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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马云给杭州、马化腾给深圳，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力。中国的城市，应该花更多的心血和时间为各类人才提供有利于发挥他们创新才能的环境
嘉宾
曾宪章：美国百人会理事、玉山科技协会创始人之一
陈五福：智融创新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汪大总：春晖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戍：W.A再生医学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
黎怡杭：南京大学-纽约大学理工分校创新创业学院执行院长
何文君：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家之崛起，离不开城市之崛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座城市靠什么崛起？一座处于落后位置的城市又靠什么赶超？
无论是美国百人会的专家，还是华人华侨精英，再或是本土的企业家，他们的回答都指向四个字：创新创业。
“市场是全球化的，竞争也是全球化的”
《支点》：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衡量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和潜在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国，特别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美国相比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五福：一个城市的发展要找到自己的强项，然后再瞄准新的发展机会。该怎样去找到强项呢？就是要参与创新。创新对于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来说，要有定位。创新包括技术等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创新，但这并不是说每一样都要做到最好。比如小公司资源少，究竟要做什么产品？“人家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是我们常常作出的决定，其实这是最不好的策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样样都想做的结果便是样样都做不好。
暂时落后的城市不用气馁，就像中国的崛起之于世界，后来居上者会有新的机遇。如今，竞争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内部，而是全球化的竞争，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中部城市武汉为例，目标一定要瞄准世界第一，而不只是国家第一或湖北第一。不选择这条路，就走不出去，因为市场是全球化的，竞争也是全球化的。市场可以选择小而精准，但竞争没有选择。在市场竞争中，一个第一名会超过十个第二名，所以要想办法集中资源找到一个“全球第一名”的可行性。
曾宪章：最重要的一点，城市一定要成为创新中心。对此，我有三个建议，第一是要打造“自主创新型”高新区，高新区不仅要有定位，而且要定位在“世界高、世界新”，中国的高新区最初只是定位在“中国高、中国新”，这还远远不够。
第二是要设立创新基金，用以扶持重点产业。成都为了发展软件产业，每年投入1亿元作为软件产业的循环基金，用来培训软件人才、引进软件企业以及做CMMI认证。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从全国第十二名跃升至第四名。
第三是高科技发展需要搭建高速直通车，不要从零开始白白等待，而是应该借助国际影响力。比如，可以把“全球玉山科技模式”引入到中国来。当国内的城市与全球最大的科技平台对接后，可建立一条直通全球科技重镇的高速公路，能更快地吸引国际一流研发团队和项目。
用跨国并购加速国际化
《支点》：城市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支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内很多企业都有一定的原始积累，但现在遇到了做大做强的瓶颈，对此您有哪些“锦囊妙计”？
黎怡杭：对企业来说，当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型经济阶段后，高效益就有了新含义。比如卖茶叶，企业不仅需要知道客户喝什么品牌的茶，还要留意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喝茶。经济已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把客户带进来一起创造产品，得到客户想要的，这才符合创新2.0的思维——有创业想法的时候就要想到，这是不是客户需要的，然后再考察市场有多大，最后再决定是否开始创业。事实上，这个过程也是在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初创企业生产的产品其实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可重复性的商业模式，然后再以商业模式带动创业。
何文君：美国硅谷被认为是全球创新创业做得最好的地区。硅谷的科技创新成功经验大致可以归结为：科技园区实现产业与高知人群的聚集；模块化分工为创新企业提供高效的协作网络；风险投资基金为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支撑。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高新区还有很大的完善和发展空间。国内的科技园区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整体孵化能力与国际发达园区相比差距较大，科技园区应将“如何用超前的思维、创新的意识为入园企业提供增值服务”视为自身发展的生命线。风险投资基金也是衡量创新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硅谷的许多著名企业，如INTEL、YAHOO、思科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中国才刚刚起步，路还很长。
《支点》：如何让创新创业成为新时代企业发展的新引擎？
汪大总：有人说现在是第三次国际化。第一次发生在元朝的成吉思汗时期，以暴力和土地扩张为特点。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化时期，以贸易和工业发展为特征。当前这一次国际化是由跨国公司引领、以信息化为特征的进程。美国为什么牛？有大约36%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美国，真正引领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
