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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导演钮承泽的电影作品总是在温情中包含着残酷，流露出一种悲剧意识。钮承泽的电影以“轻”述“重”，力图在欢乐嬉笑中诉说悲情。他的电影作品渗透着浓厚的台湾本土风格，由历史深处延伸到现实深处，引发观者对历史、社会、自身的思考。
【关键词】钮承泽;悲剧意识 ;台湾电影
1. 时代悲剧
1.1 不可抗拒的力量
历史作为不可控的外部力量，在无形中造就了时代悲剧。《军中乐园》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金门小岛上的故事，当时岛内政权不稳、社会混乱，为解决数十万士兵的生理需求，官方设立“特约茶室”，以稳定军心。这一荒谬之举，成为凌驾于乱世军民之上的枷锁。军中乐园的背后既有逼迫少女的残忍事实，也隐藏着国民党对士兵的严格限制，微薄的薪饷无法支撑其恋爱、结婚，难以抒发的情欲只有在军中乐园宣泄。他们是在盲目的无意识中成为了历史悲剧的直接参与者。历史发展的必然所造就的社会分裂最终演化为人性的分裂，阿娇、兴华的死无不是历史的牺牲。
《艋舺》讲述了80年代，在台湾艋舺一代的社会惨剧，经济的井喷式发展难掩社会内部的恶疾丛生。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与“民主”，但事实上，台湾政局不稳、矛盾重重。人物的命运是被历史的必然性推动向前的。作为台湾曾经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艋舺一度风光无限，这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都混迹于此。它既是年轻人以为的梦想天堂，也是彼此残杀的最终斗场。艋舺就是当时处于转折时期的台湾缩影。每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历史都会毫不留情的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当蚊子、和尚和志龙等街头少年幻想在艋舺实现自我价值之时，他们的梦想早已经倒在了残杀的血泊之中。《艋舺》的悲剧在于，大多数人以为自己服从的是自我，其实只是臣服于历史的必然。
1.2 无法避免的力量
《军中乐园》强调了政治统治作为一种无法避免的力量对人的钳制。表面上这里充斥着男欢女爱，事实上这是军方安抚士兵的策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一方面，被迫抓来从军的士兵本身就具有悲剧色彩，“情欲”是其唯一具有生命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政治的钳制使人变得麻木与冷漠，军中乐园里的军妓，更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这种双重的悲剧加深了这片“乐土”的政治隐喻。
《艋舺》中，这股无法避免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认同的迷茫。当时的台湾，既无法完全割舍殖民文化的余温，也难以重回母体文化的怀抱，太子帮的五人都成长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在一种极其渴望自我认同的情况下加入黑帮，他们依靠明确的地盘划分、地理界限来获得自我价值。二是本地观念与外来势力的对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是台湾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在《艋舺》中，残杀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外省人灰狼的到来，以Geta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拒绝向外发展势力，最终引发了黑帮势力的重新洗牌。经历了诸多政权的更迭，对外来势力的集体阴影势必会影响台湾在新时期的重新觉醒。
2. 自身悲剧
2.1 残酷成长
钮承泽的电影带有台湾传统青春类型片的痕迹。《军中乐园》里的小宝，善良单纯，却只能沦为在风月场混迹的痞兵。直到他亲眼目睹了好友兴华的死，士官长老张被抓，才逐渐意识到，美好的梦已经破碎，留下的都是对秩序的臣服。在影片的最后，原本从不和军妓发生关系的小宝也已经习惯了与她们打情骂俏，曾经的少年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之下成长。
