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浩劫,发动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批准的“五一六通知”,另一个就是在“通知”鼓动下,经康生、曹轶欧策动而产生,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署名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点名批判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珮云,批判他们压制北大的“文革”,宣布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挑动师生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这张大字报随即得到毛泽东称赞,并以“我的一张大字报”与之呼应,矛头直指刘少奇。至此,“文革”的妖魔跳出了潘多拉盒子,怎么也压不回去了。
　　 “文革”后期的1975年7月,陆平在北大被解放,随即调任七机部副部长,“文革”后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2003年在北京逝世。近年来,关于他在“文革”中的史料逐渐被披露。
　　
　　从北大学生到青年政治工作者
　　
　　陆平原名刘志贤,1914年11月15日生于吉林长春,1931年1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1933年2月,还是中学生的他加入共青团,一个月后转为中共党员,当年5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是北大活跃的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投身抗日救亡,先后来到济南和太原,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组织部长。1938年12月到1940年10月,担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6月到1943年3月,担任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1945年后任平北地委副书记、书记。总之,“围着北平打仗”,是陆平抗战时期的特点。
　　抗战胜利后,陆平转入军队,先是在地方部队冀察军区政治部当主任,后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主任。随着战争规模扩大,陆平于1947年12月调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他的直接领导政委胡耀邦,与他一起在华北(主要是河北)战场上纵横驰骋。1948年12月,陆平调任华北局青委书记,胡耀邦则继续在军队工作。没有想到,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都作为青年团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并共同合影留念。陆平专事青年团工作时间不长,1949年6月,调往东北担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但他一直兼任青年团中央委员。1954年11月,陆平调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57年“反右风暴”,主事者不满意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将他调离,打算向北大另派老资格的干部。陆平于1957年10月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校长暂时还是马寅初)。1960年,陆平担任北大校长。
　　 成为矛盾的聚集点
　　
　　陆平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回到母校北大,担任母校的第一把手,从此便踏入了是非之地,争议之声伴随他的后半生。
　　陆平是在“反右”高潮中来到北大的,北大正经历自身发展中一次深深的创伤。他到校才两天,校务委员会讨论反右部署,江隆基报告说,截至目前,北大教职员中划了90个右派,在学生中划了421人,总计511人。这是一个相当高比例的“划右”数字。
　　陆平接受工作后,主持“整风补课”,结果到1958年1月31日,使北大的“右派”达到了699人。也就是说,188人的“划右”和陆平有关系。事后有一种说法:此种“错误应由集体负责”。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应该明确的。
　　当时北大各系各单位上报的“划右”人数远远大于此数,在最后决定时是压缩的。后来陆平在回忆文稿中写道:“当时我的思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右派分子之多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如物理系、数学系有的班级右派分子占据多数,怎么能办下去?……对于反右派斗争有什么错误,我的头脑是不清醒的。”说明到这个时候陆平已经考虑“可划可不划”问题,并在实际定案时压缩“划右”人数,问题在于,离开了法律准绳的时候,划与不划,将青年学生推入灾难还是给予保护,必然产生很大的分歧。按照几条粗糙的“标准”,肯定量不准是非曲直,还会造成矛盾和积怨。后来,陆平反思道:“(反右)整改运动,从表面上看还是热烈的,但实际上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是严重的。党内外的民主大为削弱,人们不敢提不同意见,不说真心话,不写文章,‘双百’方针搁置了。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恶果,危害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平一来到北大,就被置身于矛盾中心。此后,随着指导方针越来越左,挨整挨批者接踵于道,陆平那些合理或正确的做法也被视为是“右”的,矛盾逐渐积累,到1964年“社教运动”开展起来,终于危及陆平自身,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社教工作队进北大激化矛盾
　　
　　1964年上半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在农村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运动”)。运动发现,到处都存在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修正主义”倾向严重的问题。于是,社教运动又向城市延伸。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调查组进驻北大。结果很快发现,这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很猖狂”,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当时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工作组进言,说北大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中央精神不能得到贯彻。她的报告加深了工作组对北大负责人陆平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了决策领导,使北大领导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北大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宣部十分重视,遂于1964年11月组成庞大工作队,仍由张磐石负责,进驻北大抓社教运动。工作队为了证明自己前次报告的正确,即于月底形成“二号报告”,更尖锐地提出,北大党委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向”。这就一下子将陆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陆平本来和张磐石是熟悉的,1948年以刘少奇为第一书记的华北局成立时,陆平是青委书记,张磐石是宣传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一进北大,陆平就去看他,问他“要不要汇报”等等。张说不要,也不需要北大党委的配合。看来,工作组进北大就是要抓出阶级斗争“成绩”的,陆平在劫难逃。很快,工作组已经对校党委产生负面印象的传闻使得陆平紧张起来,他即到北京市委向刘仁汇报。北京市委不满意工作队在北大的活动,陆平对工作队的种种做法也产生了抵制。但是,自批判《红楼梦研究》和反“胡风集团”运动以来,北大校园中运动不断,被整过的人重重叠叠,积怨已深。由于指导方针的影响,左了还要接着左,你左我更左的情况比比皆是,加上民主生活的缺失造成“小报告”盛行,工作队容易得到负面材料和报告,再以更左的方式解读,将北大的社教运动指导方针确定为:“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五项任务。”这样,要想不搞偏见和无偏差就很难了。