每个企业在发展的时候，都要讲求差异化，这样才会具有竞争优势。国内的企业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优势，但与国际一些大企业相比，其国际化水平还相差较远。国际化的驱动力是经济一体化，这个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世界变小了，来往非常便利，人们一定会寻找到成本最低、最有效益的地方来从事生产。
国内的企业可采用跨国并购的办法加速国际化，国际上好的品牌、技术和产品，完全可以拿来“洋为中用”。纵观世界级大型企业的发展史，至少在美国没有一家不是使用了这种工具，比如通用公司在1931年就跨过大洋到欧洲并购德国欧宝，至今用的还是他们的技师。
“诸葛亮不会递简历给刘备”
《支点》：创新创业都是需要人才来支撑的，在培养和引进人才方面，政府该如何扮演好“伯乐”的角色？
汪大总：为什么中国目前仍处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关键在于缺乏人才。没有人才，国际化是走不出去的。国际化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简单总结为四个C。第一个C：Confidence，信心。名校学生之所以容易出成绩，是因为信心十足，比如康奈尔大学里的学生来自140多个国家，每天都能在高手云集的氛围中受到熏陶，确实给人增强信心。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于第二个C：Competence，知识和技能。中国有句古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知识要学得有深度和宽度。第三个C：Connections，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好的团队合作、光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好的情商与团队沟通。第四个C：Creativity，即培养创新理念，中国的教育很容易把人带进一个圈子里。有了这四个C，不论人在哪里，都能做得很出色，为中国的国际化作出贡献。 曾宪章：创新是绝对需要人才来支撑的。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国现在的人才政策非常好，但均属于被动式的人才政策，即政策定好之后，等着人才来报名。其实，真正的领军人才全世界都在抢，可能没有机会来报名。诸葛亮高卧隆中，他是不会递简历给刘备的。国内的城市需要研究一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找到方向之后，积极主动地去礼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一个城市的发展，还需要培养创新型的企业家。大家都知道，马云给杭州、马化腾给深圳，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力。对国内城市来说，应该花更多的心血和时间为各类人才提供有利于发挥他们创新才能的环境。纽约科技大学在南京建立的创新创业模式，以及北京的“摇篮计划”，都堪称“创新创业大学”的典范。
何文君：硅谷为什么能成功？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人才。从个体看，硅谷的企业家精神值得尊敬，他们的身上都透露着清晰的硅谷烙印：勇于进取、敢于冒险、脚踏实地、乐于合作，这些特质加上极高的智力因素，就容易走向成功。从社会环境来看，硅谷的“创新文化”正是把这片土地打造成为“离梦想最近的地方”的重要因素：鼓励冒险、善待失败、精诚合作、共享成功，这样的环境让无数梦想者向往并投身其中。
硅谷极为优异的“创新生态环境”是其成功的根源。对国内来讲，只有完善了“政府、平台、产学研”相互开放、相互交流的创新网络，才能实现智力、技术、人才、资金的有机结合，加快创新步伐，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优势。
生物医学可“登月”
《支点》：未来，中国在哪些产业领域存在重大发展机遇？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应该如何把握这一机遇？
李戍：人类今后面临的巨大挑战有两个：一是社会老龄化面临的巨大社会负担，另一个是能源日益短缺及传统能源造成的全球变暖。由此可以想到的下一个工业革命是什么？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数十位两院院士共同提出建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他们提到下一次工业革命是在生命科学领域，而且中国有这个机会和实力。
展望不远的未来，如果把生命科学看作是人类登月般的突破，那么中国的机会在哪？现在还没有突破工业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缺乏“政产学研用”的连接。实际上中国产业研发从科学理论上讲是很出色的，但是后面的产业化政策和法规不完善，导致没办法推动。
如果说经济特区是带动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先驱，那么产学研生物技术临床基地则是带着中国走向世界生物技术大国的好模式。当前，像生物谷、医疗城等高新区，大多是给予企业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实际上这不属于革命性的政策。希望有胆识的地方政府能有所创新，在当地产生能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生物技术前列的临床基地，只要大胆去做，相信是能够做起来的。
何文君：在硅谷，8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很多成功的大企业也是由中小型企业发展、蜕变而来。在日本，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和能力提升的主要力量。有数据显示，在中国有超过5000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60%的经济总量、50%的税收，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不难看出，中小型企业才是区域经济的活力所在，中小企业的创新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力量。全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和支持中小企业，帮助他们孵化、成长、壮大。政府可以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发展软环境，给予更优惠的税负；金融机构可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解决融资难等问题；科研院所则应该更紧密地与这些中小企业保持联系，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成产业能力；园区建设运营企业就像是一条项链，把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元素串联起来，把自身当成是他们的服务商。总之，中小企业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耐住寂寞，长期培育。（支点杂志2013年9月刊）
