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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行者
胡志耕在新疆乌鲁木齐出生，在青海西宁长大，是一个说走就走的“逆行者”。
胡志耕是附属医院心病科主任，祖籍沁源。父亲胡雨1930年出生，是个孤儿，在太岳中学长大，15岁参军，16岁入党，1947年随陈谢大军过黄河，成长为一名译电员。1950年，胡雨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当时负责与中央联络的仅二人，他是其中之一。紧接着，胡雨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任司令部机要员，见过彭德怀、毛岸英。从朝鲜战场归来，部队安排胡雨在南京军委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在长沙高级工程部学校学习两年半，之后转战酒泉导弹卫星发射基地，任特种工程兵司令部保密室主任。胡雨戎马一生，耿直倔强，胡志耕跟着他走南闯北，漂泊不定，骨子里遗传了父亲的基因。1979年，胡雨转业地方，胡志耕随父回到山西，考入太原十五中，住在太原水西关南街。当时去派出所上户口，住的地方没有街名，警察有些作难，胡雨卻很爽快，有什么难的，在水西关街南面，就叫水西关南街吧。于是，太原市就有了一条个人命名的街道，当时很偏僻，现在却是城市中心。
1987年，胡志耕高中毕业后考到山西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胡志耕学的是西医，却被分配到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中医临床。胡志耕习惯了西医的线性思维，遇到喜欢横截面看问题的中医，怎么都转不过弯来。2008年，胡志耕又去山西中医学院读书，拿到中医学士学位，终于可以在中西医思维间自由切换了。山西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组建，李廷荃派胡志耕出征，便是考虑到她中西医皆通，便于应对湖北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与胡志耕同行的共5人，其中一位叫南志勇，是一位中医全科医师，李廷荃派他上战场，便因这一特殊身份。提到这位80后，宣传科科长袁晓霞很是自豪，中医全科医师非常难考，我们医院就他一个！
2月18日，山西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整装待发，目的地武汉市肺科医院。临行前，胡志耕并不清楚前方的情况，但从此前收集到的信息看，“炎症风暴”无疑是患者最大的敌人。胡志耕有乃父遗风，习惯从最坏情况做打算，明白“炎症风暴”诱发犹如瀑布，很难控制，西药通常采用激素治疗，副作用大，效果不理想，而中医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虽可以把人体免疫功能调整到最协调状态，抑制病毒繁殖，尽可能避免出现“炎症风暴”，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中医也只能“以毒攻毒”，药物毒性较大，为了安全起见，改口服用药为外用法或更为妥帖。有了这番考虑，临出发前，胡志耕让护士长紧急制作了两瓶外用药，带在身上，以便应急。
第一次穿着防护服穿过医务人员通道进入病人通道，胡志耕感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胡志耕是在兵营长大的，并不害怕，只是觉得那种气氛太过压抑，令人不安。未知的，便可能心存恐惧，医护如此，患者同样如此。即将与患者面对面，胡志耕早已做好打恶仗的准备，可当她真正面对患者时，反倒释然。患者症状大多为咳嗽、气喘，部分伴有便秘、腹泻、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但因为恐惧，患者大多存在焦虑、恐慌、心绪不宁，甚至一夜一夜失眠。病房实行分组管理，一个病区五组，每组三四个大夫，每个班或八小时，或六小时。摸清了情况，适应了环境，胡志耕便琢磨着如何对症下药。但他们所在的肺科医院没有中医资质，一人一方开展治疗并不现实，当时病人虽也在用中药，但都是通治方，患者用后久不转阴，情绪有些急躁。就在这时，冯立忠前来看望医疗队员，携带了一大批省中医院研制的制剂，留给他们便宜使用。胡志耕当即让自己主管的病人用上益气祛毒颗粒，谁知效果出奇的好，有几个病人很快转阴出院。消息传出，有病人找上门来，胡志耕便逗他们，你们谁表现好，我就给谁吃。病人就像孩子，常常会闹点小情绪。有病人需要转区，病人坚决不走，说别的病区没有山西的中药，大家劝说半天，病人提出带两盒山西的药，就转区。胡志耕本想让病人换药改善一下情绪，不料歪打正着，竟收到意外疗效。这件事启发了她，便把自己来时带的药做成贴敷，治疗患者失眠，效果同样明显。胡志耕牛刀小试，初见成效，便与同来的急诊科副主任杨斌商量扩大使用范围，但武汉市肺科医院没有中药房，需要后方支持。他们把这个情况向附属医院作了汇报，李廷荃对此十分赞赏。2月24日下午，副院长乔之龙、高建忠及治未病中心主任陈燕清、针灸一科主任王丕敏、针灸二科主任刘书立与医疗队队长李耀平、附属医院的五位医疗队队员举行视频会议，就贴敷穴位和组方展开讨论，最终确定了11个治疗穴位及具体实施方案。最具中医特色的中药贴敷疗法就这样出炉，医疗队报请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疗组同意，决定由附属医院统一制作后免费提供前方。视频会议一结束，药剂科便组织人员加班加点制药，火速寄往武汉。3月3日，杨斌值班，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天他为隔离病房的患者带来一份来自山西的特别礼物——中药穴位贴敷。
当我们近距离接触到患者时，真正感受到了疫情为他们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的。作为中医人，我们迫切希望用中医药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回忆起那段在武汉“拼命”的历史，杨斌如是说。
通过两日治疗，贴敷疗法效果喜人，尤其失眠贴，最受欢迎。患者用武汉话说：山西带来的中药贴敷已经成为隔离病房里的“尖板眼”（宝贝）啦！
胡志耕一行五人，在武汉战斗了整整42天。其间，他们穴位贴敷患者100余人次，医务人员50余人次。
二、战地日记
南志勇性格外向，谈吐诙谐。出征前，门诊来了一位5岁小朋友，发热，咳嗽，家人三四天没合眼，孩子受到惊吓，哇哇大哭。南志勇见状主动拉起孩子的手，陪孩子聊天，为孩子做小儿推拿，孩子情绪渐渐平稳，体温下降。孩子放松下来，家人也不再着急，很快完成新冠肺炎筛查。南志勇擅长与患者沟通，到了武汉后，除了日常诊疗，他还是患者的“兼职管家”，经常与患者交流病情、拉家常，义务帮特殊隔离患者购买急需品，还把私人联系方式主动公开，随时为患者答疑解惑。南志勇80后式的工作方法得到医疗队认可，效仿者众。业余时间，南志勇还承担起医疗队的部分文宣工作，发表战地日记多篇，被多家自媒体推送： 2月21日周五多云
经过两天的认真学习及严格的前期准备，今天新病区正式开始运作了。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再一次翻看了学习笔记，收拾好东西，7：30接送车准时带我们前往医院，与一起工作的“战友们”顺利会师。
这个新病区在武汉肺科医院11层，开放床位60张，由山西省第十一批医疗队整建制组建，共80名护士，19名医生。其中我们医院包括我、杨斌主任、胡志耕主任都在这个病区。
更衣、洗手、院感老师进行考核、熟悉工作流程及病例书写系统……上午10点多接诊了该病区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我们经过询问病史，会诊后，开出了第一份医嘱单。又接着写病历，开化验……一天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多日积攒的热情和“内功”在我体内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能够接诊到新病区的第一位患者，对于我而言，这既是种缘分也是份殊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内心有些许紧张又异常兴奋，本以为能进病房查房近距离接病例，但考慮到患者病情平稳，为了节约有限的医疗物资，我们采取视频查房的方式与患者进行了第一次沟通。
这里的工作流程非常方便。全程无纸化办公，护士统一审核药方后，由药房按点集中配送。所有的化验结果、影像结果也及时共享。这样有序的工作环境，也缓解了我刚来武汉时的担忧。
工作6小时后回到了驻地，这里有志愿者们设置的免费爱心超市，只要医疗队扫码就可以领取，工作餐的盒饭味道也很可口。
这些记录可能有些琐碎了，其实就是希望关心我们的人可以放心。我们会牢记使命，尽我所能，帮助武汉走出阴霾，待到春暖花开，繁花与共！
网络时代，距离不是阻隔。南志勇人在武汉，却把中医人的一份爱心送到了海外。
李廷荃在一个老乡群看到有人求援，便把南志勇的微信推送给对方。患者姓沈，旅居英国伦敦，3月12日突然发烧，干咳，伴有腹泻，他的多位同事也出现类似症状。沈先生意识到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多次联系社区医生、国民医疗体系，甚至999急救，始终得不到有效治疗。沈先生连续9天高烧不退，体温达39度。情急之下，3月21日，沈先生通过国内家人求救。南志勇视频诊断后，为沈先生开出处方，沈先生服药后第二天体温开始下降，3月26日，体温恢复正常。此后，南志勇继续为沈先生开药调理，直至完全康复。其间，南志勇还为另一位在英国的同胞进行了治疗。沈先生有两个女儿，年龄还小，可以想象，居家隔离期间，面对房间外面年幼的孩子，他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沈先生在写给附属医院的感谢信中说：“医者仁心，南大夫的第一服药，就是信心，让我战胜了恐惧感，孤独感，树立起了战胜病毒的信心，也使我感受到了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不止我的命是南大夫救回来的，而且挽救了我全家人的幸福！多谢南大夫，多谢国粹中医药！多谢贵院培养出南大夫这样优秀的中医大夫！”
4月20日，南志勇回到久违的工作岗位。这一天，他收到一块木质牌匾，上写“中医抗疫，名扬英伦”。这份特殊礼物是沈先生赠送的，当他得知南志勇这天要重返岗位，便特意委托岳父、岳母来到附属医院，当面致谢。
三、“山西做法”
3月13日下午，山西最后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李女士走出晋中市传染病医院。至此，山西133例确诊病例，特别是24例重症、危重症病例全部治愈，且无一例复阳。其中，132例确诊患者服用了清肺排毒汤和益气除瘟颗粒、除湿清肺颗粒、解毒护肺颗粒、葶苈泻肺颗粒、补肺健脾颗粒、益气祛毒颗粒、山卫中克冠1号等中药汤剂，中药使用率达99.2%。山西作为国家新冠病毒肺炎中医药专项应急救治工作四个试点省份之一，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充分肯定。清肺排毒汤应急项目组获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李廷荃作为应急项目组骨干受到表彰。王晞星牵头研制的六个治疗新冠肺炎医疗机构制剂全部获批，是全国该类型制剂品种第二多的省份，且六个制剂全部纳入医保，省中医药研究院（省中医院）也因此被记大功。
5月2日，山西新增的一例湖北返晋确诊病例，也在一周后治愈出院。截至5月14日，31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解除隔离措施。
确诊病人“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出院患者“零复阳”、确诊疑似和隔离医学观察人员“零输出”。山西牢牢守住阵地的同时，还在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有效救治患者方面为全国探索了经验，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简报9次推广“山西做法”。山西用优异的战绩战果，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生命重于泰山”的重要指示，践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初心使命！
这份成绩单无疑值得每个中医人骄傲，王晞星作为领军人物之一，问他可有遗憾，他说，没有去武汉！
医者仁心！
那些日子，郝淑兰一直追随王晞星左右，透过她的出诊日记，可见战“疫”中的“逆行者”是如何负重前行的：
2月15日。下午5：00。电话随访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听说姚某某体温降至正常，升压药减量，再次感叹团队合作的伟大，专家的伟大，中医药的伟大……晚上22：30，整理好发过来的患者CT图片，看着不错，发给王院长了。没想到11：00他又打来电话，询问叮嘱一番，好感动啊！中医人的医者仁心，中医人的生命至上，中医人对职业的敬畏。看了看，晚上11：12分了，还是给冀孝如局长和冯立忠副主任都发了吧，让他们也安安心。
一下午不停地联系患者用药，随访时得知张某某服药后有点泻，请示王院长，如果拉肚子不是很严重（日不超过3次）怎么办。王院长回复，可以继续服，放到饭后。如果饭后还拉肚子，可以减半量饭后服，能促进恢复。
2月16日。上午8：30接光珍副院长电话，总结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情况，又紧急约来李晶主任。幸亏前期有随访，要不还真总结不出来东西。总计8人，其中1人仍危重，1人出院，4人核酸转阴， 4人CT显示好转，有2人未随访到。
冯立忠副主任给我打电话，好惊讶！我们（省）卫健委的好领导、好同志啊，没有身份地位，没有上下级关系，涉及到疫情，可以直接指示任务，为我们的领导点赞。加油！……又跟宋泽民老师一起总结了省里疑似病例的预防用药效果，感觉中药真是棒棒哒，了不起的效果啊。加完班回到家就下午2：00了，感觉很充实。晚上又跟四院的医生护士随访了部分患者。真希望大家都能及早用上中药，让患者早日康复…… 2月17日。上午去了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冯立忠副主任、冀孝如局长以及省内中医专家组成员王晞星、李廷荃、刘光珍、李双全全去了。太原市中医专家组成员也在，还碰到了太原市中医院的王济梅主任等。又给6个患者做了会诊，给前期会诊的患者做了咨询，4个患者核酸转阴，1个出院，1个转普通病房，4个病情转平稳。好欣慰啊，中医确实了不起！努力学习，做一名优秀的中医人。
2月21日。昨晚许主任打电话，第二天一早去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省）卫健委下文，省里要求所有的重症患者，中医必须参与。一早去了，冀孝如局长主持，冯立忠副主任已经去了武汉（2月20日下午），武晋主任委里有事，还有太原市卫生局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员。主要听取了1例危重、3例重症的汇报。张某某危重，邵某某、郭某某、毕某某重症（附病历和处方）。
中午接许主任电话，下午4：00到山大二院，参加（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组织的远程专家会诊，主要对仙桃、天门、潜江的重症患者进行会诊（附病历和处方）。
2月22日。下午2：30在山大二院，远程会诊湖北仙桃重症病例1例，参加人员王晞星、李卉、杨志明、乔晞，主持（人）二院虎子（附病历和处方）。
2月23日。上午9：00，省中医局冀局、郭君伟，组织专家王晞星、李廷荃、刘光珍、李双全、薛晓明参加对核酸不转阴方案的专家论证，谭利国书记参加，郝淑兰记录。整理形成专家论证意见，拟申报抗疫制剂。
整理完这些资料，又把成立省级重大传染性疾病（重点）实验室要的资料整理完整，准备周一发给省疾控中心霍老师。
下午参加在二院召开的远程会诊，会诊患者许某某，核酸（ ）。发热，停用激素发热就反复，肺部炎症加重，影响到心脏（附病历和处方）。
2月24日。（省）卫健委2层（会议室）远程会诊武汉患者，共10人（附病历和处方）。
2月28日。下午2：30出发，去晋中市传染病医院，受（省）卫健委委托，对晋中市核酸不转阴患者进行会诊。（参加人）王晞星、刘光珍、赵惠峰、郝淑兰（附病历和处方）。
2月29日。下午2：30。中午接（省）卫健委中医局郭君伟电话，下午（省）卫健委医政处组织对全省核酸不转阴患者进行远程会诊，共21例患者。点名要王晞星教授参加。约了光珍（副）院长，下午2：00出发，去（省）卫健委2层（会议室）参会。还有西医同仁5位，共8人参加。分别给4位患者开了中药，其余服用省药监局已经批准的制剂颗粒，我们医院统一配送，将需要的信息发送给郭君伟。又是忙碌的一天，上午门诊，下午会诊（附病历和处方）。
3月6日。晋中市传染病医院赵维洪院长打电话，约王院长、刘院长会诊患者。下午3：00，在手机远程下跟燕大夫约好，会诊患者3人，目的是促进核酸转阴（附病历和处方）。
3月7日。省委领导听取王晞星院长的汇报。
远程通过医院援鄂医师段淑琴，给湖北患者开中药。后随访，该患者别某，已由危重转轻（附病历和处方）。
……
四、“三药三方”
无独有偶。全国中医人在武汉的壮举，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率领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截至3月30日，他们共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8人，140人治愈出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愈率89%。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带领的中医团队，整体接管江夏方舱医院，收治了567例新冠肺炎患者，无一例患者转为重症，无一例患者出舱后复阳。
