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托高考的福，考完后有三个多月的假期，我走遍了几乎一半北半球的国家。虽然没有外国年轻人中流行的“间隔年”旅行，却也有了三个月的小小“间隔年”行程。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处经度与纬度的交集都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再美的风景也不是孤岛上一座昨日才建起的花园。把它们放进地理的坐标中，会发觉它们是许许多多复杂环节中的一环；把它们放进时间的刻度中，又会明白它们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的日子里，没有特意去东京似的大都市。一直觉得要品味到最传统味道的地方一定是“唐朝长安遗珠”般的京都。怀揣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说，静坐在一间间古寺旁的茶舍里静静消遣。他的文字无疑是最代表日本的，品读着文字里的凄美、哀怨和婉转，用一席草帘割断我和外头的现代世界，时间久了一走出来便会生出苏曼殊当年“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萧瑟。
若不是长久以来对雅典不无来由的崇拜，一定会对一下飞机看到的情景生出无限失望。因为机场的简陋真是超乎想象，实在不能把它与希腊文明联系到一起。作为一座活生生的城市，雅典是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是它的光环几百年来一直闪耀。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把希腊甚至雅典视作精神的故乡。于是，游荡在那些废墟名胜之间的我，也便多了一份感恩甚至是梦想的心情。也许是生长在水边的缘故，总是对海滨有特殊的感情，于是，花更多的时间流连于爱琴海边，抚摸它的温柔。只是来来往往的船只中，却不见传说中的黑帆白帆。
第一次接触卡纳莱托的时候，不是在威尼斯而是在某个画展上。所以当我真的来到威尼斯时，便不再流连于海明威的酒吧、莎士比亚的老桥和托马斯·曼的沙滩，而是径直沿着卡纳莱托的风景走下去。这个注重写实的画家让我们拿着画布沿着他曾经走过的路看周遭的风景，不差分毫。以至于现代画评家对卡纳莱托的研究结论中才会有这么一条：他是个善于使用直尺和圆规的家伙，并且在一些时候还动用了描画镜。
坐上贡多拉，在狭窄的河道中穿梭，不断掠过眼前的建筑物仿若被贴上了一层卡纳莱托的材质，河水是古旧的绿，还透着淡淡的铁锈色，房屋的墙上油漆剥落。经过的人们，他们的服饰神态与举止就将他们划分为这种或者那种人群。一切都是不具体的，只有一个完整的威尼斯，把我们嵌入它巨大的画布中。
走过了欧洲的国家，才渐渐明白为什么总是有欧洲人瞧不起美国文化中的庸俗和肤浅。从街边随处的雕塑便可略知一二，就像是真正的古迹和仿造的古迹，就算再多么神似都找不到其中的精髓。
在街上乱走乱逛，看看街角的建筑，瞧瞧过往的行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了解城市的方式。直到看到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的雕塑才恍然想起，奥地利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之王。坐在最上头的女王右手伸出，俨然是一副18世纪奥地利女大公的姿态。说奥地利是欧洲之王还得从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说起，她可以称为“欧洲之母”。她的16个子女，都因她政治性的头脑，或是出嫁为别国之国母，或是成为别国之国王。所以，整个18、19世纪的欧洲诸国之皇室，或多或少都与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有血缘关系。
只不过现在的奥地利，不再如它的历史般那么让世人刻骨铭心。低调却不失华丽，其中隐隐透露出一股厚重的高贵气质，这是我最中意它的地方。
当我到达伦敦的时候，和兰姆的浪漫主义时代足足相隔了两百年。
相对于朋友们热衷的著名景点，我倒是更喜欢在一些旧巷子里来回闲逛，用我“跛脚”的英式英语和当地人接触。因为我神往的伦敦城其实是属于查尔斯·兰姆的。两百年前的兰姆，在浪漫主义的辉煌时代还从事着和浪漫最不搭界的职业会计。我很难想象，作为两百年前的公司会计，兰姆到底有多少休假时间。他好像一生都是在家和公司之间做着单调的直线运动，从没有走出伦敦一步。但是伦敦对于兰姆正如格尼斯堡对于康德，让机械式的人留下了充满智慧的巨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背着《伊利亚随笔》，在伦敦街边的长椅上品味着里面的词句。想起“He holdeth out his hand to you to shake.anddraweth it back again”，多少有点背《三国演义》的感觉。毕竟两百年了，当时的书面体英文和现代英文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变，就连背诵都生出了一些隔阂。
