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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下半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绿党提交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该法案将于2019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据法案，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得到一年10天的额外带薪休假，这在西方国家尚属首例。
对受害者施以援手
当国会最终以63票赞成和57票反对通过《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时，最初提出该法案的新西兰绿党议员简·洛吉在现场激动地流下热泪。她坚持不懈，为此奋斗了整整7年。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如此相近，仅6票之差，不难看出法案获得通过经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历程。家庭暴力日益成为新西兰的一种“地方病”，大约60%的女性长期处于暴力关系中。“这项法案将对受害者施以援手，带薪假期可以帮助减轻她们的负担，能在不需要担心失去工作的情况下得到帮助。”简·洛吉如是说。
《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于2019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明确规定给予家庭暴力受害者一年最多10天的带薪休假，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寻求帮助、诉诸法律、离开施暴的伴侣、寻找新家、为孩子处理创伤问题等。在重回工作岗位时，公司还应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其他支持，受害者无须提供情况证明。该法案还包括修改《人权法》，规定在就业环境中禁止对家暴受害者进行歧视。随着《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的通过，新西兰继菲律宾后成为全球第二个家庭暴力受害者能带薪休假的国家。
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经过了几番博弈。反对者认为，法案不但无助于阻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发生，同时还会给职场女性带来负面影响。他们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当然很不幸，但法案的实施或许会进一步提高他们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二是引发企业聘用员工的标准变化，雇主也许会拒绝雇佣那些被怀疑遭到家庭暴力的人;三是企业不应为家庭暴力埋单，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此举需要耗费很高的成本。
洛吉和她的支持者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有力的反驳，指出更低的人员流动率和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回报，将迅速抵消实施这项政策的成本。该法案的目的是帮助那些试图逃离暴力关系的人，得以遏止暴力并获得帮助，不用担心丢掉工作。财务不安全往往是人们不敢离开家暴环境的原因之一，新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法案得以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全社会的响应，新西兰反暴力组织对新法案表示欢迎。2018年5月，工党联合政府宣布，将在未来4年的预算中为反家暴团体拨款8000万新西兰元（大约合3.69亿人民币元），这是10年来首次为一线服务提供资金。
家庭暴力有增无减
新西兰1893年成为全球第一个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自治国家，凯特·谢帕德女士是该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最著名的领袖人物。新西兰10元纸币正面图案上就是她的头像和象征她的白色花朵，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受人爱戴的女性社会活动家。
迄今为止，新西兰出了三位女总理。第一位是珍妮·希普利，在1997年12月8日至1999年12月5日出任总理期间，曾领导新西兰度过了国会选举争议时期以及亚洲经济危机，并取得了4%的经济增长率，为新西兰经济成功奠定了基础。第二位是海伦·伊丽莎白·克拉克，曾在1999年12月至2008年11月间以工党党魁的身份出任政府总理。第三位是37岁的现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任期内分娩和休产假曾引发广泛关注。她6月21日在奥克兰市医院顺利生下一名女婴，8月2日结束为期6周的产假重返工作岗位。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女性地位看似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却在发达国家中数一数二，并且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新西兰家庭暴力信息中心所提供的数据，政府每年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上耗资41亿—70亿新西兰元之间（折合人民币约189亿—323亿人民币元）。
其中在新西兰北岛东北部的吉斯伯恩，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居全国之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家暴受害者乔伊 （化名）一直住在吉斯伯恩，20年前因为不堪家暴而与丈夫分手。但现在她担心自己的女儿也卷入家暴的旋涡之中。“我在她腿上看到很多瘀青，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还要回家。”乔伊说，“由于女儿的状况，我主动照顾起4个孙辈。”