张伯礼频频出镜，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曾讲过这样一番话：中医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有有效方案。张伯礼说得很委婉，他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中医药就是特效药，能够治好新冠肺炎的药就是特效药。
2月2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余艳红介绍，张伯礼院士、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团队在武汉的102例临床对照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轻症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缩短2天，体温恢复正常时间缩短1.7天，平均住院天数缩短2.2天，CT影像好转率提高22%，临床治愈率提高33%，普通转重症比率降低27.4%，淋巴细胞提高70%。黄璐琦院士团队在武汉的临床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患者，住院天数、核酸转阴时间平均缩短2天以上，血氧饱和度明显提升，脱离吸氧时间缩短，淋巴细胞百分数、乳酸脱氢酶等理化指标明显改善。
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发布会，张伯礼院士、黄璐琦院士、刘清泉教授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等出席。余艳红在会上介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人第一时间上场，彰显了特色优势，贡献了重要力量。一是从全国调来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有院士3人，专家数百，中医药援助队伍规模之大、力量之强，前所未有。二是轻症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在武汉疫情暴发早期，许多疑似病人在隔离点等待确诊，通过及时给予中药汤剂或中成药，有效缓解了病情发展，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压力。三是推动科技攻关，对已纳入第五、第六、第七版诊疗方案的中成药和方剂进行了临床疗效的同步观察，已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余艳红还指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五、一方一世界
王晞星常年写方子，右手患了“网球肘”，即肱骨外上髁炎。病因是前臂反复屈伸，导致伸肌总腱劳损撕裂，出现肱骨外上髁明显疼痛及前臂无力，用力提重物或旋转前臂时疼痛加重，有的甚至会出现拿东西时突然掉落的现象。人如机器，反复劳作会磨损，即便医生也有职业病。王晞星的“网球肘”显然与网球无关，他上午出门诊七点半准时到诊室，查房常常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如果第二天上午出门诊，他很早便会歇下，即便医名在外，依然如此，他要确保精神饱满——与朋友小聚，也随身携带处方笺，他这个病叫“处方肘”或更准确。王晞星是个工作狂，最不理解人为什么可以不干活，更不理解当领导怎么可以不负责任。王晞星还是个完美主义者，若做普通员工，他一定是最自由但不散漫的那一个，若当领导，他一定是最严厉但不整人的那一个，管理王晞星这类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压担子。当了院长以后，若无门诊，王晞星早上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工地。盖门诊综合楼、住院部，王晞星是“总设计师”，还是“总监工”，从不迟到早退。院长自律如斯，员工不敢懈怠，那些年，省中醫院迟到早退现象几乎绝迹。 王晞星不抽烟，少量饮酒，每天傍晚快走8000步。退休后，若无特殊状况，下午五点半准时穿行在汾河公园。省中医院对面就是迎泽公园，问他为何舍近求远，他说迎泽公园熟人太多，一路上都是打招呼的人，无法安心走路。要么不做，做便一心一意，心无旁骛，这就是王晞星。我跟着他去过汾河公园，他的速度几近竞走，我上下班步行已有10年，竟跟不上他的节奏。从北中环桥到摄乐桥，在摄乐桥下的空地上喘口气，做十分钟颈椎操，再原路返回，往返约6公里，用时不到一小时，似在与时间赛跑。健步走后，王晞星有时会到朋友的茶社喝喝茶，写写字，看似闲散，其实，他根本闲不下来。别人习字是一笔一画，王晞星却喜欢观摩整体再落笔，与他诊病如出一辙。那一天，王晞星挥毫写下的是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
尝读《内经》至《方盛衰论》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曾不瞿然起，喟然叹轩岐之入人深也！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戞戞乎难之矣。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
……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医学家。少时擅长文学，淡于仕途，后因病习医，著有《内经知要》《医宗必读》《删补颐生微论》《伤寒括要》《士材三书》等。《医宗必读》成书于1637年，计有10卷，包括医论、内景图说、诊断、本草、病机等，论述36种病证诊治及医案，内容简要，选方实用，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医学入门书。退休之后，王晞星莫名喜欢上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感慨自己花甲之年才会看病，内心柔软的一面表露无遗。有一段时期，每每见到王晞星，他都会忽然提到《不失人情论》，喟叹顺应之人情与迁就之人情的微妙，心境与忙碌时明显有别，或者说，已非医者或管理者心态，而渐入智者之境。王晞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拿便轰轰烈烈，放便满眼空旷。或许，那些年走得太快了，根本无暇顾及路边风景，现在终于慢下来，终于有时间跳出医者看医者，便有豁然之慨，对生命也愈发敬畏;何况，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的不只是寻常百姓的生活，更有医者的生活，王晞星对医者不只醫病，还应医心、医人有了更深一番体悟。
茶社的墙上挂着几幅字帖，是王晞星前不久写下的新冠肺炎全周期药方。这组“特殊药方”已被省博物院“预订”，省博物院还专为王晞星设立专题，收藏他抗疫期间用过的物件。在当下，那些物件还属于新鲜事物，若干年后，无疑将成为文物。王晞星业余也搞些收藏，但并非为了增值，更未想过自己用过的东西也会成为藏品。王晞星的收藏不是个人爱好，而是职业爱好，准确地说，是中医药爱好，藏品也多与中医药有关。自当上院长那天起，王晞星便留意起与中医药有关的老物件，建门诊综合楼时还预留下一层，那时候，很多人不明白王晞星要干什么，而现在，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一座现代化的中医院，还留下一座“古老”的中医博物馆。王晞星是个医者，却在日常中淘回一座博物馆来，且馆中藏品大多是赠品：一部分，是省中医院前辈或家属捐献的;一部分是他看中某件藏品后找朋友“化缘”购买来的，而他给朋友的回报仅是在赠品下方刻上人家的名字;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王晞星自掏腰包的。2017年10月30日，省中医院建院60周年纪念日，中医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从旧石器时期的石斧、砭石、药碾、陶釜、针灸用具锥形器，到新石器时期的黑陶杯、玉猪龙及春秋时期的熏炉、战国时期的药杯，再到与《伤寒杂病论》同时期出土的汉代木牍、唐代的煎药锅、药碾和扁鹊行医图拓片，陈列文物有600件之多。尤其碾槽、黑陶杯、砭石、汉代木牍、扁鹊行医图拓片、线装古籍等，既是无价之宝，也是镇馆之宝。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不懂考古的人的手笔。
当然，在这座博物馆里，还有人物和药材，譬如伏羲画八卦、伊尹制汤药，譬如医缓医和、金元四大家、巾帼医家义姁、大贤名医傅山，以及党参、连翘、黄芪、龟龄集、定坤丹等。还有省中医院的发展历史和王晞星的墨宝。
书法与中医同为中国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中国式果实，所谓“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自古以来，这四样东西同为中医人的标配，意思医道高明之外，还要有好的“笔头”“口头”和“派头”，而“笔头”居首，可见古代医家对书法何等重视。或为相，或为医，儒医向来不分彼此，大儒之人笔下方药字帖屡见不鲜，譬如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张旭的《肚痛帖》、苏东坡的《覆盆子帖》、黄庭坚的《方药墨迹》等。同样，名医是书法大家也不在少数，远有葛洪为天台山摩崖石刻所书“天台之观”，被米芾称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近有傅山为晋祠千年古柏所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款，风格遒劲，气势磅礴，为晋祠三绝之一。清代名医何鸿舫（1821—1889）凡处方必亲手书写，不假于弟子。何鸿舫书法超拔，时人获其处方珍若拱璧，日本人来沪收购，一纸值银圆10枚，少亦四五枚。丁甘仁的弟子程门雪（1902—1972）曾为《何鸿舫编年药方墨迹》题诗曰：“每于烂漫见天真，草草方笺手自亲。不独医林仰宗匠，即论书法亦传人。”沪上名医顾筱岩（1892—1968）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很多病家延医之先，常常先借其方子一看，以度学问深浅、医道高低。凡顾筱岩入门弟子，晨起必先习字，临写字帖批阅合格后方可读医书，此为定例。“书为心画”“医者意也”，书法与中医息息相通，一脉流传。譬如“永”字八法有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笔墨强调筋、骨、血、肉、精、神、气、脉，中医八纲有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方药运用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书法追求疏密开合、浓淡枯湿，中医讲究阴阳五行、寒热温凉。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内容、行笔、情感和谐统一，中医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即天人合一、形神兼养、动静结合。即便技法，书法运笔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横画直起、欲快先慢、欲扬先抑、无往不收，中医处方则上病下取、阴中求阳、提壶揭盖、逆流挽舟、甘温除热、引火归原。书法和中医同宗同源、同气连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两味地道的中国“药材”。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上世纪以来，山西也多次发生疫情。1917年—1918 年，山西鼠疫流行，北京至山西丰镇的铁路交通一度暂停。其时，名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人与西医协同防疫，效果显著。1924年，太谷流行“烂喉痧”传染病，“青年儿女一经传染，医治罔效，夭折者不胜计”。太谷中医冯世泽用平生所学，救治“烂喉痧”患者无数。这一年，山西还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3名医生，中西医结合主持防疫，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
而上溯2000年，中医曾经受各色疫病的千锤百炼。
张仲景人称医圣，与神医华佗齐名，但在汉末三国并未受到史家重视，陈寿《三国志·方技传》、范晔《后汉书》对华佗毫不吝啬笔墨，对张仲景却只字不提，颇耐人寻味——《方技传》以善技者为传主，华佗故事本就极富传奇色彩，倒也好理解，《后汉书》莫非也将古人最看重之“道”置于脑后吗？总之，这是个谜，但谜在其人，而非其书。太医令王叔和（201—280）从残章断简中整理出《伤寒杂病论》伤寒部分，原作便被拆解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不经意间，传世之四大医学经典张仲景实占其二，这也算对张仲景的补偿吧？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经典一分为二实不得已而为之。王叔和名熙，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两城）人，魏晋脉学大家，所著《脉经》序中曾赞张仲景曰：“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在《伤寒论》前言中，王叔和仅寥寥十二字，便概括了张仲景生平和著书大事：“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述”。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曾任长沙太守。东汉时期，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旱灾、蝗灾、地震接踵而至，灾后大疫如影随形。《古今注》记曰：“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至汉桓帝，疫病更频。据《后汉书·五行志卷五》记载，从公元119年至公元217年的近百年间，大疫流行10余次，仅一次发生于初夏，其余皆为冬春：安帝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大疫;安帝延光四年（125）冬，京都大疫;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二月，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桓帝延熹四年（161）正月，大疫;灵帝建宁四年（171）三月，大疫;灵帝熹平一年（173）正月，大疫;灵帝光和二年（179）春，大疫;灵帝光和五年（182）二月，大疫;灵帝中平二年（185）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每逢大疫，必有大医。张仲景便是为这八个字生的，他亲身经历过东汉末年8次大疫，疫情发生时间或为春节，或为春天，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所谓“风为百病之长”，张仲景便把痢疾、霍乱、麻风等瘟疫统统归结为伤寒，顶风冒雪，写下《伤寒杂病论》。
今人对《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火烧赤壁的故事也妇孺皆知。但这都是“演义”，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其实并非为孙刘联军所败，而是为疟疾、痢疾、血吸虫病等时行瘟疾所累。曹操曾写信给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个“横”字足见曹操多么不服气。然时也运也，曹操父子一生似乎注定为瘟疫所困，记录疫情的诗文也多。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写信给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徐、陈、应、刘指“建安七子”之徐干、陈琳、应玚和刘桢。不久，王粲也疫死于曹操征吴军中，阮瑀也染疫而死。总之，除了孔融为曹操所杀，风流倜傥、潇洒俊逸、特立独行的“建安七子”，竟有六人死于大疫，这该是何等惨烈？！曹植《说疫气》记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据《东汉会要》卷二十八记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1607万余，人口5006万余，到三国末年的魏景元四年（263），魏蜀吴三国合计户数不到百万，人口537万余，仅十存其一，确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张仲景家族也在劫难逃，他在《伤寒论》自序中记曰：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七。