　　北大实行双重领导制,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关系密切,北京市委不满意中宣部工作队的意见,认为陆平最多是“好人犯了某些错误”,工作队主要领导则认为北京市委包庇陆平。张磐石和陆平,两位在战争年代曾工作在一起的战友,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牌子下分道扬镳,而陆平和以彭真为书记的北京市委的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
　　 “五一六通知”引出“大字报”
　　
　　1965年1月23~24日,陆平、彭珮云参加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中的高校小组会,他们分别做了自我批评,也对北大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工作队负责人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大社教惊动了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于3月3日主持会议,着重讨论北大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北大社教取得的成绩,又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认为,不能把北大党委当作“烂掉的单位”来看待。工作队内部,也有人不认同将北大党委推向敌人一边的看法,尤其是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他随后上书总书记邓小平,指出工作队搞社教的做法是有错误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3月5日宣布将北大社教5人领导小组扩大为8人,增加了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这样,原工作队的势头就低落了。中宣部在4月初组织工作队部分人员会议,范围逐步扩大,至月底宣布撤销张磐石的工作队长职务,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取代,并增加常溪萍为工作队领导小组成员。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彭真在北大社教的前一轮起伏中控制了局面,支持了陆平。但是,随着“文革”大劫难的到来,也由此为与工作队斗法暂时处于上风的陆平成为“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埋下了伏笔。
　　随后,陆平松下一口气回北大了。但是,社教运动几乎使各个系都出现了两派对立,相互指责对方“不革命”而自己是“真革命”。为了调和矛盾,中宣部、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共同组织,于7月底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议。彭真对此事非常关心,会议领导小组组长是许立群,增加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副组长,陆平也是小组成员。会议一直开到了9月开学之时,大部分系的对立双方停息了争吵,因为开学也就返校了。但是以聂元梓为总支书记的哲学系积案甚多,分歧尖锐,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以聂元梓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党委书记陆平的压制。1966年1月,会议主持者觉得再僵持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宣布哲学系的整风会也到此为止。但是,聂元梓等人认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他们是被压制的一方,于是耿耿于怀,等待时机翻案。
　　1966年春天,对北大来说相对平稳,校党委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聂元梓也被派到怀柔搞农村社教。她没有出发就生了病,干脆在家休养,颇有“蛰伏”的样子。陆平又能抽身出来,对一直关心着的研制人工合成胰岛素继续给予支持。但就在这个春天,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最后导致5月由陈伯达等人重新拟定了关于“文革”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由此正式发动起来了。
　　聂元梓作为校党委成员听了“五一六通知”,如同“晴天霹雳”。她立即想到自己被陆平“发落到乡下”就是挨整,而陆平的后台就是北京市委领导人。好几个晚上,聂元梓没有睡着,翻来覆去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她由此判断,彭真支持陆平肯定是错的。聂元梓决心自己跳出来呼应“五一六通知”。
　　聂元梓纠集了在国际饭店会议前后给陆平提过意见的若干人,又经康生、曹轶欧策动,于5月23日晚上商议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拿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传达的开展“文革”的讲话开刀,主要部分则是批判陆平和彭珮云。这份大字报于5月25日完成,即张贴在学校大饭厅的东墙上。
　　5月25日当晚,北大校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问题。讨论中,党委成员对大字报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大部分人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要动员聂元梓本人,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指定的室内地点。另一种意见,虽然只有2个人,但显得很强硬,他们主张予以支持,而且说,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校党委应该表态。他们首先要求陆平表态。陆平说,把他和宋硕说成黑帮,不能同意。
　　在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背后,策动者康生、曹轶欧夫妇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后,是康生以“绝密件”方式将大字报稿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于当天向全国广播。此举非同小可。看到6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的大字报,陆平马上想到,要有一个挨批5年的思想准备。他没有想到,在“文革”中挨批的时间恰好是5年的一倍——10年。
　　陆平由此成为“文革”肇始首位倒下的大学校长,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