进入纽约，最经典的交通工具应该是渡轮。先是远远地破开雾气，不知是谁大喊一声：“New York!”然后大家都跟着涌上船头，脸上带着如愿以偿的表情，左看看右等等，等渡轮和自由女神像逐渐拉近距离，最终从它四十二英尺的右臂下驶入这座城市。我们带着早期华人最为经典的方式从水路进入了纽约。
在纽约的日子，最不习惯的就是总是很难见到阳光。并非连日阴天，而是因为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任何一处抬起头来，都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在一个清晨见到了大片的蓝天，那是在华盛顿广场上，我看着阳光渐渐打亮那座辉煌的拱门，也让广场上的树木显露出一丝朝气。要不是一位当地朋友事前对我讲过这些树木在当年的不光彩历史，我也许还真会迷恋上它们那些慈祥的外表。这些树木，大多都曾经被用作绞刑，以偷窃甚至是肤色等罪名处死一个个生命。历史总会让人生出无限感慨，这些树木并非凶手，只是凶器和见证者。如果能够听懂它们的言语，那些陈年故事又会为如今的人们平添多少由衷的喟叹呢?
华盛顿广场上的故事有着纽约早期社会的独特痕迹。纽约是个财富的城市，种种事情在这里都会染上金色的印痕，如果和早期的“美国梦”结合起来，真实和虚构难以分清。在一间小书店里，我找到了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是1922年发生在纽约的虚构故事，种种冲突都以金色为主色调。金色仿佛一直是纽约的色调，即便在今天，走在纽约的街头，看着华贵的曼哈顿和雍容的第五大道还有华尔街，也仍然摆脱不了亨利·詹姆斯和菲茨·杰拉德的影子。
离开华盛顿广场时，买了两幅查尔德·哈萨姆画的复制品。其中一幅，正是华盛顿广场拱门的春天，绘于1890年。我仔细端详，那拱门和树木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有绅士的马车和淑女的长裙说明着时代的变迁。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处经度与纬度的交集都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再美的风景也不是孤岛上一座昨日才建起的花园。把它们放进地理的坐标中，会发觉它们是许许多多复杂环节中的一环；把它们放进时间的刻度中，又会明白它们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的日子里，没有特意去东京似的大都市。一直觉得要品味到最传统味道的地方一定是“唐朝长安遗珠”般的京都。怀揣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说，静坐在一间间古寺旁的茶舍里静静消遣。他的文字无疑是最代表日本的，品读着文字里的凄美、哀怨和婉转，用一席草帘割断我和外头的现代世界，时间久了一走出来便会生出苏曼殊当年“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萧瑟。
若不是长久以来对雅典不无来由的崇拜，一定会对一下飞机看到的情景生出无限失望。因为机场的简陋真是超乎想象，实在不能把它与希腊文明联系到一起。作为一座活生生的城市，雅典是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是它的光环几百年来一直闪耀。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把希腊甚至雅典视作精神的故乡。于是，游荡在那些废墟名胜之间的我，也便多了一份感恩甚至是梦想的心情。也许是生长在水边的缘故，总是对海滨有特殊的感情，于是，花更多的时间流连于爱琴海边，抚摸它的温柔。只是来来往往的船只中，却不见传说中的黑帆白帆。
第一次接触卡纳莱托的时候，不是在威尼斯而是在某个画展上。所以当我真的来到威尼斯时，便不再流连于海明威的酒吧、莎士比亚的老桥和托马斯·曼的沙滩，而是径直沿着卡纳莱托的风景走下去。这个注重写实的画家让我们拿着画布沿着他曾经走过的路看周遭的风景，不差分毫。以至于现代画评家对卡纳莱托的研究结论中才会有这么一条：他是个善于使用直尺和圆规的家伙，并且在一些时候还动用了描画镜。