瘟疫肆虐年代，家国不幸医家幸，張仲景硬生生被瘟疫逼成一代旷世名医，令人不胜唏嘘。张仲景10岁师从本郡名医张伯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久慕扁鹊之名，“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张仲景游历各地，历经十年，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参照《汤液经法》等经方典籍，著成我国首部临床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16卷，其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其人被誉为“经方大师”。张仲景当官政绩平平，行医却声名远播。据《长沙市志》记载，汉时官员不得随意出入百姓家，张仲景承袭家门、做长沙太守时，便发布了一则公告，规定每月的初一、十五为出诊日。每到这一天，张仲景大开衙门，不问政事，亲坐公堂之上为百姓望闻问切，渐成惯例。张仲景此举被世人传为佳话，还因此成为史上首个坐“堂”医生，后人开设医馆多以“堂”为名，便是对他的致敬。
王叔和所整理的《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原书杂病部分没了踪迹。800年后，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书库发现一本“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其中一部分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则是论述杂病的。名医林亿、孙奇等奉宋仁宗之命校订《伤寒论》，将其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便更名为《金匮要略》，计25篇，载方262首。《伤寒论》《金匮要略》在宋代得到校订和发行，除却重复药方，两书共载药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此外，张仲景还著有《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15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张仲景口齿论》等。上述书目，有的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 晋代葛洪（284—364）堪称传染病防治的先驱。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镇江）人，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顾名思义，便是置于手边随时翻阅的救急方，书中对伤寒、霍乱、时气等传染病作了详细记载，并备有治疗方药。葛洪专注急性传染病，古人称之“天刑”。葛洪认为急性传染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疠气。葛洪所记“天行发斑疮”是世上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用青蒿治疗疟疾启迪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古人对狂犬病束手无策，葛洪推断疯狗咬人定是狗嘴里有毒物，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以毒攻毒”呢？葛洪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狂犬病人伤口上，果然见效，这一做法比欧洲免疫学家巴斯德早了1000年。葛洪还对“尸注”（肺结核）、“沙虱毒”（恙虫病）进行仔细观察，记录于案，可惜这样的微生物学思想未能及时光大。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20卷、《外篇》5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另有《金匮药方》100卷、《肘后备急方》4卷，惟多亡佚。
孙思邈（541—682）是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人称“药王”。孙思邈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因病从医，好老庄学术。隋开皇元年（581），孙思邈见国事多端，便隐居终南山，寻医问药。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而将自己所著临床医学冠名为《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孙思邈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比英国人用砒霜所制“孚勒氏溶液剂”（亚砷酸钾溶液）早1000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孙思邈入长安，见他70多岁竟如同少年，感慨“故知有道者，羡门、广成岂虚言哉！”赞其“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孙思邈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孙思邈曾远涉十余省寻求因战乱散失的《伤寒杂病论》，直到80多岁才找到比较完整的抄本，随即收入《千金翼方》中，其《大医精诚论》为后世中医人行为指南。
及至宋代，儒医盛行，学派林立。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人，被誉为“北宋医王”。庞安时出身医学世家，旁涉经史百家，最难得的，是他排除理学干扰，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庞安时治伤寒从病因、发病入手，认为伤寒是“寒毒”，只因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指狭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证候。庞安时著有《伤寒总病论》，提出的“五脏温毒”辨治理论对温病学影响颇深。庞安时与苏东坡交情甚笃，苏东坡好墨，庞安时便从患者那里讨来祖传名墨转送苏东坡，换苏东坡的字。苏东坡以为自己捡了便宜，逢人便说庞安时医术高明。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号近泉，真州（今江苏仪征）白沙人。许叔微屡试不举，遂弃儒习医。建炎元年（1127）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为百姓诊治，十活八九。后许叔微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绍兴二年（1132）中进士，因不满高宗苟安江南，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与抗金名将韩世忠过从甚密。岳飞被害后，韩世忠自请解职，移居苏州，常渡太湖访许叔微。许叔微专研《伤寒论》，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认为“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许叔微一生著述颇丰，辑有《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10卷、《续本事方》10卷，均收入《四库全书》。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并有《治法》《辨证》《翼伤寒论》《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书问世。郭雍（1106—1187），字子和，祖籍河南洛阳，出身儒门，其父师承程颐，专研《周易》。郭雍隐居峡州（今湖北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間（1165—1173），湖北帅张孝详多次向宋孝宗举荐他，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宋孝宗知其不愿做官，便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郭雍有感于《伤寒论》残缺，便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年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一时洛阳纸贵。
李东垣（1180—1251）又名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首创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所提倡的从补脾胃入手而固护正气之说，便是最早的人体免疫学。李东垣富甲一方，曾师从张洁古，以为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易致脾胃受伤、正气衰弱，引发多种病变。在治法上，李东垣重视调理脾胃和培补元气，扶正以驱邪，所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流传较广。李东垣精通医术，但不行医，晚年收徒罗天益，将一生之学悉数传授于他。1257年，罗天益悬壶仲景故里邓县，其时多雨，民多痢疾，罗天益不避腥臭，以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加减，愈民甚多。罗天益撰写《卫生宝鉴》时，还把邓县采集到的治痢效方白术安胃散和圣饼子方收入其中。
明末清初，因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南方是重灾区，新的医学思想便应运而生，譬如温病学术的奠基人吴有性及其后的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温病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民疠温病”。《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论》也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其后，晋代王叔和、葛洪，隋代巢元方，唐代孙思邈，宋代庞安时、朱肱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对温病进行了阐释。朱肱（1050—1125），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历任雄州（今属河北）防御推官、知邓州（今河南邓县）录事、奉议郎，后人称其朱奉议。朱肱以为“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若识其名，纵有差失;功有浅深，效有迟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湿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朱肱将伤寒与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等病名区分开来，以为“名定而实辨”，才可“因名识病，因病识证”，而治无差误。朱肱潜心研读《伤寒论》，设问究疑，“考古验今，首尾二十一年”，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撰成首部著作《无求子伤寒百问》，刊行问世。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经过整理修补，增为20卷，重新命名为《南阳活人书》。朱肱开创了以方类证、以证论方的先河，认为天行温病与异气有关，既可随时而发，又可伏而后发，季节不同则证型不同、治法有别。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约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卒年不详，明洪武十六年（1383）尚在，江苏昆山人，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诗人。王履为朱丹溪门人，尽得朱氏之学，《古今医统》称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王履在临床研究中承袭《黄帝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思想，以感邪的即病与不即病，指出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 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以归咎于仲景之法，而委废其大半也。吁，可谓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
王履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关于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认为温病与伤寒是不同的两类疾病，在治法上则应“治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让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伤寒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王履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一卷行于世。王履由书传人，以温病学说的先驱者名留青史。
明崇祯年间，一场瘟疫席卷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苏南等地。疫情凶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无一口仅存”。众生求神问卜，无济于事，疫病流行，益愈猖獗。其时，医家或用治疗伤寒病之法，或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导致病情迁延或转危重，枉死者不计其数。
每逢大疫，必有大医，温病学术创始人吴有性的横空出世再次验证了这一规律。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号淡斋，江苏吴县洞庭东山人。目睹疫病流行之惨状，吴有性放弃科举，绝意仕途，深入疫区，登门串户，查疫情，察症状，记录、分析、研究病情，于1642年撰写了《瘟疫论》。《瘟疫论》分上下二卷，分列85个论题，全书以随笔札录方式阐释疫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及辨证论治的原则、方法，揭示了疫病的传染方式、入侵部位和传变特点，创立了疏利膜原、分消表里的治则。吴有性提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募原（即膜原）……”之说，认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在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外又创戾气之名，强调温病与伤寒决然不同。吴有性突破六气致病之说，肯定“戾气”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颠覆了传染病病原的传统观点。吴有性针对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及疟疾、痢疾等瘟病一一分辨论述，论著制方，尤以达原饮、三消饮著名。《瘟疫论》为我国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瘟疫论》成书不到两年，便有印本刊行，嗣后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康熙年间，日本医家也翻刻了这部著作。但在那时，医家多受“尊经”观念束缚，不敢直面温病，只是强调温病与伤寒不同。清初以后温病学说日趋成熟，迨至叶桂《温热论》问世，宣告了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吴中温病学派的诞生。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叶桂少承家学，“神悟绝人”，18岁前先后拜师周扬俊、王子接等17人，“师门深广”。叶桂精于家传儿科，在杂病方面，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叶桂善治时疫和痧痘等症，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叶桂大胆创见，认为伤寒一症由感受风寒所致，而温病的病因则是温热之邪，指出伤寒病邪从皮毛腠理而入，《温热论》开宗明义的十二个字“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途径，为外感温病之纲领。在治法上，叶桂认为伤寒在表，用辛温发汗，疏散风寒;温病在表，则用辛凉轻清，透泄热邪，以顾护津液为主。