艾伦·艾伯特住在罗托鲁阿，丈夫是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在当地一家农场做伐木工。很多时候，她认为自己不是一位妻子，而是一个出气筒。丈夫喝完酒就打她，还限制人身自由，不上班时只能待在家里，否则就要挨打。甚至艾伯特在怀孕时，前前后后也挨了丈夫六七次暴揍。
为了孩子，艾伯特从来没有选择报警。因为最新颁布的家暴法对于施暴者判决十分严重，施暴者可能会面临5年以上的监禁。而她每小时15.75新西兰元（大约合73人民币元）的工資，远不能够承担自己和孩子的开支。“有时候我想去死，但想想6岁的克劳德，只能忍气吞声。”
《新西兰先驱报》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2.5万新西兰人受到家庭暴力伤害，80%可能不会被报道。导致家庭暴力高发的因素通常有几个：酗酒、吸毒以及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新西兰人没有较早地意识到女性是平等的，也没有接受足够的有关预防家庭暴力方面的教育。
改变社会文化准则
在家庭暴力问题中，越来越严重的一点是家暴逐渐突破了工作和生活的界线。调查表明，存在虐待行为的伴侣关系中，三分之二的女性在这段关系开始时都是有全职工作的，但暴力发生后还能继续工作的人不到一半。“法案绝不是灵丹妙药，但女性的经济状况对她的选择至关重要，决定了她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妇女庇护所的首席执行官强调说，“如果她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雇主的信心，同时还能处理家庭事务，那就太好了。”
“《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最大的效果在于引起整个社会的回应，反家暴民众为之欢呼。虽然它不完美，但绝对是一项重大的进步。”洛吉指出，“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受害者交给警方或相关机构，而是彰显出整个社会的支持，并明确告诉所有人，家暴行为极其恶劣。这也和改变社会文化准则有关，大家会觉得每个人都与此息息相关，所以绝不会是‘知道了，没关系’的态度，而是想在帮助受害者时能做点什么。”
许多反家暴组织称，新西兰人开始意识到解决家暴问题是改善员工福祉的一部分，这项开创性措施成为解决常见家庭虐待的第一步：帮助那些试图逃离暴力关系的人，得以遏止暴力并获得帮助，不用担心丢掉工作。尽管该法律目前还是存在较大争议，然而英国正借鉴这一做法，就一项新的家庭暴力法案进行磋商，呼吁特蕾莎·梅考虑在法案中增加带薪休假。
此外，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也有关于家庭暴力的带薪休假法律。澳大利亚政府2018年3月也宣布将颁布立法，赋予工人5天的无薪假，来应对家庭暴力事件。
事实上，新西兰政府也早已意识到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并逐渐为之做出努力。在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女性比例达46%。政府提出了男女薪酬公平原则，和私营企业合作，鼓励他们缩小男女工资的差距。另外，拨款20亿新西兰元（约合92.23亿人民币元）用于提高5.5万名医护人员的薪资待遇。
编辑：夏春晖 [email protected]
对受害者施以援手
当国会最终以63票赞成和57票反对通过《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时，最初提出该法案的新西兰绿党议员简·洛吉在现场激动地流下热泪。她坚持不懈，为此奋斗了整整7年。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如此相近，仅6票之差，不难看出法案获得通过经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历程。家庭暴力日益成为新西兰的一种“地方病”，大约60%的女性长期处于暴力关系中。“这项法案将对受害者施以援手，带薪假期可以帮助减轻她们的负担，能在不需要担心失去工作的情况下得到帮助。”简·洛吉如是说。
《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于2019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明确规定给予家庭暴力受害者一年最多10天的带薪休假，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寻求帮助、诉诸法律、离开施暴的伴侣、寻找新家、为孩子处理创伤问题等。在重回工作岗位时，公司还应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其他支持，受害者无须提供情况证明。该法案还包括修改《人权法》，规定在就业环境中禁止对家暴受害者进行歧视。随着《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的通过，新西兰继菲律宾后成为全球第二个家庭暴力受害者能带薪休假的国家。
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经过了几番博弈。反对者认为，法案不但无助于阻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发生，同时还会给职场女性带来负面影响。他们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当然很不幸，但法案的实施或许会进一步提高他们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二是引发企业聘用员工的标准变化，雇主也许会拒绝雇佣那些被怀疑遭到家庭暴力的人;三是企业不应为家庭暴力埋单，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此举需要耗费很高的成本。