“我们始终面对着一个费解的事实、或曰一个费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努力创造完美的世界，却在制造光荣的善的同时，带来了恶，而且这个恶只能用自我折磨和自我消耗来克服。这个事实或现象就是悲剧。”悲剧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悖论，《艋舺》里的蚊子本来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却加入黑帮成为暴力的推崇者。十几岁的少年自认为智慧的选择了黑帮，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却最终毁灭在内部的斗争之中。整部影片，既大肆宣泄了社会边缘少年寻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快感，也毫不留情的展现了这种无意义的争斗所带来的毁灭。
2.2 无力抗争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祗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他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军中乐园》里的兴华一直老实、懦弱，在等级划分的军营，作为下层士兵的他受尽欺负。兴华与莎莎相爱，成为他反抗的内驱力。两人设计逃跑，是一种带有逃避意味的反抗。但他们的行动最终导致了其陷入了悲剧的困境——“弱者”与“强者”的对抗，注定是一种残酷的牺牲。
《艋舺》里人物的抗争则陷入一种“两难”的选择，蚊子知晓了家族的秘密，被动的卷入了紛争，无论是外部的冲突还是内心的矛盾，都使他难以抉择。蚊子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道义”，却成为他最大的困惑，价值观的毁灭甚至超出生命的消逝。和尚所处的困境，逼迫他做出杀死Geta的选择。他始终明白，血腥和杀戮才是黑道的生存法则。假如和尚暗杀志龙的父亲被认为是“恶”，那么在这“恶”的背后，我们恰恰也可以感受到他人性的“善”，他选择与别人合作，更多的是想让自己成为志龙强有力的保护。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让观众从法理和伦理上都有了对这个悲剧人物的深切认知。
3. 情感悲剧
3.1 无法拥抱的亲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数十万士兵也随之来到这片岛屿，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未能回到故乡。《军中乐园》里的士官长老张常常让小宝为他代写一封封寄不出的家信，老张最大的梦醒就是能够带着阿娇一起回到山东老家，他与老乡喝酒，收音机里的黄梅戏唱到：“你们都是笼中鸟，有翅膀也是关在笼子里”，这唱词似乎预示了他们的命运——只能成为历史夹缝中的无辜牺牲者。异乡人的情感悲剧，也是敏感时期台湾的悲剧，两岸难解的历史隔阂，造就了众生的血泪人生。
《艋舺》里，“父”不仅是慈爱与权力的化身，并且是“子”赖以仰仗的精神标杆。蚊子在“无父”的状态下成长，他加入太子帮，融入以Geta为首的家庭，Geta充当了原本缺失的父亲形象。灰狼目睹儿子的死亡，几近崩溃，这是蚊子一次精神上的“弑父”。和尚密谋杀死了Geta，也可视作是道德觉醒下的“弑父”，当他知晓了父辈的恩怨，对Geta的顺从立马转变为对父辈的彻底反叛，“父”不仅不再具有权威，甚至成为谎言的的化身。蚊子与和尚，在“寻父”与“弑父”的双重矛盾中纠葛，最终酿成了互相残杀的悲剧。
3.2 无法圆满的爱情
《军中乐园》里的爱情线有三条，一是老张对阿娇情有独钟，但阿娇只在乎钱财、假意奉承。她对老张的背叛、对老张外省人身份的贬斥，成为老张最后失去理智亲手杀她的导火索。二是兴华与莎莎设法逃跑，最终死亡。下层士兵与军中妓女的爱情注定难成眷属。影片中着重表现的是小宝与妮妮的情感线，两人虽暗生情绪，但也不能圆满，“茫茫人海不知能否再遇见”，成为两人无奈的结局。时代洪流里的年轻男女，不能享受爱之欢乐，只能承受残酷的灾难。
《艋舺》与《军中乐园》的相似之处在于，两部影片都呈现了一个男女情感的混乱背景。蚊子用暴力武装自己，小凝就是他唯一的温柔寄托，他在小凝的屋顶上画满樱花，来承载两人最纯真的感情。影片的结尾，蚊子倒下的那一刻，肆溅的鲜血幻化成了漫天的樱花，成为两人爱情悲剧的浪漫化反衬。
4. 结语
钮承泽导演的这两部影片都是对台湾的深切回望，既有对过往历史的感伤，也有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思考，悲剧虽然残酷，但仍有温情，就像是军中乐园里最后降生的婴儿，蚊子死前看到的樱花，绝望中总还透露着希望。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导演钮承泽的电影观念。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2.