叶桂将温病病变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诊断方法，制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弥补了仲景之缺。叶桂治学宏搜博览，精细严谨，认为“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为医却不喜以医自名，临终前曾告诫儿子：“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叶桂生前忙于诊治病人，无暇亲笔著述，存世的医学著作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人搜集、整理的，《温热论》之外，还有《临证医案指南》《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在清代以前，中医论治热病大都沿用《伤寒论》，吴有性《温疫论》虽把伤寒与温疫分别对待，但并未分清温疫、温病的界线。叶桂首次阐明温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和传变规律，明确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突破了“伏寒化温”的传统认知，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乾隆后期，江南又出现了一批温病学家，佼佼者有吴瑭、章楠、王士雄等，他们都是叶桂的私淑弟子。吴瑭，字鞠通，江苏淮安人。1793年，京都瘟疫大行，吴鞠通深研张仲景、吴有性、叶桂的相关学说后，经过临床实践，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确立了“三焦辨证”理论体系，所著《温病条辨》成为温病学代表之作。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章楠是明确提出“辨证论治”一词的第一人，也是集中医体质学说大成的第一人，针对伤寒和温病认识之混乱，他提出将温病按照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瘟疫分列证治。对于伏气，他建议改称“伏邪”，因为气是邪正的总称，能病人的，应称为邪。对暑邪的性质，他总结出“暑因湿火郁蒸而气浊，由口鼻吸受，蓄于膜原，流传三焦，必归脾胃。治法不独异于伤寒，亦与温热迥别”的系统认识。章楠所著《医门棒喝》对温病学说做了整理和发扬，此后，王士雄所著的《温热经纬》即以此书为依据。王士雄，字孟英，浙江盐官（今属海宁）人。清道光年间，江浙霍乱流行，王士雄前去救治，所著《霍乱论》次年刊行，时年仅31岁。同治元年，上海霍乱流行，王士雄又迁居上海研治疫病，所著《温热经纬》奠定了他温病学家的地位，世人赞其“二十年间战霍乱，两部专著盈桔泉”。
温病学派诞生于江南有其特殊原因。其一，明清两代由于城市发展和人口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78400余人，因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迫使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其二，南方地理环境特殊，尤其江浙一带，湖河渚泊，地处卑湿，四季分明，气候却又较北方溽暑，造成江南多温病，江南医家多了治療温病的实践机会，以吴有性、叶桂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便在江南异军突起。吴有性所著《瘟疫论》堪为温病学术奠基之作，叶桂所著《温热论》为温病学说提供了理论和辨证基础，标志着中医学防疫正式从张仲景的伤寒时代进入吴氏的温病时代。紧随其后，温病学专著迭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有薛雪所著《温热条辨》、何梦瑶所著《伤寒论近言》、杨栗山所著《伤寒温病条辨》、熊立品所著《瘟疫传症汇编》、余霖所著《疫诊一得》等。众医家前赴后继，接力开创了中国疫病防治新纪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医人手中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便是温病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防治传染病屡建奇功。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葛可民经用仲景白虎汤加减，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蒲辅周用温病学说作指导，创立“乙脑”治疗八法，疗效达90%，周恩来赞其“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近20年间，米伯让22次深入疫区，治疗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麻风病和传染性肝炎、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创造了中医药治疗钩体病疗效达到99%的纪录，所著《中医防治十病纪实》堪为当今经典。
七、人才
青年路上的银杏叶子又绿了。
我喜欢银杏树的叶子，叶形扇状，叶脉细密，看似槐叶，却又不同。槐叶叶脉横生，形状窄长，不似银杏叶饱满。秋风一起，槐叶便落满尘埃，憔悴而黯淡，银杏叶却依然青翠而干净。国槐是山西的省树，几乎植遍整座太原城，旧街巷里百年古槐有之，千年古槐也有之，但最有名的，还是晋祠唐槐。而在当下，几乎每条街道皆可见银杏树，国槐大有被其取而代之之势。晋祠有两棵银杏树，为明代重臣王琼所植，一雌一雄，分立王琼祠左右，开绿花，结白果，被称为连理银杏，虽无法与圣母殿东西两侧的龙凤柏相提并论，距今也500多年。青年路上的银杏还年轻，也就十多岁的样子，与晋祠那两棵古树相比，叶子更圆润一些。银杏是中生代孑遗稀有树种，已在地球上存活2.7亿年，在常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种景观，但在医家眼里，它的叶片和果实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银杏，宋初始著名，而修本草者不收。近时方药亦时用之。其气薄味浓，性涩而收，色白属金。故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缩小便。生捣能浣油腻，则其去痰浊之功，可类推矣。其花夜开，人不得见，盖阴毒之物，故又能杀虫消毒。然食多则收令太过，令人气壅胪胀昏顿。故《物类相感志》言：银杏能醉人。而《三元延寿书》言：白果食满千个者死。又云：昔有饥者，同以白果代饭食饱，次日皆死也。
果叶食之，疗愈疾病。万物予人，不拘名状。世间药性，天始人成。医家的眼光总归与常人不同，万物不只是风景，还多为药材。
之前，青年路东边的路牙子上长着几丛连翘，黄花开时，很多人把它们误作迎春花。其实，它们是连翘，是一味常用药材，性味苦，微寒，归肺、心、小肠经，能解毒、消痈、散结，为疮家要药。迎泽公园也植有几片连翘，我老家的山上也野生着许多连翘。可不知什么时候，青年路边的连翘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海棠。
各领风骚数百、甚至数十年，树木如此，人如此，文化也如此吗？在《黄帝内经》中，岐黄之对答其实阐释的是人之生长，即人应该怎样好好长大。人如植物，自有生长规律，循规蹈矩便欣欣向荣。人亦如植物，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病而得治，人情使然。所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仅是时间顺序而已，并非要分出高下。或曰，在岐黄看来，医者只不过应先治未病，再治欲病，最后治已病，仅此而已;至于医术，岐黄显然不会去分三六九等的。
1985年夏天，我即将大学毕业，和同学乘坐3路电车去迎泽公园拍照。从山西大学校门口坐到并州西路口，下车后步行到公园东门，路经省中医研究所。我是学化学的，那时对研究所一类的单位很是敬仰，便透过铁栏大门多看了几眼。三层混砖结构的门诊楼，低矮陈旧;院子不大，周边种有几株柳树;院墙不高，大门两侧的水泥柱上各安装了一盏路灯。如果不是同学指点，如果不是大门两侧的牌子——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山西省气功按摩保健中心——我是不会注意到它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省中医研究所，几十年来，它在我的脑海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一年，王晞星也大学毕业。他读的是山西医学院中医大学班，比普通院校多读一年。讲起大学校园里的往事，王晞星回忆说，毕业答辩那天下午，他和同学跑到迎泽公园拍照去了。名为答辩，实际上是面试，成绩优秀者可以留校。王晞星是班长，班主任张达信很器重他，希望他留校，可他想回老家稷山，县卫生局的领导还专门跑到学校，劝他回去。那天下午，张达信在校园里到处找王晞星，却怎么也找不到。天快黑时，王晞星才返回学校，张达信好一顿埋怨后，告诉他，己跟主持答辩的老师说好，第二天可以单独为他再举行一次面试，希望他好好把握。王晞星拒绝了张达信的好意，仍想回稷山。张达信说不通，副校长韩忠又找上门来，他劝王晞星说，你想回稷山可以，不过，以后若是后悔了，我可没本事把你弄回太原来。又说，你如果留在太原，想什么时候回稷山就什么时候回，容易得很。王晞星有些犹豫，同学赵雯也劝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赵雯轻描淡写一句老话，终于让王晞星下了决心，他决定留在太原，但没有留校，而是去了省中医研究所。无疑，这是王晞星的一次重大人生抉择，帮他做出选择的不只韩忠，还有赵雯。赵雯毕业后去了北京，王晞星再也没有见过她，但至今仍记得她说过的话。转眼35年过去，假如王晞星当年回了稷山，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全国名中医王晞星。对此，王晞星心存感激，或许在他心里，觉得自己还欠老同学一声当面谢谢。
往事如烟，人生中的每个坎都是疑难杂症。所谓命运，不过是某味药用或不用、用多或用少般的抉择。
想起35年前的故事，王晞星与我相视一笑。我不知道，我去公园那天是不是王晞星去公园那天，但从时空上判断，那是他与我最有可能交集的一天。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随着气温回升，青年路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路边的银杏叶子被阳光一照，很像人的眼睛。尤其这个春天，银杏叶子看上去就是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的眼睛，清澈，干净，会笑。
王晞星也长着一双会笑的眼睛。戴着口罩时，王晞星眼镜片后面、口罩上面的目光也是笑的，不过，他的笑很可能是职业习惯。问诊时，王晞星的目光会微微斜向下看，这肯定是常年把脉养成的职业习惯。如果摘掉口罩，王晞星的嘴角也是挂着笑的，在患者眼里，王晞星就是个和蔼可親的“老中医”。但早年跟着王晞星到肿瘤科一起创业的护士长杨晋田谈起对老领导的印象，却不很确定，或者说，有些矛盾。王院长很少骂人，可我们见了他都有点怕。问她为什么怕，杨晋田想一想说，我也说不出来，不怒自威？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反正他往那儿一站，就自带气场，他当科主任的时候，很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却没人敢偷懒。郝淑兰也说，王院长没退休之前，我们没事从不去他的办公室。退休以后，很多年轻人都主动去找他，想跟着他学习。我问是拜师吗？郝淑兰说，也不是，中医师徒关系要求很严，要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的，算跟师吧。 山西本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归零以后，王晞星又回到门诊楼302室出门诊，但戴着口罩。当然，他的徒弟南晓红和跟师学生也戴着口罩，诊室外排着长队的患者也戴着口罩。一位老太太坐着轮椅进来，进门便大声问道，王院长，还记得我不？王晞星笑一笑，你嗓门那么大，怎么能不记得？中医回头病人多，疫情暴发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医院如今回归正常，见面如此打招呼，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当然，也有欢喜。
王晞星记性好，触觉更好，他的手机常年处于振动状态，他用坏的手机都是振动出了毛病。王晞星出诊时把手机往旁边一扔，不愿受到任何干扰，但手机每次振动他都能感觉到。不过，王晞星最好的还是悟觉，他告诉我，看病是有节奏的，一旦打断，需要重新看三四个病人才能找回来。王晞星每周二、四、五上午出门诊，需提前半月预约，每次网上放号80个，都是秒光。王晞星每次出诊至少五个小时，诊断不会少于90人，多时超过百人，这额外超出的部分都是外地的。外地人看病吃住开支大，王晞星将出诊时间延长到中午一点多，这延长出的时间便是留给他们的。王晞星每次出诊都带六七个学生，有负责先期“闻、问”的，有负责写方子的，有负责留存资料的，而他只管坐阵中军帐，“望”患者一眼，便开始切脉，看片子，诊断速度很快，短则三分钟，长则五分钟，疑难症者不超过10分钟，诊断后当场口授处方，南曉红随他出诊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处方。快，但绝不敷衍，王晞星习惯左手诊脉，右手扣住患者的手，仿佛钢琴师抚摸琴键。中医看病医患要“亲密”接触，医者的每个微小动作对患者都是一种心理暗示，看似不经意，却给患者安慰和信心。王晞星行医40多年，一直坚持一人一策，随证化裁，注重体质、病症、症候相结合，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方，即便一方多治，个中也有些微差异。王晞星半天开处方一百个左右，从不重复，所谓一人一证，一证一方，这是中医最精妙之处，也是王晞星的执业规矩，雷打不动。中医归根结底讲的是道，所谓 “谨道如法，长有天命”（《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病理九九归一，患者却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尤其于疑难杂症患者，岂可百人一方、千人一药？但这也是中医最难把握之处，须有悟性，要有阅历，故而有“老中医”之说。王晞星诊脉如抚琴，脉搏跳动仿佛音乐回旋，病症不过是琴弦上的杂音，或强或弱，时隐时现，须细心体察，因而有节奏之说。王晞星对药材也异常敏感，他每写下一味药，眼前便会出现这味药生长时的样貌、根部的样貌，甚至能看到药物在病人体内的运行。他每写下一个处方，眼前便会出现一座立体森林，植物的、动物的、矿物的。每个病人在他眼里都是一个生命体，每味药在他眼里也是一个生命体，一张处方落下，便知疗效如何。肿瘤科主任刘丽坤是王晞星的大学同学，她曾问过王晞星，你是不是开好方子，就知道能不能治好病？王晞星点头称是，说，如果开方子时犹豫，治疗过程大多会反复。刘丽坤轻易不佩服谁，对这位老班长却心悦诚服，她当年放弃老年科的优厚待遇，跟王晞星一起创建肿瘤科，就是因为信任。从学生，到主任，到院长，从学徒，到医师，到大师，说起王晞星，刘丽坤很是感慨，不管什么资历，不管什么背景，从他当院长那天起，就没人为难过他，人在他面前，就像药在他面前一样，都很听话。
王晞星当院长13年又两天，中医院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作为过路者，我也经见了它的外部更迭。
十年前，我搬到大营盘附近住，上下班步行要横穿迎泽公园，要从公园东门进出。进公园前要路经一片工地，出东门时会看到一片工地，这种状况断断续续持续了六七年。那片工地便是新建中的省中医药研究院，从前的省中医研究所。印象中，那一带一直被围着，青年路上的唯一进出口，早晚都会堵车。
我来来去去六七年，一直从旁边经过，却没有进去过。
南沙河快速道开通以后，我穿越迎泽公园改走南门，青年路去得少，也未在意工地消失后的省中医院是个什么样子。那些年，城市到处都是工地，我没有精力关心如此层出不穷的变迁。直到这次采访，我才走进那座大院，才发现它早已脱胎换骨。或者说，我记忆中的那个大院叫中医研究所，现在这个大院叫中医药研究院。是的，由医而医药，由所而院，名字虽早变更了，但这次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临青年路是古色古香的门楼，上写“山西中医院”;临并州西街是门诊楼，高23层;院东综合楼与门诊楼相连，也是23层;院南是住院部，高19层。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建的，当时设计师问王晞星想把医院建成什么样子的，王晞星说，远看像医院，近看像中医院，走进楼里，是现代化的中医院。这番话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管理思想，与中医理论倒有几分相似。王晞星主政13年又两天，门诊和综合大楼投资3.8亿，住院部大楼投资1.8亿，医疗设备投资3亿，离职时账上还趴着2.6亿。我问他给这里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他却说：人才！
（本书即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赵树义，1965年生，山西长子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虫洞》《虫齿》《灰烬》《远远的漂泊里》《低于乡村的记忆》《且听风走》等。著有长篇小说《虫人》。《虫洞》获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
