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乎同一时间，两组来自老人的梦想被放入了公众的视野。
一组老人的梦想显得有些胆怯。他们想要电视，却没听过液晶和LED。最宏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一辆三轮车，能让腿脚不灵便的自己离开福利院，出去转转。
相比之下，另一组老人的梦想要盛大得多。在养老院年复一年的生活中，一位退休公交车司机提出，大家应该组队参加天津举行的一场选秀节目。为此，他们排好节目，偷偷溜出养老院，开着报废的公交车，豪情万丈地欢呼着，奔驰在草原蜿蜒的公路上。
迥异的梦想来自两个不同的老人群体。前者是一群住在普通福利院的农村孤寡老人，并被清华大学学生房洪英记录于自己的毕业作品中；后者则是一群虚构的人物，生活在导演张扬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
我在这儿干吗呢，不明摆着等死吗?
那是一段苍老而动人的旅途。破旧的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金色的牧草、旋转的风车、疾驰的骏马在两侧不断后退，轻快的音乐中，老人们在车里大笑、欢呼、放声歌唱……相比之下，房洪英所记录的另一群老人，生活则显得暗淡而冰冷。
不过，在“飞越”之前的日子里，两组老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同。电影里，老人们每天也重复着相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扶着铁架练习走路，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双手搭着拐杖，昏昏欲睡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光。“我在这儿干吗呢，不明摆着等死吗?”影片中的男主人公老周说。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扬曾经领着剧组，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做了两个多月的记录。这些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正是他所观察到的真实场景。在那里，很多老人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不说话，没有表情动作，连目光都是呆呆的。
在此之前，张扬已经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一个“陈暮”的地方，但眼前的场景仍然让他受到震撼。相比之下，20岁出头的房洪英则在家乡的福利院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刚考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时候，她曾无意问见过家乡福利院的老人们，并且在那些老人的眼神和皱纹里“读到了心酸的感觉”。这一次，她希望在自己的毕业设计中，把这些老人的人生和梦想，写成一本书。
两个月的采访中，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已经瘫痪的老人，每天窝在床上，死死盯着对面一个不断跳动的电子表——那是这个弥漫着霉味的房间里，唯一会动的东西。
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最朴素、最宝贵的东西
房洪英所关注的乡村福利院，居住者大多是无子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困窘，一场疾病就可能给生命画上终止符。而在张扬所关注的城市养老院，被金钱扭曲的道德观，则展现着一种令人瞠目的力量。
这些扭曲的故事里，房子是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电影里，老葛在老伴儿去世后，被继子很自然地“请”出了老伴的房子。而他本来的房子，早在20年前就拿来给儿子当婚房了。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突然间变得“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不止发生在虚构的电影情节中，也发生在真实的养老院里。
两个月的实际考察中，张扬发现，养老院里很多老人的命运都大同小异，会被家人送来，无非是因为房子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原因。就像“电视节目里常常演的那样”：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父母子女反目成仇，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时代那么匆忙，金钱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也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一条最基本的线索。”张扬说。在这样的节奏和压力里，有人为了事业而忽略了父母，有些人甚至坚信，在挣到足够的钱之前，自己根本“没脸回家”，去陪陪自己的父母。
“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最朴素、最宝贵的东西，包括传统的道德与亲情。”这位45岁的导演严肃地说。
对于父母，我们还是走得太快了
在电影《飞越老人院》上映的同时，张扬在真实的养老院里拍摄的纪录片，也在一家门户网站上公开发布。与电影的直接表达不同，张扬希望纪录片能从另一个角度，用真实的画面，展现自己的主题。
令他没想到的是，视频带来的，不仅是网友对老年问题的反思，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条备受争议的评论这样写道：“你老了需要你的孩子天天不过自己的生活陪着你吗?”这位网友还补充说，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不是你的负担，我们会为自己安排，你只需安排好自己。”
张扬承认，父母和子女各自作为独立的个体当然是更好的，西方的家庭也大多是这样的理念，但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这样的理性状态其实很难做到。