嘉宾
曾宪章：美国百人会理事、玉山科技协会创始人之一
陈五福：智融创新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汪大总：春晖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戍：W.A再生医学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
黎怡杭：南京大学-纽约大学理工分校创新创业学院执行院长
何文君：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家之崛起，离不开城市之崛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座城市靠什么崛起？一座处于落后位置的城市又靠什么赶超？
无论是美国百人会的专家，还是华人华侨精英，再或是本土的企业家，他们的回答都指向四个字：创新创业。
“市场是全球化的，竞争也是全球化的”
《支点》：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衡量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和潜在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国，特别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美国相比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五福：一个城市的发展要找到自己的强项，然后再瞄准新的发展机会。该怎样去找到强项呢？就是要参与创新。创新对于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来说，要有定位。创新包括技术等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创新，但这并不是说每一样都要做到最好。比如小公司资源少，究竟要做什么产品？“人家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是我们常常作出的决定，其实这是最不好的策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样样都想做的结果便是样样都做不好。
暂时落后的城市不用气馁，就像中国的崛起之于世界，后来居上者会有新的机遇。如今，竞争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内部，而是全球化的竞争，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中部城市武汉为例，目标一定要瞄准世界第一，而不只是国家第一或湖北第一。不选择这条路，就走不出去，因为市场是全球化的，竞争也是全球化的。市场可以选择小而精准，但竞争没有选择。在市场竞争中，一个第一名会超过十个第二名，所以要想办法集中资源找到一个“全球第一名”的可行性。
曾宪章：最重要的一点，城市一定要成为创新中心。对此，我有三个建议，第一是要打造“自主创新型”高新区，高新区不仅要有定位，而且要定位在“世界高、世界新”，中国的高新区最初只是定位在“中国高、中国新”，这还远远不够。
第二是要设立创新基金，用以扶持重点产业。成都为了发展软件产业，每年投入1亿元作为软件产业的循环基金，用来培训软件人才、引进软件企业以及做CMMI认证。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从全国第十二名跃升至第四名。
第三是高科技发展需要搭建高速直通车，不要从零开始白白等待，而是应该借助国际影响力。比如，可以把“全球玉山科技模式”引入到中国来。当国内的城市与全球最大的科技平台对接后，可建立一条直通全球科技重镇的高速公路，能更快地吸引国际一流研发团队和项目。
用跨国并购加速国际化
《支点》：城市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支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内很多企业都有一定的原始积累，但现在遇到了做大做强的瓶颈，对此您有哪些“锦囊妙计”？
黎怡杭：对企业来说，当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型经济阶段后，高效益就有了新含义。比如卖茶叶，企业不仅需要知道客户喝什么品牌的茶，还要留意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喝茶。经济已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把客户带进来一起创造产品，得到客户想要的，这才符合创新2.0的思维——有创业想法的时候就要想到，这是不是客户需要的，然后再考察市场有多大，最后再决定是否开始创业。事实上，这个过程也是在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初创企业生产的产品其实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可重复性的商业模式，然后再以商业模式带动创业。
何文君：美国硅谷被认为是全球创新创业做得最好的地区。硅谷的科技创新成功经验大致可以归结为：科技园区实现产业与高知人群的聚集；模块化分工为创新企业提供高效的协作网络；风险投资基金为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支撑。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高新区还有很大的完善和发展空间。国内的科技园区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整体孵化能力与国际发达园区相比差距较大，科技园区应将“如何用超前的思维、创新的意识为入园企业提供增值服务”视为自身发展的生命线。风险投资基金也是衡量创新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硅谷的许多著名企业，如INTEL、YAHOO、思科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中国才刚刚起步，路还很长。
《支点》：如何让创新创业成为新时代企业发展的新引擎？
汪大总：有人说现在是第三次国际化。第一次发生在元朝的成吉思汗时期，以暴力和土地扩张为特点。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化时期，以贸易和工业发展为特征。当前这一次国际化是由跨国公司引领、以信息化为特征的进程。美国为什么牛？有大约36%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美国，真正引领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