[2][英]A.C.Bradley.Shakespearean Tragedy.[M].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 Ltd.1985：9.
[3][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
【关键词】钮承泽;悲剧意识 ;台湾电影
1. 时代悲剧
1.1 不可抗拒的力量
历史作为不可控的外部力量，在无形中造就了时代悲剧。《军中乐园》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金门小岛上的故事，当时岛内政权不稳、社会混乱，为解决数十万士兵的生理需求，官方设立“特约茶室”，以稳定军心。这一荒谬之举，成为凌驾于乱世军民之上的枷锁。军中乐园的背后既有逼迫少女的残忍事实，也隐藏着国民党对士兵的严格限制，微薄的薪饷无法支撑其恋爱、结婚，难以抒发的情欲只有在军中乐园宣泄。他们是在盲目的无意识中成为了历史悲剧的直接参与者。历史发展的必然所造就的社会分裂最终演化为人性的分裂，阿娇、兴华的死无不是历史的牺牲。
《艋舺》讲述了80年代，在台湾艋舺一代的社会惨剧，经济的井喷式发展难掩社会内部的恶疾丛生。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与“民主”，但事实上，台湾政局不稳、矛盾重重。人物的命运是被历史的必然性推动向前的。作为台湾曾经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艋舺一度风光无限，这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都混迹于此。它既是年轻人以为的梦想天堂，也是彼此残杀的最终斗场。艋舺就是当时处于转折时期的台湾缩影。每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历史都会毫不留情的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当蚊子、和尚和志龙等街头少年幻想在艋舺实现自我价值之时，他们的梦想早已经倒在了残杀的血泊之中。《艋舺》的悲剧在于，大多数人以为自己服从的是自我，其实只是臣服于历史的必然。
1.2 无法避免的力量
《军中乐园》强调了政治统治作为一种无法避免的力量对人的钳制。表面上这里充斥着男欢女爱，事实上这是军方安抚士兵的策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一方面，被迫抓来从军的士兵本身就具有悲剧色彩，“情欲”是其唯一具有生命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政治的钳制使人变得麻木与冷漠，军中乐园里的军妓，更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这种双重的悲剧加深了这片“乐土”的政治隐喻。
《艋舺》中，这股无法避免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认同的迷茫。当时的台湾，既无法完全割舍殖民文化的余温，也难以重回母体文化的怀抱，太子帮的五人都成长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在一种极其渴望自我认同的情况下加入黑帮，他们依靠明确的地盘划分、地理界限来获得自我价值。二是本地观念与外来势力的对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是台湾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在《艋舺》中，残杀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外省人灰狼的到来，以Geta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拒绝向外发展势力，最终引发了黑帮势力的重新洗牌。经历了诸多政权的更迭，对外来势力的集体阴影势必会影响台湾在新时期的重新觉醒。
2. 自身悲剧
2.1 残酷成长
钮承泽的电影带有台湾传统青春类型片的痕迹。《军中乐园》里的小宝，善良单纯，却只能沦为在风月场混迹的痞兵。直到他亲眼目睹了好友兴华的死，士官长老张被抓，才逐渐意识到，美好的梦已经破碎，留下的都是对秩序的臣服。在影片的最后，原本从不和军妓发生关系的小宝也已经习惯了与她们打情骂俏，曾经的少年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之下成长。