事实上，在张扬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曾努力劝说76岁的父亲，多想想自个儿，“让自己快乐”。可费了半天劲发现，老人想的还是他这个儿子，每天琢磨的内容还是怎么能让儿子好，怎么不给他“添负担”。
在张扬看来，这是中国父母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特质。“所有父母的心思，他们的希望和寄托，都在孩子身上”。
时代的步伐正推动着年轻人接受更为新潮的资讯和理念，但老人们却被隔在了鸿沟的另一端。他们大多不会使用电脑，手机也只用来打电话，唯一的牵挂，还是自己的子女。
“我们年轻人在适应新的东西，但老人们的生活、需求还停留在过去。”张扬说，“也许两三代人之后，我们会有新的生活方式，但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走得太快了。”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在张扬还年幼的时候，他是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坏孩子”。而他的父亲，中国第一代导演张华勋，则是一个威严的爸爸，时常对他动拳脚。高考时，张扬甚至特意选择了距离北京2000公里的中山大学，就为了离父母远一点儿。
而现在，介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的张扬，终于和父母住进了同一个小区，可以时不时地一起吃饭，而不像以前，总觉得很累、很烦。
他在自己的电影里，通过老人院院长之口算了一笔账：“我们的父母已经70岁了，假定他们还有20年，我们每年只有春节能回家五六天，每天真正和父母也就两三个小时在一起，一年十几个小时，20年只有200个小时。”
“想想就觉得可怕。20年还很长，可算下来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十几天了。”台词这样写道。
《飞越老人院》上映之后，张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告诉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打个电话。还有一个原本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回了两次老家。
一位母亲还激动地告诉他，看完电影的第二天，自己38岁的儿子第一次在她午睡的时候帮她盖上了毯子。
尽管影片早已下线，但仍然有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流传在网络上。有人从那些老人“脏兮兮”的样子回忆起自己的爷爷：“因为疾病的关系，他总是流口水，因此家人不得不在他胸口塞上一块大餐巾。爷爷平常虽然说不出话，但看到自己孙子的时候，却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泪水。”
还有一些人，则开始严肃思考自己老去的样子，“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最多被人提起的，是那些老人生活、逃脱最终又回归的“关山老人院”。除了老旧的房屋、简易的铁架床、生锈的红色大门，院墙上那句红色油漆写的标语也总被一次又一次地引用：“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摘自新华网)
一组老人的梦想显得有些胆怯。他们想要电视，却没听过液晶和LED。最宏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一辆三轮车，能让腿脚不灵便的自己离开福利院，出去转转。
相比之下，另一组老人的梦想要盛大得多。在养老院年复一年的生活中，一位退休公交车司机提出，大家应该组队参加天津举行的一场选秀节目。为此，他们排好节目，偷偷溜出养老院，开着报废的公交车，豪情万丈地欢呼着，奔驰在草原蜿蜒的公路上。
迥异的梦想来自两个不同的老人群体。前者是一群住在普通福利院的农村孤寡老人，并被清华大学学生房洪英记录于自己的毕业作品中；后者则是一群虚构的人物，生活在导演张扬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
我在这儿干吗呢，不明摆着等死吗?
那是一段苍老而动人的旅途。破旧的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金色的牧草、旋转的风车、疾驰的骏马在两侧不断后退，轻快的音乐中，老人们在车里大笑、欢呼、放声歌唱……相比之下，房洪英所记录的另一群老人，生活则显得暗淡而冰冷。
不过，在“飞越”之前的日子里，两组老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同。电影里，老人们每天也重复着相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扶着铁架练习走路，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双手搭着拐杖，昏昏欲睡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光。“我在这儿干吗呢，不明摆着等死吗?”影片中的男主人公老周说。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扬曾经领着剧组，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做了两个多月的记录。这些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正是他所观察到的真实场景。在那里，很多老人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不说话，没有表情动作，连目光都是呆呆的。
在此之前，张扬已经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一个“陈暮”的地方，但眼前的场景仍然让他受到震撼。相比之下，20岁出头的房洪英则在家乡的福利院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刚考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时候，她曾无意问见过家乡福利院的老人们，并且在那些老人的眼神和皱纹里“读到了心酸的感觉”。这一次，她希望在自己的毕业设计中，把这些老人的人生和梦想，写成一本书。
两个月的采访中，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已经瘫痪的老人，每天窝在床上，死死盯着对面一个不断跳动的电子表——那是这个弥漫着霉味的房间里，唯一会动的东西。