洛吉和她的支持者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有力的反驳，指出更低的人员流动率和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回报，将迅速抵消实施这项政策的成本。该法案的目的是帮助那些试图逃离暴力关系的人，得以遏止暴力并获得帮助，不用担心丢掉工作。财务不安全往往是人们不敢离开家暴环境的原因之一，新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法案得以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全社会的响应，新西兰反暴力组织对新法案表示欢迎。2018年5月，工党联合政府宣布，将在未来4年的预算中为反家暴团体拨款8000万新西兰元（大约合3.69亿人民币元），这是10年来首次为一线服务提供资金。
家庭暴力有增无减
新西兰1893年成为全球第一个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自治国家，凯特·谢帕德女士是该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最著名的领袖人物。新西兰10元纸币正面图案上就是她的头像和象征她的白色花朵，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受人爱戴的女性社会活动家。
迄今为止，新西兰出了三位女总理。第一位是珍妮·希普利，在1997年12月8日至1999年12月5日出任总理期间，曾领导新西兰度过了国会选举争议时期以及亚洲经济危机，并取得了4%的经济增长率，为新西兰经济成功奠定了基础。第二位是海伦·伊丽莎白·克拉克，曾在1999年12月至2008年11月间以工党党魁的身份出任政府总理。第三位是37岁的现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任期内分娩和休产假曾引发广泛关注。她6月21日在奥克兰市医院顺利生下一名女婴，8月2日结束为期6周的产假重返工作岗位。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女性地位看似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却在发达国家中数一数二，并且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新西兰家庭暴力信息中心所提供的数据，政府每年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上耗资41亿—70亿新西兰元之间（折合人民币约189亿—323亿人民币元）。
其中在新西兰北岛东北部的吉斯伯恩，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居全国之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家暴受害者乔伊 （化名）一直住在吉斯伯恩，20年前因为不堪家暴而与丈夫分手。但现在她担心自己的女儿也卷入家暴的旋涡之中。“我在她腿上看到很多瘀青，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还要回家。”乔伊说，“由于女儿的状况，我主动照顾起4个孙辈。”
艾伦·艾伯特住在罗托鲁阿，丈夫是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在当地一家农场做伐木工。很多时候，她认为自己不是一位妻子，而是一个出气筒。丈夫喝完酒就打她，还限制人身自由，不上班时只能待在家里，否则就要挨打。甚至艾伯特在怀孕时，前前后后也挨了丈夫六七次暴揍。
为了孩子，艾伯特从来没有选择报警。因为最新颁布的家暴法对于施暴者判决十分严重，施暴者可能会面临5年以上的监禁。而她每小时15.75新西兰元（大约合73人民币元）的工資，远不能够承担自己和孩子的开支。“有时候我想去死，但想想6岁的克劳德，只能忍气吞声。”
《新西兰先驱报》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2.5万新西兰人受到家庭暴力伤害，80%可能不会被报道。导致家庭暴力高发的因素通常有几个：酗酒、吸毒以及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新西兰人没有较早地意识到女性是平等的，也没有接受足够的有关预防家庭暴力方面的教育。
改变社会文化准则
在家庭暴力问题中，越来越严重的一点是家暴逐渐突破了工作和生活的界线。调查表明，存在虐待行为的伴侣关系中，三分之二的女性在这段关系开始时都是有全职工作的，但暴力发生后还能继续工作的人不到一半。“法案绝不是灵丹妙药，但女性的经济状况对她的选择至关重要，决定了她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妇女庇护所的首席执行官强调说，“如果她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雇主的信心，同时还能处理家庭事务，那就太好了。”
“《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最大的效果在于引起整个社会的回应，反家暴民众为之欢呼。虽然它不完美，但绝对是一项重大的进步。”洛吉指出，“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受害者交给警方或相关机构，而是彰显出整个社会的支持，并明确告诉所有人，家暴行为极其恶劣。这也和改变社会文化准则有关，大家会觉得每个人都与此息息相关，所以绝不会是‘知道了，没关系’的态度，而是想在帮助受害者时能做点什么。”
许多反家暴组织称，新西兰人开始意识到解决家暴问题是改善员工福祉的一部分，这项开创性措施成为解决常见家庭虐待的第一步：帮助那些试图逃离暴力关系的人，得以遏止暴力并获得帮助，不用担心丢掉工作。尽管该法律目前还是存在较大争议，然而英国正借鉴这一做法，就一项新的家庭暴力法案进行磋商，呼吁特蕾莎·梅考虑在法案中增加带薪休假。
此外，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也有关于家庭暴力的带薪休假法律。澳大利亚政府2018年3月也宣布将颁布立法，赋予工人5天的无薪假，来应对家庭暴力事件。
事实上，新西兰政府也早已意识到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并逐渐为之做出努力。在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女性比例达46%。政府提出了男女薪酬公平原则，和私营企业合作，鼓励他们缩小男女工资的差距。另外，拨款20亿新西兰元（约合92.23亿人民币元）用于提高5.5万名医护人员的薪资待遇。
编辑：夏春晖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