胡志耕在新疆乌鲁木齐出生，在青海西宁长大，是一个说走就走的“逆行者”。
胡志耕是附属医院心病科主任，祖籍沁源。父亲胡雨1930年出生，是个孤儿，在太岳中学长大，15岁参军，16岁入党，1947年随陈谢大军过黄河，成长为一名译电员。1950年，胡雨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当时负责与中央联络的仅二人，他是其中之一。紧接着，胡雨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任司令部机要员，见过彭德怀、毛岸英。从朝鲜战场归来，部队安排胡雨在南京军委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在长沙高级工程部学校学习两年半，之后转战酒泉导弹卫星发射基地，任特种工程兵司令部保密室主任。胡雨戎马一生，耿直倔强，胡志耕跟着他走南闯北，漂泊不定，骨子里遗传了父亲的基因。1979年，胡雨转业地方，胡志耕随父回到山西，考入太原十五中，住在太原水西关南街。当时去派出所上户口，住的地方没有街名，警察有些作难，胡雨卻很爽快，有什么难的，在水西关街南面，就叫水西关南街吧。于是，太原市就有了一条个人命名的街道，当时很偏僻，现在却是城市中心。
1987年，胡志耕高中毕业后考到山西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胡志耕学的是西医，却被分配到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中医临床。胡志耕习惯了西医的线性思维，遇到喜欢横截面看问题的中医，怎么都转不过弯来。2008年，胡志耕又去山西中医学院读书，拿到中医学士学位，终于可以在中西医思维间自由切换了。山西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组建，李廷荃派胡志耕出征，便是考虑到她中西医皆通，便于应对湖北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与胡志耕同行的共5人，其中一位叫南志勇，是一位中医全科医师，李廷荃派他上战场，便因这一特殊身份。提到这位80后，宣传科科长袁晓霞很是自豪，中医全科医师非常难考，我们医院就他一个！
2月18日，山西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整装待发，目的地武汉市肺科医院。临行前，胡志耕并不清楚前方的情况，但从此前收集到的信息看，“炎症风暴”无疑是患者最大的敌人。胡志耕有乃父遗风，习惯从最坏情况做打算，明白“炎症风暴”诱发犹如瀑布，很难控制，西药通常采用激素治疗，副作用大，效果不理想，而中医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虽可以把人体免疫功能调整到最协调状态，抑制病毒繁殖，尽可能避免出现“炎症风暴”，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中医也只能“以毒攻毒”，药物毒性较大，为了安全起见，改口服用药为外用法或更为妥帖。有了这番考虑，临出发前，胡志耕让护士长紧急制作了两瓶外用药，带在身上，以便应急。
第一次穿着防护服穿过医务人员通道进入病人通道，胡志耕感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胡志耕是在兵营长大的，并不害怕，只是觉得那种气氛太过压抑，令人不安。未知的，便可能心存恐惧，医护如此，患者同样如此。即将与患者面对面，胡志耕早已做好打恶仗的准备，可当她真正面对患者时，反倒释然。患者症状大多为咳嗽、气喘，部分伴有便秘、腹泻、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但因为恐惧，患者大多存在焦虑、恐慌、心绪不宁，甚至一夜一夜失眠。病房实行分组管理，一个病区五组，每组三四个大夫，每个班或八小时，或六小时。摸清了情况，适应了环境，胡志耕便琢磨着如何对症下药。但他们所在的肺科医院没有中医资质，一人一方开展治疗并不现实，当时病人虽也在用中药，但都是通治方，患者用后久不转阴，情绪有些急躁。就在这时，冯立忠前来看望医疗队员，携带了一大批省中医院研制的制剂，留给他们便宜使用。胡志耕当即让自己主管的病人用上益气祛毒颗粒，谁知效果出奇的好，有几个病人很快转阴出院。消息传出，有病人找上门来，胡志耕便逗他们，你们谁表现好，我就给谁吃。病人就像孩子，常常会闹点小情绪。有病人需要转区，病人坚决不走，说别的病区没有山西的中药，大家劝说半天，病人提出带两盒山西的药，就转区。胡志耕本想让病人换药改善一下情绪，不料歪打正着，竟收到意外疗效。这件事启发了她，便把自己来时带的药做成贴敷，治疗患者失眠，效果同样明显。胡志耕牛刀小试，初见成效，便与同来的急诊科副主任杨斌商量扩大使用范围，但武汉市肺科医院没有中药房，需要后方支持。他们把这个情况向附属医院作了汇报，李廷荃对此十分赞赏。2月24日下午，副院长乔之龙、高建忠及治未病中心主任陈燕清、针灸一科主任王丕敏、针灸二科主任刘书立与医疗队队长李耀平、附属医院的五位医疗队队员举行视频会议，就贴敷穴位和组方展开讨论，最终确定了11个治疗穴位及具体实施方案。最具中医特色的中药贴敷疗法就这样出炉，医疗队报请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疗组同意，决定由附属医院统一制作后免费提供前方。视频会议一结束，药剂科便组织人员加班加点制药，火速寄往武汉。3月3日，杨斌值班，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天他为隔离病房的患者带来一份来自山西的特别礼物——中药穴位贴敷。
当我们近距离接触到患者时，真正感受到了疫情为他们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的。作为中医人，我们迫切希望用中医药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回忆起那段在武汉“拼命”的历史，杨斌如是说。
通过两日治疗，贴敷疗法效果喜人，尤其失眠贴，最受欢迎。患者用武汉话说：山西带来的中药贴敷已经成为隔离病房里的“尖板眼”（宝贝）啦！
胡志耕一行五人，在武汉战斗了整整42天。其间，他们穴位贴敷患者100余人次，医务人员50余人次。
二、战地日记
南志勇性格外向，谈吐诙谐。出征前，门诊来了一位5岁小朋友，发热，咳嗽，家人三四天没合眼，孩子受到惊吓，哇哇大哭。南志勇见状主动拉起孩子的手，陪孩子聊天，为孩子做小儿推拿，孩子情绪渐渐平稳，体温下降。孩子放松下来，家人也不再着急，很快完成新冠肺炎筛查。南志勇擅长与患者沟通，到了武汉后，除了日常诊疗，他还是患者的“兼职管家”，经常与患者交流病情、拉家常，义务帮特殊隔离患者购买急需品，还把私人联系方式主动公开，随时为患者答疑解惑。南志勇80后式的工作方法得到医疗队认可，效仿者众。业余时间，南志勇还承担起医疗队的部分文宣工作，发表战地日记多篇，被多家自媒体推送： 2月21日周五多云
经过两天的认真学习及严格的前期准备，今天新病区正式开始运作了。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再一次翻看了学习笔记，收拾好东西，7：30接送车准时带我们前往医院，与一起工作的“战友们”顺利会师。
这个新病区在武汉肺科医院11层，开放床位60张，由山西省第十一批医疗队整建制组建，共80名护士，19名医生。其中我们医院包括我、杨斌主任、胡志耕主任都在这个病区。
更衣、洗手、院感老师进行考核、熟悉工作流程及病例书写系统……上午10点多接诊了该病区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我们经过询问病史，会诊后，开出了第一份医嘱单。又接着写病历，开化验……一天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多日积攒的热情和“内功”在我体内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能够接诊到新病区的第一位患者，对于我而言，这既是种缘分也是份殊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内心有些许紧张又异常兴奋，本以为能进病房查房近距离接病例，但考慮到患者病情平稳，为了节约有限的医疗物资，我们采取视频查房的方式与患者进行了第一次沟通。
这里的工作流程非常方便。全程无纸化办公，护士统一审核药方后，由药房按点集中配送。所有的化验结果、影像结果也及时共享。这样有序的工作环境，也缓解了我刚来武汉时的担忧。
工作6小时后回到了驻地，这里有志愿者们设置的免费爱心超市，只要医疗队扫码就可以领取，工作餐的盒饭味道也很可口。
这些记录可能有些琐碎了，其实就是希望关心我们的人可以放心。我们会牢记使命，尽我所能，帮助武汉走出阴霾，待到春暖花开，繁花与共！
网络时代，距离不是阻隔。南志勇人在武汉，却把中医人的一份爱心送到了海外。
李廷荃在一个老乡群看到有人求援，便把南志勇的微信推送给对方。患者姓沈，旅居英国伦敦，3月12日突然发烧，干咳，伴有腹泻，他的多位同事也出现类似症状。沈先生意识到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多次联系社区医生、国民医疗体系，甚至999急救，始终得不到有效治疗。沈先生连续9天高烧不退，体温达39度。情急之下，3月21日，沈先生通过国内家人求救。南志勇视频诊断后，为沈先生开出处方，沈先生服药后第二天体温开始下降，3月26日，体温恢复正常。此后，南志勇继续为沈先生开药调理，直至完全康复。其间，南志勇还为另一位在英国的同胞进行了治疗。沈先生有两个女儿，年龄还小，可以想象，居家隔离期间，面对房间外面年幼的孩子，他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沈先生在写给附属医院的感谢信中说：“医者仁心，南大夫的第一服药，就是信心，让我战胜了恐惧感，孤独感，树立起了战胜病毒的信心，也使我感受到了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不止我的命是南大夫救回来的，而且挽救了我全家人的幸福！多谢南大夫，多谢国粹中医药！多谢贵院培养出南大夫这样优秀的中医大夫！”
4月20日，南志勇回到久违的工作岗位。这一天，他收到一块木质牌匾，上写“中医抗疫，名扬英伦”。这份特殊礼物是沈先生赠送的，当他得知南志勇这天要重返岗位，便特意委托岳父、岳母来到附属医院，当面致谢。
三、“山西做法”
3月13日下午，山西最后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李女士走出晋中市传染病医院。至此，山西133例确诊病例，特别是24例重症、危重症病例全部治愈，且无一例复阳。其中，132例确诊患者服用了清肺排毒汤和益气除瘟颗粒、除湿清肺颗粒、解毒护肺颗粒、葶苈泻肺颗粒、补肺健脾颗粒、益气祛毒颗粒、山卫中克冠1号等中药汤剂，中药使用率达99.2%。山西作为国家新冠病毒肺炎中医药专项应急救治工作四个试点省份之一，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充分肯定。清肺排毒汤应急项目组获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李廷荃作为应急项目组骨干受到表彰。王晞星牵头研制的六个治疗新冠肺炎医疗机构制剂全部获批，是全国该类型制剂品种第二多的省份，且六个制剂全部纳入医保，省中医药研究院（省中医院）也因此被记大功。
5月2日，山西新增的一例湖北返晋确诊病例，也在一周后治愈出院。截至5月14日，31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解除隔离措施。
确诊病人“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出院患者“零复阳”、确诊疑似和隔离医学观察人员“零输出”。山西牢牢守住阵地的同时，还在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有效救治患者方面为全国探索了经验，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简报9次推广“山西做法”。山西用优异的战绩战果，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生命重于泰山”的重要指示，践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初心使命！
这份成绩单无疑值得每个中医人骄傲，王晞星作为领军人物之一，问他可有遗憾，他说，没有去武汉！
医者仁心！
那些日子，郝淑兰一直追随王晞星左右，透过她的出诊日记，可见战“疫”中的“逆行者”是如何负重前行的：
2月15日。下午5：00。电话随访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听说姚某某体温降至正常，升压药减量，再次感叹团队合作的伟大，专家的伟大，中医药的伟大……晚上22：30，整理好发过来的患者CT图片，看着不错，发给王院长了。没想到11：00他又打来电话，询问叮嘱一番，好感动啊！中医人的医者仁心，中医人的生命至上，中医人对职业的敬畏。看了看，晚上11：12分了，还是给冀孝如局长和冯立忠副主任都发了吧，让他们也安安心。
一下午不停地联系患者用药，随访时得知张某某服药后有点泻，请示王院长，如果拉肚子不是很严重（日不超过3次）怎么办。王院长回复，可以继续服，放到饭后。如果饭后还拉肚子，可以减半量饭后服，能促进恢复。
2月16日。上午8：30接光珍副院长电话，总结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情况，又紧急约来李晶主任。幸亏前期有随访，要不还真总结不出来东西。总计8人，其中1人仍危重，1人出院，4人核酸转阴， 4人CT显示好转，有2人未随访到。
冯立忠副主任给我打电话，好惊讶！我们（省）卫健委的好领导、好同志啊，没有身份地位，没有上下级关系，涉及到疫情，可以直接指示任务，为我们的领导点赞。加油！……又跟宋泽民老师一起总结了省里疑似病例的预防用药效果，感觉中药真是棒棒哒，了不起的效果啊。加完班回到家就下午2：00了，感觉很充实。晚上又跟四院的医生护士随访了部分患者。真希望大家都能及早用上中药，让患者早日康复…… 2月17日。上午去了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冯立忠副主任、冀孝如局长以及省内中医专家组成员王晞星、李廷荃、刘光珍、李双全全去了。太原市中医专家组成员也在，还碰到了太原市中医院的王济梅主任等。又给6个患者做了会诊，给前期会诊的患者做了咨询，4个患者核酸转阴，1个出院，1个转普通病房，4个病情转平稳。好欣慰啊，中医确实了不起！努力学习，做一名优秀的中医人。
2月21日。昨晚许主任打电话，第二天一早去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省）卫健委下文，省里要求所有的重症患者，中医必须参与。一早去了，冀孝如局长主持，冯立忠副主任已经去了武汉（2月20日下午），武晋主任委里有事，还有太原市卫生局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员。主要听取了1例危重、3例重症的汇报。张某某危重，邵某某、郭某某、毕某某重症（附病历和处方）。
中午接许主任电话，下午4：00到山大二院，参加（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组织的远程专家会诊，主要对仙桃、天门、潜江的重症患者进行会诊（附病历和处方）。
2月22日。下午2：30在山大二院，远程会诊湖北仙桃重症病例1例，参加人员王晞星、李卉、杨志明、乔晞，主持（人）二院虎子（附病历和处方）。
2月23日。上午9：00，省中医局冀局、郭君伟，组织专家王晞星、李廷荃、刘光珍、李双全、薛晓明参加对核酸不转阴方案的专家论证，谭利国书记参加，郝淑兰记录。整理形成专家论证意见，拟申报抗疫制剂。
整理完这些资料，又把成立省级重大传染性疾病（重点）实验室要的资料整理完整，准备周一发给省疾控中心霍老师。
下午参加在二院召开的远程会诊，会诊患者许某某，核酸（ ）。发热，停用激素发热就反复，肺部炎症加重，影响到心脏（附病历和处方）。
2月24日。（省）卫健委2层（会议室）远程会诊武汉患者，共10人（附病历和处方）。
2月28日。下午2：30出发，去晋中市传染病医院，受（省）卫健委委托，对晋中市核酸不转阴患者进行会诊。（参加人）王晞星、刘光珍、赵惠峰、郝淑兰（附病历和处方）。
2月29日。下午2：30。中午接（省）卫健委中医局郭君伟电话，下午（省）卫健委医政处组织对全省核酸不转阴患者进行远程会诊，共21例患者。点名要王晞星教授参加。约了光珍（副）院长，下午2：00出发，去（省）卫健委2层（会议室）参会。还有西医同仁5位，共8人参加。分别给4位患者开了中药，其余服用省药监局已经批准的制剂颗粒，我们医院统一配送，将需要的信息发送给郭君伟。又是忙碌的一天，上午门诊，下午会诊（附病历和处方）。
3月6日。晋中市传染病医院赵维洪院长打电话，约王院长、刘院长会诊患者。下午3：00，在手机远程下跟燕大夫约好，会诊患者3人，目的是促进核酸转阴（附病历和处方）。
3月7日。省委领导听取王晞星院长的汇报。
远程通过医院援鄂医师段淑琴，给湖北患者开中药。后随访，该患者别某，已由危重转轻（附病历和处方）。
……
四、“三药三方”
无独有偶。全国中医人在武汉的壮举，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率领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截至3月30日，他们共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8人，140人治愈出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愈率89%。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带领的中医团队，整体接管江夏方舱医院，收治了567例新冠肺炎患者，无一例患者转为重症，无一例患者出舱后复阳。