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最朴素、最宝贵的东西
房洪英所关注的乡村福利院，居住者大多是无子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困窘，一场疾病就可能给生命画上终止符。而在张扬所关注的城市养老院，被金钱扭曲的道德观，则展现着一种令人瞠目的力量。
这些扭曲的故事里，房子是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电影里，老葛在老伴儿去世后，被继子很自然地“请”出了老伴的房子。而他本来的房子，早在20年前就拿来给儿子当婚房了。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突然间变得“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不止发生在虚构的电影情节中，也发生在真实的养老院里。
两个月的实际考察中，张扬发现，养老院里很多老人的命运都大同小异，会被家人送来，无非是因为房子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原因。就像“电视节目里常常演的那样”：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父母子女反目成仇，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时代那么匆忙，金钱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也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一条最基本的线索。”张扬说。在这样的节奏和压力里，有人为了事业而忽略了父母，有些人甚至坚信，在挣到足够的钱之前，自己根本“没脸回家”，去陪陪自己的父母。
“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最朴素、最宝贵的东西，包括传统的道德与亲情。”这位45岁的导演严肃地说。
对于父母，我们还是走得太快了
在电影《飞越老人院》上映的同时，张扬在真实的养老院里拍摄的纪录片，也在一家门户网站上公开发布。与电影的直接表达不同，张扬希望纪录片能从另一个角度，用真实的画面，展现自己的主题。
令他没想到的是，视频带来的，不仅是网友对老年问题的反思，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条备受争议的评论这样写道：“你老了需要你的孩子天天不过自己的生活陪着你吗?”这位网友还补充说，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不是你的负担，我们会为自己安排，你只需安排好自己。”
张扬承认，父母和子女各自作为独立的个体当然是更好的，西方的家庭也大多是这样的理念，但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这样的理性状态其实很难做到。
事实上，在张扬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曾努力劝说76岁的父亲，多想想自个儿，“让自己快乐”。可费了半天劲发现，老人想的还是他这个儿子，每天琢磨的内容还是怎么能让儿子好，怎么不给他“添负担”。
在张扬看来，这是中国父母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特质。“所有父母的心思，他们的希望和寄托，都在孩子身上”。
时代的步伐正推动着年轻人接受更为新潮的资讯和理念，但老人们却被隔在了鸿沟的另一端。他们大多不会使用电脑，手机也只用来打电话，唯一的牵挂，还是自己的子女。
“我们年轻人在适应新的东西，但老人们的生活、需求还停留在过去。”张扬说，“也许两三代人之后，我们会有新的生活方式，但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走得太快了。”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在张扬还年幼的时候，他是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坏孩子”。而他的父亲，中国第一代导演张华勋，则是一个威严的爸爸，时常对他动拳脚。高考时，张扬甚至特意选择了距离北京2000公里的中山大学，就为了离父母远一点儿。
而现在，介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的张扬，终于和父母住进了同一个小区，可以时不时地一起吃饭，而不像以前，总觉得很累、很烦。
他在自己的电影里，通过老人院院长之口算了一笔账：“我们的父母已经70岁了，假定他们还有20年，我们每年只有春节能回家五六天，每天真正和父母也就两三个小时在一起，一年十几个小时，20年只有200个小时。”
“想想就觉得可怕。20年还很长，可算下来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十几天了。”台词这样写道。
《飞越老人院》上映之后，张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告诉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打个电话。还有一个原本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回了两次老家。
一位母亲还激动地告诉他，看完电影的第二天，自己38岁的儿子第一次在她午睡的时候帮她盖上了毯子。
尽管影片早已下线，但仍然有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流传在网络上。有人从那些老人“脏兮兮”的样子回忆起自己的爷爷：“因为疾病的关系，他总是流口水，因此家人不得不在他胸口塞上一块大餐巾。爷爷平常虽然说不出话，但看到自己孙子的时候，却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泪水。”
还有一些人，则开始严肃思考自己老去的样子，“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最多被人提起的，是那些老人生活、逃脱最终又回归的“关山老人院”。除了老旧的房屋、简易的铁架床、生锈的红色大门，院墙上那句红色油漆写的标语也总被一次又一次地引用：“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