每个企业在发展的时候，都要讲求差异化，这样才会具有竞争优势。国内的企业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优势，但与国际一些大企业相比，其国际化水平还相差较远。国际化的驱动力是经济一体化，这个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世界变小了，来往非常便利，人们一定会寻找到成本最低、最有效益的地方来从事生产。
国内的企业可采用跨国并购的办法加速国际化，国际上好的品牌、技术和产品，完全可以拿来“洋为中用”。纵观世界级大型企业的发展史，至少在美国没有一家不是使用了这种工具，比如通用公司在1931年就跨过大洋到欧洲并购德国欧宝，至今用的还是他们的技师。
“诸葛亮不会递简历给刘备”
《支点》：创新创业都是需要人才来支撑的，在培养和引进人才方面，政府该如何扮演好“伯乐”的角色？
汪大总：为什么中国目前仍处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关键在于缺乏人才。没有人才，国际化是走不出去的。国际化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简单总结为四个C。第一个C：Confidence，信心。名校学生之所以容易出成绩，是因为信心十足，比如康奈尔大学里的学生来自140多个国家，每天都能在高手云集的氛围中受到熏陶，确实给人增强信心。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于第二个C：Competence，知识和技能。中国有句古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知识要学得有深度和宽度。第三个C：Connections，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好的团队合作、光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好的情商与团队沟通。第四个C：Creativity，即培养创新理念，中国的教育很容易把人带进一个圈子里。有了这四个C，不论人在哪里，都能做得很出色，为中国的国际化作出贡献。 曾宪章：创新是绝对需要人才来支撑的。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国现在的人才政策非常好，但均属于被动式的人才政策，即政策定好之后，等着人才来报名。其实，真正的领军人才全世界都在抢，可能没有机会来报名。诸葛亮高卧隆中，他是不会递简历给刘备的。国内的城市需要研究一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找到方向之后，积极主动地去礼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一个城市的发展，还需要培养创新型的企业家。大家都知道，马云给杭州、马化腾给深圳，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力。对国内城市来说，应该花更多的心血和时间为各类人才提供有利于发挥他们创新才能的环境。纽约科技大学在南京建立的创新创业模式，以及北京的“摇篮计划”，都堪称“创新创业大学”的典范。
何文君：硅谷为什么能成功？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人才。从个体看，硅谷的企业家精神值得尊敬，他们的身上都透露着清晰的硅谷烙印：勇于进取、敢于冒险、脚踏实地、乐于合作，这些特质加上极高的智力因素，就容易走向成功。从社会环境来看，硅谷的“创新文化”正是把这片土地打造成为“离梦想最近的地方”的重要因素：鼓励冒险、善待失败、精诚合作、共享成功，这样的环境让无数梦想者向往并投身其中。
硅谷极为优异的“创新生态环境”是其成功的根源。对国内来讲，只有完善了“政府、平台、产学研”相互开放、相互交流的创新网络，才能实现智力、技术、人才、资金的有机结合，加快创新步伐，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优势。
生物医学可“登月”
《支点》：未来，中国在哪些产业领域存在重大发展机遇？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应该如何把握这一机遇？
李戍：人类今后面临的巨大挑战有两个：一是社会老龄化面临的巨大社会负担，另一个是能源日益短缺及传统能源造成的全球变暖。由此可以想到的下一个工业革命是什么？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数十位两院院士共同提出建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他们提到下一次工业革命是在生命科学领域，而且中国有这个机会和实力。
展望不远的未来，如果把生命科学看作是人类登月般的突破，那么中国的机会在哪？现在还没有突破工业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缺乏“政产学研用”的连接。实际上中国产业研发从科学理论上讲是很出色的，但是后面的产业化政策和法规不完善，导致没办法推动。
如果说经济特区是带动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先驱，那么产学研生物技术临床基地则是带着中国走向世界生物技术大国的好模式。当前，像生物谷、医疗城等高新区，大多是给予企业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实际上这不属于革命性的政策。希望有胆识的地方政府能有所创新，在当地产生能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生物技术前列的临床基地，只要大胆去做，相信是能够做起来的。
何文君：在硅谷，8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很多成功的大企业也是由中小型企业发展、蜕变而来。在日本，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和能力提升的主要力量。有数据显示，在中国有超过5000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60%的经济总量、50%的税收，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不难看出，中小型企业才是区域经济的活力所在，中小企业的创新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力量。全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和支持中小企业，帮助他们孵化、成长、壮大。政府可以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发展软环境，给予更优惠的税负；金融机构可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解决融资难等问题；科研院所则应该更紧密地与这些中小企业保持联系，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成产业能力；园区建设运营企业就像是一条项链，把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元素串联起来，把自身当成是他们的服务商。总之，中小企业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耐住寂寞，长期培育。（支点杂志2013年9月刊）