张伯礼频频出镜，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曾讲过这样一番话：中医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有有效方案。张伯礼说得很委婉，他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中医药就是特效药，能够治好新冠肺炎的药就是特效药。
2月2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余艳红介绍，张伯礼院士、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团队在武汉的102例临床对照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轻症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缩短2天，体温恢复正常时间缩短1.7天，平均住院天数缩短2.2天，CT影像好转率提高22%，临床治愈率提高33%，普通转重症比率降低27.4%，淋巴细胞提高70%。黄璐琦院士团队在武汉的临床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患者，住院天数、核酸转阴时间平均缩短2天以上，血氧饱和度明显提升，脱离吸氧时间缩短，淋巴细胞百分数、乳酸脱氢酶等理化指标明显改善。
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发布会，张伯礼院士、黄璐琦院士、刘清泉教授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等出席。余艳红在会上介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人第一时间上场，彰显了特色优势，贡献了重要力量。一是从全国调来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有院士3人，专家数百，中医药援助队伍规模之大、力量之强，前所未有。二是轻症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在武汉疫情暴发早期，许多疑似病人在隔离点等待确诊，通过及时给予中药汤剂或中成药，有效缓解了病情发展，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压力。三是推动科技攻关，对已纳入第五、第六、第七版诊疗方案的中成药和方剂进行了临床疗效的同步观察，已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余艳红还指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五、一方一世界
王晞星常年写方子，右手患了“网球肘”，即肱骨外上髁炎。病因是前臂反复屈伸，导致伸肌总腱劳损撕裂，出现肱骨外上髁明显疼痛及前臂无力，用力提重物或旋转前臂时疼痛加重，有的甚至会出现拿东西时突然掉落的现象。人如机器，反复劳作会磨损，即便医生也有职业病。王晞星的“网球肘”显然与网球无关，他上午出门诊七点半准时到诊室，查房常常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如果第二天上午出门诊，他很早便会歇下，即便医名在外，依然如此，他要确保精神饱满——与朋友小聚，也随身携带处方笺，他这个病叫“处方肘”或更准确。王晞星是个工作狂，最不理解人为什么可以不干活，更不理解当领导怎么可以不负责任。王晞星还是个完美主义者，若做普通员工，他一定是最自由但不散漫的那一个，若当领导，他一定是最严厉但不整人的那一个，管理王晞星这类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压担子。当了院长以后，若无门诊，王晞星早上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工地。盖门诊综合楼、住院部，王晞星是“总设计师”，还是“总监工”，从不迟到早退。院长自律如斯，员工不敢懈怠，那些年，省中醫院迟到早退现象几乎绝迹。 王晞星不抽烟，少量饮酒，每天傍晚快走8000步。退休后，若无特殊状况，下午五点半准时穿行在汾河公园。省中医院对面就是迎泽公园，问他为何舍近求远，他说迎泽公园熟人太多，一路上都是打招呼的人，无法安心走路。要么不做，做便一心一意，心无旁骛，这就是王晞星。我跟着他去过汾河公园，他的速度几近竞走，我上下班步行已有10年，竟跟不上他的节奏。从北中环桥到摄乐桥，在摄乐桥下的空地上喘口气，做十分钟颈椎操，再原路返回，往返约6公里，用时不到一小时，似在与时间赛跑。健步走后，王晞星有时会到朋友的茶社喝喝茶，写写字，看似闲散，其实，他根本闲不下来。别人习字是一笔一画，王晞星却喜欢观摩整体再落笔，与他诊病如出一辙。那一天，王晞星挥毫写下的是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
尝读《内经》至《方盛衰论》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曾不瞿然起，喟然叹轩岐之入人深也！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戞戞乎难之矣。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
……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医学家。少时擅长文学，淡于仕途，后因病习医，著有《内经知要》《医宗必读》《删补颐生微论》《伤寒括要》《士材三书》等。《医宗必读》成书于1637年，计有10卷，包括医论、内景图说、诊断、本草、病机等，论述36种病证诊治及医案，内容简要，选方实用，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医学入门书。退休之后，王晞星莫名喜欢上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感慨自己花甲之年才会看病，内心柔软的一面表露无遗。有一段时期，每每见到王晞星，他都会忽然提到《不失人情论》，喟叹顺应之人情与迁就之人情的微妙，心境与忙碌时明显有别，或者说，已非医者或管理者心态，而渐入智者之境。王晞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拿便轰轰烈烈，放便满眼空旷。或许，那些年走得太快了，根本无暇顾及路边风景，现在终于慢下来，终于有时间跳出医者看医者，便有豁然之慨，对生命也愈发敬畏;何况，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的不只是寻常百姓的生活，更有医者的生活，王晞星对医者不只醫病，还应医心、医人有了更深一番体悟。
茶社的墙上挂着几幅字帖，是王晞星前不久写下的新冠肺炎全周期药方。这组“特殊药方”已被省博物院“预订”，省博物院还专为王晞星设立专题，收藏他抗疫期间用过的物件。在当下，那些物件还属于新鲜事物，若干年后，无疑将成为文物。王晞星业余也搞些收藏，但并非为了增值，更未想过自己用过的东西也会成为藏品。王晞星的收藏不是个人爱好，而是职业爱好，准确地说，是中医药爱好，藏品也多与中医药有关。自当上院长那天起，王晞星便留意起与中医药有关的老物件，建门诊综合楼时还预留下一层，那时候，很多人不明白王晞星要干什么，而现在，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一座现代化的中医院，还留下一座“古老”的中医博物馆。王晞星是个医者，却在日常中淘回一座博物馆来，且馆中藏品大多是赠品：一部分，是省中医院前辈或家属捐献的;一部分是他看中某件藏品后找朋友“化缘”购买来的，而他给朋友的回报仅是在赠品下方刻上人家的名字;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王晞星自掏腰包的。2017年10月30日，省中医院建院60周年纪念日，中医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从旧石器时期的石斧、砭石、药碾、陶釜、针灸用具锥形器，到新石器时期的黑陶杯、玉猪龙及春秋时期的熏炉、战国时期的药杯，再到与《伤寒杂病论》同时期出土的汉代木牍、唐代的煎药锅、药碾和扁鹊行医图拓片，陈列文物有600件之多。尤其碾槽、黑陶杯、砭石、汉代木牍、扁鹊行医图拓片、线装古籍等，既是无价之宝，也是镇馆之宝。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不懂考古的人的手笔。
当然，在这座博物馆里，还有人物和药材，譬如伏羲画八卦、伊尹制汤药，譬如医缓医和、金元四大家、巾帼医家义姁、大贤名医傅山，以及党参、连翘、黄芪、龟龄集、定坤丹等。还有省中医院的发展历史和王晞星的墨宝。
书法与中医同为中国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中国式果实，所谓“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自古以来，这四样东西同为中医人的标配，意思医道高明之外，还要有好的“笔头”“口头”和“派头”，而“笔头”居首，可见古代医家对书法何等重视。或为相，或为医，儒医向来不分彼此，大儒之人笔下方药字帖屡见不鲜，譬如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张旭的《肚痛帖》、苏东坡的《覆盆子帖》、黄庭坚的《方药墨迹》等。同样，名医是书法大家也不在少数，远有葛洪为天台山摩崖石刻所书“天台之观”，被米芾称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近有傅山为晋祠千年古柏所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款，风格遒劲，气势磅礴，为晋祠三绝之一。清代名医何鸿舫（1821—1889）凡处方必亲手书写，不假于弟子。何鸿舫书法超拔，时人获其处方珍若拱璧，日本人来沪收购，一纸值银圆10枚，少亦四五枚。丁甘仁的弟子程门雪（1902—1972）曾为《何鸿舫编年药方墨迹》题诗曰：“每于烂漫见天真，草草方笺手自亲。不独医林仰宗匠，即论书法亦传人。”沪上名医顾筱岩（1892—1968）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很多病家延医之先，常常先借其方子一看，以度学问深浅、医道高低。凡顾筱岩入门弟子，晨起必先习字，临写字帖批阅合格后方可读医书，此为定例。“书为心画”“医者意也”，书法与中医息息相通，一脉流传。譬如“永”字八法有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笔墨强调筋、骨、血、肉、精、神、气、脉，中医八纲有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方药运用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书法追求疏密开合、浓淡枯湿，中医讲究阴阳五行、寒热温凉。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内容、行笔、情感和谐统一，中医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即天人合一、形神兼养、动静结合。即便技法，书法运笔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横画直起、欲快先慢、欲扬先抑、无往不收，中医处方则上病下取、阴中求阳、提壶揭盖、逆流挽舟、甘温除热、引火归原。书法和中医同宗同源、同气连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两味地道的中国“药材”。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上世纪以来，山西也多次发生疫情。1917年—1918 年，山西鼠疫流行，北京至山西丰镇的铁路交通一度暂停。其时，名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人与西医协同防疫，效果显著。1924年，太谷流行“烂喉痧”传染病，“青年儿女一经传染，医治罔效，夭折者不胜计”。太谷中医冯世泽用平生所学，救治“烂喉痧”患者无数。这一年，山西还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3名医生，中西医结合主持防疫，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
而上溯2000年，中医曾经受各色疫病的千锤百炼。
张仲景人称医圣，与神医华佗齐名，但在汉末三国并未受到史家重视，陈寿《三国志·方技传》、范晔《后汉书》对华佗毫不吝啬笔墨，对张仲景却只字不提，颇耐人寻味——《方技传》以善技者为传主，华佗故事本就极富传奇色彩，倒也好理解，《后汉书》莫非也将古人最看重之“道”置于脑后吗？总之，这是个谜，但谜在其人，而非其书。太医令王叔和（201—280）从残章断简中整理出《伤寒杂病论》伤寒部分，原作便被拆解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不经意间，传世之四大医学经典张仲景实占其二，这也算对张仲景的补偿吧？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经典一分为二实不得已而为之。王叔和名熙，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两城）人，魏晋脉学大家，所著《脉经》序中曾赞张仲景曰：“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在《伤寒论》前言中，王叔和仅寥寥十二字，便概括了张仲景生平和著书大事：“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述”。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曾任长沙太守。东汉时期，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旱灾、蝗灾、地震接踵而至，灾后大疫如影随形。《古今注》记曰：“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至汉桓帝，疫病更频。据《后汉书·五行志卷五》记载，从公元119年至公元217年的近百年间，大疫流行10余次，仅一次发生于初夏，其余皆为冬春：安帝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大疫;安帝延光四年（125）冬，京都大疫;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二月，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桓帝延熹四年（161）正月，大疫;灵帝建宁四年（171）三月，大疫;灵帝熹平一年（173）正月，大疫;灵帝光和二年（179）春，大疫;灵帝光和五年（182）二月，大疫;灵帝中平二年（185）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每逢大疫，必有大医。张仲景便是为这八个字生的，他亲身经历过东汉末年8次大疫，疫情发生时间或为春节，或为春天，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所谓“风为百病之长”，张仲景便把痢疾、霍乱、麻风等瘟疫统统归结为伤寒，顶风冒雪，写下《伤寒杂病论》。
今人对《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火烧赤壁的故事也妇孺皆知。但这都是“演义”，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其实并非为孙刘联军所败，而是为疟疾、痢疾、血吸虫病等时行瘟疾所累。曹操曾写信给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个“横”字足见曹操多么不服气。然时也运也，曹操父子一生似乎注定为瘟疫所困，记录疫情的诗文也多。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写信给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徐、陈、应、刘指“建安七子”之徐干、陈琳、应玚和刘桢。不久，王粲也疫死于曹操征吴军中，阮瑀也染疫而死。总之，除了孔融为曹操所杀，风流倜傥、潇洒俊逸、特立独行的“建安七子”，竟有六人死于大疫，这该是何等惨烈？！曹植《说疫气》记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据《东汉会要》卷二十八记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1607万余，人口5006万余，到三国末年的魏景元四年（263），魏蜀吴三国合计户数不到百万，人口537万余，仅十存其一，确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张仲景家族也在劫难逃，他在《伤寒论》自序中记曰：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七。