坐上贡多拉，在狭窄的河道中穿梭，不断掠过眼前的建筑物仿若被贴上了一层卡纳莱托的材质，河水是古旧的绿，还透着淡淡的铁锈色，房屋的墙上油漆剥落。经过的人们，他们的服饰神态与举止就将他们划分为这种或者那种人群。一切都是不具体的，只有一个完整的威尼斯，把我们嵌入它巨大的画布中。
走过了欧洲的国家，才渐渐明白为什么总是有欧洲人瞧不起美国文化中的庸俗和肤浅。从街边随处的雕塑便可略知一二，就像是真正的古迹和仿造的古迹，就算再多么神似都找不到其中的精髓。
在街上乱走乱逛，看看街角的建筑，瞧瞧过往的行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了解城市的方式。直到看到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的雕塑才恍然想起，奥地利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之王。坐在最上头的女王右手伸出，俨然是一副18世纪奥地利女大公的姿态。说奥地利是欧洲之王还得从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说起，她可以称为“欧洲之母”。她的16个子女，都因她政治性的头脑，或是出嫁为别国之国母，或是成为别国之国王。所以，整个18、19世纪的欧洲诸国之皇室，或多或少都与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有血缘关系。
只不过现在的奥地利，不再如它的历史般那么让世人刻骨铭心。低调却不失华丽，其中隐隐透露出一股厚重的高贵气质，这是我最中意它的地方。
当我到达伦敦的时候，和兰姆的浪漫主义时代足足相隔了两百年。
相对于朋友们热衷的著名景点，我倒是更喜欢在一些旧巷子里来回闲逛，用我“跛脚”的英式英语和当地人接触。因为我神往的伦敦城其实是属于查尔斯·兰姆的。两百年前的兰姆，在浪漫主义的辉煌时代还从事着和浪漫最不搭界的职业会计。我很难想象，作为两百年前的公司会计，兰姆到底有多少休假时间。他好像一生都是在家和公司之间做着单调的直线运动，从没有走出伦敦一步。但是伦敦对于兰姆正如格尼斯堡对于康德，让机械式的人留下了充满智慧的巨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背着《伊利亚随笔》，在伦敦街边的长椅上品味着里面的词句。想起“He holdeth out his hand to you to shake.anddraweth it back again”，多少有点背《三国演义》的感觉。毕竟两百年了，当时的书面体英文和现代英文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变，就连背诵都生出了一些隔阂。
进入纽约，最经典的交通工具应该是渡轮。先是远远地破开雾气，不知是谁大喊一声：“New York!”然后大家都跟着涌上船头，脸上带着如愿以偿的表情，左看看右等等，等渡轮和自由女神像逐渐拉近距离，最终从它四十二英尺的右臂下驶入这座城市。我们带着早期华人最为经典的方式从水路进入了纽约。
在纽约的日子，最不习惯的就是总是很难见到阳光。并非连日阴天，而是因为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任何一处抬起头来，都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在一个清晨见到了大片的蓝天，那是在华盛顿广场上，我看着阳光渐渐打亮那座辉煌的拱门，也让广场上的树木显露出一丝朝气。要不是一位当地朋友事前对我讲过这些树木在当年的不光彩历史，我也许还真会迷恋上它们那些慈祥的外表。这些树木，大多都曾经被用作绞刑，以偷窃甚至是肤色等罪名处死一个个生命。历史总会让人生出无限感慨，这些树木并非凶手，只是凶器和见证者。如果能够听懂它们的言语，那些陈年故事又会为如今的人们平添多少由衷的喟叹呢?
华盛顿广场上的故事有着纽约早期社会的独特痕迹。纽约是个财富的城市，种种事情在这里都会染上金色的印痕，如果和早期的“美国梦”结合起来，真实和虚构难以分清。在一间小书店里，我找到了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是1922年发生在纽约的虚构故事，种种冲突都以金色为主色调。金色仿佛一直是纽约的色调，即便在今天，走在纽约的街头，看着华贵的曼哈顿和雍容的第五大道还有华尔街，也仍然摆脱不了亨利·詹姆斯和菲茨·杰拉德的影子。
离开华盛顿广场时，买了两幅查尔德·哈萨姆画的复制品。其中一幅，正是华盛顿广场拱门的春天，绘于1890年。我仔细端详，那拱门和树木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有绅士的马车和淑女的长裙说明着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