在我们首次核试验前后，二者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很难说。”
据说，当时苏联的领导人一度要揿动核密码箱，对中国实施核手术
“他不敢！”李旭阁说：“核武器这东西，体现的是你有、我有，你动了我的核手术，就有被报复的风险，所以这个核蝎子之瓶，谁也不敢轻易打开。我看过苏联解体后的一些解密报告，没有哪一份文件，提到1969年苏联领导人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手术。”
通行的说法是，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柯曾经向部长会议建议，对中国动核手术。但没有确切的文件和证据。李旭阁说：“我看过一些外军资料，主要是当时西方的一些报道。伦敦的外交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的政要和军方重要人士正在悄悄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些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地位的领导人已经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莫斯科使用核武器会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的名声，也会把苏联拖进一场永远没有结局的、无法自拔的人民战争……”
几个月后，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高级官员施甫琴柯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克里姆林宫曾经有过这样的动议，在远东35个导弹基地的核弹头已经对准了中国的导弹基地和重要的城市目标，苏联战略火箭军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还是不靠谱”，李旭阁老人笑了笑说，“一个克格勃的高官未必能够得到克里姆林宫核心决策层的东西”。
老帅的智慧
有一个人最清醒，那就是我们的徐向前元帅。
中苏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大之后，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恩来啊，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陈毅、荣臻、向前和剑英同志怎么样了？请他们出来出出主意，对国际战略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于是，1969年4月，周恩来秘密召集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是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的第一次聚集，周恩来命四位老帅专门组成一个直接对毛泽东和他负责的秘密小组，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并提出建议。
周恩来交代四位老帅：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你们不要被框住。
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后.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然后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徐帅是最早对中苏打不起来作出判断的老帅，并获得了陈毅、叶剑英和聂荣臻元帅的赞同。
7月11日，四位老帅的研究有了初步的结果。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这份报告提出了与舆论宣传的“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相反的意见：
——目前的国际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二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
——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它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在中苏边境发动武装入侵，但真要和中国打，它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
——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徐帅可以说是最清醒之人，率先提出中苏两国打不起来。他认为，苏联出兵20万摆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还很困难，何况对于8亿人口的中国，它会陷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再说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而非远东。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四位老帅的判断。其实当时苏联并不想与中国开战，它防范的重点在欧洲。
有一件事情，的确是在一个关键时刻真真切切地改变了历史，缓和了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大战之势。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顾国防部长格列奇柯欲对中国做核手术的狂想，或许也得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授权，欲在胡志明的葬礼上，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缓解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可是周恩来避见柯西金，于9月4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秘密去了河内吊唁，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等柯西金飞到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去，于是柯西金提出要在北京与周恩来见面，商谈改善两国边境形势。这是克里姆林官伸出的橄榄枝。可是中方对他的这一建议，表现了罕见的沉默。无可奈何之下，柯西金将自己的飞行航线通知了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希望有两国关系解冻的奇迹出现。
等柯西金的专机飞至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时，才收到中国同意会晤的电报。于是柯西金掉头，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大战遽然而止。
我问李旭阁老人，有消息频传，是美国人阻止了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手术？“这绝不可能。”李旭阁摇了摇头道：“我们第一次核试验时，美国还想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手术呢，仅仅过了5年，美国人就会来帮中国，那是一种讹传。当时中美关系并未改善，尼克松刚刚担任美国总统，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改弦更张，改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的融冰之旅也是1971年从乒乓球外交开始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才促成了尼克松1972年的北京之行。”
苏联欲对中国动核手术而不得，李旭阁说：“关键一点，是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防范，能打仗方能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