瘟疫肆虐年代，家国不幸医家幸，張仲景硬生生被瘟疫逼成一代旷世名医，令人不胜唏嘘。张仲景10岁师从本郡名医张伯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久慕扁鹊之名，“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张仲景游历各地，历经十年，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参照《汤液经法》等经方典籍，著成我国首部临床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16卷，其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其人被誉为“经方大师”。张仲景当官政绩平平，行医却声名远播。据《长沙市志》记载，汉时官员不得随意出入百姓家，张仲景承袭家门、做长沙太守时，便发布了一则公告，规定每月的初一、十五为出诊日。每到这一天，张仲景大开衙门，不问政事，亲坐公堂之上为百姓望闻问切，渐成惯例。张仲景此举被世人传为佳话，还因此成为史上首个坐“堂”医生，后人开设医馆多以“堂”为名，便是对他的致敬。
王叔和所整理的《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原书杂病部分没了踪迹。800年后，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书库发现一本“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其中一部分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则是论述杂病的。名医林亿、孙奇等奉宋仁宗之命校订《伤寒论》，将其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便更名为《金匮要略》，计25篇，载方262首。《伤寒论》《金匮要略》在宋代得到校订和发行，除却重复药方，两书共载药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此外，张仲景还著有《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15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张仲景口齿论》等。上述书目，有的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 晋代葛洪（284—364）堪称传染病防治的先驱。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镇江）人，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顾名思义，便是置于手边随时翻阅的救急方，书中对伤寒、霍乱、时气等传染病作了详细记载，并备有治疗方药。葛洪专注急性传染病，古人称之“天刑”。葛洪认为急性传染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疠气。葛洪所记“天行发斑疮”是世上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用青蒿治疗疟疾启迪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古人对狂犬病束手无策，葛洪推断疯狗咬人定是狗嘴里有毒物，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以毒攻毒”呢？葛洪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狂犬病人伤口上，果然见效，这一做法比欧洲免疫学家巴斯德早了1000年。葛洪还对“尸注”（肺结核）、“沙虱毒”（恙虫病）进行仔细观察，记录于案，可惜这样的微生物学思想未能及时光大。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20卷、《外篇》5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另有《金匮药方》100卷、《肘后备急方》4卷，惟多亡佚。
孙思邈（541—682）是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人称“药王”。孙思邈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因病从医，好老庄学术。隋开皇元年（581），孙思邈见国事多端，便隐居终南山，寻医问药。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而将自己所著临床医学冠名为《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孙思邈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比英国人用砒霜所制“孚勒氏溶液剂”（亚砷酸钾溶液）早1000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孙思邈入长安，见他70多岁竟如同少年，感慨“故知有道者，羡门、广成岂虚言哉！”赞其“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孙思邈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孙思邈曾远涉十余省寻求因战乱散失的《伤寒杂病论》，直到80多岁才找到比较完整的抄本，随即收入《千金翼方》中，其《大医精诚论》为后世中医人行为指南。
及至宋代，儒医盛行，学派林立。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人，被誉为“北宋医王”。庞安时出身医学世家，旁涉经史百家，最难得的，是他排除理学干扰，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庞安时治伤寒从病因、发病入手，认为伤寒是“寒毒”，只因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指狭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证候。庞安时著有《伤寒总病论》，提出的“五脏温毒”辨治理论对温病学影响颇深。庞安时与苏东坡交情甚笃，苏东坡好墨，庞安时便从患者那里讨来祖传名墨转送苏东坡，换苏东坡的字。苏东坡以为自己捡了便宜，逢人便说庞安时医术高明。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号近泉，真州（今江苏仪征）白沙人。许叔微屡试不举，遂弃儒习医。建炎元年（1127）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为百姓诊治，十活八九。后许叔微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绍兴二年（1132）中进士，因不满高宗苟安江南，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与抗金名将韩世忠过从甚密。岳飞被害后，韩世忠自请解职，移居苏州，常渡太湖访许叔微。许叔微专研《伤寒论》，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认为“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许叔微一生著述颇丰，辑有《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10卷、《续本事方》10卷，均收入《四库全书》。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并有《治法》《辨证》《翼伤寒论》《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书问世。郭雍（1106—1187），字子和，祖籍河南洛阳，出身儒门，其父师承程颐，专研《周易》。郭雍隐居峡州（今湖北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間（1165—1173），湖北帅张孝详多次向宋孝宗举荐他，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宋孝宗知其不愿做官，便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郭雍有感于《伤寒论》残缺，便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年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一时洛阳纸贵。
李东垣（1180—1251）又名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首创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所提倡的从补脾胃入手而固护正气之说，便是最早的人体免疫学。李东垣富甲一方，曾师从张洁古，以为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易致脾胃受伤、正气衰弱，引发多种病变。在治法上，李东垣重视调理脾胃和培补元气，扶正以驱邪，所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流传较广。李东垣精通医术，但不行医，晚年收徒罗天益，将一生之学悉数传授于他。1257年，罗天益悬壶仲景故里邓县，其时多雨，民多痢疾，罗天益不避腥臭，以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加减，愈民甚多。罗天益撰写《卫生宝鉴》时，还把邓县采集到的治痢效方白术安胃散和圣饼子方收入其中。
明末清初，因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南方是重灾区，新的医学思想便应运而生，譬如温病学术的奠基人吴有性及其后的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温病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民疠温病”。《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论》也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其后，晋代王叔和、葛洪，隋代巢元方，唐代孙思邈，宋代庞安时、朱肱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对温病进行了阐释。朱肱（1050—1125），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历任雄州（今属河北）防御推官、知邓州（今河南邓县）录事、奉议郎，后人称其朱奉议。朱肱以为“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若识其名，纵有差失;功有浅深，效有迟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湿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朱肱将伤寒与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等病名区分开来，以为“名定而实辨”，才可“因名识病，因病识证”，而治无差误。朱肱潜心研读《伤寒论》，设问究疑，“考古验今，首尾二十一年”，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撰成首部著作《无求子伤寒百问》，刊行问世。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经过整理修补，增为20卷，重新命名为《南阳活人书》。朱肱开创了以方类证、以证论方的先河，认为天行温病与异气有关，既可随时而发，又可伏而后发，季节不同则证型不同、治法有别。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约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卒年不详，明洪武十六年（1383）尚在，江苏昆山人，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诗人。王履为朱丹溪门人，尽得朱氏之学，《古今医统》称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王履在临床研究中承袭《黄帝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思想，以感邪的即病与不即病，指出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 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以归咎于仲景之法，而委废其大半也。吁，可谓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
王履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关于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认为温病与伤寒是不同的两类疾病，在治法上则应“治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让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伤寒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王履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一卷行于世。王履由书传人，以温病学说的先驱者名留青史。
明崇祯年间，一场瘟疫席卷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苏南等地。疫情凶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无一口仅存”。众生求神问卜，无济于事，疫病流行，益愈猖獗。其时，医家或用治疗伤寒病之法，或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导致病情迁延或转危重，枉死者不计其数。
每逢大疫，必有大医，温病学术创始人吴有性的横空出世再次验证了这一规律。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号淡斋，江苏吴县洞庭东山人。目睹疫病流行之惨状，吴有性放弃科举，绝意仕途，深入疫区，登门串户，查疫情，察症状，记录、分析、研究病情，于1642年撰写了《瘟疫论》。《瘟疫论》分上下二卷，分列85个论题，全书以随笔札录方式阐释疫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及辨证论治的原则、方法，揭示了疫病的传染方式、入侵部位和传变特点，创立了疏利膜原、分消表里的治则。吴有性提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募原（即膜原）……”之说，认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在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外又创戾气之名，强调温病与伤寒决然不同。吴有性突破六气致病之说，肯定“戾气”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颠覆了传染病病原的传统观点。吴有性针对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及疟疾、痢疾等瘟病一一分辨论述，论著制方，尤以达原饮、三消饮著名。《瘟疫论》为我国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瘟疫论》成书不到两年，便有印本刊行，嗣后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康熙年间，日本医家也翻刻了这部著作。但在那时，医家多受“尊经”观念束缚，不敢直面温病，只是强调温病与伤寒不同。清初以后温病学说日趋成熟，迨至叶桂《温热论》问世，宣告了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吴中温病学派的诞生。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叶桂少承家学，“神悟绝人”，18岁前先后拜师周扬俊、王子接等17人，“师门深广”。叶桂精于家传儿科，在杂病方面，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叶桂善治时疫和痧痘等症，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叶桂大胆创见，认为伤寒一症由感受风寒所致，而温病的病因则是温热之邪，指出伤寒病邪从皮毛腠理而入，《温热论》开宗明义的十二个字“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途径，为外感温病之纲领。在治法上，叶桂认为伤寒在表，用辛温发汗，疏散风寒;温病在表，则用辛凉轻清，透泄热邪，以顾护津液为主。叶桂将温病病变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诊断方法，制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弥补了仲景之缺。