“我们始终面对着一个费解的事实、或曰一个费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努力创造完美的世界，却在制造光荣的善的同时，带来了恶，而且这个恶只能用自我折磨和自我消耗来克服。这个事实或现象就是悲剧。”悲剧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悖论，《艋舺》里的蚊子本来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却加入黑帮成为暴力的推崇者。十几岁的少年自认为智慧的选择了黑帮，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却最终毁灭在内部的斗争之中。整部影片，既大肆宣泄了社会边缘少年寻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快感，也毫不留情的展现了这种无意义的争斗所带来的毁灭。
2.2 无力抗争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祗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他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军中乐园》里的兴华一直老实、懦弱，在等级划分的军营，作为下层士兵的他受尽欺负。兴华与莎莎相爱，成为他反抗的内驱力。两人设计逃跑，是一种带有逃避意味的反抗。但他们的行动最终导致了其陷入了悲剧的困境——“弱者”与“强者”的对抗，注定是一种残酷的牺牲。
《艋舺》里人物的抗争则陷入一种“两难”的选择，蚊子知晓了家族的秘密，被动的卷入了紛争，无论是外部的冲突还是内心的矛盾，都使他难以抉择。蚊子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道义”，却成为他最大的困惑，价值观的毁灭甚至超出生命的消逝。和尚所处的困境，逼迫他做出杀死Geta的选择。他始终明白，血腥和杀戮才是黑道的生存法则。假如和尚暗杀志龙的父亲被认为是“恶”，那么在这“恶”的背后，我们恰恰也可以感受到他人性的“善”，他选择与别人合作，更多的是想让自己成为志龙强有力的保护。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让观众从法理和伦理上都有了对这个悲剧人物的深切认知。
3. 情感悲剧
3.1 无法拥抱的亲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数十万士兵也随之来到这片岛屿，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未能回到故乡。《军中乐园》里的士官长老张常常让小宝为他代写一封封寄不出的家信，老张最大的梦醒就是能够带着阿娇一起回到山东老家，他与老乡喝酒，收音机里的黄梅戏唱到：“你们都是笼中鸟，有翅膀也是关在笼子里”，这唱词似乎预示了他们的命运——只能成为历史夹缝中的无辜牺牲者。异乡人的情感悲剧，也是敏感时期台湾的悲剧，两岸难解的历史隔阂，造就了众生的血泪人生。
《艋舺》里，“父”不仅是慈爱与权力的化身，并且是“子”赖以仰仗的精神标杆。蚊子在“无父”的状态下成长，他加入太子帮，融入以Geta为首的家庭，Geta充当了原本缺失的父亲形象。灰狼目睹儿子的死亡，几近崩溃，这是蚊子一次精神上的“弑父”。和尚密谋杀死了Geta，也可视作是道德觉醒下的“弑父”，当他知晓了父辈的恩怨，对Geta的顺从立马转变为对父辈的彻底反叛，“父”不仅不再具有权威，甚至成为谎言的的化身。蚊子与和尚，在“寻父”与“弑父”的双重矛盾中纠葛，最终酿成了互相残杀的悲剧。
3.2 无法圆满的爱情
《军中乐园》里的爱情线有三条，一是老张对阿娇情有独钟，但阿娇只在乎钱财、假意奉承。她对老张的背叛、对老张外省人身份的贬斥，成为老张最后失去理智亲手杀她的导火索。二是兴华与莎莎设法逃跑，最终死亡。下层士兵与军中妓女的爱情注定难成眷属。影片中着重表现的是小宝与妮妮的情感线，两人虽暗生情绪，但也不能圆满，“茫茫人海不知能否再遇见”，成为两人无奈的结局。时代洪流里的年轻男女，不能享受爱之欢乐，只能承受残酷的灾难。
《艋舺》与《军中乐园》的相似之处在于，两部影片都呈现了一个男女情感的混乱背景。蚊子用暴力武装自己，小凝就是他唯一的温柔寄托，他在小凝的屋顶上画满樱花，来承载两人最纯真的感情。影片的结尾，蚊子倒下的那一刻，肆溅的鲜血幻化成了漫天的樱花，成为两人爱情悲剧的浪漫化反衬。
4. 结语
钮承泽导演的这两部影片都是对台湾的深切回望，既有对过往历史的感伤，也有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思考，悲剧虽然残酷，但仍有温情，就像是军中乐园里最后降生的婴儿，蚊子死前看到的樱花，绝望中总还透露着希望。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导演钮承泽的电影观念。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2.
[2][英]A.C.Bradley.Shakespearean Tragedy.[M].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 Ltd.1985：9.
[3][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