叶桂治学宏搜博览，精细严谨，认为“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为医却不喜以医自名，临终前曾告诫儿子：“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叶桂生前忙于诊治病人，无暇亲笔著述，存世的医学著作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人搜集、整理的，《温热论》之外，还有《临证医案指南》《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在清代以前，中医论治热病大都沿用《伤寒论》，吴有性《温疫论》虽把伤寒与温疫分别对待，但并未分清温疫、温病的界线。叶桂首次阐明温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和传变规律，明确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突破了“伏寒化温”的传统认知，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乾隆后期，江南又出现了一批温病学家，佼佼者有吴瑭、章楠、王士雄等，他们都是叶桂的私淑弟子。吴瑭，字鞠通，江苏淮安人。1793年，京都瘟疫大行，吴鞠通深研张仲景、吴有性、叶桂的相关学说后，经过临床实践，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确立了“三焦辨证”理论体系，所著《温病条辨》成为温病学代表之作。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章楠是明确提出“辨证论治”一词的第一人，也是集中医体质学说大成的第一人，针对伤寒和温病认识之混乱，他提出将温病按照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瘟疫分列证治。对于伏气，他建议改称“伏邪”，因为气是邪正的总称，能病人的，应称为邪。对暑邪的性质，他总结出“暑因湿火郁蒸而气浊，由口鼻吸受，蓄于膜原，流传三焦，必归脾胃。治法不独异于伤寒，亦与温热迥别”的系统认识。章楠所著《医门棒喝》对温病学说做了整理和发扬，此后，王士雄所著的《温热经纬》即以此书为依据。王士雄，字孟英，浙江盐官（今属海宁）人。清道光年间，江浙霍乱流行，王士雄前去救治，所著《霍乱论》次年刊行，时年仅31岁。同治元年，上海霍乱流行，王士雄又迁居上海研治疫病，所著《温热经纬》奠定了他温病学家的地位，世人赞其“二十年间战霍乱，两部专著盈桔泉”。
温病学派诞生于江南有其特殊原因。其一，明清两代由于城市发展和人口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78400余人，因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迫使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其二，南方地理环境特殊，尤其江浙一带，湖河渚泊，地处卑湿，四季分明，气候却又较北方溽暑，造成江南多温病，江南医家多了治療温病的实践机会，以吴有性、叶桂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便在江南异军突起。吴有性所著《瘟疫论》堪为温病学术奠基之作，叶桂所著《温热论》为温病学说提供了理论和辨证基础，标志着中医学防疫正式从张仲景的伤寒时代进入吴氏的温病时代。紧随其后，温病学专著迭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有薛雪所著《温热条辨》、何梦瑶所著《伤寒论近言》、杨栗山所著《伤寒温病条辨》、熊立品所著《瘟疫传症汇编》、余霖所著《疫诊一得》等。众医家前赴后继，接力开创了中国疫病防治新纪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医人手中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便是温病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防治传染病屡建奇功。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葛可民经用仲景白虎汤加减，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蒲辅周用温病学说作指导，创立“乙脑”治疗八法，疗效达90%，周恩来赞其“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近20年间，米伯让22次深入疫区，治疗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麻风病和传染性肝炎、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创造了中医药治疗钩体病疗效达到99%的纪录，所著《中医防治十病纪实》堪为当今经典。
七、人才
青年路上的银杏叶子又绿了。
我喜欢银杏树的叶子，叶形扇状，叶脉细密，看似槐叶，却又不同。槐叶叶脉横生，形状窄长，不似银杏叶饱满。秋风一起，槐叶便落满尘埃，憔悴而黯淡，银杏叶却依然青翠而干净。国槐是山西的省树，几乎植遍整座太原城，旧街巷里百年古槐有之，千年古槐也有之，但最有名的，还是晋祠唐槐。而在当下，几乎每条街道皆可见银杏树，国槐大有被其取而代之之势。晋祠有两棵银杏树，为明代重臣王琼所植，一雌一雄，分立王琼祠左右，开绿花，结白果，被称为连理银杏，虽无法与圣母殿东西两侧的龙凤柏相提并论，距今也500多年。青年路上的银杏还年轻，也就十多岁的样子，与晋祠那两棵古树相比，叶子更圆润一些。银杏是中生代孑遗稀有树种，已在地球上存活2.7亿年，在常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种景观，但在医家眼里，它的叶片和果实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银杏，宋初始著名，而修本草者不收。近时方药亦时用之。其气薄味浓，性涩而收，色白属金。故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缩小便。生捣能浣油腻，则其去痰浊之功，可类推矣。其花夜开，人不得见，盖阴毒之物，故又能杀虫消毒。然食多则收令太过，令人气壅胪胀昏顿。故《物类相感志》言：银杏能醉人。而《三元延寿书》言：白果食满千个者死。又云：昔有饥者，同以白果代饭食饱，次日皆死也。
果叶食之，疗愈疾病。万物予人，不拘名状。世间药性，天始人成。医家的眼光总归与常人不同，万物不只是风景，还多为药材。
之前，青年路东边的路牙子上长着几丛连翘，黄花开时，很多人把它们误作迎春花。其实，它们是连翘，是一味常用药材，性味苦，微寒，归肺、心、小肠经，能解毒、消痈、散结，为疮家要药。迎泽公园也植有几片连翘，我老家的山上也野生着许多连翘。可不知什么时候，青年路边的连翘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海棠。
各领风骚数百、甚至数十年，树木如此，人如此，文化也如此吗？在《黄帝内经》中，岐黄之对答其实阐释的是人之生长，即人应该怎样好好长大。人如植物，自有生长规律，循规蹈矩便欣欣向荣。人亦如植物，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病而得治，人情使然。所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仅是时间顺序而已，并非要分出高下。或曰，在岐黄看来，医者只不过应先治未病，再治欲病，最后治已病，仅此而已;至于医术，岐黄显然不会去分三六九等的。
1985年夏天，我即将大学毕业，和同学乘坐3路电车去迎泽公园拍照。从山西大学校门口坐到并州西路口，下车后步行到公园东门，路经省中医研究所。我是学化学的，那时对研究所一类的单位很是敬仰，便透过铁栏大门多看了几眼。三层混砖结构的门诊楼，低矮陈旧;院子不大，周边种有几株柳树;院墙不高，大门两侧的水泥柱上各安装了一盏路灯。如果不是同学指点，如果不是大门两侧的牌子——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山西省气功按摩保健中心——我是不会注意到它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省中医研究所，几十年来，它在我的脑海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一年，王晞星也大学毕业。他读的是山西医学院中医大学班，比普通院校多读一年。讲起大学校园里的往事，王晞星回忆说，毕业答辩那天下午，他和同学跑到迎泽公园拍照去了。名为答辩，实际上是面试，成绩优秀者可以留校。王晞星是班长，班主任张达信很器重他，希望他留校，可他想回老家稷山，县卫生局的领导还专门跑到学校，劝他回去。那天下午，张达信在校园里到处找王晞星，却怎么也找不到。天快黑时，王晞星才返回学校，张达信好一顿埋怨后，告诉他，己跟主持答辩的老师说好，第二天可以单独为他再举行一次面试，希望他好好把握。王晞星拒绝了张达信的好意，仍想回稷山。张达信说不通，副校长韩忠又找上门来，他劝王晞星说，你想回稷山可以，不过，以后若是后悔了，我可没本事把你弄回太原来。又说，你如果留在太原，想什么时候回稷山就什么时候回，容易得很。王晞星有些犹豫，同学赵雯也劝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赵雯轻描淡写一句老话，终于让王晞星下了决心，他决定留在太原，但没有留校，而是去了省中医研究所。无疑，这是王晞星的一次重大人生抉择，帮他做出选择的不只韩忠，还有赵雯。赵雯毕业后去了北京，王晞星再也没有见过她，但至今仍记得她说过的话。转眼35年过去，假如王晞星当年回了稷山，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全国名中医王晞星。对此，王晞星心存感激，或许在他心里，觉得自己还欠老同学一声当面谢谢。
往事如烟，人生中的每个坎都是疑难杂症。所谓命运，不过是某味药用或不用、用多或用少般的抉择。
想起35年前的故事，王晞星与我相视一笑。我不知道，我去公园那天是不是王晞星去公园那天，但从时空上判断，那是他与我最有可能交集的一天。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随着气温回升，青年路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路边的银杏叶子被阳光一照，很像人的眼睛。尤其这个春天，银杏叶子看上去就是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的眼睛，清澈，干净，会笑。
王晞星也长着一双会笑的眼睛。戴着口罩时，王晞星眼镜片后面、口罩上面的目光也是笑的，不过，他的笑很可能是职业习惯。问诊时，王晞星的目光会微微斜向下看，这肯定是常年把脉养成的职业习惯。如果摘掉口罩，王晞星的嘴角也是挂着笑的，在患者眼里，王晞星就是个和蔼可親的“老中医”。但早年跟着王晞星到肿瘤科一起创业的护士长杨晋田谈起对老领导的印象，却不很确定，或者说，有些矛盾。王院长很少骂人，可我们见了他都有点怕。问她为什么怕，杨晋田想一想说，我也说不出来，不怒自威？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反正他往那儿一站，就自带气场，他当科主任的时候，很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却没人敢偷懒。郝淑兰也说，王院长没退休之前，我们没事从不去他的办公室。退休以后，很多年轻人都主动去找他，想跟着他学习。我问是拜师吗？郝淑兰说，也不是，中医师徒关系要求很严，要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的，算跟师吧。 山西本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归零以后，王晞星又回到门诊楼302室出门诊，但戴着口罩。当然，他的徒弟南晓红和跟师学生也戴着口罩，诊室外排着长队的患者也戴着口罩。一位老太太坐着轮椅进来，进门便大声问道，王院长，还记得我不？王晞星笑一笑，你嗓门那么大，怎么能不记得？中医回头病人多，疫情暴发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医院如今回归正常，见面如此打招呼，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当然，也有欢喜。
王晞星记性好，触觉更好，他的手机常年处于振动状态，他用坏的手机都是振动出了毛病。王晞星出诊时把手机往旁边一扔，不愿受到任何干扰，但手机每次振动他都能感觉到。不过，王晞星最好的还是悟觉，他告诉我，看病是有节奏的，一旦打断，需要重新看三四个病人才能找回来。王晞星每周二、四、五上午出门诊，需提前半月预约，每次网上放号80个，都是秒光。王晞星每次出诊至少五个小时，诊断不会少于90人，多时超过百人，这额外超出的部分都是外地的。外地人看病吃住开支大，王晞星将出诊时间延长到中午一点多，这延长出的时间便是留给他们的。王晞星每次出诊都带六七个学生，有负责先期“闻、问”的，有负责写方子的，有负责留存资料的，而他只管坐阵中军帐，“望”患者一眼，便开始切脉，看片子，诊断速度很快，短则三分钟，长则五分钟，疑难症者不超过10分钟，诊断后当场口授处方，南曉红随他出诊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处方。快，但绝不敷衍，王晞星习惯左手诊脉，右手扣住患者的手，仿佛钢琴师抚摸琴键。中医看病医患要“亲密”接触，医者的每个微小动作对患者都是一种心理暗示，看似不经意，却给患者安慰和信心。王晞星行医40多年，一直坚持一人一策，随证化裁，注重体质、病症、症候相结合，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方，即便一方多治，个中也有些微差异。王晞星半天开处方一百个左右，从不重复，所谓一人一证，一证一方，这是中医最精妙之处，也是王晞星的执业规矩，雷打不动。中医归根结底讲的是道，所谓 “谨道如法，长有天命”（《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病理九九归一，患者却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尤其于疑难杂症患者，岂可百人一方、千人一药？但这也是中医最难把握之处，须有悟性，要有阅历，故而有“老中医”之说。王晞星诊脉如抚琴，脉搏跳动仿佛音乐回旋，病症不过是琴弦上的杂音，或强或弱，时隐时现，须细心体察，因而有节奏之说。王晞星对药材也异常敏感，他每写下一味药，眼前便会出现这味药生长时的样貌、根部的样貌，甚至能看到药物在病人体内的运行。他每写下一个处方，眼前便会出现一座立体森林，植物的、动物的、矿物的。每个病人在他眼里都是一个生命体，每味药在他眼里也是一个生命体，一张处方落下，便知疗效如何。肿瘤科主任刘丽坤是王晞星的大学同学，她曾问过王晞星，你是不是开好方子，就知道能不能治好病？王晞星点头称是，说，如果开方子时犹豫，治疗过程大多会反复。刘丽坤轻易不佩服谁，对这位老班长却心悦诚服，她当年放弃老年科的优厚待遇，跟王晞星一起创建肿瘤科，就是因为信任。从学生，到主任，到院长，从学徒，到医师，到大师，说起王晞星，刘丽坤很是感慨，不管什么资历，不管什么背景，从他当院长那天起，就没人为难过他，人在他面前，就像药在他面前一样，都很听话。
王晞星当院长13年又两天，中医院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作为过路者，我也经见了它的外部更迭。
十年前，我搬到大营盘附近住，上下班步行要横穿迎泽公园，要从公园东门进出。进公园前要路经一片工地，出东门时会看到一片工地，这种状况断断续续持续了六七年。那片工地便是新建中的省中医药研究院，从前的省中医研究所。印象中，那一带一直被围着，青年路上的唯一进出口，早晚都会堵车。
我来来去去六七年，一直从旁边经过，却没有进去过。
南沙河快速道开通以后，我穿越迎泽公园改走南门，青年路去得少，也未在意工地消失后的省中医院是个什么样子。那些年，城市到处都是工地，我没有精力关心如此层出不穷的变迁。直到这次采访，我才走进那座大院，才发现它早已脱胎换骨。或者说，我记忆中的那个大院叫中医研究所，现在这个大院叫中医药研究院。是的，由医而医药，由所而院，名字虽早变更了，但这次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临青年路是古色古香的门楼，上写“山西中医院”;临并州西街是门诊楼，高23层;院东综合楼与门诊楼相连，也是23层;院南是住院部，高19层。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建的，当时设计师问王晞星想把医院建成什么样子的，王晞星说，远看像医院，近看像中医院，走进楼里，是现代化的中医院。这番话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管理思想，与中医理论倒有几分相似。王晞星主政13年又两天，门诊和综合大楼投资3.8亿，住院部大楼投资1.8亿，医疗设备投资3亿，离职时账上还趴着2.6亿。我问他给这里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他却说：人才！
（本书即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赵树义，1965年生，山西长子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虫洞》《虫齿》《灰烬》《远远的漂泊里》《低于乡村的记忆》《且听风走》等。著有长篇小说《虫人》。《虫洞》获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